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瑄（1389年8月20日-1464年7月19日） 明代思想家，著名的理學大師，河東學派的創始人，字德溫，號敬軒，山西省河津縣里望鄉平原村（今萬榮縣里望鄉平原村）人。生于洪武二十二年八月十日（1389年8月20日），由于他曾在朱熹的白鹿洞講學，深受歡迎，所以人們尊稱他為“薛夫子”。進士出身，曾任大理寺正卿、禮部侍郎、翰林院學士等職，晚年辭官居家講學、著述。

認為理在氣中，不能離氣而獨立存在，稱“遍滿天下皆氣之充塞而理寓其中”，“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后”，“理氣無縫隙，故曰器亦道也，道亦器也”。但亦接受“理具于心”和“性即理”的觀點，承認物我內外同是一理，同是一性。

著有《讀書錄》、《薛文清集》。^[1]

　　薛瑄出身于教育世家。祖父薛仲義精通經史，因時值元末戰亂，不愿應考做官，大半生均在家鄉教書。父親薛貞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中舉后，歷任河北元氏、河南滎陽、河北玉田、河南鄢陵等縣的儒學教諭(近似今教育局長)達30余年，可稱得上是職業教育家。薛瑄因有良好的求學環境，再加上生性聰穎，在六七歲時便能對《小學》、四書熟習背誦，十一二歲就會寫詩作賦。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薛瑄的父親在任滎陽縣教諭時，河南布政司參政陳宗問前來巡視，在船上偶有感觸，隨口吟出“綠水無憂風皺面”，但一時想不出對句，便求教于在場官吏，結果無一人能夠對得上來。父親回家將此事告訴薛瑄，他稍加思索便道出“青山不老雪白頭”。陳宗問得知后，頗感驚奇，便親臨學舍看望，還索閱了他平時的詩作，稱他才學出眾，長大一定能成大器。

永樂十七年(公元1419年)，薛瑄的父親改任鄢陵縣教諭。年近30歲的他仍然隨父親求學。不過這時他已將主要精力用于研讀程朱理學，并泛及子史百家、天文地理等，而對科舉的學問并不感興趣。但事有蹊蹺，按照當時規定，凡教諭所在縣長期無人能考上舉人、貢生時，就要將其充發到邊遠地區服役。出于無奈，薛瑄只得聽從父命，于次年8月參加了河南全省鄉試，考中了庚子頭名解元；翌年，又赴京師參加了全國會試，登甲榜賜進士及第。從此便開始了他的從政生涯。

薛瑄從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開始，到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陸續居官24年，大多執掌法紀，如監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大理寺卿近似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期間他嚴于律己，勤廉從政，剛直不阿，執法如山，被譽為“光明俊偉”的清官。

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明宣宗擬重整風紀，在內閣首輔楊士奇等的舉薦下，薛瑄被任命為廣東道監察御史，并監湖廣銀場。湖廣銀場即沅州銀場，轄湘西10余縣20多處銀礦，有民夫50余萬人。這里多年管理混亂，貪污成風，亟待整治。薛瑄初上任時，深知肩負責任重大，便以唐詩“此鄉多寶玉，切莫厭清貧”自警。他輪流駐于沅州、辰溪和瀘溪等處，往復巡視，明察暗訪，承辦要案，特別是對貪污受賄者都一一上報革除官職，依法嚴懲。從而使府縣及銀場秩序井然，民眾夸贊不已。他在任三年，未回過一次家。離任時兩袖清風，正如他在詩中所說的那樣：“莫言白筆(古時七品以上官吏都以白色毛筆代發簪，此處代稱自己)南征久，贏得歸囊一物空”。

正統六年(公元1441年)，薛瑄就任大理寺少卿，參與刑獄案件審理。此時，身為司禮太監、把持朝政的王振，為了達到結黨營私、培植親信的目的，很快便派人向薛瑄贈送禮物并約請相見，但都被薛瑄托辭謝絕。朝中重臣楊士奇等見薛瑄性情耿直，恐被王振怪罪，都屢次勸他前往王府道謝。而他卻正色回答道：“安有受爵公朝，謝恩私室之理?吾不為耶!”不僅如此，群臣到東閣議事，公卿們見了王振都行跪拜禮，而唯有薛瑄行拱手禮，從此王振對他就更懷恨在心了。

薛瑄上任后盡心盡職，昭冤平反，僅四個多月就辦完了在錦衣衛(宮廷護衛軍)發生的10多起冤獄案。事有湊巧，薛瑄辦案期間，遇有這樣一起案件：錦衣衛有個已去世二年的軍官的小老婆美貌風流，與王振的侄兒、錦衣衛行事校尉王山私通，兩人想馬上成親，但軍官的大老婆賀氏以三年守孝期未滿為由，從中阻攔。結果引起兩人不滿。王山便唆使那軍官的小老婆狀告賀氏，說她用妖術悶死了自己的丈夫。于是由錦衣衛將賀氏扣押立案，由都察院御史獄審訊判成死罪。薛瑄發現其中有冤，多次要求經辦此案的監察御史復查平反，但那些人都因害怕得罪王振而借故推諉，只好又轉交刑部議處。待刑部查清確屬冤案后，薛瑄便憤然對諸監察御史以瀆職枉法進行了彈劾。這樣一來，便引起了錦衣衛指揮馬順和都察院都御史(主管監察御史的官吏)王文的強烈不滿，二人立即向王振大進讒言，王振聽后大怒，便令諫官彈劾薛瑄，以對當今朝廷不滿為由，定為死罪，下于錦衣衛獄中。薛瑄入獄后，許多人紛紛前往看望，但只見他泰然自若，仍手捧《周易》在專心致志地誦讀。通政史李錫知道后贊嘆說：“真鐵漢也!”午門會審時，由王文主審提問，薛瑄當即義正詞嚴地斥責他說：“你身為御史長官，自當迥避，安能問我!”羞得王文無言答對。薛瑄蒙冤，震動朝野，就連王振的老仆人也為之痛哭不已。王振見眾怒難犯，只好作出退讓。后經兵部尚書王偉等上抗疏申救，才免了薛瑄死罪，將他削官為民，放回故里。時過七年，也就是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這一冤案才得以平反。

薛瑄為官不但清廉律己，而且勤政愛民。他誠懇地指出：“為政以愛人為本。”“做官者，雖愚夫愚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以上均見《讀書錄》)他深刻闡明了愛民、養民；讓民眾富庶起來的重要性。他說：“財出于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見《從政名言》)正是在這種愛民思想的支配下，薛瑄做官期間不斷地為民請命，為民伸冤，動人事跡廣為流傳。

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復官不久的薛瑄奉命前往四川，協助巡撫僉都御史李匡平息川西苗彝作亂。期間，他親自到各處察看民情，發現當地貪官割剝、橫征暴斂，致使百姓生活困苦，冤抑難申，作亂主要由此引起。于是，他在作亂平息之后，便立即向朝廷奏本說：“番川遠夷，但當羈縻之，不宜責以貢賦?！彼信e事實說明苗彝等少數民族地區民力已竭，財力已盡，只有減少貢賦，才可不生變故。但朝廷對這一建議不置可否。一氣之下，他便向朝廷提出了辭官還鄉的請求。

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全國發生大饑荒。蘇州、松江一帶民眾紛紛向富戶借糧。但富戶們乘人之危，大抬糧價，囤積居奇，吝而不借。為此激起民怨，便發生了民眾群起搶富戶糧食、燒富戶房子的事件。朝廷派太保王文前往查處，王為了表功，一下便查抄平民500余戶，捕得200余人，并以謀反罪將其全部解京，奏請一齊問斬。不少大臣都認為這是一宗大冤案，但懾于王文權勢卻不敢提出異議，只有大理寺卿薛瑄向朝廷奏章辨冤。王文怒對別人說：“此老倔強猶昔!”但薛瑄卻莊重地表白道：“辨冤獲咎，死何憾焉!”最后經都察院官吏勘實，只嚴懲了為首者三四人。

天順元年(公元1457年)春，年已69歲的薛瑄得到了朝廷的重用，被任命為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學士，入內閣參與機務。起初，他還躊躇滿志地想為朝廷效力，每逢朝廷召見，都能坦誠直言，獻計獻策，屢次就行王道、重賢才、用群策等，陳述了自己的主張。但不久他便發現英宗皇帝平庸無能，對朝臣亂政束手無策，置正確意見于不顧，屈殺忠臣于謙，并令從南國購買獅子，玩物喪志。從此，他對振興朝政已毫無信心，想到還是“見幾而作”，致仕還鄉為好。于是便以老病為由接連上章，獲得允準后，第四天便離開京師，踏上歸程。這時，他高興地說：“吾道則亨也(意為我所推崇的道學思想可以順利地弘揚了)!”

薛瑄在致仕還鄉以后的日子里，一面聚眾講學，一面進一步深鉆細研正心復性理論，并進行更加嚴格的自我修養，使之達到了更高的境界。七年之后,也就是天順八年(公元1464年)的六月十五日（7月19日），他忽覺身體不適，遂將所寫文稿作了一番整理，之后伏案寫詩道：“土炕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窗日影紅，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唯覺性天通。”通字尚未寫完便與世長辭，時年七十六歲。

薛喧逝世后，朝廷派官吏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葬禮。次年春又頒下《奉天誥命》，根據薛瑄生前的功績，贈他為資善大夫、禮部尚書，謚號文清。隆慶五年(1571年)九月在薛瑄逝世107年后，朝廷降旨準予從祀孔廟(在孔廟內置神主牌位，隨從孔子受人祭祀的意思)，他終以精深的學問和崇高的品節，躋于名儒之列。為此，世人都尊稱他薛夫子。

薛瑄是明代有名的理學大師。永樂年間，青年時期的薛瑄便在元末著名學者徐懷玉、魏希文、王素亨等人的指導下，專心攻讀宋明理學，頗有造詣。從政以后，他更是勤學不輟，一有空閑，便親自抄錄《性理大全》一書(明成祖命胡廣編著)，認真讀誦，經常深夜才眠；尤其是冬天的夜晚，他不顧寒冷，仍然燃燭苦讀。他在讀書中，如有心得體會，便立即記載下來，后來記得多了，便集成《讀書錄》和《讀書續錄》，兩書共23卷，后成為薛瑄在理學方面的重要論著。

薛瑄推崇程朱理學，在思想上總的是同程朱理學一脈相承的，但又并非程朱理學的簡單延續，而是進一步完善和發展了程朱理學。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理無窮，故圣人立言亦無窮”的思想指導下，棄舊圖新，提出了不少具有唯物主義思想傾向的觀點，對明中葉興起的理學唯物主義思潮起到了首倡和先導作用。首先，他批判和改造了朱熹“理在氣先”和“理、氣決是二物”的唯心主義理氣觀，明確提出了“理在氣中，以氣為本”的新觀點。他反復強調：“理只在氣中，決不可分先后?！?見《讀書錄》)“理與氣一時俱有，不可分先后；若無氣，理定無止泊處。”同時，明確指出“理氣決是二物”的說法是錯誤的，他說：“理與氣無間亦無息?！薄袄須鉁喨欢鵁o間，若截理氣為二則非矣?！?以上均見《讀書續錄》)他堅持氣是構成宇宙萬事萬物最原始的物質本體的觀點，他說：“天地間只一氣。”“天地萬物皆氣聚而成形?！?均見《讀書錄》)以上這些論述都是非常正確，應該充分肯定的。

其次，薛瑄一貫倡導求實理、務實用的實學思想和學風，他不但明確提出了“實學”的概念，而且賦予了豐富的內涵。他說：“人于‘實’之一字，當念念不忘，隨時隨處省察于言行居處應事接物之間，心使一念一事皆出于實，斯有進德之地?！庇终f：“為學不在多言，亦顧務行如何耳!”他在強調行的重要性的同時，也肯定了知對行的指導作用，如說：“知理而行者，如白晝觀路分明而行，自無差錯；不知理而行者，如昏夜無所見而冥行，雖或偶有與路適合者，終未免有差也。”(以上均見《讀書錄》)由于薛瑄力倡“實學”，并一生躬行實踐，所以他的學說被時人稱為“篤實踐履之學”，他本人被譽為“實踐之儒”。

再次，“復性”說在薛瑄理學思想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薛瑄的“復性”說，雖積極維護程朱的“道統”觀念，本質上仍然是唯心主義的，但其中也不乏唯物主義觀點。如就“性”的本源來說，朱熹認為“性”是天賦，來自先天；而薛瑄則認為“性”是“理”，主要形成于后天。在對“復性”的具體解釋上，朱熹指出，“復性”就是要恢復人的本然之善的天性；薛瑄卻不然，他說“復性”就是要按理視、聽、言、動。不難看出，薛瑄的“復性”說，在很大程度上是對朱熹“復性”說的修正和完善。

薛瑄的學說對當時和后世的影響是很大的。他通過長期聚徒講學，按照自己的思想體系，培養造就了大量學者，創立了著稱于史的河東學派。在之后的一個多世紀里，河東學派不斷壯大，薛瑄弟子遍及山西、陜西、河南、湖北等地，他們在弘揚薛瑄思想學說和發展程朱理學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薛瑄是有素養的作家和詩人。他的文學作品有散文、雜文等260余篇，詩歌1570首，成就頗大。對于詩文寫作，他曾講道：“凡詩文出于真情則工，昔人所謂出肺腑者是也。故凡作詩文，皆以真情為主。”(見《讀書錄》)這就是說，凡是發自肺腑的、具有真情實感的作品，才能算得上是好作品。在寫作方法上，他主張要條理明白，要注重修辭，把文章寫得言簡意賅；他還強調，有了高深的涵養，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寫出好的文章。這些見解，無疑都是正確的、高明的。

薛瑄的散文、雜文大體可分為游記、隨感、對友人題贈以及寓言故事等。在寫作上大都結構嚴整，行文流暢，格調清新，寓意深刻。如《游龍門記》敘述簡潔明快，寫景繪聲繪色，給人以身臨其境之感，被稱為明代散文佳作，上世紀60年代曾被選入中學課本?！锻怂纪び洝?、《車窗記》都是觸景(物)生情，有感而發，在揭露貪污受賄、敗壞法紀等劣行的同時，不忘奉勸世人和勉勵自己勤廉從政、慎言慎行，說理充分，令人心悅誠服。

薛瑄很愛寫詩，凡行旅、登臨、居住、懷古、讀書、會友、贈別等，多有詩歌問世。對薛瑄的詩，清人紀曉嵐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給予了很高評價，曾稱：“大致沖淡高秀，吐言天授，往往有陶(淵明)韋(應物)之風。蓋有德有言，瑄足當之。”薛詩中不乏名篇、警句，如“天連巫峽常多雨，江過潯陽始上潮?！?見《沅州雜詩》)“庶官務割剝，不念遠人窮?！?見《有感》)“夜深風雪響侵門，繡被熏來睡正溫；忽念中林有樵者，獨慚余暖未能分。”(見《瀘溪冬夜》)“宦情似水年來淡，鄉思如旌日自懸?！薄巴澴祥w如天上，依舊清汾數頃田。”(見《舟中賦》)薛瑄的詩意境優美，形象生動，愛民之心，辭官之愿，躍然紙上，備受贊賞。近年，已有人對薛詩作了選編評著。

薛瑄的主要著作有：《文集（二十四卷）》、《讀書錄（十一卷）》、《理學粹言》、《從政名言》、《策問》、《讀書二錄》等。其中《讀書二錄》是集薛瑄理學思想大成的代表作，也是他平生所作讀書筆錄或讀書心得之集中總匯。

《明史·卷二百八十二》：薛瑄，字德溫，河津人。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元氏教諭。母齊，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性穎敏，甫就塾，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滎陽，瑄侍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既而聞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深于理學，貞乃并禮為瑄師。由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后貞復改官鄢陵?，u補鄢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母憂歸。

正統初還朝，尚書郭琎舉為山東提學僉事。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為講授。才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為薛夫子。王振語三楊：“吾鄉誰可為京卿者？”以瑄對，召為大理左少卿。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u正色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逼浜笞h事東閣，公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是銜瑄。

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u及同官辨其冤，三卻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及左、右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等受賄，并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末減有差。系獄待決，瑄讀《易》自如。子三人，愿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當行刑，振蒼頭忽泣于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也?！闭翊蟾袆?。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王偉亦申救，乃免。

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事竣，即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置之法。召改北寺。蘇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余人，瑄力辨其誣。文恚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王文、于謙下獄，下群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言于帝，后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關君德事。已，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乞骸骨。帝心重瑄，微嫌其老，乃許之歸。

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已教人，以復性為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十卷，平易簡切，皆自言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弘治中，給事中張九功請從祀文廟，詔祀于鄉。已，給事中楊廉請頒《讀書錄》于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學”。隆慶六年，允廷臣請，從祀先圣廟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