繆鉞(1904——1995),字彥威,江蘇溧陽人,著名歷史學家、文學家、教育家。
人物經歷 1904年12月6日(清光緒三十年甲辰十月三十日)生于直隸(今河北省)遷安縣,后隨家寓居保定。1922年先生中學畢業,考入北京大學文科。1924年北京大學文預科肄業。1924年冬,因父親逝世,先生遂輟學教書以贍養家人,從此開始了長達七十年的教學和治學生涯。抗日戰爭以前,先生先后任教干保定私立培德中學、志存中學、省立保定中學高中部,除每周教課十馀學時外,其余時間均刻苦自學,非星期天皆住校(據原培德中學學生任績先生回憶)。當時相與往還論學者,師長有張效直先生,友人有李濂鏜(杏南)、梁國常(鶴銓)、薛聲震(效寬)、高蘇垣諸君。在此期間,曾于1930年秋赴河南大學中文系任教授一年,與劉子植(節)先生過從頗密,深得切磋之益。1935年秋又曾赴廣州學海書院任教授及編纂一年,與譚其驤、龍榆生諸先生定交。抗戰軍興,先生攜家南下,經開封、武漢抵達重慶。時浙江大學已內遷至廣西宜山,先生于1938年應聘為浙大中文系副教授,兩年后升任教授,后隨浙大遷至貴州遵義。時浙大在竺可楨校長的執掌下,人才濟濟,與先生往來最密者有郭斌龢、譚其驤、蕭璋、錢寶琮、黎子耀、章俊之、陳逵等,外來學者至浙大短期講學與先生相得甚契者有馬一浮、劉永濟、錢穆諸人。抗戰勝利以后,先生因江浙物價昂貴,難以養家,未能隨浙大遷返杭州,而應華西協合大學之聘,到成都任該校中文系教授兼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同時兼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常與聞在宥、徐中舒、蒙文通、馮漢驥、葉石蓀(麐)先生往還論學。解放初,先生仍任原職。1952年院系調整,先生遂專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保定私立培德中學和保定私立志存中國文教員。后歷任河南大學中文系、廣州學海書院、浙江大學中文系教授、中國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古籍整理研究所名譽所長、歷史研究所學術顧問。先生從事中國古代史、中國古典文學、歷史文獻學的教學與科研工作70年,治學原以先秦諸子及古典文學為主,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后,轉而鉆研魏晉南北朝史,80年代以后,同時又再次致力于詞學研究。先生曾親承張爾田先生之教誨,同時深受王國維、陳寅恪二先生治學的影響,特別師法陳先生文史互證的方法,以史說文,以文證史。上世紀50年代,先生開始培養研究生。1981年,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準為首批博士生導師,為四川大學培養出第一位博士。
編輯本段人物成就
先生曾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學會、中國唐史學會、中國唐代文學會、中華詩詞學會等學術團體和學術機構的顧問。與人共同主編了《唐詩精華》、《中國野史集成》等專書,出版有《元遺山年譜匯纂》、《詩詞散論》、《杜牧詩選》、《三國志選》、《讀史存稿》、《杜牧傳》、《杜牧年譜》、《三國志選注》(主編)、《冰繭庵叢稿》、《靈溪詞說》(合著)、《三國志導讀》(主編)、《冰繭庵序跋輯存》、《冰繭庵剩稿》、《詞學古今談》(合著)等專著,發表論文120馀篇,多數收入上述各論文集。另有舊體詩詞集《冰繭庵詩詞稿》行世。《繆鉞全集》于2004年6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共八卷。1989年,先生榮獲國家教育委員會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學成果國家級特等獎。先生的專著曾多次榮獲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哲學社會優秀科研成果獎榮譽獎;1995年,《靈溪詞說》獲國家教育委員會全國高等學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一等獎。
編輯本段治學瑣言
觸眼峰巒亂稠疊,回頭脈絡盡分明——繆鉞治學瑣言
我一生中讀書治學,從事于教育與科研工作,迄今年已遲暮,碌碌無成,撫躬自思,殊覺愧赧。常有中、青年學人問我在治學方面有何心得。我說:"心得"還不敢說,在數十年的實踐過程中,多少還有一點經驗。拉雜寫出,名曰"瑣言"。
首先,一個人要想做學問,先練基本功是必要的。對于一個想研治文史的人來說,基本功就是關于文字、聲韻、訓詁、校勘、目錄學的基本知識。
我原籍是江蘇溧陽而生長于北方,家居保定。我五、六歲時開始認字,七、八歲時,從外祖父鄒蘅衫公讀《論語》、《孟子》,要求背誦。當時我對于書中的意義并不理解,但是詞句是背熟了的。這是我養成背書習慣的開始,對我后來很有影響。自從九歲插班入小學一直到十八歲中學畢業,這十年中,是我治學練基本功、打基礎的時期。
我家中藏書頗多,又得到我父親與學校教師的辛勤教誨,所以我從小時起就養成閱讀古書的興趣與能力。我從幼小時識字以后,就讀文言書,學寫文言文,很自然地逐漸熟練掌握古代漢語。我在小學、中學肄業時,校課清簡,寒暑假長,我充分利用這許多空閑時間,廣泛閱讀古書,包括經、史、子、集各方面,其中有少數是全讀、細讀的,而大多數則是選讀或略加翻檢。我在受教與自學過程中,逐漸懂得了一點治學方法。我父親說,目錄學是治學的門徑,教我先看《書目答問》,然后再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以這兩部書常置案頭,以供翻檢。在一個暑假中,我曾按照《書目答問》的體例,將家中藏書編了一本書目,我父親還寫了一篇序。我時常翻閱《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了解許多古書作者的身世,書的版本、內容、體例及其長短得失。我父親又說,讀古書必須懂訓詁、校勘,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在這方面造詣最精。所以我讀經書如《詩經》、《左傳》時,常檢讀《經義述聞》。王氏運用以聲音通訓詁的方法,對于古書中僻奧難解的詞句(其中有些是自漢朝以來的注家都沒有說清楚的),均能旁征曲喻,求得其本義確解。其見解之精辟,真能益人神智。段氏《說文解字注》,也是我經常檢閱的。讀段、王諸家之書,對于文字、訓詁,理解古書,雖然受益很大,但思想不免拘于字義章句之間,后來讀了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我才懂得又有所謂"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學,使我的思想豁然開朗。
我愛好古典文學出于天性,曾選讀《莊子》、《楚辭》、《史記》、《昭明文選》、陶淵明、杜甫、李商隱、黃庭堅、吳偉業諸家詩集以及各種重要的文章、詩、詞選本,如姚鼐《古文辭類纂》、王士禛《古詩選》、姚鼐《今體詩鈔》、沈德潛《唐詩別裁》、張惠言《詞選》等等。雖不盡解,卻很愛讀,名篇佳什,經常背誦。又練習寫作古文、駢文、詩、詞等,通過實踐,更能了解古人創作的甘苦、藝術手法以及其作品中所蘊含的深意微旨。對于史書,《資治通鑒》是我最愛讀而且熟讀的。(當我十二、三歲肄業于高小時,國文教師張卓園先生經常指導我讀課外書籍,他特別指出《資治通鑒》的重要,要我讀時以朱筆斷句,并且在小本中記下疑難與心得。)各種筆記、詩話、小說、戲曲等,我也極喜瀏覽,不但增廣知識,且可以在研讀經史之后,娛情遣興,以資調劑。《聊齋志異》、《紅樓夢》、《西廂記》、《桃花扇》等,我都看過,對于《聊齋志異》,尤其讀得熟。
以上是我在十八歲中學畢業之前十年中閱讀古書的情況。這些收獲雖然還很微薄,但是給我此后治學打下了一點基礎,也培養了熟練地讀文言古書的能力。我能夠相當快地閱讀古書,對于書中辭句,可以直接理解,并不需要在腦中將它們譯為現代語言。我父親思想開明,他本著"開卷有益"的想法,讓我隨意讀家中藏書,未做過任何限制,只是經常指導我練基本功。學校的教師也鼓勵我課外多讀書。我這時期,在文字、訓詁、目錄學諸方面雖然得到一點知識,但讀書很雜,隨興所至,無所謂主攻方向,更談不到有什么心得,也沒有想專門研治什么。
我中學畢業后考入北京大學,受教于當時的碩學通人,開拓眼界,啟發思想,茅塞頓開,獲益甚大。后來因為我父親逝世,家中經濟困難,我遂輟學教書,贍養家人。在數十年的教書生活中,游走四方,得到良師益友的教誨切磋,教學相長,繼續努力。
我的專業是文學與歷史。解放前,我在河南大學、浙江大學、華西大學等校教書共十余年,都是在中文系(只有在臨解放前的兩三年中,兼任川大歷史系的課),講授詩選、詞選、六朝文、杜詩、中國文學史等課程。解放后的三十余年中,我一直在四川大學歷史系任教,講授中國古代史(秦漢魏晉南北朝部分)、中國文學史、魏晉南北朝史專題、史學名著選讀等課,并講授關于古典詩詞的專題。我經常是結合教學從事科研,進行撰著。
我從小讀書,就對于文學與歷史都很感興趣。后來讀書多了,更認識到,文史結合是中國文化的優良傳統,古代許多著名學者往往如此,如司馬遷、班固、范曄、沈約、歐陽修、元好問等皆是。這種傳統一直保存下來。研究古代某一作家的作品與生平,必須熟習當時的歷史背景才能深入,此即所謂知人論世;而研究歷史,如能聯系文學作品,探索當時人的"心聲",則對于問題往往能有深刻而新穎的看法。我在教學與科研過程中,常是用文史結合的方法,觸類旁通,互相印證,涉獵既廣,探索漸深。我的專著與論文,多是在這種情況下撰寫出來的。
"熟讀深思"是我行之有效的一點經驗。重要的書,必須熟讀、精讀,最好能背誦(背誦其中精要部分),只靠泛泛瀏覽是不夠的。司馬光說:"書不可不成誦,或在馬上,或在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呂祖謙《呂氏家塾讀書記》)蘇軾也說:"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六《送安敦秀才失解西歸》)朱熹也說:"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又說:"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丘濬《朱子學的》"朱子論讀書法"條)這些都是古人治學的經驗之談,書一定要精讀熟讀。
我從幼小時起就養成背書的習慣。上文已提到,七、八歲時,外祖父教我讀《論語》、《孟子》,就要求背誦。讀高小時,國文教師講授古人文章,要求背誦,每星期背一篇。我自己讀書時,對于重要篇章,常是熟讀成誦,至于精美的文章或詩詞,更是喜歡反復朗誦,如同唱歌一樣,牢記在心(我十六、七歲時,能背誦《離騷》全文)。習慣久了,成為自然,記憶力亦愈用愈強,感覺背書非但不是苦事,而且是一種樂趣。讀書能夠背誦,確是受用無窮。原先不甚理解的,也漸漸能理解了;原先自以為已經理解的,再通過背誦,更能深入體會作者的用心而求得其精意微旨。瀏覽過的書,雖然也有印象,但總是不牢固,容易遺忘,要用時它也不來,而熟讀成誦的書,則變為自己的東西,召之即來,運用自如,在思考問題時,也容易聯想,左右逢源。
熟讀還必須與深思結合起來。讀書不僅是要多獲知識,而且應深入思索,發現疑難,加以解決,此即所謂讀書得間,也就是所謂有心得。朱熹在這方面有精辟的論述,他說:"讀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則漸漸有疑,中則節節是疑;過了這一番后,疑漸漸解,以至融會貫通,都無所疑,方始是學。"又說:"學者讀書,須是于無味處當致思焉。至于群疑并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宋元學案》卷四十八"晦翁學案")
讀書發現疑難問題之后,最初往往感到迷悶,未必即能解決。這就需要利用已有的知識,以比勘、聯想的方法,尋找線索,深入追蹤,再多看資料,多方論證。自己最初的假設可能是對的,也可能是錯的,也可能是部分對部分錯的。這樣,如剝蕉葉,如解連環,一層一層的深入下去,常能發前人之所未發,獲得可靠的創見。這種探索是很費力的,解決一個問題,往往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但一旦獲得解決,也是很大的快樂。古人治學,在這方面也有不少經驗之談。汪中說:"記誦之學,無過人者,獨于空曲交會之際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舉無疑滯,鉤深致隱,思若有神。"(劉咸炘輯《汪容甫遺文·與達官書》)惲敬也說:"夫古人之事往矣,其流傳記載,百不得一,在讀書者委蛇以入之,綜前后異同以處之,蓋未有無間隙可尋討者。"(《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二《陶靖節集書后》)他們所說的要"于空曲交會之際以求其不可知之事",要"委蛇以入之,綜前后異同以處之",也就是閻若璩所謂:"古人之事,應無不可考者,縱無正文,亦隱在書縫中,要須細心人一搜出耳。"(《潛邱札記》卷二)這就要求學者既有廣博的知識,又有豐富的聯想,觀察銳敏,思路靈活。
治學者如果只知道深入探索,還是不夠的,同時,又要求能站得高,看得遠,從大處著眼。黃庭堅說,陳師道"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脈絡"。(《后山詩注》卷首王云題記)所謂"知天下之脈絡",就是要求有遠見通識。司馬遷說自己寫《史記》要"通古今之變",也就是這個意思。我常對所培養的魏晉南北朝史專業研究生說:"你們研究的專業雖然是魏晉南北朝史,但是你們如果局限于這個范圍之內,魏晉南北朝時期中的許多問題,你們還是難以探索深透,必須上溯先秦、兩漢,下貫唐宋,才能看得更深、更遠、更透徹。"
古人治學的良好經驗與方法,可以給我們許多啟示,但是還必須通過自己的長期實踐,才能體會到其中甘苦,"如魚飲水,冷暖自知"。我曾經寫過一首《夜讀》詩,自述讀書治學之經驗。
少時佇興親書卷,如向深山踽踽行。觸眼峰巒亂稠疊,回頭脈絡盡分明。
九原隨會猶能作,并世揚云敢互輕?后世視今今視昔,夜燈下筆悟平生。
解放后,我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知道只有運用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才能對許多學術問題做出更為科學的論斷。不過,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結合豐富的資料,實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問題,還是很不容易的。我在這方面學習的還很不夠,應當繼續努力。
編輯本段論著目錄
專著
1. 繆鉞 元遺山年譜匯纂 1935年,鐘山書局,南京。(《國風》第7卷3、5號專
號)
2. 繆鉞 中國史上之民族詞人 1943年,青年出版社,重慶。
3. 繆鉞 詩詞散論 1948年,開明書店,上海。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4. 繆鉞 杜牧詩選 195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
5. 繆鉞 杜甫 1961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
6. 繆鉞 三國志選 1962年,中華書局,北京。
7. 繆鉞 讀史存稿 1963年,三聯書店,北京。
8. 繆鉞 杜牧傳 1977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
9. 繆鉞 杜牧年譜 1980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
10.繆鉞 三國志選注(主編) 1984年,中華書局,北京。
11.繆鉞 冰繭庵叢稿 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12.繆鉞 葉嘉瑩 靈溪詞說 198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90年,《國文天
地》雜志社,臺北。1993年,正中書局,臺北。
13.繆鉞 三國志導讀(主編) 1988年,巴蜀書社,成都。
14.繆鉞 冰繭庵序跋輯存 1989年,巴蜀書社,成都。
15.繆鉞 冰繭庵剩稿 1992年,四川大學出版社,成都。
16.繆鉞 葉嘉瑩 詞學古今談 1992年,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臺北。1993年,岳
麓書社,長沙。
17.繆鉞 冰繭庵序跋輯存(增補本) 1997年,文津出版社,臺北。
18.繆鉞 繆鉞說詞 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
文章
詮詩 《學衡》第69期,1929年5月
鮑明遠年譜 《文學月刊》第3卷第1 期,1932年5月
曹植杜甫誕生紀念 《大公報》1932年2月22 日《文學副刊》215 期
龔自珍誕生百四十年紀念 《大公報》1932年 5 月30日《文學副刊》230期
黃仲則逝世百五十年紀念 《大公報》1933年10月16日《文學副刊》302期
達辭篇 《國風》第5卷6、7合號,1934年10月
典籍述略 《國風》第5卷8號、9號,1934年11月
讀《吳宓詩集》題辭 《吳宓詩集》,1935年,中華書局,北京
《儒學》序 《國風》第8卷第8期,1936年8月
馬紹伯墓志銘 《禹貢》第6卷第1期,1936年9月
《遺山樂府》編年小箋 《詞學季刊》第3卷2期、3期,1936年6、9月
論詞 《思想與時代》第3期,1941年10月
論宋詩 《思想與時代》第3期,1941年10月
周代之“雅言” 《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1集,1941年
王粲行年考 《責善半月刊》2卷21期,1942年1月
何晏王弼事輯 《責善半月刊》2卷22期,1942年2月
六朝五言詩之流變 《益世報》1942年6月4日《文史副刊》8期
《文選》與《玉臺新詠》 《益世報》1942年6月25日《文史副刊》9期
讀《魏書》札記 《益世報》1942年11月26日《文史副刊》20期
《詩》三百篇纂輯考 《浙江大學文學院集刊》第3集,1943年
論辛稼軒詞 《思想與時代》第23期,1943年6月
論李義山詩 《思想與時代》第25期,1943年8月
王靜安與叔本華 《思想與時代》第26期1943年9月
李冶李治釋疑 《東方雜志》39卷16號,1943年10月
評郭沫若著《屈原研究》 《思想與時代》第29期,1943年12月
論李易安詞 《真理雜志》1卷1期,1944年1月
汪容甫誕生二百年紀念 《思想與時代》第30期,1944年1月
評賀麟譯斯賓諾沙《致知論》——兼論翻譯 《思想與時代》第1期,1944年2月
姜白石之文學批評及其作品 《思想與時代》第32期,1944年3月
讀《二程全書》 《思想與時代》第33期,1944年4月
六朝人之言談 《思想與時代》第34期,1944年5月
與錢賓四書——論戰國秦漢間新儒家 《思想與時代》第35期,1944年6月
論荀學 《思想與時代》36期,1944年7月
顏之推年譜 《真理雜志》1卷4期,1944年10月
歐陽永叔治學之精神 《思想與時代》第40期,1945年2月
先秦書中孔老關系諸史料之檢討 《中央日報》1946年6月18日《文史周刊》5期
《呂氏春秋》撰著考 《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6卷,1946年
《呂氏春秋》中之音樂理論 《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6卷,1946年
讀曹植《洛神賦》 《東南日報》1947年1 月16日《歷史與傳記》2期
《晉書·潘岳傳》疏證 《東南日報》1947年2月6日《歷史與傳記》4期
正始清談家對于政治之態度 《東南日報》1947年2月13日《歷史與傳記》5期
《呂氏春秋》錯簡 《中央日報》1947年2月17日《文史周刊》38期
與友人論《墨經》撰著時代 《中央日報》1947年2月17日《文史周刊》38期
《文選》賦箋 《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7卷,1947年9月
曹植與五言詩體 《文學雜志》第2卷12期,1948年8月
顏延之年譜 《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8卷,1948年9月
清談與魏晉政治 《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8卷,1948年9月
考證批評與創作——敬悼朱佩弦先生(自清) 《西方日報》1948年9月26日
南北朝之物價 《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9卷,1949年
北魏立三長年月考 《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9卷,1949年
東魏北齊政治上漢人與鮮卑之沖突 四川大學《史學論叢》第1期,1949年
北朝之鮮卑語 《中國文化研究匯刊》第10卷,1950年
《學林》副刊發刊詞 《工商導報》1951年1月1日
關于西晉的戶調式 《工商導報》1951年1月7日
我如何講授中國史與中國文學史 《人民川大》1953年6月11日
參加《紅樓夢研究》討論的一些體會 《人民川大》1954年12月29日
皮日休的事跡思想及其作品 《四川大學學報》1955年2期
論晚唐詩人杜牧 《四川大學學報》1956年1期
南朝漢人逃往少數民族地區的問題 《光明日報》1957年4月25日《史學副刊》106期
杜牧詩簡論 《光明日報》1957年6月23日《文學遺產》162期
談詩歌中語言藝術的精煉 《光明日報》1957年1月12日《文藝生活》
魏收年譜 《四川大學學報》1957年3期
女詞人李清照 《中國婦女》1957年4期
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新釋 《歷史研究》1958年1期
再論皮日休參加黃巢起義軍的問題 《歷史研究》1958年2期
《巴蜀文化初論》商榷 《四川大學學報》1959年4期
辛棄疾詞淺釋 《星星》1959年7期、8期
關于曹操的幾個問題 《曹操論集》,1960年,三聯書店,北京
讀鄭珍《巢經巢詩》 《光明日報》1960年3月13日《文學遺產》304期
顏之推的文學評論與作品 《光明日報》1961年1月22日《文學遺產 》348期
蜀漢的土地制度 《成都晚報》1961年3月22日
歐陽修作文勤于刪改 《四川文學》1961年4期
關于武則天的評價問題 《光明日報》1961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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