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燾年少時曾就讀于湘陰仰高書院、長沙岳麓書院。道光十五年（1835）中秀才，兩年后中舉。道光二十七年（1847）會試，得中二甲第三十九名進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

咸豐二年（1852）底，太平軍攻克武昌，浩蕩東下，咸豐帝飭令丁憂在藉的曾國藩興辦團練，曾數辭不允，郭嵩燾幾度登門，曾國藩終為所動，創辦湘軍，羅致郭嵩燾于幕中，出謀劃策、募捐籌餉，成為曾國藩的得力助手。

咸豐三年（1853）五月，郭嵩燾率湘軍赴江西援救楚軍江忠源部。經實戰觀察，郭嵩燾認為太平軍之所以攻無不克，多賴水軍，遂向江忠源上“編練水師議，忠源韙之，令其疏請敕湖南北、四川制戰船百余艘”。此舉使湘軍由劣勢轉為優勢，郭嵩燾因功授翰林院編修。此后三年，受曾國藩派遣赴湖南、浙江等處籌餉，曾途經上海，參觀外國人所辦圖書館和外國輪船，接觸了一些外國人，了解到西方的情況，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動。

咸豐八年（1858），郭嵩燾離開曾國藩幕府，入值上書房。次年，英法軍艦屯集天津大沽口外，郭嵩燾受命前往協助僧格林沁布置防務。臨行前，郭嵩燾將多年來對西方事務的思考具疏上奏，認為要“制御遠夷”，首先要了解外國情況，建議從廣東、上海、恰克圖、庫倫等地選派通曉外國語言的人才入京轉相傳司，并在天津設局，仿制西式戰艦以制夷。咸豐帝對此大感興趣，立即召見詢問具體方略。至大沽口后，因反對僧格林沁撤防北塘而辭去。

同治元年（1862），授蘇松糧儲道，旋遷兩淮鹽運使。次年，署理廣東巡撫，鎮壓廣東境內的太平軍殘部。五年（1866），因與兩廣總督瑞麟不合而罷官回籍，在長沙城南書院及思賢講舍講學。

光緒元年（1875）初，經軍機大臣文祥舉薦，再度出山，授福建按察使。時清政府籌議興辦洋務方略，郭嵩燾慨然命筆，講自己辦洋務的主張和觀點寫成《條陳海防事宜》上奏。認為將西方強盛歸結于船堅炮利是非常錯誤的，中國如果單純學習西方兵學“末技”，“如是以求自強，恐適足以自敝”。只有學習西方的政治和經濟，“先通商賈之氣，以立循用西方之基”，即發展中國的工商業才是出路。郭嵩燾因此名噪朝野。恰在此時，云南發生“馬嘉理案”，英國籍此要挾中國，要求中國派遣大員親往英國道歉，清政府最后制派郭嵩燾赴英“通好謝罪”。八月，清廷正式加授郭嵩燾為出使英國大臣，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駐外使節。消息傳開，頑固派紛紛指摘、譏諷，更有無聊文人編了一副對聯諷刺郭嵩燾：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只有李鴻章為他撐腰，說：“當世所識英豪，與洋務相近而知政體者，以筠仙（郭嵩燾的號）為最。”

由于中英尚未就馬嘉理案談判妥當，郭嵩燾出使延期。十一月四日，郭嵩燾署理兵部侍郎，上《請將滇撫岑毓英交部議處疏》，彈劾云南巡撫岑毓英，要求將對馬嘉理案負有直接責任的云南巡撫交部嚴處，奏折還抨擊了那些盲目自大，封閉守舊的官僚士大夫。自然郭嵩燾又遭到毀謗，“漢奸”、“貳臣”之類的指責咒罵，洶洶而至。后來慈禧太后曾數次召見郭嵩燾，多加勉勵。

光緒二年（1876）冬，郭嵩燾率副使劉錫鴻等隨員三十余人啟程赴英，在倫敦設立了使館。四年（1878）兼任駐法公使。赴英途中，郭嵩燾將沿途見聞記入日記《使西紀程》，盛贊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主張中國應研究、學習。后該書寄到總理衙門，不料遭到頑固派的攻擊、漫罵，直到郭嵩燾去世，該書仍未能公開發行。郭嵩燾到達英國后，非常留意英國的政治體制、教育和科學狀況，訪問了學校、博物館、圖書館、報社等，結識了眾多專家學者，并以六十高齡潛心學習外語。還將考察心得不斷寄回國內，提出很多中肯的建議。

三年（1877）八月，郭嵩燾出于保護華僑利益考慮，上奏清廷，建議在華僑集中的各埠設領事以護民，該建議得到清廷贊賞，翌年，即在新加坡、舊金山、橫濱等地設立領事館，以維護海外華僑的權益。同年10月16日應英國工廠主的邀請，訪問了在倫敦附近的電力廠。在參觀過程中，英國工廠主特意請郭嵩燾參觀剛剛發明不久的電話。這是他首次也是中國人第一次接觸到電話。電話安裝在相隔數十丈的上下樓內，郭嵩燾讓隨從張德彝到樓下去接聽，自己在樓上與其通話。“郭問‘聽聞乎？’張答到‘聽聞。’郭又問‘你知覺乎？’張應曰‘知覺。’郭又說‘請數數目字。’張依言而數曰‘一、二、三、四、五、六、七。’”郭嵩燾在日記中寫道：“其語言多者亦多不能明，惟此數者分明。”

在英國，郭嵩燾目睹英國國內的禁毒措施，不禁感慨萬千，兩次上疏要求嚴禁鴉片，并提出具體建議。郭嵩燾還從中外交涉日益廣泛的現實出發，建議總理衙門編纂《通商則例》發給各省并各國駐華公使，使在處理外交事務時有所參本。總理衙門接受了建議，后來雖未編成《通商則例》，但翻譯了大量西方法律規章備用。郭嵩燾出使期間，還處理了相當多的具體外交事件，并接待了中國第一批海軍留學生，與嚴復等建立了友誼。因郭嵩燾在對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分寸合度，處理外交事務合乎國際慣例，給駐在國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以致郭嵩燾卸任回國時，英、法兩國政府均依依難舍。

三年（1877）七月時，郭嵩燾與守舊頑固的副使兼駐德公使劉錫鴻發生激烈沖突。劉錫鴻暗中對郭多加詆毀，指責郭嵩燾有“三大罪”：

“游甲敦炮臺披洋人衣，即令凍死亦不當披。”

“見巴西國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主致敬？”

“柏金宮殿聽音樂屢取閱音樂單，仿效洋人之所為。”

劉錫鴻還公然在使館中揚言：“此京師所同指目為漢奸之人，我必不能容。”并又密劾郭嵩燾“十款”，極盡羅織誣陷之能事。，劉錫鴻指責郭嵩燾的罪狀，不僅是雞毛蒜皮，而且都合乎國際禮儀，并可印證英人所說郭為“所見東方最有教養者”的稱譽無誤。國內頑固派亦強烈響應，翰林院編修何金壽參劾他“有二心于英國，想對英國稱臣”等語。郭嵩燾憤然托病辭職。光緒五年（1879），郭嵩燾與繼任公使曾紀澤辦理完交接事務后，黯然回國，稱病回籍。5月5日乘船抵達長沙。由于湘陰發生守舊排外風潮，形勢頗為緊張；連用小火輪拖帶木船到省城都受到長沙、善化兩縣的阻止，大罵郭嵩燾“勾通洋人”的標語貼在大街之上。盡管郭嵩燾欽差使臣的官銜暫時尚未解除，而自巡撫以下的地方官員都“傲不為禮”。

郭嵩燾蟄居鄉野后，仍然關心國家大事，經常就時事外交上疏朝廷、致書李鴻章等重臣。晚年在湖南開設禁煙會，宣傳禁煙。郭嵩燾一直保持著大年初一賦詩一首以紀年的習慣。光緒九年（1883）正月初一，65歲的郭嵩燾在紀年詩中寫道：眼前萬事隨云變，鏡里衰顏借酒溫。身世蒼茫成感喟，盛衰反復與誰論？光緒十七年（1891年）病逝，終年73歲。李鴻章奏請朝廷宣付史館為郭立傳，并請賜謚。朝廷降旨曰：“郭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故不準立傳賜謚”

郭嵩燾著作有《養知書屋遺集》﹑《玉池老人自敘》﹑《史記札記》﹑《禮記質疑》等。其《倫敦與巴黎日記》，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標點出版﹐收入《走向世界叢書》。

【挽曾國藩】

擢拔無遺士，經綸天下才。

獨無書薦達，相對語諧詼。

吾道丘山重，天門閶闔開。

只今余二老，洋溢楚人哀。

【戲書小像】

世人欲殺定為才，迂拙頻遭反噬來。

學問半通官半顯，一生懷抱幾曾開。

傲慢疏慵不失真，唯余老態托傳神，

流芳百代千齡后，定識人間有此人。

【咸豐九年獻縣旅邸題壁】

人生都是可憐蟲，苦把蹉跎笑乃公；

奔走逢迎皆有術，大都如草只隨風。

【同治五年端午】

衰遲聞道未名家，生世波瀾豈有涯？

新漲光陰過小麥，故山夢寐見秋瓜。

人才丘壑違塵軌，歸計滄江理釣槎。

滿眼瘡痍心未展，更余情思寄蒹葭。

【悼亡兒剛基】

萬事凋殘物候新，世間誰是百年人？

獨悲曉暮纓紳寂，再見園林榆柳春。

雪霽山川渾似醉，夢回談笑總成塵。

飄零遺稿存無幾，憑仗文章自寫神。

【思念亡友劉蓉】

感逝傷離一泫然，江湖來去自年年。

孤舟日暮風吹樹，細雨春深水拍天。

近岸人家沽酒飲，傍山僧閣抱云眠。

生平留滯真吾分，棄置檣帆為汝憐。

【光緒十四年三月十日夜賦詩】

成仁取義生平志，老死柴門亦數然。

豈分三醫連四表，竟愁一藥送余年。

慚無身后完存稿，盡有人間未了緣。

家國友朋多負負，來生犬馬志猶堅。

【光緒十七年元旦賦詩】

六十年前辛卯日，人民和樂歲豐穰。

幾經江海懷襄勢，化作乾坤戰斗場。

今日朝廷真有道，古來事變渺無方。

升沉飽歷成衰病，回首人間憂患長。

【枕上作二首】

其一

及見曾劉歲丙申，笑談都與圣賢鄰。

兩公名業各千古，孤負江湖老病身。

其二

命在須臾病已深，醫家首難禍侵尋；

強持殘骨侵晨起，要識堅強篤老心。

光緒十七年病逝，葬于飄峰之塋(今汨羅市沙溪鎮劃江村)。十年浩劫時墓冢被毀，后由當地村民遷回原址——沙溪鎮劃江村。2011年1月24日郭嵩燾墓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2012年，汨羅市政府多方籌措資金，制定陵墓修繕復原方案，即將展開修繕。

近代中國面臨著社會和文化的全方位轉型，社會和文化的震蕩必然格外強烈，重重矛盾必然格外尖銳。在這跌宕起伏令人驚心動魄的歷史大潮中，郭嵩燾時時作為弄潮兒處于風口浪尖之上， 又不時被大浪拋開，無可奈何地成為觀潮者。他從最初的理想抱負到最終的失望潦落大起大落的戲劇性一生，當然與他個人落拓不羈的文人性情緊密相關，但更與時代的震蕩和矛盾緊緊相連。因此，他的一生又鮮明地反映出時代特征，反映出方生與未死之際先行者的歷史命運。

1818年，郭嵩燾出生在湖南湘陰一戶地主之家。這一年是清嘉慶二十三年，仍是“盛世”。就在此前，英國于1816年派阿美士德（W illiam Pitt Am h e rst）率使團來華要求與中國通商，卻被嘉慶皇帝堅拒，因為中國是無所不有的“天朝上國”，荒蠻之地的“狄夷”只能向“天朝”進貢，而無權與位于“天下之中”的中國“互通有無”。中國，依然沉浸在“華夏中心”論的迷夢中，對正在迅速變化的世界大勢毫無了解。誰能想到，“英夷”在20余年后竟悍然發動侵華的鴉片戰爭，憑借現代化的船堅炮利打敗堂堂天朝上國呢！

與當時所有的讀書人一樣，郭嵩燾從小就受傳統教育，走科舉功名的道路。1835年，18歲的郭嵩燾考中秀才，第二年進入著名的岳麓書院讀書。強調經世致用、堅忍不拔、不尚玄虛、摒棄浮詞是湘學傳統，歷史悠久的岳麓書院一直是湘學重鎮。作為“湖湘子弟”，郭氏本就受湘學影響不淺，而岳麓書院的學習使他受影響更深。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岳麓書院，他與曾國藩、劉蓉等相識，互相切磋學問、砥礪氣節，成為志同道合的至友。當然，他很可能想不到，與曾國藩的結交將影響到自己的命運。他可能更想不到，這批“湖湘子弟”即將成為中國近代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

但在傳統功名的道路上，郭嵩燾走得并不順利。雖然他在1837年考中舉人，但1838年、1840年接連兩次到北京參加會試都名落孫山，而曾國藩卻在1838年考中進士。在失意中，他只得接受友人的推薦，于1840年到杭州給浙江學政當幕僚。這次為幕時間雖然不長，但卻埋下了他以后思想偏離傳統的變化契機。因為當時正值鴉片戰爭爆發，浙江地處前線，他“親見浙江海防之失”，一向為“華夏”所看不起的“島夷”的船堅炮利，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并不甘于游幕生涯，又幾次赴京參加會試，終于在1847年第5次參加會試時考中進士，正式步入仕途。但不久他的雙親相繼去世，依定制他只能回家居喪。

或許，命運一定要安排郭嵩燾登上歷史舞臺。就在他回家居喪這幾年，正遇太平天國起義。1852年，太平軍由桂入湘，湖南官兵望風而逃。同樣鄉居的左宗棠、曾國藩對是否出山鎮壓太平天國都曾猶豫不決，而郭嵩燾則力勸他們出來建功立業。以后曾、左都成為功勛赫赫的名臣，他總以自己當年的“力促”為榮。勸他人出山，自己當然也難甘寂寞，隨后幾年，郭氏一直隨曾國藩參贊軍務，多有建樹。同時在官場中建立了一定的“關系”。1856年年末，他離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編修。

在京都，他深得權柄赫赫的戶部尚書肅順的賞識。肅順性情剛嚴，以敢于任事著稱，主張以嚴刑峻法改變當時吏治腐敗的狀況，屢興大獄，惟嚴是尚，排除異己，但由于他深得咸豐皇帝倚重，其他人對他是敢怒不敢言。與其他滿族權貴猜忌、排擠漢人不同，他卻主張重用漢族官僚，對以曾國藩為首的湘系尤其重視。由于肅順的推舉，郭嵩燾在不長的時間內就蒙咸豐帝數次召見，自然受寵若驚。咸豐帝對他的識見也頗賞識，命他入值南書房。南書房實際是皇帝的私人咨詢機關，入值南書房就意味著可以經常見到皇帝，參奏軍國大事。咸豐帝還對他說：“南齋司筆墨事卻無多，然所以命汝入南齋，卻不在辦筆墨，多讀有用書，勉力為有用人，他日仍當出辦軍務。”不久，咸豐帝就派他到天津前線隨僧格林沁幫辦防務。1859年年初，郭嵩燾來到天津。但僧格林沁這位蒙古王爺根本不把郭嵩燾放在眼里，對他非常冷淡。而郭嵩燾本就文人氣十足，再加自己是皇上親派，并且明確他與僧是“平行”，不是“隨同效用”，所以也咽不下這口氣，因此兩人合作極不愉快。1859年10月中旬，郭嵩燾又奉命前往煙臺等處海口查辦隱匿侵吞貿易稅收情況，僧格林沁派心腹李湘作為會辦隨行。雖然他無“欽差”之名，但所到之地大小官員都知道他是皇上親派檢查財務稅收的大員，因此對他的接待格外隆重，并都備有厚禮。沒想到郭嵩燾向來清廉方正，嚴于律己，規定“不住公館，不受飲食”，更不受禮。他的隨行人員因不能發財而怨氣十足，那些地方官也尷尬不滿，因為他破壞了官場腐敗已久的“游戲規則”。到山東沿海各縣后，他認真查賬，發現從縣官到普通差役幾乎人人貪污稅款，賄賂公行，而且稅外勒索嚴重驚人，超過正稅4倍之多。他立即采取種種有力措施整頓稅務，堵塞漏洞，并設局抽厘。這些措施嚴重侵犯了當地大小官吏的利益，他們自然極為怨恨。而設局抽厘又增加了新的名目，因為在政治嚴重腐敗的情況下，新任厘局紳董也一樣貪婪。結果厘局剛成立不久，就發生了福山縣商民怒搗厘局，打死新任紳董的騷亂。盡管如此，這次稅務整頓仍然大有成效，查整了一批貪官污吏，增加了政府稅收。但郭嵩燾萬萬沒有想到，正當他自以為有功于朝廷的時候，突得朝廷以他在山東查辦貿易不妥、交部議處的通知。原來，李湘一直在暗中監視郭嵩燾的舉動，隨時向僧格林沁匯報。郭嵩燾開設厘局后，李即向僧報告說如此大事竟未與他這個會辦商議便獨自決定。這個報告使原本就認為郭嵩燾目中無人的僧格林沁大為光火，認為不與自己派去的會辦商議實際是未把自己放在眼里，便在12月底以郭未與會辦李湘同辦、未與山東巡撫文煜面商便派紳士設局抽厘以致民變為由，上奏要求彈劾郭嵩燾。以僧格林沁的地位之尊，他的意見當然深為朝廷所重。而迂氣十足的郭嵩燾在處理山東沿海稅務時卻與山東巡撫文煜少有溝通協調，也使文煜很為不滿，站在僧氏一邊反對他。1860年元月，郭嵩燾被迫離開山東返京，悲嘆“虛費兩月搜討之功”，“忍苦耐勞，盡成一夢”（《玉池老人自敘》，第9頁）。返京途中他備受冷遇，與來時一路的隆重迎送恰成鮮明對照，使他飽嘗世態炎涼。

回京后，郭嵩燾受到“降二級調用”的處分，雖仍回南書房，但實際已是閑人，被冷落一旁。他在給曾國藩的信中抱怨說：“久與諸貴人周旋，語言進退，動輒生咎。”（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第157頁）其實，素有識人之明的曾國藩早在岳麓書院讀書時就認為郭嵩燾識見過人，但書生習氣過重，能著書立說，更是出主意的高參，卻不堪官場的“繁劇”。此番整頓山東沿海稅收的失敗，固然與郭嵩燾不知通權達變，不注意協調極為復雜的各方關系，認為只要嚴于律己一心為國，便可雷厲風行，不顧一切采取強硬措施反貪等有關，但根本原因還是社會、官場已從根腐敗，他的作為實際上是與整個社會風氣和官場成例沖突。其實，他在評價肅順屢興大獄、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時說得很清楚：“國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飾，而事皆內潰；非寬之失，顢頇之失也。”今一切以為寬而以嚴治之，究所舉發者，仍然例文之涂飾也，于所事之利病原委與所以救弊者未嘗講也。是以詔獄日繁而錮弊滋甚。”“向者之寬與今日之嚴，其為顢頇一也。顢頇而寬猶足養和平以為維系人心之本，顢頇而出之以嚴，而弊不可勝言矣。”“故某以為省繁刑而崇實政為今日之急務。”（《養知書屋文集》，第9卷）也就是說，根本原因在于“一切以為寬”，即吏制本身存在巨大缺漏，使各級官吏有機可乘，時時面對巨大的利益誘惑；而“向者之寬”，即吏治早已廢弛松懈，在這種環境中能長期抵擋巨大利益誘惑、潔身自好者畢竟不多，因此造成了“無官不貪”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突然僅用重典嚴懲的貪官污吏再多其實也只是少數，反使各級官員人人自危，這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錮弊滋甚”，很可能禍及自身。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途在于“崇實政”，即對制度本身進行改革，這樣才能既“省繁刑”，又使政治清明，統治穩定。此時，清政府面對的是自身的系統性腐敗。所謂系統性腐敗是指只有以腐敗作為潤滑劑，政府部門才能提供“正常”的公共服務。在這種系統性腐敗中，腐敗實際已經成為官員行事的常例，成為他們的一種生存手段，久而久之內化為一種不會引起內心道德沖突和愧疚感的規范，而不同流合污者必然受到系統性排斥，這反過來使腐敗更加嚴重、更加猖獗、更加根深蒂固。退一步說，在系統性腐敗中，即便是得到“圣上”的支持，嚴肅處理個別貪官也無濟于事，因為僅僅是孤立地處理一個又一個貪官，并不能遏制日益嚴重的系統性腐敗，更不能從根本上清除腐敗。

郭嵩燾或許不清楚，他自己的悲劇亦正在此。大概，這也是所有“生于末世”卻又不愿同流合污、不忍眼見“大廈傾”，因此只能憑一己之力起弊振衰的“清官”們的悲劇。縱然“才自清明志自高”，最終難免“運偏消”的結局。

1860年4月，被冷落一旁的郭嵩燾懷著孤憤郁悶的心情以回籍就醫為由黯然返鄉。在家鄉過了兩年的賦閑生活后，郭嵩燾又在眾人的勸說下，應練就淮軍不久、人手緊缺的李鴻章之邀，于1862年春再度出山，任蘇松糧道，不久又升任兩淮鹽運使。由于曾國藩、李鴻章的全力支持，郭嵩燾在兩淮理財順利，卓有成效。1863年秋，他又遽升經濟富裕、對外交往繁多因此地位重要的廣東巡撫，詔賞三品頂戴。不到兩年而升此高位，可謂官運亨通，他也決心有所作為，不負朝廷知遇之恩。但在廣東巡撫任上，他又因耿直招怨，與前后兩任同駐廣州的兩廣總督矛盾重重，與進粵“會剿”太平軍余部、一向意氣用事的老友左宗棠也頓生齟齬。在錯綜復雜的種種矛盾之中，郭嵩燾左支右絀，最終在1866年6月解任下臺，再次開始歸鄉閑居生活，而這次長達8年之久。

雖然歸鄉隱居，但郭嵩燾仍時刻關心時局，為國家前途擔憂。 這八年中，洋務運動正沖破守舊勢力的巨大阻力，逐步發展。這八年中，中國面臨的國際形勢更加險惡，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甚至連一向為中國看不起的日本也在1874年侵略臺灣，迫使清政府賠償五十萬兩白銀方從臺灣撤兵。無論愿意不愿意，清政府的對外“交往”越來越多，迫切感到需要懂洋務的人才。

1875年年初，閑居八年的郭嵩燾又作為懂洋務的人才奉詔來到北京，并被慈安、慈禧兩太后召見，不久被授福建按察使。幾乎同時，遙遠的云南中緬邊境突然發生英國外交官馬嘉理在與當地居民沖突中被殺的“馬嘉理案”。郭嵩燾此時不會想到，這一事件最終會影響自己晚年的命運。

“馬嘉理案”發生后，清政府手足無措，只得答應英國的種種要求，其中一條是派欽差大臣到英國“道歉”，并任駐英公使。選來選去，清廷決定派郭嵩燾擔此重任，因為他向以懂洋務著稱。早在1856年春，他隨曾國藩幫辦軍務時即到過上海，對西方的種種器物和某些制度有了感性的了解，并認真研讀了使他驚訝不已的“日不動而地動”等自然科學圖書，當時即傾心西學，后來一直參與洋務。他曾大膽提出由商人辦理近代企業，在當時被人視為驚世駭俗之論。在洋務派與頑固派的斗爭中，他以自己的學識不遺余力為洋務派辯護，成為洋務派的重要一員。

中國派駐出使大臣的消息傳開，頓時引起軒然大波。因為千百年來，中華文明一直以其燦爛輝煌輻射四方，引得“萬方來朝”，其他國家都是中國的“藩屬”，定期要派“貢使”來中國朝拜，決無中國派使“駐外”之說。簡言之，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對外只有體現宗（中國）藩（外國）關系的“理藩”，而無平等的“外交”一說。在19世紀后期，雖然中國屢遭列強侵略，但這種“外交”觀卻并無改變，外國使節駐華和中國派駐對外使節都被視為大傷國體的奇恥大辱。所以，郭嵩燾的親朋好友都認為此行兇多吉少，為他擔憂，更為他出洋“有辱名節”深感惋惜。他們認為中國派使出去“徒重辱國而已，雖有智者無所施為”，郭“以生平之學行，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郭侍郎文章學問，世之鳳麟。此次出使，真為可惜。”更多的人甚至認為出洋即是“事鬼”，與漢奸一般，有人編出一副對聯罵道：“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不容于堯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當時守舊情緒強烈的湖南士紳更是群情激奮，認為此行大丟湖南人的臉面，要開除他的省籍，甚至揚言要砸郭宅。

在強大壓力下，郭嵩燾幾次告病推脫，但都未獲準。慈禧決定召見郭嵩燾，以作安撫。慈禧對郭說：“此時萬不可辭，國家艱難，須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體國，此事（出使）實無人任得，汝須為國家任此艱苦。……旁人說汝閑話，你不要管他。他們局外人隨便瞎說，全不顧事理，不要顧別人閑說，橫直皇上總知道你的心事。”郭嵩燾的辭職之意，至此才徹底打消。 出發前夕的10月31日，太后再次召見郭嵩燾，安慰他說：“汝心事朝廷自能體諒，不可輕聽外人言語，他們原不知道什么。”郭嵩燾忍不住當著太后罵了一通主流士大夫，說他們“不知事小，卻是一味橫蠻，如臣家于此已是受驚不小！”

終在1876年12月從上海登船赴英。行前，朝廷應總理衙門之奏請，詔命郭嵩燾將沿途所記日記等咨送總署。此正合郭氏之意，他早就想將自己所了解的西方富強之道介紹給國人，使國人從“天朝上國”、視異域文明為異端的迷夢中驚醒。經過幾十天的海上航行，他于1877年1月下旬到達倫敦，甫一下船便立即將這幾十天極為詳細的日記題名為《使西紀程》寄回總署。在日記中，他不僅客觀記述了所見所聞，而且對這些見聞作出了自己的評價。如見到一些港口每天上百艘輪船進進出出卻次序井然，他不禁嘆道：“條理之繁密乃至如此”。他還盛贊倫敦：“街市燈如明星萬點，車馬滔滔，氣成煙霧……宮室之美，無以復加。”從途經十數國的地理位置、異土民情、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到土耳其開始設立議會、制定憲法的改革，蘇伊士運河巨大的挖河機器，“重商”對西方富強的作用……日記中全都作了介紹，盡可能讓國人對世界有更多的了解，擺脫夜郎自大的狀態。

但總理衙門剛將此書刊行，立即引來朝野頑固守舊者一浪高過一浪的口誅筆伐，一時間群情洶洶，有人痛斥他對外國“極意夸飾，大率謂其法度嚴明，仁義兼至，富強未艾，寰海歸心……凡有血氣者，無不切齒”。“誠不知是何肺肝，而為之刻者又何心也。”“殆已中洋毒，無可采者。”有人以郭嵩燾“有貳心于英國，欲中國臣事之”為理由提出彈劾他，有人上奏，認為應將郭嵩燾撤職調回：“今民間閱《使西紀程》者既無不以為悖，而郭嵩燾猶儼然持節于外”，“愚民不測機權，將謂如郭嵩燾者將蒙大用，則人心之患直恐有無從維持者”。由于找不到合適人選，清廷未能將他召回，但下令將此書毀版，禁其流傳。

在駐英大使任內，郭嵩燾還面臨著與自己的副手劉錫鴻愈演愈烈的“窩里斗”。劉得到清政府中一些大員的支持，暗中監視郭的一舉一動，不斷向清政府打郭嵩燾的“小報告”，列出種種“罪狀”。如有次參觀炮臺，天氣驟變，陪同的一位英國人將自己的大衣披在郭嵩燾身上。劉錫鴻認為“即令凍死，亦不當披”。當巴西國王訪英時，郭嵩燾應邀參加巴西使館舉行的茶會，巴西國王入場時，郭嵩燾隨大家一同起立。這本是最起碼的禮節禮貌，但劉錫鴻卻將其說成是大失國體之舉，因為“堂堂天朝，何至為小國國主致敬”！中國使館人員參加英國女王在白金漢宮舉行的音樂會時，郭嵩燾曾翻閱音樂單，劉也認為這是效仿洋人所為，大不應該。連郭嵩燾不用茶水而改用銀盤盛糖酪款洋人、想學外語等全都是罪過。更嚴重的“罪狀”是說郭嵩燾向英國人詆毀朝政，向英國人妥協，等等。對于劉的陷害，郭嵩燾當然倍感憤怒，竭力為自己辯誣。二人的關系勢同水火，無法調和。在郭、劉二人“內耗”日甚一日的情況下，清政府于1878年8月下令將二人同時調回。 本來清廷還擬將郭嵩燾查辦治罪，后在李鴻章、曾紀澤等人的反對下才不了了之。

1879年1月末，郭嵩燾離開倫敦，啟程回國。到達上海后，他心力交瘁， 請假歸鄉。5月回到故鄉長沙時，等待他的卻是全城遍貼揭帖，指責他“勾通洋人”。 不久，朝廷便詔允其休。就這樣，他在一片辱罵聲中離開了政治舞臺。以后他仍時時深憂國事，常向友人傾談自己對社會、政治的種種看法，一些開明之士對其學識也盛贊不已，對其不為朝廷所用深為惋惜，但他終不再被朝廷起用。1891年7月18日，郭嵩燾在孤寂中病逝。他去世后，李鴻章曾上奏請宣付國史館為郭立傳，并請賜謚號，但未獲朝廷旨準。清廷上諭再次強調：“郭嵩燾出使外洋，所著書籍，頗滋物議，所請著不準行。”其實，郭嵩燾如果泉下有知，對此可能也并不介意，因為他對歷史、對自己充滿信心。在死前不久寫的《戲書小像》中，他自信地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流傳百代千齡后，定識人間有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