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士奇年幼時，家庭貧寒，父親早逝，更為孤兒寡母的生活雪上加霜。其母改嫁 楊士奇隨繼父羅性曾改姓羅，羅性不重視楊士奇，但是楊士奇的一個舉動改變了羅性對他的看法。一次羅家在祭祖，楊士奇突然想起了自己和父母顛沛流離的生活，而父親卻死在了看似沒有盡頭的征途上。他知道，羅性是不可能在桌上擺上楊士奇父親的神位的，于是，他撮土鑄成一個神牌，然后跪拜。這一切都被羅性看在了眼里。第二天，羅性對楊士奇說，他以后必成大器，不必跟自己姓羅了。（后羅性因罪充軍）

嚴酷的生活環境造就成他勤奮好學、堅韌不拔、寬容嚴謹的優秀品格。曾在湖廣江夏（今湖北武昌）等地授徒自給。建文元年（1399年），朝廷準備修撰《明太祖實錄》，從社會上征集文人參加。因學行出眾，楊士奇由王叔英引薦，以布衣身份進入翰林院，充當了編纂官。不久，吏部尚書張紞考察編纂工作，發現楊士奇是個難得的人才，便將其提拔為吳王府審理副。朱棣經過靖難之役登上了皇帝的寶座，為了保證政局的穩定，將楊士奇等人由翰林院選入內閣，參與國家的大政方針，同時楊士奇被晉升為翰林院侍講，正式開始了從政的生涯。

妙語助太子　永樂二年（1404年），機遇再次光顧了楊士奇，朱棣選拔他為輔助皇太子的官僚，于是他和后來的皇帝朱高熾結下了難得的師友之緣。不久，楊士奇晉升為左中允（正六品官）。永樂五年再次升任左諭德（從五品官），輔助左春坊大學士承擔太子的文件往還及學習的有關事務，同時兼任翰林院侍講，承擔為皇帝講讀經史的任務。朱棣由于對《周易》情有獨鐘，所以對楊士奇格外尊寵，楊士奇的仕途充滿了陽光與鮮花。

天有不測風云，楊士奇的仕途一度出現坎坷。朱棣即位之初，長子朱高熾、次子朱高煦、三子朱高燧皆有意爭奪皇太子之位，后來幾經周折，才確定長子為皇太子。朱棣卻偏偏對其頗有微 詞，寵愛悍勇好斗的朱高煦，這樣朱高煦和朱高燧公開表示不滿。在這場爭斗中，楊士奇自然無法置身事外，但他采取了靈活的策略。永樂九年朱棣北征回師，由于次子的讒言，有意找尋皇太子的過失，向楊士奇詢問朱高熾的情況。楊士奇并不執意為皇太子辯解，只是說太子仁孝，凡有事宗廟，祭物、祭器皆親閱，并舉例說：“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蒞祭。’左右請代。斥之曰：‘上以命我，我又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遍體，勿藥病自愈。”同時還總結說：“殿下天資高，即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下托。”無意中表彰了朱高熾寬厚仁愛的個性。結果在卷入爭奪太子位的大臣中，處境較好，雖被牽連下獄，但很快被釋放，不像解縉因此送了自己的性命，從而順利地度過了自己從政生涯的多事之秋。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去世，朱高熾即位，是為明仁宗，楊士奇被提拔為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按照封建禮儀，新皇帝應為過世的皇帝服喪二十七天。期滿的第二天，只 有皇帝和張輔、楊士奇三人仍著喪服上朝，滿朝文武皆更換服裝，由此朱高熾對楊士奇更加敬愛，逐步提拔他為少保、少傅，后又命他兼任兵部尚書，開啟了內閣直接插手六部具體行政事務的先例。不久，楊士奇成為內閣首輔，位次列于內閣其他同僚之上，逐漸填補了朱元璋廢除丞相后留下的巨大的權力真空。

楊士奇與仁宗皇帝關系極為融洽。朱高熾特地賜給楊士奇及楊榮、金幼孜和夏原吉每人一顆銀印，上刻“繩愆糾繆”的格言。楊士奇可以用此印密奏關于貴族甚至皇族胡作非為的案件，擁有了皇帝賜予的特權，對于及時有效地揭露貪污腐化、改善政治風氣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當時李慶建議朝廷將軍隊所屬多余軍馬給予地方官吏，楊士奇上疏反對，朱高熾為了不使他過多樹敵，故意沒有批準楊士奇的奏折，而借陜西按察使陳智上奏的機會駁回李慶的建議，君臣的相得由此可見一斑。楊士奇利用得天獨厚的條件極力促使朱高熾變成一個開明有為的君主。

朱高熾監國時，御史舒仲成曾得罪過他，他即位后便想將其治罪。楊士奇認為這樣做，將使言官不敢說話，朱高熾于是打消了自己的念頭。大理卿虞謙、大理少卿弋謙也因上疏言事得罪朱高熾，由于楊士奇的調解才沒有獲罪。言路因此得以暢通，下情得以上達。朱高熾即位后，許多文武大臣歌舞升平，楊士奇卻反其道而行之，讓他居安思危，看到“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民尚艱食”的社會現實。朱高熾甚為感激，特地創制了“楊貞一印”賞賜給他。朱高熾去世，楊士奇成為當然的首席顧命大臣。

洪熙元年（1425年），朱瞻基繼承皇位，是為宣宗，他既具備父親的文才，又具備祖父的武略。“三楊”繼續留任內閣，他們定期上朝覲見皇帝，討論較為迫切的具體事務。他們可以直接向皇帝呈遞密封的奏議，并對官員呈遞的奏議提出適當的答復，供皇帝御批，內閣由此成為皇帝與六部的橋梁，控制了決策權。

“三楊”中，楊榮以才識見長，做事果斷，精通邊防事務，曾隨朱棣遠征蒙古，但生活作風比較奢侈，邊疆的將官經常向他行賄。朱瞻基知道后，私下召見楊士奇，問他對此有何看法。楊士奇認為對于邊防事務， 楊榮比自己精通，所以不要因小過怪罪他。朱瞻基微笑著反駁說，你還為他辯解，他可是經常在我面前指責你的短處。楊士奇馬上說：“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明確懇求皇帝以對待自己的寬厚態度對待楊榮。不久楊榮得知了這一消息，非常慚愧，自此兩人便建立起親密無間的友誼，關系甚為融洽。

朱瞻基登基不久，他的叔父漢王朱高煦發動了武裝叛亂。朱瞻基在楊榮等人的強烈要求下御駕親征，叛亂很快被平定，朱高煦被處以酷刑。種種跡象表明，朱瞻基的又一叔父趙王朱高燧也與漢王的陰謀有所牽連，楊榮等人主張同加嚴懲。針對這種紛紜復雜的形勢，朱瞻基舉棋不定。楊士奇一方面摸透了皇帝的心理，另一方面考慮到政局的穩定，與楊榮針鋒相對，指出：“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之意乎？”朱瞻基最終采納了楊士奇的建議，沒有追究趙王的責任。趙王主動獻出護衛人馬，保全了性命，朝廷政局趨向了穩定。

朱瞻基即位后，還受到來自外部世界的挑戰，交阯繼續抵制明皇朝的統治。是繼續施加軍事壓力還是撤軍，明皇朝左右徘徊。吏部尚書蹇義和戶部尚書夏原吉與將領們主張采取進一步的軍事行動。楊士奇看到連年的征戰造成了國家財政的緊張、百姓的怨恨，于是和楊榮一道力主講和，認為可以讓交阯擁有更大的自治權。他們的主張正中朱瞻基下懷，于是決定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交阯的叛亂問題。后來幾經周折，朱瞻基勉強授予交阯的實際統治者黎利委任詔書和印璽，讓他“權署安南國事”，這樣既贏得了南部邊疆的安定，又為國家節約了大筆軍事開支，再次顯示了楊士奇的戰略眼光。

楊士奇在宣宗朝的貢獻更多地體現在內政建設上。長江下游是國家的財賦重心所在，沉重的賦稅導致了大量人口的出逃和農民的貧困，成為朝廷非常關心的問題。周干奉朱瞻基之命進行實地調查后，建議減少官田稅賦份額，打擊稅吏的貪污腐敗行為，楊士奇大力支持。戶部官員由于擔心減稅會造成國家財源的枯竭，因此極力反對。如何兼顧朝廷與農民的利益，楊士奇選拔了兩個干練的行政官員和財政專家周忱與況鐘去解決這一難題，周忱受權管理南直隸府，況鐘出任蘇州知府，他們進行了一系列的財政改革。

其一，設立以“金花銀”或棉布交納稅糧的制度，保證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時間，另外特定的折換率的定期調整也保證了國家財源的穩定。其二，征糧的衡量單位標準化，防止了稅吏的營私舞弊。其三，每個縣設糧倉貯藏征收的稅糧，防止糧長在自己的私宅內囤積糧食。其四，征收特定的附加稅，用于運輸通過運河直達京師的糧食。其五，在每個縣設濟農倉，儲藏地方官在豐年通過平糴法收集余糧，以便在遇到自然災害和歉收時分發。所有這些措施，基本上體現了藏富于地方、藏富于民的指導思想，從根本上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鞏固了朝廷的財源。

楊士奇還特別注意人才的選拔和政治的清明。他向朱瞻基積極建議，糾察貪官污吏，舉薦具備文才武略的人才，即使屬于刑家子孫也不例外，并且規定凡三品以上及二司官都要積極為朝廷推薦人才，以便鞏固朝廷的根基。楊士奇還身體力行，作出表率，如前述周忱和況鐘以及后來赫赫有名的于謙皆得力于他的引薦。在楊士奇等人的努力下，明皇朝一片安居樂業的社會景象。朱瞻基自然高興，每年歲首，他讓百官休息十天，自己和楊士奇等大學士賦詩唱和，幾乎可以稱得上國泰民安了。

宣德十年（1435年），朱瞻基去世，朱祁鎮即位，是為明英宗，張太皇太后行使攝政之權，極力倚重“三楊”，凡軍國大事皆請他們參決。同時她的同鄉宦官王振開始控制司禮監，與“三楊”相抗衡。年邁的楊士奇極力支撐危局，施展自己的才能，建議朝廷訓練士兵，鞏固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派文武鎮撫到各地考察民情，罷除派往各地的特務，減輕百姓的賦稅，放寬刑罰，加緊吏治的整頓，使明英宗統治初年繼續保持政治清明的局面。王振，少年時自閹進宮，是最早在內書堂受過嚴格的書本教育和行政訓練的太監之一。 朱祁鎮做太子時，他被派往東宮，成為太子的啟蒙老師，他為人狡黠，善于逢迎，贏得了朱祁鎮的歡心。朱祁鎮即位后，王振成為司禮監的秉筆太監之一，被親切地稱為“先生”。司禮監掌管皇城里的一切禮儀、刑事及管理當差、聽事等雜役，替皇帝管理內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答大小臣子上奏的一切公文。王振通過對英宗皇帝朱祁鎮的個人控制及司禮監的獨特權力開始干預朝政，給楊士奇為首的內閣造成極大的威脅。

王振還很快爭取到一批政治盟友，其中包括錦衣衛指揮馬順和他的外甥副指揮王山。錦衣衛因從事軍事以及情報和司法工作，成為皇帝手中最有效、最得力的工具之一，是皇權運作過程中的樞紐所在。此外，王振還贏得了兵部尚書徐晞和王冀的追隨，控制了明皇朝的軍事力量，開始向楊士奇等人進行挑戰。

王振首先攻擊楊士奇的盟友楊榮。楊榮好收受賄賂，使王振找到了借口。靖江王佐敬乘楊榮不在家時，私下送去一些金銀財寶，王振偵知后，必欲置楊榮于死地而后快。楊士奇不顧年老體衰，親自為楊榮向皇帝求情，才避免了災難。正統五年（1440年），楊榮去世，楊士奇更感勢單力薄。

其次，王振又把攻擊矛頭直指楊士奇。楊士奇的兒子楊稷因殺人，“橫虐數十事”，王振指使言官上奏皇帝，要求繩之以法。大臣們討論后將情況通報給楊士奇，楊士奇深感責任重大，請求皇帝準許自己辭職，朱祁鎮對他加以勸慰。

正統七年，張太皇太后去世，楊士奇更失去了最堅強的后盾，面對王振勢力的膨脹，他憂心如焚，積郁成疾。翌年，楊士奇撒手人寰，葬于今泰和縣澄江鎮杏嶺村北山坡上。詔贈左柱國太師，卒謚文貞。

精研目錄學。永樂初與解縉等七人同入內閣。宣宗時，皇帝視察“文淵閣”，與他討論圖書之事。正統間，上表奏道：“文淵閣所貯書籍，有祖宗御制、文集、及古今經史子集之書，臣等逐一點勘，編成書目，請用寶鈐識，永久藏庋”。正統六年（1441），他與馬愉，曹鼎等人編成《文淵閣書目》。舊本不分卷（《四庫全書》定為四卷）。著錄圖書7 297部。大多不著撰著人姓氏。書分39類，編20號，每號分數櫥，以千字文排次。由于著錄簡略，清人朱彝尊評其“不論考訂撰次，草率塞責，較之劉歆之《七略》、荀勖之《中經薪薄》，誠為有愧”。但該目在分類上，亦自成一格。姚名達論其“分類法雖陋，然能不守四部之成規，實開有明一代之風氣。”《四庫全書》評其“今閱百載，已散失無錄。唯籍此編之存，尚可略見一代之名數，則亦考古所不廢也。”該目在中國目錄學史和考明一代文化學術上，有一定價值和地位。嗜藏書，少家貧，曾經以雞換錢買書。生平“無他嗜好，獨好文籍及古法書”，自稱其先世藏書有數萬卷，元代毀于兵火。以后所入薪俸，悉以購書。歷十余年，經史子集略備，藏于“東里草堂”、“梅花閣”、“堯峰山莊”中。藏書印有“露陵楊士奇”、“東里草堂”等印。^[1]

明成祖即位后改編修，主修《明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

正統六年（1441年），楊士奇與馬愉、曹鼎等人編成《文淵閣書目》。舊本不分卷（《四庫全書》定為4卷）。著錄圖書7297部。大多不著撰著人姓氏。書分39類，編20號，每號分數櫥，以千字文排次。

另著有《三朝圣諭錄》三卷、《奏對錄》、《歷代名臣奏議》、《周易直指》十卷、《西巡扈從紀行錄》一卷，《北京紀行錄》二卷，《東里集》二十五卷，詩三卷。

明人王世貞對其詩評論說：“少師韻語妥協，聲度和平，如潦倒書生，雖復酬作馴雅，無復生氣。”大致概括了他的詩文特征。

其墓坐落在泰和縣澄江鎮城北杏嶺村北山坡上，贛粵高速公路泰和互通口下9公里可達。距吉安市區約42公里。始建于明正統九年。它背倚青山，前臨方塘，四周山花飄香，青松吐翠，風景秀美。墓坐西向東，墓園東西長約100米，南北寬約50米，占地約7.5畝，有短墻環護，氣勢非凡。1957年，楊士奇墓被列為江西省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可惜“文革”期間墓園部分建筑被毀。1986年，省文化廳撥款對被毀部分進行修復，至1988年竣工。自竣工之日起，楊士奇墓即開放，供人們游覽憑吊。同年被選入《中國名勝詞典》。

經過修葺的楊士奇墓，除守墓房和護墻尚未修復外，基本上恢復了原貌。墓園分為三個層次，可沿臺階自下而上，依次觀瞻。最下方平臺上立有兩支華表，頂端各有一鏤雕的小獅端坐其上。華表左側有一座碑亭，該亭平面吐方形，四面開卷頂窗。亭內有一碩大的石龜。背馱一塊高2.5米、寬0.94米的漢白玉石碑，此即英宗的御祭文碑。碑的上端有篆體"御祭"二字，并飾以圖案；其下為楷體碑文，皆陰刻。中間的平臺稍高，前端建有一座牌坊。牌坊三門四柱，下砌臺階，巍然矗立，雄偉壯觀；中匾浮雕的仁宗敕賜“與國咸休”四個行體大字。筆力雄鍵，赫然醒目，更使其流光溢彩。穿過牌坊，但見石俑、石馬、石獅佇立牌坊后墓堂兩邊，一座座雕刻精細，栩栩如生。 再拾級而上，便到達墓平臺。墓室為磚石結構，前端砌有呈“八”字形的擋土墻。墓封土高2.5米，直徑10米。墓前豎有"望碑"，亦為漢白玉石，正面陰刻“嗚呼，楊文貞之墓”幾個遒勁的楷體大字，背面為其生平簡介。整座墓園富麗、肅穆，凸顯明代墓葬的特色。^[2]

三疑“三楊”名實不符(摘自《北京青年報》，作者：付俊良)　“三楊”，即楊榮、楊溥、楊士奇，他們在任輔臣期間，安定邊防，整頓吏治，發展經濟，使明朝的國力繼續沿著鼎盛的軌道發展，并使明代閣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來的皇帝辦事員轉變為具有丞相性質的輔臣，他們因此被史家視為名臣。明人焦竑《玉堂叢語》卷七中有言：“正統間，文貞（楊士奇）為西楊，文敏（楊榮）為東楊，因居第別之。文定（楊溥）郡望，每書南郡，世遂稱南楊。西楊有相才，東楊有相業，南楊有相度。故論我朝賢相，必曰三楊。”可見他們在明代的影響。

但人無完人，在了解明代這一段歷史的過程中，筆者發現在“三楊”的所作所為之中，也有許多與“名臣”不相稱的地方。

《明太宗實錄》卷九下乙丑條中有這樣的一條記載：“上至金川門……時有執方孝孺來獻者，上指宮中煙焰謂孝孺曰‘此皆汝輩所為，汝罪何逃？’孝孺叩頭祈哀……”方孝孺是“ 靖難”中的名臣，因不與新皇帝（即永樂皇帝）合作，被滅了“十族”，創造了滅族的“歷史之最”。這是史實，但實錄中卻說他“叩頭祈哀”，而身為編修《太宗實錄》總裁官的“三楊”對此卻置若罔聞，這是名臣之所為嗎？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楊”楊士奇還有忘恩負義之嫌，《玉堂叢語》卷八《仇隙》中引有隆慶時的刑部尚書鄭淡泉的話：“方遜志寵任時，薦西楊，西楊修實錄，乃謗方叩頭乞余生”。方遜志就是方孝孺，建文元年受建文帝之命擔任修撰《太祖實錄》的總裁官，當時楊士奇只是一個讀書人，還沒有入仕，《明史》本傳說他被人舉薦參與修撰《太祖實錄》。聯系到當時方孝孺的身份以及鄭淡泉的話，看來推薦楊士奇的人就是方孝孺，但楊士奇在修《太宗實錄》的時候卻置事實于不顧，歪曲恩人，實乃有損“名臣”的形象。

有明一代，宦官活動極為猖獗，而首開宦官專政的是正統朝的太監王振。王振，山西蔚州（今河北蔚縣）人，進宮做了太監，英宗從小由他侍候，對他頗為信賴。英宗繼位的時候只有九歲，王振“狡黠得帝歡”，“導帝用重典御下”，“于是大臣下獄者不絕，而振得因以市權”（《明史·王振傳》）。英宗的祖母、太皇太后張氏覺察到王振的擅權，要把他殺掉，英宗跪下為他求情。看到皇帝下跪，站在旁邊的幾個大臣也跟著跪下求太皇太后不要殺王振。就這樣，本來利刃已經架到脖子上的王振幸免一死（《明史紀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而在那些下跪求情的大臣中就有經歷四朝的老臣“三楊”。

王振違背成憲（朱元璋定有“宦官不得干政”的祖制），擅權干政，連女流之輩的太皇太后都看出來了，欲維護祖制，而名臣“三楊”怎么就沒有一點兒意識呢？

正是因為這個王振，才有后來幾使大明陷入絕境的“土木之變”，明代宦官專權亂政的局面也從此愈演愈烈，直至明亡。

《明史》稱楊士奇有學行。有學行又居高位，楊士奇應該更會“齊家”，但也許是他光顧著國家了，自家的后院卻起了火，其子楊稷仰仗老爺子有權，傲慢無禮侵暴殺人，遭到了言官們的交章劾舉。礙于楊士奇的面子，皇上并沒有立即下旨治罪，但是接著又有人告他兒子“橫虐數十事”，皇帝這才下令查治。

好在此時，年老的楊士奇還沒有糊涂，為了避嫌，他以老疾告歸，皇帝也給了他十足的面子，安慰并且挽留他，楊士奇感激涕零，但畢竟事關兒子的死活，一代名臣最終憂郁而死。

楊士奇死后，其子楊稷被繩之以法。

飛雪初停酒未消，溪山深處踏瓊瑤。

不嫌寒氣侵入骨，貪看梅花過野橋。

小注：本詩是明代大臣楊士奇十四歲時所作。關于此詩的來由，還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楊士奇十四五歲時，一次與朋友陳孟潔一起去拜見他父親的好友劉伯川。當時正值寒冬，一場大雪過后，山明水秀的村莊田野變成了一個銀白的世界。三人酒酣耳熱，沿著小溪漫步。劉伯川讓兩個少年每人作詩一首，表達志向。楊士奇寫了以上這首詩，陳孟潔則寫了另外一首：“十年勤苦事雞窗，有志青云白玉堂。會待香風楊柳陌，紅樓爭看綠衣郎。”意思是說，自己從小刻苦讀書，等到自己中了進士或狀元，騎馬游街之時，那些官宦人家的女子一定會非常愛慕我，要爭著觀看我的風采。劉伯川笑著對他說：“十年寒窗，只是為了博得紅樓女子的一笑，日后當為風流進士。”對楊士奇的這首詩則說：“你的詩不失寒士本色，目前雖然如梅花處境貧寒，但將來必成大器，好好努力吧，可惜我看不到那天了。” 劉伯川卒后，孟潔果登第，為翰林庶吉士，而士奇官至少師。皆如伯川言。

【發淮安】

岸蓼疏紅水荇青，茨菰花白小如蓱。

雙鬟短袖慚人見，背立船頭自采菱。

楊白花，逐風起。

含霜弄雪太輕盈，蕩日搖春無定止。

樓中美人雙翠顰，坐見紛紛渡江水。

天長水闊花緲茫，一曲悲歌思千里。

巫山高高十二峰，連崖疊褵如游龍。

當時陽臺下神女，翠斂紅銷空處所。

朝朝峽里望氛氳，可憐猶似作行云。

相思已下沾裳淚，況復猿聲不可聞。

云凈天清紫翠浮，好山消盡越鄉愁。

行人如有江南興，馬上題詩入薊州。

去年侍從謁長陵，此日重來慟倍增。

春柳春花渾似昔，獻陵陵樹復層層。

君恩追憶不勝哀，老淚干枯病骨摧。

陵下一來腸一斷，余生知復幾回來。

西江南望渺天涯，歲歲清明不在家。

蕩日飄風無定著，亂人情思是楊花。

巴陵西畔楚江分，曾泛湖波望岳云。

借得君山小龍笛，月明吹向洞庭君。

漢陽磯上鼓初稀，煙柳昽昽一鵲飛。

乘月不知行處遠，滿江風露濕人衣。

【三十六灣】

湘陰縣南江水斜，春來兩岸無人家。

深林日午鳥啼歇，開遍滿山紅白花。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早孤，隨母適羅氏，已而復宗。貧甚。力學，授徒自給。多游湖、湘間，館江夏最久。建文初，集諸儒修《太祖實錄》，士奇已用薦征授教授當行，王叔英復以史才薦。遂召入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紞得士奇策，曰：“此非經生言也。”奏第一。授吳王府審理副，仍供館職。成祖即位，改編修。已，簡入內閣，典機務。數月進侍講。

永樂二年選宮僚，以士奇為左中允。五年進左諭德。士奇奉職甚謹，私居不言公事，雖至親厚不得聞。在帝前，舉止恭慎，善應對，言事輒中。人有小過，嘗為揜覆之。廣東布政使徐奇載嶺南土物饋廷臣，或得其目籍以進。帝閱無士奇名，召問。對曰：“奇赴廣時，群臣作詩文贈行，臣適病弗預，以故獨不及。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當無他意。”帝遽命毀籍。

六年，帝北巡，命與蹇義、黃淮留輔太子。太子喜文辭，贊善王汝玉以詩法進。士奇曰：“殿下當留意《六經》，暇則觀兩漢詔令。詩小技，不足為也。”太子稱善。初，帝起兵時，漢王數力戰有功。帝許以事成立為太子。既而不得立，怨望。帝又憐趙王年少，寵異之。由是兩王合而間太子，帝頗心動。九年還南京，召士奇問監國狀。士奇以孝敬對，且曰：“殿下天資高，即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下托。”帝悅。十一年正旦，日食。禮部尚書呂震請勿罷朝賀。侍郎儀智持不可。士奇亦引宋仁宗事力言之。遂罷賀。明年，帝北征。士奇仍輔太子居守。漢王譖太子益急。帝還，以迎駕緩，盡征東宮官黃淮等下獄。士奇后至，宥之。召問太子事。士奇頓首言：“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遲，皆臣等罪。”帝意解。行在諸臣交章劾士奇不當獨宥，遂下錦衣衛獄，尋釋之。

十四年，帝還京師，微聞漢王奪嫡謀及諸不軌狀，以問蹇義。義不對，乃問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侍東宮，外人無敢為臣兩人言漢王事者。然漢王兩遣就籓，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將徙都，輒請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帝默然，起還宮。居數日，帝盡得漢王事，削兩護衛，處之樂安。明年進士奇翰林學士，兼故官。十九年改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士。明年復坐輔導有闕，下錦衣衛獄，旬日而釋。

仁宗即位，擢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帝御便殿，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帝望見士奇，謂二人曰：“新華蓋學士來，必有讜言，試共聽之。”士奇入言：“恩詔減歲供甫下二日，惜薪司傳旨征棗八十萬斤，與前詔戾。”帝立命減其半。服制二十七日期滿，呂震請即吉。士奇不可。震厲聲叱之。蹇義兼取二說進。明日，帝素冠麻衣绖而視朝。廷臣惟士奇及英國公張輔服如之。朝罷，帝謂左右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所忍言，士奇執是也。”進少保，與同官楊榮、金幼孜并賜“繩愆糾繆”銀章，得密封言事。尋進少傅。

時籓司守令來朝，尚書李慶建議發軍伍余馬給有司，歲課其駒。士奇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后世。”帝許中旨罷之，已而寂然。士奇復力言。又不報。有頃，帝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真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為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辭矣。”手出陜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奇頓首謝。群臣習朝正旦儀，呂震請用樂，士奇與黃淮疏止。未報。士奇復奏，待庭中至夜漏十刻。報可。越日，帝召謂曰：“震每事誤朕，非卿等言，悔無及。”命兼兵部尚書，并食三祿。士奇辭尚書祿。

帝監國時，憾御史舒仲成，至是欲罪之。士奇曰：“陛下即位，詔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懼者眾矣。如漢景帝之待衛綰，不亦可乎。”帝即罷弗治。或有言大理卿虞謙言事不密。帝怒，降一官。士奇為白其罔，得復秩。又大理少卿弋謙以言事得罪。士奇曰：“謙應詔陳言。若加之罪，則群臣自此結舌矣。”帝立進謙副都御史，而下敕引過。

時有上書頌太平者，帝以示諸大臣，皆以為然。士奇獨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民尚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蹇義等曰：“朕待御等以至誠，望匡弼。惟士奇曾五上章，卿等皆無一言。豈果朝無闕政，天下太平耶？”諸臣慚謝。是年四月，帝賜士奇璽書曰：“往者朕膺監國之命，卿侍左右，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嘉謨入告，期予于治，正固不二，簡在朕心。茲創制‘楊貞，一印賜卿，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譽。”尋修《太宗實錄》，與黃淮、金幼孜、楊溥俱充總裁官。未幾，帝不豫，召士奇與蹇義、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敕召太子于南京。

宣宗即位，修《仁宗實錄》，仍充總裁。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帝親征，平之。師還，次獻縣之單家橋，侍郎陳山迎謁，言漢、趙二王實同心，請乘勢襲彰德執趙王。榮力贊決。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可欺乎？”榮厲聲曰：“汝欲撓大計耶！今逆黨言趙實與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太宗皇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將入諫，榮先入，士奇繼之，閽者不納。尋召義、原吉入。二人以士奇言白帝。帝初無罪趙意，移兵事得寢。比還京，帝思士奇言，謂曰：“今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毋惑群言。”帝曰：“吾欲封群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善，更得一璽書幸甚。”于是發使奉書至趙。趙王得書大喜。泣曰：“吾生矣。”即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始息。帝待趙王日益親而薄陳山。謂士奇曰：“趙王所以全，卿力也。”賜金幣。

時交阯數叛。屢發大軍征討，皆敗沒。交阯黎利遣人偽請立陳氏后。帝亦厭兵，欲許之。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以下，皆言與之無名，徒示弱天下。帝召士奇、榮謀。二人力言：“陛下恤民命以綏荒服，不為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為美談，不為示弱，許之便。”尋命擇使交阯者。蹇義薦伏伯安口辨。士奇曰：“言不忠信，雖蠻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國。”帝是之，別遣使。于是棄交阯，罷兵，歲省軍興巨萬。

五年春，帝奉皇太后謁陵，召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及士奇、榮、幼孜、溥，朝太后于行殿。太后慰勞之。帝又語士奇曰：“太后為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不憚觸忤，先帝能從，以不敗事。又誨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愿陛下念之。”尋敕鴻臚寺。士奇老有疾，趨朝或后，毋論奏。帝嘗微行，夜幸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自輕？”帝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后數日，獲二盜，有異謀。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后知卿之愛朕也。”帝以四方屢水旱，召士奇議下詔寬恤，免災傷租稅及官馬虧額者。士奇因請并蠲逋賦薪芻錢，減官田額，理冤滯，汰工役，以廣德意。民大悅。逾二年，帝謂士奇曰：“恤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恤者乎？”士奇曰：“前詔減官田租，戶部征如故。”帝怫然曰：“今首行之，廢格者論如法。”士奇復請撫逃民，察墨吏，舉文學、武勇之士，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又請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皆報可。當是時，帝勵精圖治，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有所論奏，帝皆虛懷聽納。帝之初即位也，內閣臣七人。陳山、張瑛以東宮舊恩入，不稱，出為他官。黃淮以疾致仕。金幼孜卒。閣中惟士奇、榮、溥三人。榮疏闿果毅，遇事敢為。數從成祖北征，能知邊將賢否、厄塞險易遠近、敵情順逆。然頗通饋遺，邊將歲時致良馬。帝頗知之，以問士奇。士奇力言：“榮曉暢邊務，臣等不及，不宜以小眚介意。”帝笑曰：“榮嘗短卿及原吉，卿乃為之地耶？”士奇曰：“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帝意乃解。其后，語稍稍聞，榮以此愧士奇，相得甚歡。帝亦益親厚之，先后所賜珍果、牢醴、金綺衣、幣、書器無算。

宣宗崩，英宗即位，方九齡。軍國大政關白太皇太后。太后推心任士奇、榮、溥三人，有事遣中使詣閣諮議，然后裁決。三人者亦自信，侃侃行意。士奇首請練士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分遣文武鎮撫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罷偵事校尉。又請以次蠲租稅，慎刑獄，嚴核百司。皆允行。正統之初，朝政清明，士奇等之力也。三年，《宣宗實錄》成，進少師。四年乞致仕。不允。敕歸省墓。未幾，還。

是時中官王振有寵于帝，漸預外庭事，導帝以嚴御下，大臣往往下獄。靖江王佐敬私饋榮金。榮先省墓，歸不之知。振欲借以傾榮，士奇力解之，得已。榮尋卒，士奇、溥益孤。其明年遂大興師征麓川，帑藏耗費，士馬物故者數萬。又明年，太皇太后崩，振勢益盛，大作威福，百官小有牴牾，輒執而系之。廷臣人人惴恐，士奇亦弗能制也。

士奇既耄，子稷傲很，嘗侵暴殺人。言官交章劾稷。朝議不即加法，封其狀示士奇。復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遂下之理。士奇以老疾在告。天子恐傷士奇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九年三月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有司乃論殺稷。

初，正統初，士奇言瓦剌漸強，將為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御。請于附近太仆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士奇歿未幾，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難，識者思其言。又雅善知人，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而于謙、周忱、況鍾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為世名臣云。

次子?道，以廕補尚寶丞。成化中，進太常少卿，掌司事。

楊士奇

廣東布政徐奇入覲，載嶺南藤簟，將以饋廷臣。邏者獲其單目以進。上視之，無楊士奇名，乃獨召之，問故。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眾皆作詩文贈行，故有此饋，臣時有病，無所作，不然，亦不免。今眾名雖具，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以無他。”上意解，即以單目付中官令毀之，一無所問。

此單一焚，而邏者喪氣，省縉紳中許多禍，且使人主無疑大臣之心。所全甚大。無智名，實大智也，豈唯厚道！

宋真宗時，有上書言官禁事者。上怒，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兇之說，欲付御史問狀。王旦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請并付獄。上意浸解，公遂至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上悔，復馳取之。公對：“已焚訖”，乃止。此事與文貞相類，都是舍身救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