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在天津南開中學上學,1922年參加陜籍旅京學生的進步社團共進社,為《共進》半月刊撰寫了近十篇宣傳新文化、新思想和馬克思主義的文章。1923年,崔經于方舟介紹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加入中國共產。192 4年任團天津地方執委會執行委員,負責宣傳工作,在南開中學的陜籍學生中發展黨、團員,并做了一些建立黨、團支部的工作。1925年暑假回陜探親,和雷晉笙、呂佑乾等共產黨人組織了西安各界雪恥會,聲援“五卅”反帝愛國運動。
1926年,崔去日本留學,入東京明治大學,曾與三民主義學會、國家主義派作斗爭。1927年初回到上,被派往廣東黃埔軍官學校任政治教官。不久,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廣東也處于白色恐怖之。崔返回陜西,同中共組織接上了關系。7月上旬,中共陜西省委成立,崔任省委委員、常委,負責宣傳工作。同年夏,中共黨員史可軒、許權中率領的第二集團軍駐陜總司令部政治保衛隊和中山軍事學校師生共1000多人,被馮玉祥下令開往河南前線,欲乘機消滅。危急時刻,崔奉命趕到部隊傳達中共陜西省委的“想辦法,找機會,使部隊不出潼關,在渭河以北扎下根,找主求生,保存革命的有生力”的重要指示,為這支部隊后來參加渭華起義奠定了基礎。
1928年夏,崔經友人介紹到陜西省高等法院任書記官,又經原共進社社員羅端先的介紹,兼任陜西省教育廳編審。同年12月,崔被國民黨特務逮捕,關押在西安軍法處。同時被關押的還有李子洲、楊明軒、潘自力、朱茂青、李子健、李凌等約百人。經崔的父親斡旋奔走,崔被釋放出獄。1929年春崔任中山日報館編輯。不到半年,又被調到國民黨黨務指導委員會組織部任干事。不久,辭去職務,回北平賦閑。
1930年冬楊虎城任陜西省政府主席后,崔回陜任省政府秘書,旋被委任為秘書處第一科科長。南京當局指責楊虎城被共產黨分子包圍,對楊施加壓力,并提出了進行清洗的名單。南漢宸、王菊人先后被迫赴日,崔也離陜到北平。1934年崔到天津,與時駐天津的吉鴻昌、鄭思成來往密切。1935年回陜,做楊虎城和孫殿英之間的聯絡工作,并介紹南漢宸到孫殿英部。孫進攻寧夏失敗,崔、南又回到天津。
1935年至1936年西安事變前的一段時間,崔來往于西安、天津之間,把南漢宸對時局的意見,經王菊人傳達給楊虎城,促使楊接受中國共產黨聯合抗日的政策。西安事變時,崔被派到西安綏靖公署政治處組織科任科長。事變和平解決后,中共組織鑒于崔當時的狀況,提出讓他寫退黨聲明。他寫了退黨聲明,但同時表明,今后仍愿繼續為中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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