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紅彥上將
    閻紅彥（1909-1967），陜西省安定（今子長）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清澗起義。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國工農紅軍晉西游擊大隊副大隊長、大隊長，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第一支隊支隊長，紅軍陜甘游擊隊大隊長、總指揮。1934年赴蘇聯學習軍事。回國后，任沿河游擊隊司令員，紅30軍軍長。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留守兵團警備第三團團長，警備第一旅政治委員兼關中軍分區政治委員。

解放戰爭時期，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三縱隊副司令員、副政治委員，第二野戰軍三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川東人民行政公署主任兼川東軍區副政治委員，中共四川省委副書記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副書記兼中共重慶市委第一書記，成都軍區第一副政治委員，中共云南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治委員，云南省政協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處書記。是第一、二屆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八屆候補中央委員。
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于1967年1月8日在昆明不幸逝世，終年58歲。
    附錄：閻紅彥之死 1967年1月4日，云南省造反派頭目黃兆麒準備在昆明檢閱臺廣場召開批判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勒令閻紅彥到會接受批斗
為了保護閻紅彥，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在當天下午5時，把閻紅彥和夫人王騰波秘密送往昆明市郊一個軍事要地——小麥峪。小麥峪離昆明大約20里，那里山勢險峻，是一個秘密的軍事重地。云南造反派找不到閻紅彥，急急上告“中央文革”。
    1月8日凌晨1時，中共云南省委辦公廳響起北京長途電話。接電話的是中共云南省委副秘書長王甸，一聽電話，啊，來頭不小：“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要找閻紅彥！王甸當然知道閻紅彥的秘密行蹤，便給小麥峪掛電話。
    閻紅彥的秘書曹賢楨聽說陳伯達來長途電話，不敢怠慢，叫醒了閻紅彥，問他接不接電話？“把電話接過來！”閻紅彥翻身下床，拿起了電話耳機。不一會兒，電話耳機里響起了難懂的福建話。閻紅彥實在聽不懂。汪東興正在陳伯達那里，臨時由汪東興充任“翻譯”。
    陳伯達的話非常刻薄：“你不要像老鼠一樣躲在洞里，去見見革命群眾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錢？你沒有了命我負責賠你一條命！我可以給立個字據，你不要膽小，不要養尊處優，當老爺當慣了，見不得風雨。斗個一次兩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這就是中央的意見！”
    閻紅彥一聽，肺都氣炸了，激動地大聲道：“我就不承認你是代表中央講話！‘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高興？你們坐在北京，只知道亂發號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況？你們對云南的經濟建設怎么看？對邊疆怎么看？你們究竟想什么？把地方領導機關搞成這個樣子，怎么領導？你們這樣干下去，是要出亂子的！”
    陳伯達大罵閻紅彥“頑固”，他說：“中央‘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寫得明明白白的嘛，你還怕出亂子？要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澤東思想領導。你這么害怕群眾，難道要毛主席出來為你保命……”陳伯達說罷，掛斷了電話。
    陳伯達一席惡語，傷透了閻紅彥的心。閻紅彥無法再入眠，到隔壁房間里，對云南省長周興訴說了剛才陳伯達打來的電話。“我要進城，去見那些造反派！”閻紅彥氣呼呼地對周興說。“到天亮再說吧。”周興勸慰他。“殺我者，陳伯達、江青也！”閻紅彥恨恨地說出了這句話。當時，周興未聽出他話中的特殊含義。     清晨4點多，小麥峪響起汽車轟鳴聲。一大批造反派得知閻紅彥在小麥峪，從昆明趕來捉拿。秘書曹賢楨風風火火跑去報告閻紅彥。閻紅彥大約太累了，秘書大聲喊他，沒有應聲。秘書開燈一看，大吃一驚：閻紅彥自殺身亡！閻紅彥在臨死前，寫下了一張字條：“我是被陳伯達、江青逼死的。”
    事后才查明，閻紅彥是吞服了幾十片“眠爾通”而死的。閻紅彥之死，本來要登在當時給政治局常委看的內部刊物《要事簡報》上，陳伯達把消息刪去了，說用不著登，算不上是“要事”！
    直到漫漫長夜過去，閻紅彥的冤案才得以平反。1978年1月24日，閻紅彥的骨灰被迎放到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鄧小平、胡耀邦參加了閻紅彥骨灰安放儀式……（摘自《紀實文學大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