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疊生，又名崔杰生，字云松。生于1878年（戊寅年），歿于1958年11月13日，享年81歲。

據我父親講，爺爺的父親早年是西安城西門的城門官，武藝很好。庚子之亂后，西太后避亂西安，太爺爺由于在太后駕臨西安期間沒有出任何亂子，故在移駕回京之前，以官位對有關人員進行了賞賜，太爺爺官位升至城防官……詳細情況已不可考。

據爺爺的兩枚閑章結合起來，對爺爺生平有如下考證：

戊寅年（1878年）出生。

乙己年（1905年）爺爺留學日本，主修法律。

壬子年（1912年）學成回國并擔任陜西省財政廳廳長（即度支：主管財政收支的重要官職www.bjnsr.com.cn/doc/1730.doc 2004-4-29）。

癸丑年（1913年）至戊午年（1918年）任陜北觀察使，后又改稱道尹（道尹：民國時期的官名。民國三年（1914年）５月，袁世凱公布省、道、縣官制，分一省為數道，全國共九十三道，改各省觀察使為道尹，管理所轄各縣行政事務，隸屬省長。共任用由省民政長官經由國務總理呈請大總統特簡，十三年（1924年）６月，北洋政府內務部通令廢道制，裁撤道尹baidu.com/view/1138963.htm 2010-6-21）。

戊午年（1918年）任陜西省參議員至辛酉年（1921年）

閑章I: 生於戊寅  乙巳就學東瀛   壬子綰陝度支  癸丑備邊河套   戊午忝列議席   辛酉以後讀書課子

閑章II：調寄西江月 讀律東瀛七載 備邊河套三秋 關山湖海勌遨遊 贏得十年袖手 不尚華裝美槧 籍供遣日忘憂 半生此外別無求 願我子孫柌守

爺爺留學日本時已經27歲，已婚并育有兩子：崔孟博和崔仲遠。35歲歸國后，原配夫人付氏已歿，又續娶三原縣毛氏為妻，并育有老三崔叔嶠(1914年出生，我父親)，大姑崔？（1917年出生），四叔崔季穎（后改名崔堅1920出生）,二姑崔靜（1923年出生），五叔崔？（1926年出生，早夭），三姑崔嫻（1928），六叔崔庚午(1930)，七叔崔慰皖（1933年，時年爺爺在安徽為省主席馬凌甫幫忙做訓導主任）。

光緒31年（1905），陜西地方政府委派高等學堂分教刑部主事狄樓海主持陜省學子留學事宜，并委派興平知縣楊宜翰、候補通判方汝士、候補知縣姚文蔚、咸寧縣舉人毛昌杰、白河縣舉人秦善繼協助，從學童中選拔中學根基較深、性情沉穩者赴日留學。為了保證留學質量，要求官員仔細考察日本學校的辦學狀況及巡警工藝等科，以求學子不致荒疏時光而能學有所成，速收其效。此次官費派出馬凌甫、郗朝俊等30余人赴日學習，官籍子弟17人隨同自費前往。《東方雜志》專文報道此事：“陜西大吏近于關中師范學堂、宏道關中二高等學堂共選三十人往日本學習實業。此次挑選學生不憑考試辦法，頗為文明。此外，有自費十余人同往。”（陜西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楊潔：《清末陜西留學教育的發展》

本期留學日本的共有31人（自費加官費），爺爺考取的是官費留學資格（1911年6月18日備檔，2615號）早先在明治大學 專修法科，后又到早稻田大學學習并畢業于預科。同期赴日學習的還有后來大名鼎鼎的張鳳翙，他是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學習騎兵科。（雷博寧：清末陜西留日學生名薄）

爺爺在日本讀書期間即參加了日本的同盟會陜西分會的活動，比如和留日學生一起辦起了《關隴》刊物，《關隴》是“以提倡愛國精神，浚 瀹 普通知識為宗旨” （《陜西辛亥革命》(第二章 同盟會陜西分會的成立及紳商學界的愛國活動) ）。雖與當時革命刊物《夏聲》隱然形成對立之局，但對新文化的介紹和在輿論的鼓動上，實收相得益彰之效。（《陜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

爺爺1912年回到西安后即被西安起義后任“中華民國秦軍政分府”大都督的張鳳翙任命為陜西省的“度支使”，即掌管陜西地方財政的最高長官。

是年三月，鑒于辛亥革命后西北人才缺乏，張都督提出創立西北大學的主張，成立了“西北大學創設會”，自任會長。委員有：錢鴻鈞、馬凌甫、崔云松（我爺爺）、郗朝俊、譚耀唐……等人。“創設會”人員幾乎全是和我爺爺同期去日本留學歸國的人，創設會”建立后推錢鴻鈞（原陜西省法政學堂校長）為校長，爺爺任文科學長。（西北大學校史稿p3、p6）

爺爺在《送西北大學學生留學東瀛序》里，慨當時辦學之辛苦：“為建設人才計，為大局根本計，于點金乏術之時，勉為樸棫作人之舉，設立此校，招集英賢，試思去年有法政學校改為法政大學，擴為西北大學，其籌劃之苦，期望之深，有非言語可以形容者。……經此層層困難之階級，始有此校之成立，始有諸君之就學，始有選派諸君出洋之盛舉；然則吾陜之西北大學，苦學校也，經過之歷史，苦歷史也，諸君之入校肄業，苦學生也，此次之留學亦苦留學也。……旅居之費，皆吾鄉同胞之脂膏，不可以任意揮霍也。留學之目的為建設之預備，不可以畏難茍安也。”并一再勉勵大家“以期學成歸來，無負三秦父老昆仲之望。”“志向務須遠大，學科必求精深，毋蹈囂張之惡習，務求精進之實功，他日學就歸國，扶持世運，鞏固共和，行見太華增輝關輔生色，西北長城將惟諸君是賴。”（《西北大學校史稿》p5、p9）

1912年，爺爺與張鳳翙等共計136人共同創立了作為秦腔發展史上里程碑的“陜西易俗社”。易俗社的創立對陜西秦腔的“寓戲曲于教育，勸善懲惡，改良社會”，對破陳舊戲班的陳規舊俗，“啟迪民智”，起了很好作用。[班社細考]易俗社（秦腔戲考第一社）http://bbs.qinqiang.org/thread-2946996-1-1.html

爺爺“度支”任上一年左右的時間后，癸丑年（1913年），爺爺又被調往陜北榆林任觀察使。觀察使即是地方軍政長官，隸屬省長。1914年5月之后袁世凱改各省觀察使為道尹，分一省為數道，全國共九十三道，陜北道統轄23縣（榆林、神木、府谷、葭、米脂、橫山、靖邊、定邊、綏德、吳堡、清澗、延川、延長、膚施、安定、安塞、保安、洛川、甘泉、宜川、邸、中部、宜君）管理所轄各縣行政事務。

爺爺在榆林“備邊河套”期間， 1913年10月爺爺與當地官員等游紅石峽時，有鑒于蒙漢民族在歷史上長期紛爭不休，給人民帶來了沉重災難，為振興民國、祈民族統一，蒙漢人民和睦共處，情同一家的良好愿景，故題寫“漢蒙一家”四個大字。（左邊小字為：中華民國二年十月 陜北觀察使崔云松偕榆林縣知事趙毓寅，防軍長楊運桂，警長郝嘉玉，使署秘書張又拭、科長羅云章、翟明新、姚漢勛、涂鼎章暨科員等來游題）。

爺爺在陜北任職期間的其他情況目前無法考證，看來只有查閱當地地方志了。按照爺爺的《調寄西江月》所述，爺爺在榆林為官三年（備邊河套三秋）至1916年。

戊午年（1918年），爺爺任民國參議員，當時陜西省出任的參議員共三人，爺爺為其一，爺爺于是攜家眷赴北京任職至1921年。在北京任參議員期間，爺爺在北京東城區按院胡同置辦了14間房產并安排我父親和我四叔在北京讀書。之后，大約1931年爺爺離開北京，我父親和我四叔崔堅仍在北平讀書至抗戰爆發輾轉回西安。

爺爺1920年代初期為官基本賦閑，之后出任民國時期的一些閑職，也曾受留日同學馬凌甫之邀去安徽等地為官。據長輩回憶，曾任安徽省政府的秘書長之類職位，并為當地地方培訓縣長以上的官員。但時間應該并不很長，其余大部分時間是在讀書，有時或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休閑小住（所謂“關山湖海勌遨游”是也）。爺爺在此期間購置了許多線裝圖書、字畫和古玩金石等，在家里閱讀欣賞（“籍供遣日忘憂”），后成為當時西安有名的“四大藏書家”之一。抗戰期間，爺爺還出任了一段陜西省“萬字會”會長等社會職位，是為當時的社會名流了。

據《杜斌丞支持革命二三事》描述：“當時西安有八家在滿清時代都有功名的開明紳士，即所謂的“八大家”。他們是：武念堂、崔疊生、劉文伯、戴銘九、韓望塵、景梅九等，其中尤以武家和崔家影響最大。他們的子女也很進步，有的還是共產黨員。1936年10月，“西救”在西安南院門的民眾教育館召開魯迅追悼會，國民黨省黨部的特務和楊鎮亞的憲兵第六團不讓開，我們就把這些老先生請去坐在臺上，反動派對之毫無辦法，結果，會議開得很成功。
       西安事變放蔣后不久，大約是1937年三四月間，朱德、彭德懷等紅軍將領10多人，出根據地到外面開會，路過西安。“八大家”聯名具柬在蓮湖食堂(我黨地下工作的一個“點”)請客，有一位老先生握著朱德同志的手，心情非常激動，講了很多感人的話。他說：“你們共產黨真是了不起，蔣介石殺了你們幾百萬人，你們不記前仇，主張放蔣，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這樣的胸懷古今罕見，中華民族的一線希望就寄托在你們身上了。”后來紅軍將領又作了回請。回請的時候，周恩來同志、陳賡同志也在座。通過這次宴請，對團結西安上層人士和擴大紅軍影響，起了良好作用。”（《韓望塵的生平簡介》，《活躍在西安的“黨外布爾什維克”蔣自明》中亦有相關描述）

爺爺治家十分開明，注重子女的教育但不替子女選擇政治取向，比如將大兒子崔孟博和二兒子崔仲遠都送往日本讀書，兩個兒子分別都參加了革命，加入了共產黨。對其他的子女也是同樣，讀書、作學問的也有，參加革命去延安或參加南下部隊和抗美援朝的也有，爺爺絕少干涉。

 解放后，爺爺已72歲高齡，基本賦閑在家。大約1950年代前期，爺爺中風，半邊身子偏癱，外出活動都受到影響。每日里只是在家里念念經書，白天會會親戚和朋友，晚上乘人力包車到西安城內南院門聽聽京劇或是去易俗社看看秦腔。但爺爺沒有寫回憶錄，對自己過去的倥傯生涯也絕少提及，以至于爺爺的子女們對爺爺的具體生平和詳細情況都不甚了了。“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后，爺爺在北京和西安的房產等悉數被“社改”，只留有西安城里西南東梆子市街一院18間的房子與部分子女同住于此，靠子女孝敬、國家“統一經租”的租金和分紅利息補貼家用。

1958年11月13日，爺爺崔疊生仙逝于東梆子市街崔家院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