簡介

　　 丁盛（1913—1999），江西省于都縣人。1930年加入中國工農(nóng)紅軍。于1932年由中國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轉入中國共產(chǎn)黨。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任班長、連指導員，紅二十八軍組織科科長、二團政治委員。 　　抗日戰(zhàn)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O師三五八旅政治部助理員、科長，挺進軍七團政治委員，晉察冀教導二旅一團政治委員，熱遼縱隊二十七旅旅長。 　　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任二十四師師長，四十五軍一三五師師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曾任過副軍長、軍長，志愿軍軍長，新疆軍區(qū)副司令員兼生產(chǎn)建設兵團司令員，廣州軍區(qū)副司令員、司令員，南京軍區(qū)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chǎn)黨第九屆、第十屆中央委員。丁盛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勇將、戰(zhàn)將、闖將、悍將。丁盛17歲參加中國工農(nóng)紅軍，經(jīng)歷過無數(shù)次的戰(zhàn)斗洗禮，戰(zhàn)功累累，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99年9月25日，在廣州逝世。

年表

　　1913年，生于江西省于都縣。 　　1930年6月，加入中國工農(nóng)紅軍。 　　1932年，由團轉黨。 　　1935年11月—1936年2月，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wèi)局二科政委，參加長征。 　　1937年8月后，歷任八路軍旅政治部科長，團政委。 　　1945年4月，作為晉察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11月，歷任晉察冀軍區(qū)旅長，軍分區(qū)司令員，冀察熱遼軍區(qū)旅長，東北民主聯(lián)軍八縱二十四師師長，東野（四野）四十五軍一三五師師長。 　　1950年4月后，歷任四十五軍副軍長，軍長，五十四軍軍長。 　　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將軍銜，并被授予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1959年3月，組成“丁指”，指揮西藏平叛作戰(zhàn)。 　　1961年8月—1964年3月，中共成都軍區(qū)黨委常委。 　　1962年10月，再度組成“丁指”，指揮中印邊境自衛(wèi)反擊戰(zhàn)東段戰(zhàn)事。 　　1964年8月—1968年2月，新疆軍區(qū)副司令員、軍區(qū)黨委常委，新疆生產(chǎn)建設兵團第一副司令員、第二司令員。 　　1968年2月-1969年7月，廣州軍區(qū)副司令員。 　　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1977年3月）。 　　1969年7月-1973年12月，廣州軍區(qū)司令員，軍區(qū)黨委第一書記（1972年3月~1973年12月，并同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委會主任）。 　　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中央委員。 　　1973年12月—1977年3月，南京軍區(qū)司令員，軍區(qū)黨委第二書記（1974年10月—1977年3月）。 　　1977年3月，停職審查。 　　1982年7月，被令退出現(xiàn)役。10月，被開除黨籍。 　　1999年9月25日，在廣州逝世。

生平

　　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丁盛任班長、連指導員，紅28軍組織科科長、二團政治委員。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丁盛任八路軍120師358旅政治部助理員、科長，挺進軍七團政治委員，晉察冀教導二旅一團政治委員，熱遼縱隊27旅旅長。1938年10月，他率部作為主力團參加黃土嶺圍殲戰(zhàn)，為我軍取得擊斃包括號稱“名將之花”的日軍中將阿部規(guī)秀在內(nèi)共1400余名日軍的勝利做出了貢獻。1940年2月，丁盛任晉察冀軍區(qū)教導二旅一團政委，率部參加了著名的“百團大戰(zhàn)”，被日本人稱為“守路釘”。 　　解放戰(zhàn)爭時期，丁盛任24師師長，45軍135師師長。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他參加了保衛(wèi)四平、遼沈戰(zhàn)役、平津戰(zhàn)役等著名戰(zhàn)斗、戰(zhàn)役，然后率部南下參加了渡江戰(zhàn)役，為解放湘、鄂、粵做出了貢獻。1949年10月3日，白崇禧在衡寶線上布置了五個軍的兵力想和林彪決戰(zhàn)。林彪也命令所有主力部隊原地待命，待時與國軍決戰(zhàn)。但是，10月5日。丁盛的135師竟沒按命令行事：孤軍深入到了敵后。這樣一來，不僅打亂了林彪的部署更出乎敵人的意料之外。白崇禧慌亂中調(diào)集第七軍的主力四個師的兵力來打135師。連林彪都對135師的命運絕望了，但是，丁盛和他那英勇的部隊竟頑強地挺住了，更將敵人打敗了！林彪迅速改變了命令：全線進軍，并且對進攻部隊下達了指示：各兵團及各軍軍部只能收聽林彪給135師的命令而不能直接給135師下達命令。1949年10月6日午夜，國民黨軍隊全線潰退。1949年10月7日，衡寶戰(zhàn)役結束，桂系四個主力師被全殲。此戰(zhàn)，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后一支完整的軍事集團宣告滅亡，被劉伯承元帥稱為“腰斬七軍”。135師，這只落入虎口的羊被譽為了沖如羊群的猛虎。五十年后的今天，該部的全部戰(zhàn)車上還是畫著虎頭的標志。 　　1950年，丁盛入南京高級陸軍學院學習，在那里，他深受劉伯承元帥賞識。1952年，一只新番號的部隊在新中國誕生：第54軍。這只虎狼之師的傳奇還剛開始。丁盛任54軍第一任軍長。1953年6月，他奉命率部入朝作戰(zhàn)，參加了包括金城戰(zhàn)役的254次大小戰(zhàn)斗，取得了殲敵7000余人的戰(zhàn)績。1958年，作為最后一支離朝部隊，丁盛和他的士兵們回到國內(nèi)。難能可貴的是，丁盛在打仗上還是非常實事求是的。他明確指出我軍輕武器攻堅能力很弱，而且不適應高速化的美軍。后來他在廣州時私下透露朝鮮戰(zhàn)爭我軍損失兵力達70萬到100萬。 　　回國后，丁盛任新疆軍區(qū)副司令員兼生產(chǎn)建設兵團司令員，鎮(zhèn)守西北邊陲。征戰(zhàn)還在繼續(xù)，丁盛逐漸顯露出他狠辣的一面。1958年，甘肅回民騷亂，54軍奉命鎮(zhèn)壓，這是一場虎入羊群的殺戮。1959年，西藏叛亂，丁盛率54軍鎮(zhèn)壓。丁盛部違抗上級不許毀壞重要的宗教建筑的命令，竟把炮彈從布達拉宮的窗口射了進去。 　　1962年，中印戰(zhàn)爭爆發(fā)。這是一場真正的戰(zhàn)爭：丁盛和他的54軍面對的是參加過二次大戰(zhàn)的正規(guī)部隊。丁盛親自指揮了130師擊敗印軍主力第四軍，使印軍號稱參加過二戰(zhàn)擊敗“沙漠之狐”隆美爾軍團的榮譽部隊威風掃地。此戰(zhàn)是中印戰(zhàn)爭之最關鍵一戰(zhàn)也是最后一戰(zhàn)，史稱“瓦弄大捷”。直到今日，在印度的軍校里。模擬假想敵的番號仍然是“54”。對印戰(zhàn)爭軍事上的勝利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擊潰了阿三們一度膨脹的野心和自信心。那次戰(zhàn)爭印度心理上產(chǎn)生的恐中癥延續(xù)至今。1964年5月。丁盛被任命為新疆生產(chǎn)建設兵團第一副司令員。此時此刻的丁盛，想飛的心永遠不死。兩年后文革爆發(fā)，作為林彪的愛將，丁盛深深地卷入了政治旋渦。 　　1967年7月，丁盛任所謂“兵團住烏魯木齊八萬革命職工自衛(wèi)反擊制止武斗指揮部”總指揮。林彪對丁盛信任有加，黃永勝升任總參謀長后，丁盛在1968年2月被任命為廣州軍區(qū)司令員，他的飛黃騰達開始了。丁盛對林彪也是感激涕零，1969年4月，.九大召開。丁盛當選中央委員。 　　丁盛對文革中貶逐到廣州的老帥和領導如朱德，葉劍英態(tài)度冷淡，為自己將來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丁盛在文革中雖和林彪關系親密，但與其死黨不同，丁盛對林彪并不效死忠。70年毛澤東南巡倒林，召見丁盛等人談話兩次，權衡利弊，丁盛立即表示一顆紅心，這相當于切斷了林彪南逃的退路。 　　對于丁盛本人在“9·13事件”中的表現(xiàn)和態(tài)度，鄧穎超的秘書趙煒近年寫的回憶錄，倒是作了正面的肯定：“這天，錢嘉棟、趙茂峰、紀東和我都在辦公室里。下午，我們突然接到廣州軍區(qū)司令員丁盛的一個電話。丁司令員在電話中語調(diào)十分鄭重地說：請轉告總理，我們忠于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聽周總理的。周總理怎么說我就怎么辦，我們已經(jīng)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去辦了”。 　　而在“9·13事件”之后，當時的中央對于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這本身就是對“南逃廣州，另立中央”說的否定）。1972年3月，劉興元調(diào)成都軍區(qū)，丁盛增補為廣州軍區(qū)黨委第一書記，隨后并接替劉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委會主任。1973年8月，丁盛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備區(qū)司令員的周純麟，在他本人的所謂“封筆之作”中提及丁盛這位當年的上司時，稱他為“曾經(jīng)上過林彪賊船的丁盛”，比照史實，這自然是信口雌黃，惡意中傷了。 　　1973年12月，根據(jù)毛澤東的提議，八大軍司令員對調(diào)，丁盛與許世友互換位置，任南京軍區(qū)司令員。命令宣布后，毛澤東在京召見。與丁盛握手時，毛說：“你到廣州不久，把你換換吧”，又說：“你有心臟病，要注意休息”。丁很有點兒感激流涕，順從地點了點頭。 　　秉承其一貫的作風，丁盛到南京后，將軍區(qū)軍事工作抓得頗緊。到任后不及一月，即根據(jù)總參批示精神，制定了軍區(qū)的《加強戰(zhàn)備值班的暫行規(guī)定》，明確規(guī)定各級機關均要建立首長值班、作戰(zhàn)值班、部門值班、部（分）隊值班制度。 　　1976年3-5月，經(jīng)軍委批準，南京軍區(qū)共有三個軍級機關、四個師部、二十七個團進行了部署調(diào)整。5月，軍區(qū)發(fā)出《貫徹中央軍委關于加強東南沿海戰(zhàn)備工作的指示》，成立軍區(qū)浙東南前指，統(tǒng)一領導浙東南沿海戰(zhàn)備工作。7-8月，軍區(qū)組織了軍、師干部集訓，參加集訓共二百五十人。 　　8月8日，在視察完浙東南及舟山地區(qū)防務后，丁盛抵達上海稍事休息，住延安飯店。當時到滬治療皮膚病的軍區(qū)政委廖漢生，恰好也住此間。丁盛的厄運，也就肇源于這一天晚上。關于這個晚上，人稱“徐老三”的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徐景賢，后于1980年12月“兩案”審判時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所作“證詞”如是說：“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著從上海到北京參加衛(wèi)生部召開的一個會議的機會，向張春橋當面匯報了幾個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當時南京軍區(qū)司令員丁盛到上海以后，和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談情況。我對張春橋講，丁盛說六十軍靠不住，這個軍他指揮不動，現(xiàn)在這個軍的位置正好在南京、無錫、蘇州一線，對上海威脅很大，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我向張春橋匯報說，馬天水已經(jīng)向上海民兵增發(fā)了槍支，在我匯報的時候，張春橋聽得很仔細，還問了六十軍領導人的情況。談話結束時，張春橋叮囑說，要謹慎小心，要注意階級斗爭的動向”。代表官方觀點的《南京軍區(qū)大事記》則稱：“一九七六年毛澤東主席病重期間，江青反革命集團加快了陰謀奪權的步伐。八月八日晚，南京軍區(qū)司令員丁盛同江青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在上海延安飯店密談。他們談了在毛澤東逝世后可能打內(nèi)戰(zhàn)，并分析了駐上海附近部隊的情況。“這次密談后，‘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加快了準備武裝叛亂的步伐。八月十日，馬天水下令催發(fā)民兵武器，突擊發(fā)了各種槍七萬余支，火炮三百門，彈藥一千多萬發(fā)。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賢向張春橋密報了丁盛的主意和他們有所準備的情況。十月八日，‘四人幫’的上海余黨獲悉‘四人幫’被拘禁，即決定發(fā)動武裝叛亂”。 　　有人曾在丁盛生前曾當面向丁本人詢問過當晚的事情經(jīng)過，根據(jù)此人整理的訪問記錄，丁盛本人的版本大致如下： 　　這天晚上，丁看望過住在樓上的廖漢生，談了一會話，回來剛要睡下，廖的秘書秉告，廖明天要去華東醫(yī)院，請丁給上海市委去一電話，以期引起重視。丁不好推卻，便給上海市委值班室去電告之廖事，值班室即時報告了馬天水等，馬、徐、王三人當即趕來看望丁、廖。 　　三人一到，本來已欲休息的丁盛只得強打起精神應酬。寒暄幾句后，丁提及自己是從舟山過來，“過去我去過那里，看過一部分，但這次看得更完全。看來舟山群島對上海的防御，我是有把握的，形成個屏障，敵人如果從海上打來就肯定要失敗。不過長江以北及以東我還沒看過，那是個水網(wǎng)地帶，沒有舟山那樣的屏障，這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后還要去看看”（考慮到友人是一位女性，筆者不能保證她的以上丁盛談及軍事地理問題時記錄的準確性，但大意應該沒有問題的）。丁盛有個性格上的特點，熟人在一起時，他很坦然，很少說多余的話。而在外人面前，為免尷尬冷場，他的話反而還顯得多些。丁與這三人其實沒有什么交情，看這三人也不懂什么軍事上的事，便換了一個話題：“這次我從長江口進來，感到長江的水很淺，見到很多挖泥船在挖泥，你們?yōu)槭裁床豢梢栽诤u上修個深水碼頭，將外來貨物都卸在海島上，再用我們的船駁回上海，省得船只、貨物積壓造成罰款嘛”，馬天水客氣地點頭稱是。 　　馬隨后提及南京軍區(qū)在七月份召開的一次檢查批鄧情況的黨委擴大會議，稱會議開得好，要向軍區(qū)學習云云。丁笑了笑，沒有說什么話馬又說：“上海警備區(qū)一個副司令員董常云，聽說他思想有些不通，最近他出差去了，回來之后我們要批評他”。又問：“李寶奇是怎么來的？” 　　丁答：“上面派來的，也是我們軍區(qū)建議讓他來的”。丁想了想，反問馬天水：“這個人怎么樣？”馬：“他講話比較圓滑，與原來的劉耀宗不一樣，劉直來直去。他到哪里去了？”丁說，他有病休養(yǎng)去了，馬表態(tài)說，我們還是歡迎他回來工作.上海警備區(qū)名義上受軍區(qū)和市委的雙重領導，馬等“過問”一下，本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丁盛不喜歡背后議論干部，便將話題引開。隨后丁說：我這次來，是因為部隊要在杭州灣搞演習，要來很多人，如本軍區(qū)師以上干部、各大軍區(qū)、總部都要來人，到時候都住上海，估計安置有困難，除了延安飯店要將現(xiàn)有的房都騰出來外，可能還要借用市委的其他招待所，另外后勤如副食品供應、車輛方面，到時都要麻煩市委幫忙，此外，演習地點離市區(qū)兩個多小時，到時可能還得請你們派些民兵維持一下交通秩序。 　　此后，還談了點什么文工團演出、金山化工廠的事。臨告辭前，馬問了一句丁現(xiàn)在身體怎樣，丁說，還可以，就是有點心臟病，老毛病了。馬對徐景賢說，老徐，你到華東醫(yī)院安排一下，給丁司令檢查檢查。據(jù)丁說，隨后，丁領著他們?nèi)说綐巧狭螡h生處坐了一會。回到房間，他不一會便睡著了。丁盛做夢也沒想到，8月8日這一個晚上，會給他的后半生帶來云泥之別的巨大變化！ 　　徐景賢所“揭發(fā)”的“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是準備干什么？徐沒有往下說。《南京軍區(qū)大事記》直截了當說是“準備武裝叛亂”。丁盛雖在軍事上號稱“大膽將軍”，但政治上還算謹慎小心，他與馬、徐、王并無深交，可謂素昧平生，有什么理由在一次禮節(jié)性拜訪的閑談中，便與自己不熟悉的三個人去“密談”什么“有所準備”（潛臺詞就是“準備武裝叛亂”）？此其一。 　　丁盛其實什么都沒有做。這么說來，所謂“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與1971年“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對丁盛來說，都是子虛烏有的罪名。時任南京軍區(qū)政委的廖漢生，近年在其回憶錄中多處提及丁盛（還好，稱“丁盛司令員”），多少還算從側面反映了一些客觀事實。 　　關于8月8日這一個晚上，廖漢生說法有別：“9月初，軍區(qū)有人來上海看病。當天晚上，上海市的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就跑來看望。我住在同一層樓，在上海已經(jīng)住了1個月，他們從未來過。大概他們覺得有什么不妥，于是讓人向我通報：一會兒來看廖政委。 　　“他們幾個人在房間里從晚上7點多鐘一直談到10點多，還沒有出來。我本不想見他們，于是就關燈睡覺了。 　　“我剛剛躺下，就聽到他們一行人從房間里出來，推開我的臥室門，連著叫了幾遍：‘廖政委，廖政委……’ 　　“他們自言自語地說：‘睡著了，睡著了，以后再來看吧！’“第二天，徐景賢來看我，請我搬到錦江飯店去，說那里有冷氣，條件好一些，對治療有利。我謝絕了。”根據(jù)丁、徐及《南京軍區(qū)大事記》，這一晚應該是8月8日夜間，瘳說是9月初，顯然是記錯了。另廖說他是8月4日乘飛機抵達上海的，這距8月8日只有四天時間，說自己在上海市已經(jīng)住了1個月，他們從未來過，恐怕是言過其實。再說，丁盛不打電話，上海市委并不知道廖到了上海，知道了以后不是馬上趕來了嗎？不是第二天徐景賢又專門來請廖搬到錦江嗎？廖又說：“軍區(qū)有人來上海看病”，顯然是指丁盛，但丁盛已言明，他是視察完舟山后途經(jīng)上海的，并不是專門去上海看病。此外，廖說丁與馬等人“從晚上7點多鐘一直談到10點多”，而丁說他們是深夜才到的，廖說他們沒有進房，而丁說他們是進房談了一會兒。 　　這真是一個撲朔迷離、說不清、道不明的晚上！ 　　廖再說，1976年10月7日，“四人幫”被抓后第二天，軍委緊急通知：南京軍區(qū)丁盛、廖漢生，江蘇省委彭沖，許家屯立即乘專機到北京開會。當晚10時30分，軍委辦公廳通知馬上去開會，廖說：“我立即起身，匆匆下樓。其他幾個人也來到樓下，只有丁盛司令員還在澡盆里泡著呢，房間的門反鎖著。于是，我又派人上去敲門，好不容易才把他叫出來。” 　　當晚參加會議的，有華東各省市、湖北和南京、濟南、武漢三個軍區(qū)的負責人，華國鋒宣布，中央對“四人幫”采取了“堅決的措施”，全場爆發(fā)出熱列掌聲，這掌聲，應該也包括了丁盛的吧。 　　10月9日上午，彭沖、丁盛和廖漢生一起找周純麟談話，分析在“四人幫”被公開揭露以后上海可能會出現(xiàn)的情況。10月10日，彭丁、廖等返寧。到南京后，立即召集軍區(qū)常委、顧問、離休老干部作了傳達，晚上，又召集駐南京地區(qū)的陸、海、空軍和軍隊院校的軍以上單位負責人進行傳達。 　　根據(jù)廖漢生的以上描述，丁盛在粉碎“四人幫”之際并沒有“準備武裝叛亂”的反常活動和表現(xiàn)，相反，坦然得可以，要不，怎么還有心情在京西賓館的大澡盆里泡個老半天呢？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其后丁盛突然被拋了出來，究竟原因何在？自稱與丁盛“比較熟悉”的廖漢生，其中又起了什么作用？廖的回憶，始終沒有對此作出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交代。有人說，因為丁盛得罪了許世友自南京軍區(qū)成立始，許世友就將其視為自己的“地盤”。廖漢生在回憶錄中亦承認，許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謂不厲害：“僅以軍師職干部為例：被以‘5·16分子’名義從領導職位上搞下來的干部就多達32人，其中軍職13人，師職19人，被所謂辦學習班交代問題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還有趙俊、黃振東等多人；進行‘背靠背’審查的10人，其中軍職1人，師職9人；還有一些干部有所謂‘歷史問題’……”。丁盛到任后，根據(jù)軍區(qū)干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這傳到了許那里，據(jù)說，許十分不滿。有人說，因為丁盛得罪了葉劍英。 　　葉劍英的秘書張廷棟后來著書說，1969年10月下旬，“葉劍英被遷出北京，抱病輾轉于湖南長沙、岳陽、湘譚和廣州等地，受盡折磨”。當年底，在湖南安置的葉去廣州治牙疾，“到廣州后，廣州軍區(qū)的一些領導對葉劍英很冷淡，主要領導人根本不見葉劍英，而讓一位副參謀長出來安排葉劍英的住行。他們不讓葉劍英住原來住過的房子。……”。所謂主要領導人，指的是丁盛、劉興元。筆者不知道有關丁盛得罪葉、許的說法有沒有什么依據(jù)。不過可以確切知道的是，當丁盛急速從高位往下墜落時，落井下石者有之，而并無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雖已處處小心行事，但還是始終欠缺高層政治斗爭歷練，疏于防范（也可以說是防不勝防吧），為徐景賢這樣的肖小所誣陷，終釀成后半生的悲劇！高層政治，即便對于一個久經(jīng)沙場的軍人來說，不也是太險惡了嗎？ 　　據(jù)《南京軍區(qū)大事記》：1977年3月南京軍區(qū)舉行黨委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對積極投靠‘四人幫’的原南京軍區(qū)司令員丁盛進行了面對面的揭發(fā)批判”，隨后，任命南京軍區(qū)副司令員聶鳳智為司令員。 　　《大事記》又稱：“經(jīng)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準，中共南京軍區(qū)委員會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政干會字第119號命令，丁盛退出現(xiàn)役，由地方安置。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軍委紀委（1982）軍紀復字第105號批復：經(jīng)黨中央、中央軍委批準，同意開除丁盛的黨籍在接受審查后，他由一個統(tǒng)率千軍的將軍落馬成為一介平民。丁盛的一生功不可否，過不可諱，他的功過已由他自己的歷史作了評說。丁盛退出政壇后和妻子兒女們生活在一起，每天自由自在地逛街購物，居家過日。誰又能料到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就是當年風云一時的丁盛司令員……丁盛晚年，據(jù)說經(jīng)四野出身的總政主任于永波同意，由廣州軍區(qū)收回，按師級干部安置，惟政治待遇沒有任何變化（生活待遇倒還算有所改善）。然而，人民沒有忘記他。 　　據(jù)知情者說，1990年代，丁盛“仍以耄耋之年，時常應邀奔走于京津、贛粵桂瓊、滇川渝和魯豫等省市，他的老部下、老戰(zhàn)友，包括不少同他從未謀面均已轉業(yè)地方的干部戰(zhàn)士，聽說‘丁軍長’來了，看望者絡繹不絕，迎迓有加，情真意切，顯示了他的人格魅力。以在昆明、成都、重慶為例，他的老部下一家一家請他去住，去吃飯，陪他去游玩，簡直排不過來。他是從山城重慶調(diào)走的，舊地重游，軍隊和地方，凡是和他認識或有過交往的，還有大量的只聞其名，未謀其面的中青年人們，拜訪探視者竟日盈門，令人感懷不已！ 　　1999年9月25日，丁盛在廣州走完了他八十六個春秋的人生旅程。雖然官方諸多留難，即使在去世后的稱謂上，也處處設限——不能稱“同志”，不能提及前任職務，甚至，不能稱“紅軍戰(zhàn)士”……，但還是有數(shù)百位老戰(zhàn)友聞風而至，在聽到消息后，不約而同地參加了“丁盛老人”的告別儀式。告別大廳里，一對晚輩夫婦送來的一副挽聯(lián)，格外引人注目：“戰(zhàn)衡寶平西康攻瓦弄人稱大膽將軍，離新疆出廣東謫京滬眾謂落難英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