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安古墓中文物與古代仁懷的歷史聯系

                      母先典

  2014年4月11日，仁懷云安園閣臺灣農業生態園區，搬遷母氏一座明洪武廿五年修建的夫婦合葬古墓，墓中出土了銀色金頭、金鈿（3件）、金戒指、銀發針、金手鐲（2只）、金簪（3個）、金花簪（2個）、嵌金玉石、壽字銀扣、耳墜、銀條脫、銅鼓、鎮墓《 誥 》書，等多件珍貴文物（存放仁懷博物館）。文物中的《 誥 》書和銅鼓，對研究古代的今仁懷歷史情況，特別有意義。

 歷史上,今之仁懷在春秋、戰國時，據《四川通志》，屬夜郎且蘭地，據《尚書·禹貢》屬古中國九州之一的梁州(注1）地域；秦始皇統一中國后，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據《黔南方志》今之仁懷“（秦）為巴郡地”；漢武帝建元六年，夜郎侯多同降，境置犍為郡，據《漢書》屬犍為郡之鄨縣；元鼎六年屬牂牁郡；晉懷帝永嘉五年分牂牁之平夷、鄨縣立平夷郡，據《宋書·州郡志》，今仁懷地屬平夷縣；“晉末，避桓溫(注2）諱，改為平蠻縣”，隋為瀘州郡地；唐貞觀五年，據“《方輿紀要》屬邗州的芙蓉縣，治所在綏陽旺草，后改屬牢州，十六年改牢州為夷州。宋元之際隸潼川路（后改梓州路），元代為長官司(不知長官司為何名)；元末明玉珍占川、滇稱帝，改該長官司為懷陽縣；明洪武五年始隸播州，為播州五十四個里外的一個獨立長官司；萬歷二十九年四月改土歸流，播州懷德長官司與播州仁懷里合為仁懷縣，至此起今仁懷地始屬仁懷縣。由于遵義歷史主要以播州楊氏為主線，文獻中鮮有今仁懷的史料記載，故母邊墓中的文物，為探究仁懷歷史，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 誥 》書寫道：

“大明播州鄉下，承直郎、長官母邊，五十歲，卜此午山庚水出入建造壽堂，豫為云安百年妨老之計，庶使子孫興旺，後裔長隆，一如女青，詔書律令。  

 誥                     

                        洪武廿五年十二月二日下”    

女青是早期道教(天師道)一個重要的神仙 (注3），“上告下曰誥”(注4）。不難看出，發誥人姓名—母邊，年齡—五十歲，籍貫—大明播州，所任職務—承直郎、長官，發《 誥 》目的—用地建造壽堂，發誥時間—洪武廿五年十二月二日。母邊生于元順帝至正癸未（1343）年十二月二日，距今672年。

承直郎和長官都是明朝時的官職稱謂，在明代，對出身流官的文武官員，均予對應品級給授，始為初授，三年初考、六年再考稱職者方得升授、加授。承直郎是文官正六品初授，長官是正六品武職外官，母邊是文職承直郎，兼武職長官，集軍政大權于一身。按照封建迷信思想，一般人用墓地，必須向土地神“買山納契”，寫下“買地卷”，但是承直郎、長官，是天上的星宿，無需“買山納契”。母邊于洪武廿五年五十歲生日時，向土地神下一道《 誥 》書，“無賞征地”，為自己“建造壽堂”（生期墳），具見其權力很大。

銅鼓在很早以前，就成為權利、地位和財富的象征，被稱為“重器”。有“鼓鳴山巔聚眾，到者如云，有是鼓者，極為豪雄”(注5）；“鼓聲宏者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可潛號稱王”(注6）的記載，歷代王朝對南方民族之征戰，常以繳獲銅鼓為勝利之標志。墓葬銅鼓，在西南含漢族在內的不同民族古墓中都有發現，專家學者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大量研究考證，是由于“南宋朝廷在西南地區大量招兵買馬，更深地影響著貴州各民族，銅鼓文化作為西南土著文化的精華，被‘入播州’的漢族豪強接納并融入墓葬文化之中，成為民族大融合歷史背景下，中原文化與土著文化相結合的產物，這從遵義地區發現大量宋墓和及其出土的銅鼓已經得到證實”（注7）。母邊墓中的銅鼓，進一步證實了這一論斷。

    據明·孫敏政《遵義軍民府·土官》和《明史·土官傳》，今仁懷地是界于播州與永寧間的一個獨立的行政區域，無論宋代大觀三年的仁懷縣、元代的仁懷古磁等處長官司、以及明代的唐朝壩長官司，均未管轄到這片區域，至到明初，仁懷才隸屬播州（禹明先先生有祥述）。由于文獻中鮮有今仁懷的史料記載，鄭珍在撰《遵義府志》時也只能無奈地稱：“仁懷安氏為夷目，非長官”，“按：《明史·地里志》仁懷以舊懷陽縣地置，蓋本李化龍《播地善后疏》所稱仁懷為懷陽縣故地立文。考明以前史志，實無縣名懷陽者，不知化龍何本。按化龍《疏》第一條：仁懷為懷陽縣故地，當復一縣。第十一條稱：緝麻山、李博埡、仁懷石寶、甕平等處，皆播州世業，楊氏中衰，為永寧、水西侵占，后應龍恢復故業。是仁懷在平播以前，其名舊矣。今據《孫志》序仁懷沿革，云洪武四年，同播州納款，嘉、隆間領以長官，同隸仁懷里，其長官不知何名。要可見，今仁懷境內，別有一長官領其地”。化龍所述定有依據，研究母邊墓中《 誥 》書 和銅鼓，可能夠會解開這個謎。

云安母氏族譜有詩句：“先入北京虎皮口，后到重慶忠州城。”按乾隆三十八年追謄（回憶寫的）譜釋：母廷相從江西遷北京幽州正定縣虎皮口南鄉村，后金人入侵，宋高宗南渡時，母大鵬與其子太陰、太陽，到四川忠州涼灘壩。母氏《順治甲午譜》載：“友賢、友政、友亮，端平馭世，奉旨平蠻入播有功，俱封誥世襲，既而三山卜吉，政祖入籍于丁山，友諒入籍于重慶虎頭山，我友賢祖入籍于仁邑緝麻山”。

   南宋理宗寶慶三年（1228年）十二月，蒙古軍在連破金關中平原數州縣后，攻陷南宋在四川北部外圍的要塞秦嶺三關(魚關、仙人關、武休關)防線。紹定四年（1231 年）十月，蒙古軍渡嘉陵江，逼近位于四川腹地門戶劍門關附近的葭萌關和涪城（今四川綿陽市），這引起了偏安臨安的南宋皇朝一片恐慌。長江上流的瀘州，“西連僰道（即今四川宜賓地區），地兼夷漢，江帶梓、夔，控制邊隅，最為重地”(注8），是兩宋時的西南重鎮，和岷江上的嘉定（今四川樂山），下流的重慶，嘉陵江上的合州構成一個弧形，控制著長江上游水道。紹定五年（1232 年）八月，南宋朝廷任命名臣寶章閣侍制魏了翁，兼四川瀘州知州,魏到任以后，積極整修城池，增置器械，訓練守城軍士，嚴明軍紀，只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便改變了瀘州的防務面貌(注9）。 端平元（1234）年，蒙古軍占漢中，端平二年（1235）十二月，蒙古闊端部自白水關，進犯四川，圍困沔州青野原，端平三年（1236）大舉南下進攻南宋，長驅入蜀，陷成都，這樣，瀘州和重慶成了四川對抗蒙古的兩個要塞。南宋皇朝緊急向瀘州和重慶調兵遣將，如對播州楊氏，“值元兵南犯，宋室每資其兵以救蜀”(注10），母友賢、母友政、母友亮兄弟，就是奉旨援播，從重慶忠州，到瀘州合江縣的唐朝壩、古磁一帶，這就是譜上說的“奉旨平蠻入播”，蠻指南方（注11），“平蠻”又叫“平南”，指到南邊抗擊蒙古軍，（習水《袁氏族譜》載：魏了翁舉薦袁世盟領兵唐朝壩、古磁一帶“平南”，和“邊民”發生沖突。土城袁世明的第三子袁威墓碑亦有:“帥師之命，提兵剿殄韃虜”句。）后來母友政駐播州仁懷堡（今貴州習水土城丁山壩），母友亮到播州虎頭山（今屬重慶）。母友賢駐今仁懷市繼麻山一帶屯墾，為母氏首位一方軍事長官，“封誥世襲”，住云安后山溝。母氏南宋端平年間來到云安，已經780年，譜中籠統把駐兵地和“封誥世襲”領地都叫緝麻山，如現在的遵義和遵義市。

    把“平蠻入播”，理解為南宋朝庭派兵到播州平亂是不當的。當時播州兵精糧足，端平二年（1235）蒙古軍圍困沔州青野原時，播州楊價、楊文父子，“馳馬度劍，帥家世自瞻之兵五千戌蜀”，配合義軍（民間武裝力量）統帥曹有聞，“解青野原之圍，剿白馬之潰”。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闊端率大軍攻蜀，楊價率雄兵駐守夔峽，分兵屯渝、瀘間，北備成都，東備三峽，不時以奇兵襲擊蒙古軍(注12）。可以看出，兩宋時期，播州楊氏財力雄厚，兵強馬壯，即使播州少數民族叛亂，也不用朝廷派兵鎮壓。

母友賢（1204—1285）是南宋端平時武烈將軍，于元忽必烈至元十二（1275）年歸順大元，至元十五（1278）年,與播州楊邦憲一樣“詔襲守如故” (注13），領地改名懷德長官司（今仁懷市一帶）。元順帝“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紅巾起義軍明玉珍在重慶建政（先稱隴蜀王，后建號“大夏”稱帝，統治全川及云南），于縣境置懷陽縣”(注14），懷陽即仁懷之陽，緝麻山的壇廠有懷陽洞，今懷南一帶屬懷陽縣，時母邊二十歲，母氏仍然是懷陽縣軍事長官。

朱元璋建立大明時，母邊二十五歲，正風華正茂，他經歷了明玉珍、朱元璋的反元斗爭。洪武四年十二月，播州楊氏歸順大明，“播州宣慰使楊鏗，同知羅琛，播州總管何嬰，夷蠻總管鄭瑚，來朝貢方物，納元所授牌、銀印、銅印。宣敕詔賜鏗等綺帛、衣物，仍置播州宣慰司，鏗、琛皆仍舊職，改總管為長官司，以嬰等為長官司長官”(注15），母氏亦然。朱元璋順勢將懷德長官司，于洪武五年劃歸播州，獨立于播州五十四里之外，加強朝廷在播州的實力滲透。朱元璋和宋朝一樣，繼承了“內華夏而外夷狄”(注16）、“夷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注17）的觀念，規定“土司不入會城”(注18），不得任流官。為強化對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統治，朱元璋不但沿襲元代土司制，而且在播州宣慰司轄地，設多個長官司，用流官、土官并管播州。洪武十七年六月十七日，朱元璋“以播州土酋謝德軒等二十三人，為夷蠻長官司長官”(注19），二十三人含謝、楊、何、程、趙、夏、蔣、都、母、令、胡、孫、陳等氏(注20）。結合《誥》書知道，承直郎母邊洪武十七年兼長官司長官。

今仁懷地隸屬播州后，由于母氏不是唐隨楊氏入播七大姓(注21），雖是懷德長官司長官，仍受到強大楊氏強大勢力派擠壓而逐漸衰敗，而明成化年間，楊輝嫡子楊愛與庶子楊友爭權而骨肉相攻，使“楊氏中衰”，永寧又乘機侵占母氏轄地緝麻山、李博埡、仁懷石寶、甕平等處改設黎明鎮，與唐朝壩一道為永寧宣撫司下屬武職機構(注22）。到“應龍恢復故業”時，緝麻山母氏人家，前后遭受連續100多年的戰亂。譜稱：“兵戈焚擾，族既為遠近以播遷，譜亦因兵焚而散失，每論及此，蓋未嘗不唏噓嗚咽矣，第難以稽之于前，詎無以啟之與后。”母氏從一世祖母友賢到母德廣，有近十代情況不知，以至于像洪武時的懷德長官司長官母邊也被湮沒。母邊墓的發現，使云安母氏人家，意外找到一位祖人。墓中《 誥 》書和銅鼓，不僅證實了譜記云安母氏自一世祖母友賢從軍“平蠻”來仁懷，宋、元、明歷代世襲的真實，而且使鄭珍在《遵義府志》上留下：“要可見，今仁懷境內，別有一長官領其地”、“其長官不知何名”的疑問，尋找到答案，即歷宋、元、明世為今仁懷地長官的，就是云安母氏。

    萬歷二十八年平播改土后，明廷內憂外患，永寧、水西早懷異心，水西“立（楊）應龍族人楊維新為‘興國君’”，遵義“府州縣吏書并各差役多異籍亡賴，魚肉土著，于是舊民侵侵生心”(注23），綏陽花苗反亂，交趾又為邊患。萬歷四十七年，母俊奉命：“欽差整餳遵義府兵部巡道，四川布政司李令：為堵截邊關，以防寇擾事，據今邊外實報，交址入寇，仰武烈將軍母俊，調集部屬，立整戈矛，兙日出師，前往綏陽堵截，赴滅狂寇，以靖邊陲，勿得遲延。右仰，欽賜威遠衛武烈大將軍母俊。準此，大明萬歷四十七年十月 ”。母俊領兵到綏陽，寡不敵眾而以身殉國，年僅四十歲。母俊：世襲武烈將軍，威遠衛千戶總兵。1579年7月11日生，1619年歿。

天啟二年（1621年）二月，水西（今黔西一帶）安邦顏發動叛亂，自稱“羅甸大王”，攻占畢節、金沙、巖孔后，進兵扎營毛石寨（今五馬李氏溝），母綱奉命平亂，三月攻下毛石寨，在巖孔、金沙、畢節一帶，清剿水西安氏匪患，崇禎四（1630年）年，追剿安氏匪患于修文六廣河。母綱因軍功卓著，天啟五（1625）年二月四日，明兵部尚書朱燮元《督蜀疏草.敘錄從征文武功次疏》云：千戶總兵“…母綱…，舍生赴難，冒險從戎，夷情盡在目中，劍氣常橫天外，所應查照功次、分別議升議賚也。（回復）上奉圣旨，該部知道。”  

崇禎十五年（1643年）秋升守備；宏光元年（1644年）二月，升官帶把總，宏光元年（1644年）七月，欽命嘉升招討游擊將軍。一年內連升三職，同時賜建游擊“將軍府”，另賜石獅一對（現尚存）。公元1650年，南明亡后母綱避難他鄉，不知所終，母綱墓仍在找尋中。母綱所奉《大明四川布政使司諭》中有：“今察（母）綱先人，原系李博里長官”，《大明四川布政使司諭》中有：“堂官（注24）母綱”、“管束蠻夷”、“（母）綱，堂民戶籍，與夷近鄰”句。

云安母氏大明宏治時招討使母德廣（武職外官，從五品），嘉靖、萬歷時，千戶總兵屯官母銨、母奉湖、母俊，天啟、崇禎時母剛、屯官云騎尉母從圣，等云安母氏先祖，歷代為武職外官，所以《 誥 》書和銅鼓，對研究今仁懷市這片區域的歷史、沿革，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母友賢“封誥世襲”勢力范圍，到達黔西、大方、金沙及四川古藺縣石寶、二郎一帶。據云安《重修鉅鹿》譜上載：母氏到緝麻山后立“三廟古跡”，即正德六、七（1512）年建緝麻山普照寺、嘉靖四十一年重建永安寺、萬歷年間建平壩（在畢節金沙）三教寺。永安寺原名金黽山寺，于“唐乾符年間，剪除荊棘，修剎于此”（見永安寺《康熙辛巳碑序》），建寺時間，和唐乾符年間入播七大姓時間一致。三教寺原名三橋寺，萬歷后期，為母傑（母奉海之子）在畢節玉平坡購地修建，后更名三教寺，（上世紀五十年代作學校，現金沙平壩中學）。繼前母雅有“遵義府學宮牌坊炳尉”后，嘉靖時母奉海修建了遵義萬壽、獅子二橋。永安康熙辛巳譜稱：“先祖遺授茅壩場之斗息，由（母）芳祖管理經收，納入族人之清明會上”。“斗息”在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又叫“打行”，即現在市場交易稅。今四川古藺縣石寶菜板壩，還有不少母剛后裔，清嘉慶二十四年，母剛晚子母現儀的墓碑上同樣記載“奉旨平蠻”，碑聯云：“水隨脈轉百般秀，山自天成千里來”，四川合江母氏就是清代從菜板壩遷往。

云安母氏有許多有據可查的明代以前古墓群，而像母邊墓那樣不起眼的古墓，亦在不少，上世紀七十年代，云安就有農民在柏楊屯古墓中拾金銀寶器，賣給長崗街上蕭培。云安還有如將軍府、拜將臺、跑馬射箭場（練兵場）遺址等很多母氏古跡，等待專家、學者考察。

  附：明代官服制，可能會了解到墓中其他文物的一些情況。

   “洪武元年十一月甲子詔定乘輿以下官服之制”中規定：“六品、七品冠二，梁革帶，用銀鉤，錦綬上用黃祿赤三色”，朝服“六品、七品花同五品，直徑一寸，銀帶，…六品鑲金葵花一，蟬二，”六品文官繡鷺鷥。“笏（槐木）同前制，幞頭、靴如宋元，常服用烏紗帽，金繡盤領衫，文官大袖闊一尺，隨用束帶…六品、七品素銀”。“唐宋命婦一品至五品，今制一品至七品。（注25）”

    命婦冠服，洪武元年規定：六品冠花釵四樹，兩博鬢四鈿。四年，命禮部議之，奏定：命婦以山樹特髻、假發花鈿，…鑲金銀墜子。首飾：六品以下金鑲銀，間用珠。五年更定品官命婦冠服，六品，特上髻、翠松三株，銀鑲金練鵲四，口含珠結。正面銀鑲金練鵲一，小珠翠花四朵，銀云頭三，釵一，銀簪子二，銡花銀墜子（注26）。出土文物具體情況，待文物專家鑒定后才知道。

主要參考文獻   龍先緒：《仁懷文獻輯存》、云安《母氏族譜》。

注釋：(注1）梁州后來叫益州，包括今天的四川省、重慶市全境和陜西省南部，云南省西北部，制所在成都。

(注2）桓溫，東晉大司馬，安帝元興三年，桓溫子桓玄避其祖父桓夷諱；（注3）《說文解字》；(注4）黃景春：“《女青鬼律》卷首注云：‘撰人不祥、約出于魏晉南北朝，原本八卷、現存六卷。’該書作為早期道教的戒律條，考古文獻稱‘太清玄元上三天無極,大道太上老君,地下女青,詔書律令’，‘五帝使者女青律令’，可知‘女青’其實是早期道教一位地位較高，影響較大的神仙名字（常見于出土買地券、鎮墓文中）”；（注5）宋：《太平寰宇記》；(注6）《興文縣志》；(注7）寧健榮：《貴州古銅鼓文化的內涵闡釋》；（注8）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七十二·瀘州》；(注9）李廷勇:《論支持宋末重慶三峽區域長期抗蒙之諸因素》；(注10）譚其鑲：《播州楊保考》；(注11）《禮·王制》曰：南方曰蠻；(注12）宋濂：《宋學士文集·翰院別集》；(注13）宋濂：《鑾坡別集·楊氏家譜》； (注14）禹明先：《仁懷建縣九百年記》； (注15）《明太祖實錄·七十卷》； (注16）《皇明通紀·卷二》·明太祖元年(1367年)諭檄北中國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割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驗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圣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注17）唐魏徵語：“夷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強必寇盜，弱而卑伏，不顧恩義，其天性也。”；(注18）明朱燮元《督蜀疏草》(注19）《明太祖實錄·一百六十二卷》； (注20）羅克彬：《播州土司概述》； (注21）譚其鑲：《播州楊保考》唐入播七大姓：楊（端）、楊（威）、羅、鄭、安、令狐、成氏；(注22）禹明先：《仁懷建縣九百年記》； (注23）朱燮元《督蜀疏草》；(注24）《明史》：洪武十四年，朱元璋把人分為三等戶籍，在大堂獨立辦公的官員都稱堂官，堂官家庭是堂民戶籍；(注25）《明太祖實錄·三十六卷》；(注26）《明史·三十四輿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