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祥（？-1741）  陜西，云南省云南府昆明縣人，天章弟，康熙中從平西藏，授云南開化鎮總兵，擢江南提督。經世文編載有論馬政疏一篇。以總兵駐藏，后升松江提督。善畫虎，能文，所奏各折載雍正朱批上諭中難弟難兄不愧“滇中儒將”。

    先任把總

    康熙三十九年升任千總

    康熙四十一年貴州普安營守備

    康熙四十五年雲南武定營守備

    康熙五十一年永北鎮右營游擊

    康熙五十五年督標左營游擊

    康熙五十八年永北鎮中軍游擊

    康熙六十一年雲南廣羅協副將

    雍正元年都督同知

    雍正三年三月丁亥，升云南督標中軍副將南天祥為云南開化鎮總兵官，征藏于鹽井天主教堂設臺，令剛達寺喇嘛督率百姓轉輸糧餉”

    雍正五年(1727)六月十六日,南天祥派人將雍正帝的敕書帶到安南都龍關在三跪九叩的隆重場面中,杭奕祿宣讀了“賜地”敕諭。歷時三年多的雍正安南勘界案爭端結束了。雍正安南勘界案 ：雍正二年(1724)底,云南因開采開化府逢春里都竜銅礦而清查地界,最初發現安南方面以小賭咒河混稱原來為界的賭咒河,侵占內地土地、人口。經過多輪交涉，雍正四年決定立界建關，安南方面并不甘心,不斷上書清廷反對以此立界,但均遭到清朝方面的反駁。于是安南方面“交涉的態度由從前的辯解變為對抗,希望以此作為對云南官員的報復措施,以引起清廷的注意。 雍正五年(1727)六月十六日,南天祥派人將雍正帝的敕書帶到安南都龍關,但其土官黃文綏拒接迎領,理由是“我國王行文,凡天朝公文不許擅接,奏過國王方敢迎接。且總督發回我國文章,又行文申飭,所以我國王行文,凡云南公文一概不接”。由此引發了清朝沿邊官員的憤慨,主張對安南進行剿討。然而雍正帝的態度卻大出人意料,其對鄂爾泰奏折的批道:“備其不虞之逆則可,若進滅其國以復漢唐舊制,朕不忍也。朕縱不為天下先,此事原發在我,當日高其倬舉行此事,若先請而舉早無事矣,不應一面舉行原未奏聞,該國表文到來,朕方知也。又因初次安南國所奏進呈甚覺無禮,又便高其倬結此事實,因無奈曲從四十里鉛廠河立界請,便卿接任,亦不得已之事。朕當日一見該國王奏章,即知其此事必生釁端,接后卿數次之奏,所以有‘出朕之望外’之諭。朕再四籌畫,不如特遣天使申明事情大義,伊便少有不恭處,朕意當隱忍,再加詳悉開導,若必執迷戀此尺寸疆土,況系伊國數百年盤踞之地,論理論情皆不應為之事,便將此數十里地界賜他,無損于國體,更表朕之仁政也,何妨乎?”也就在此時,安南方面態度卻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派工部右侍郎阮仲意等迎接敕書,“敬備龍亭、儀仗,結隊出(都龍)關,恭迎天旨”,在鉛廠河關外“三跪九叩,山呼萬歲,鼓樂彩旌”,把敕書迎進都龍關,“赍赴宜京”。隨后,安南國王的陳謝表文,雍正皇帝認為此奏“感恩悔過,詞意虔誠”,于是決定“特沛殊恩,將云南督臣查出之地四十里賞賜該國王”,并派杭奕祿、任蘭枝前往宣諭。此旨一出,就連向來謹慎的鄂爾泰也表示反對,但是此時的雍正皇帝根本聽不進去。安南方面得知雍正皇帝將派杭奕祿、任蘭枝前來“賜地”,行文廣西巡撫韓良輔,稱“感戴天恩,喜逾望外”,并派范謙益等“迎接天使”。雍正五年六月十六日,在三跪九叩的隆重場面中,杭奕祿宣讀了“賜地”敕諭。就這樣,歷時三年多的爭端就戲劇性的結束了。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春，清廷派都察院左都御使查郎阿為正帥，護軍統領邁祿、西寧鎮總兵官周開捷副之，率領滿族官兵八千四百余人，自西寧出口進藏；命散秩大臣周瑛率川兵四千余人，自甘孜進藏；命云南鶴麗鎮總后官南天祥率滇軍三千人，自云南進藏。三路大軍共同用兵平亂。當時頗羅鼐正在后藏，他聞訊阿爾布巴發難后，立即組織了一支討伐軍，并聯合了康濟鼐之兄噶西鼐，合擊進兵拉薩，于雍正六年七月（１７２８年７月）在清大軍未抵拉薩之前擒獲了阿爾布巴等人。十月，清軍抵拉薩后，查郎阿和邁祿會同駐藏大臣僧格、瑪拉，根據他們所犯的罪行，將阿、隆、扎三噶倫及其家屬、支持者計十七人處以極刑，平息了這次內訌。

    雍正七年鶴麗鎮總兵，正月，西藏平。總兵南天祥領兵回云南。

    雍正十年升江南提督，11月江南提督南天祥上折，參奏喬世臣謊報江南土塘的工程質量，以及拖延興工時間。

    雍正間永北鎮總兵官(署理)

    雍正十二年宣化鎮總兵(署)，用直隸宣化總兵名義所寫奏折十六件。雍正朝是清代奏折發展的非常重要時期。由于當時實行嚴格的繳回朱批奏折制度，大部分滿漢文奏折得以保存下來，從而為清史和其他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原始檔案資料。地方官員身居地方，親臨百姓，處理所轄地區事務，是王朝統治的根脈，這不能不為清廷上層人物所重視。

    雍正十二年擔任江南提督，署理宣化鎮總兵的南天祥為浙江樂清南昇題寫了“勉承世德”匾。

    雍正十三年山西大同鎮總兵(署理)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提督江南、總兵官南天祥謹奏，為請嚴女戲之禁，以端風化，以清妓源事。

    乾隆元年丙辰（公元1736年）九月癸丑，上奏對于所轄區域必須親往查巡。諭、據江南提督南天祥奏稱、前奉世宗憲皇帝諭旨。各省營伍、必須武職大員、親身查察、庶可以除怠惰廢弛之弊。提督一官、節制全省、難以親身遍歷。至于總兵、分轄地方。不甚遼闊。嗣后各鎮臣有應行巡查之處、著奏聞請旨。欽此。欽遵在案。今江南崇明、狼山、二鎮、所轄地方、每年鎮臣俱遵例巡查。至于附近臣標之各營、臣可不時親往查閱。惟上江之徽州、寧國、池州、蕪采、廣德、等營、離臣駐劄之處甚遠。既無提鎮巡查、又不屬副將管轄。其操防勤惰、難以稽考。查江寧、安慶、兩協、各有副將一員。擬就近委令巡查。倘有廢弛不職之員、該副將據實揭參、以肅軍政。若各營營伍不致廢弛、軍裝并無虧短。亦令其具結呈送督臣、及提臣衙門、核明咨部。但該員往來、必需盤費。臣于每年酌量捐給、不令憂及資斧。倘有扶同徇隱之弊、臣當察訪會參等語。南天祥此奏是。著照所奏行。朕思各省營伍。離提鎮遼遠、不能親身稽查、與江南相類者、諒亦有之。著該部行文各省督撫、令其酌量地方營制、應如何令提鎮等、隔數年一次親身巡閱之處。妥協詳議具奏。

    乾隆元年丙辰（公元1736年）十一月甲午，江南提督南天祥上疏，言高郵等州縣、被水災后，米價涌貴，請將附近州縣存倉積谷，運往協濟平糶。戶部議覆應如所請。從之。

    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十二月十三日，在拿獲江南大賭棍顧恒吉時，指出這樣的賭棍一日不除，賭風就一日不能斂跡，賭風不知斂跡，地方必不能寧謐。認為賭博是盜賊之源，民間惡習，無過于賭博，沉迷其中，“則子弟欺其父兄，奴仆背其家主”，必然有害于家庭和睦及社會安定。

   乾隆元年至六年復任江南提督；江南提督系清制統率江南軍務的最高軍事長官，從一品。清順治二年（1645年）由蘇州總鎮統兵駐松江后，即建立江南提督衙署于松江（也稱提督江南昭武將軍府），由李成棟任江南提督。管理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四府各綠營兵營的軍務。并轄有提標中營中軍參將署、提標左營游擊署、提標右營游擊署、提標前營游擊署、提標后營游擊署、提標城守營游擊署，下轄金山衛、松江所、南匯所、青村所等。順治十八年（1661年），關中梁化風以平南明大軍北上有功，晉升為太子太保左都督，都督府仍設在松江，之后，又命為提督府。清康熙元年（1662年），江南提督統理江南全省的軍務。康熙十四年（1675年）設安徽提督管理上江七府（合江寧等府）營務，不久又改為江南提督管理下江七府營務，仍駐署在松江（上海的軍務也屬該提督管轄）。康熙十七年（1678年）裁去安徽提督名義，江南提督仍管江南全省軍務。乾隆年間又循舊制管理全省軍務。時江南提督為南天祥，衙署仍駐松江。當時江南提督節制三鎮（松江府、鎮江府、常州府）、二協〔太湖協（左、右兩營）及松北協〕、本標五營（左、右、中、前、后營，編有馬兵、守兵、戰兵等約3100名兵員）以及統制各地十六營（松江城守營、鎮江城守營等）。嘉慶八年（1803年）加安徽巡撫兼提督銜，節制安徽省軍務，江南提督的權限又限于下江各府縣本標、協、營外，江南提督還節制狼山（含揚州營、泰州營）及蘇松（駐崇明，轄本標三營及川沙、吳淞各營）兩鎮總兵。

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卒。（參云南昆明縣志，滇南書畫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