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福上書說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于是秦始皇派徐福率領童男童女數千人，以及已經預備的三年糧食、衣履、藥品和耕具乘坐蜃樓入海求仙，耗資巨大。但徐巿率眾出海數年，并未找到神山，徐福則在當地之山——“嶗山”留下后代，后代改姓嶗或勞。

公元前210年，徐福再度率眾出海，來到“平原廣澤”，他感到當地氣候溫暖、風光明媚、人民友善，便停下來自立為王，教當地人農耕、捕魚、捕鯨和瀝紙的方法，此后再也沒有返回中國。也有說徐福死于大海中之說。

徐福家世，至今未見正史記載。但起始漢代的譜錄著作，唐宋時代引入方士的家譜資料，卻為徐福家世研究提供了可資參閱的史料。

現代學者研究徐福家世者頗多。如中國臺灣徐氏宗親會徐子明、徐悅堂纂寫《徐氏大宗譜》，徐州師范大學羅其湘撰《江西<草坪·徐氏宗譜>初考》，皆是在古人譜牒史料的基礎上，考證了大量近現代家譜資料，對徐福家世作出了系統闡述。

臺灣大學教授徐子明（1915年榮獲美、德兩國文學哲學博士。學成歸國后，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他從1900年起研究徐氏歷代譜牒，與時任燕京大學教授的衛挺生互相切磋，對徐氏源流進行深入考證）與徐悅堂（明開國元勛中山王徐達二十一世裔孫，清兩廣總督徐廣縉玄孫。他從1958年起，追隨徐子明教授研究史學和氏族學，獨自籌款辦《徐氏大宗譜》編纂館）兩代人前后考證80余年，編寫3年，《徐氏大宗譜》才得以面世。

據徐悅堂先生考證，記載徐福家史的古代徐氏家譜、族譜有多部。如：

《南洲·徐譜》。三國（220—280）時徐庶（今河南禹縣人）編《南洲·徐譜》曰：“南洲高士徐稚，字孺子，祖籍東海，于戰國末年其祖先該公奉祖命隱南洲，永不仕，耕讀傳家，淡泊名利，自食其力……”又曰：“徐仲公，為徐偃王二十六裔孫。仲生二子，長諱長，次為延，延即尚也。長生猛，猛生咨與福（巿），福率祖人入東海祖洲（即今之日本），尚知福將反，遂令其曾孫隱居洪都（即南洲，今之南昌），該不及避，令其子堅隱居南洲，自此寄居南洲，八代至稚……。”《徐懋功家譜》。唐朝徐懋功編《徐懋功家譜》曰：“徐福者，又稱徐巿或希，譜名徐議，字君房，其父諱猛，祖父諱長，從祖父諱延（即尚），曾祖父諱仲，高曾祖諱詵（即金文銑

）。福之長兄諱譜，福率振男女各三千人入東海祖洲。諮居瑯邪，今山東徐氏者為徐偃王二十九裔孫徐諮之后。徐福一支入東海祖洲，不復返也。徐該與徐福同曾祖父，延（即尚）知福反，入東海祖洲止王（秦始皇）不來，為避秦始皇滅門之禍，隨令其孫該潛居洪都（即今之南昌），自此世居南洲。

徐懋功為徐稚十七世裔孫，為徐偃王五十三世裔孫，播遷山東曹州，為唐開國元勛，封英國公，妣薛氏，生二子，另諱敬業，次諱敬猷，享壽九十三歲，葬于長安太白山麓，建有徐懋功祠。

《徐氏大宗譜》對徐氏源流記述詳盡：“徐氏，子爵，贏姓，皋陶之后也。皋陶生伯益，伯益傳禹有功，封其子若木徐，在徐城縣三十里，泗州臨淮有徐城（今安徽泗縣北），自若木至偃王誕三十二世，為周所滅。周又封其子宗為徐子，宗十一世孫章禹（羽）魯召公30年，為吳所滅。子孫以國為氏。又其族出于嬴氏十四姓之一也。”

《徐氏太宗譜》記述的徐國興旺的歷程，與衛挺生《日本神武開國新考》相吻合（前已述及）。據徐悅堂先生考證，徐氏總堂號之所以“東海堂”或東海郡。因為徐氏“來自東海，去之東海”。所謂“來自東海”，指天下（海內外）徐氏皆發源于東海之地，故曰“澤衍東海”（即今江蘇東海、贛榆地方），所謂“去之東海”，意指徐誕失國后蹈浮舟沿泗水由黃河口（今江蘇阜寧今稱舊黃河口）出海東渡，至舟山群島（古稱翁州）隱居，自此徐國臣氏，每日思念徐王誕，故徐氏以東海為“堂號”。

羅其湘教授于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對江西臨川、南豐、南城、九江等地《草坪·徐氏宗譜》、《邱園·徐氏家譜》、《龍溪·徐氏宗譜》和《徐家垅·徐氏家譜》等進行考證，認為《草坪·徐氏宗譜》中，有兩處有關徐福家世的記載尚屬大陸首次發現。一是《徐氏歷代源流》中記有“受姓祖，諱巿。因始皇游海上，上書。娶卞氏”；二是明初洪武戊辰年（1389年）魏敏洪撰寫的《徐氏歷代宗譜序》中，記有“自巿公受姓下傳……”

江西各地徐氏宗譜對徐氏脈絡亦有清晰的記載，“徐氏出于顓頊之后，嬴姓。唐虞時為伯益，其后封于徐。子孫遂居東海郡，因以徐為氏焉。（《草坪·徐氏歷代宗譜序》）

“粵稽徐氏，始由顓頊，歷五世至伯益。舜賜伯益贏姓。秦與趙皆其苗裔也。迨伯益生若木，夏封為徐候，其地即禹貢之徐州，子孫居此，遂以徐為姓焉”（《南豐邱園·徐氏續修家譜序》）。

羅氏考證了各種版本的“徐氏家族”之記載與衛挺生先生之考證對比分析，認為有諸多相吻合的共同之處：“一是徐氏出于顓頊之后；二是受賜贏姓；三是夏封于徐；四是子孫散居于‘東海郡’、‘禹貢徐州之城’或‘江、淮、泗、濟’之間。”

中國譜牒記載徐福之事較早者，還有南朝梁武帝天監年間譜官王僧儒（公元465—522年）撰《百家譜》。文曰：“議，字彥福，亦名巿。秦始皇使蓬萊，居東海。”王僧儒“東海郯人也”。郯在今山東郯城縣北，是贛榆縣近鄰，東距徐福故里徐福村僅50多公里。（羅其湘《江西<草坪·徐氏宗譜>初考》）

衛挺生教授《徐福入日本建國考》，編入了根據清徐時棟《徐偃王志》、六朝唐宋以來的譜牒編制的《徐王誕以前世系表》和《徐王誕至徐福世系表》。

日本官撰的《古事記》、《日本書紀》、《神皇正統記》等正史，對徐福家世未予記載。山梨縣富士吉田市宮下義孝先生家藏《宮下富士古文書》（又名《徐福古問場》）卻對徐福家世記之頗詳。

2003年10月，筆者有幸于富士吉田市造訪宮下義孝先生（74歲），并一覽宮下族珍寶——《宮下富士古文書》。宮下義孝先生介紹：“傳說《宮下富士古文書》是800年前完成的。原來的文章沒有了，現存的為宮下祖先重寫的。”該書20余萬字，全以漢字用毛筆書寫在宣紙上。因為在日本是孤本，宮下家族視為珍寶，精心保管，秘不示人。筆者因是來自徐福故里的中國徐福會副會長，又是宮下會長的朋友，才得以一飽眼福。因沒有時間細看（翻閱時要十分小心，不然書頁會破碎），只拍攝了部分照片，不能不說是一大遺憾。

宮下義孝先生說，日本八店投入巨資，將《宮下富士古文書》復印出版300套，名曰《神傳富士古文獻》。每套7卷（每卷540頁，大16K），定價14萬日元（合人民幣1萬余元）。

這是一部記述包括“徐福渡來”在內的彌生時代歷史的日本最古老的典籍。飯野孝宥據此考證了徐福在日本的家世。

據徐福七世裔孫秦福壽著文載，日本第七代孝靈天皇之時，徐福渡來日本列島，先后抵筑紫（九州）、南島（四國）、不二山（富士山）。徐福把7個兒子改為日本姓氏，長子姓福岡，次子姓福島，三子姓福山，四子姓福田，五子姓福畑，六子姓福海，七子姓福住，然后把他們分別派往7個地方。從此，徐福的子孫遍及日本各地，逐漸繁衍起來。徐福則自稱秦之徐福。

后代秦姓或者帶有福、羽田、波田、波多、畑、畠等字的姓氏和地名，皆與徐福的子孫或與徐福一起東渡的秦人子孫有關。

飯野先生稱，上述資料為徐福的直系第七代嫡孫秦福壽所書并遺傳于世。建久3年3月，為山宮二所大神宮司宮下源大夫義仁所抄寫（《宮下富士古文書》的《人皇七代孝靈天皇證》）。

秦福壽還有其他寶貴資料遺傳于世，后人將其整理成《徐福世系表》。徐福第七世之后，尚未發現有關記載。

徐福的事跡，最早見于《史記》的“秦始皇本紀”和“淮南衡山列傳”（在秦始皇本紀中稱“徐巿”，在淮南衡山列傳中稱“徐福”）。據《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秦始皇希望長生不老。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徐巿上書說海中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神仙居住。于是秦始皇派徐巿率領童男童女數千人，以及已經預備的三年糧食、衣履、藥品和耕具入海求仙，耗資巨大。但徐巿率眾出海數年，并未找到神山。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秦始皇東巡至瑯岈，徐巿推托說出海后碰到巨大的鮫魚阻礙，無法遠航，要求增派射手對付鮫魚。秦始皇應允，派遣射手射殺了一頭大魚。后徐福再度率眾出海。

《史記》中記錄徐福東渡之事比較多內容的是“淮南衡山列傳”，其中包括徐福從東南到蓬萊，與海神的對話以及海神索要童男童女作為禮物等事，一般認為這是徐福對秦始皇編造的托辭，還記載了徐福再度出海攜帶了谷種，并有百工隨行。這次出海后，徐福來到“平原廣澤”（可能是日本九州島），他感到當地氣候溫暖、風光明媚、人民友善，便“止王不來”，停下來自立為王，教當地人農耕、捕魚、捕鯨和瀝紙的方法，不回來了。“淮南衡山列傳”與“秦始皇本紀”稍有不同，稱徐福并未開始就帶數千童男童女入海，而是尋訪仙家多年未果的情況下，再度出海時率數千童男女出海。關于徐福所要尋訪的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史記》“封禪書”只是說在渤海中，并不能確定具體位置。而平原廣澤在何處，更是不能考證。

《三國志》“吳書·吳主權傳”、《后漢書》“東夷列傳”也有提及徐福東渡之事。《三國志》提到了徐福到達亶洲（一作澶洲）并滯留不歸。在《三國志》的記載中，亶洲與夷洲在同在中國外海的東南方向，并相距不遠。有人認為夷洲就是臺灣，亶洲就是日本，與倭國是一個地方的兩個名字。《三國志》“魏書·倭人傳”記載倭國“計其道里，當在會稽、東冶之東”，說明那時候中國人認為倭國在中國外海的東南方向。《后漢書》也是同樣的記錄。

到了五代的后周時，濟州開元寺僧人義楚在《義楚六帖》（又稱《釋氏六帖》）的卷二十一“國城州市部”的“城廓·日本”中，首次明確提到徐福最終到達的是日本（也叫倭國），今日的秦氏（日本古代渡來豪族）為其后代，仍自稱秦人。并說徐福到達后，將富士山稱為蓬萊。此為目前所知最早明確指出徐福滯留不歸之地是日本的中國文獻。不過有觀點認為，義楚的記載很可能和日本的傳說有關。因為義楚有一個日本醍醐天皇時代的僧人好友叫寬輔（法號弘順大師，927年到達中國），義楚沒有到過日本，關于富士山的記載很顯然來自他的日本好友的說法。

記載宋代歐陽修的《日本刀歌》明確指明徐福所滯留的地方就是日本，并且認為徐福東渡時攜帶了大量的典籍，才使得在中國遭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典籍在日本得以保留。但是這種說法的真實性難以考證。1339年日本南朝大臣北畠親房所著《神皇正統記》將此事作為信史記錄，稱“孔子全經唯存日本矣”。

日本最早出現的徐福東渡到日本的記錄是1339年日本南朝大臣北畠親房所著的《神皇正統記》。而成書于8世紀的日本典籍《古事記》和《日本書紀》只提到了秦朝人移民到日本的情況，沒有徐福東渡的記載。有觀點認為這是因為中國8世紀時尚未明確提出徐福東渡所到之地就是日本。

日本人認為徐福在日本的紀州熊野的新宮（今和歌山縣新宮市）登陸，當地還有徐福墓和徐福神社，每年11月28日是祭祀徐福的日子。在日本徐福的傳說中，日本人認為徐福帶來了童男童女、百工、谷種、農具、藥物及生產技術和醫術，對日本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尊徐福為“司農耕神”和“司藥神”。

一、姓氏淵源：

第一個淵源：源于地名，出自春秋時期齊國邊邑無棣，屬于以居邑名稱為氏。

無棣，是春秋時期齊國邑名，因古有無棣水（今河北鹽山漳衛南運河無棣溝）而名，是春秋、戰國時期齊國的北界地邑，常年駐扎有軍隊，主要是防御燕國，筑有無棣城，古城舊址在德州市慶云縣于店村北，是舊慶云縣八景之一，“棣城煙雨”。城墻故址在今山東省濱州市無棣縣城西北六十公里的河北省鹽山縣大傅莊鄉故城趙村至常金鄉常金村一帶。

戰國時期，無棣是戰火紛飛的古戰場，齊、燕、山戎、秦等諸侯國在該處屢戰。在原住軍民中，有以居邑名稱為姓氏者，稱無棣氏，后省文簡稱為單姓棣氏。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無棣地方紳士徐巿（徐福）受秦始皇之命，在鹽山一帶招募了童男童女各五百名，并百工、水手、弓箭手三千多人，然后在原齊國故地饒安（今河北鹽山）籌措物資，之后就是從無棣東端的馬谷山浩浩蕩蕩地入海，一去不復返地為秦始皇尋找“長生不老藥”。

來到日本，是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在考古研究中，結合“欠史八代”的疑點，在證明這九代天皇存在之前，這種說法不失為一種看來合理的說法。日本現有徐福墓，但成立年代頗晚，當是后世徐福來日傳說傳入日本（注：[2]）附會所建。又，徐福墓數量過多，如楊貴妃墓，前前后后有數十座，徒增疑點。

成為日本人的祖先。此說無論就史學或考古學觀之，其時代皆大相徑庭。日本早于徐福來到前早已有人居住，并已有其文化。徐福與童男童女到來充其量只是與當地人通婚再產生后代而已。

據《日本國史略》提到：“孝靈天皇七十二年，秦人徐福來。（或云，徐福率童男女三千人，赍三墳五典來聘。福求藥不得，遂留而不歸。或云，止富士山。或云，熊野山，有徐福祠。）”說徐福帶童男童女來日本修好，貢上三墳五典而尋求仙藥，然而不得仙藥，只等定居下來。在《富士文書》中則提道徐福來到日本，協助當地農民耕種，帶來一些新的技術。然而《富士文書》一般被學界認為是偽書。

到達日本后，徐福再沒有返回中國，而且沒有得到長生不老藥，擔心秦始皇追殺，要求同行男女各自改姓成為“秦”、“佃”、“福田”、“羽田”、“福臺”、“福山”等姓氏。巧合的是，連云港市現有云臺山脈，姓氏都與山有奇特淵源。日本和歌山縣新宮市都還有姓秦的日本人，有些家門口樓上還仍然刻著“秦”字。

到了琉球群島或是到了渤海灣中的一個小島再到濟州島。于大海上遇到風暴失蹤。有趣的是，由宇多天皇到龜山天皇，由天皇主祭徐福達80多次，直到明治維新才停止。

^注意，是“巿”（ㄈㄨˊ，fuˊ）而不是“市”（ㄕˋ，shiˋ）

^《楚義六帖》為中國首次認為徐福到日本之書籍，卻沒有稱王的說法。史記本文中并無確實記載，注釋亦語焉不詳。就《三國志》魏書倭人傳察知，至少到東漢為止尚無徐福來到日本的傳說形成。

最早記錄徐福事跡的是《史記》，作為當時西漢武帝時太史令的司馬遷，距離徐福東渡的時間只有七八十年的時間，定是因為此事影響甚廣，所以他在自己的不朽著作里記錄了當時求仙這一盛況：“齊人徐（福）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司馬遷說徐是齊地人。故有觀點認為徐福的故鄉應該是山東龍口。

1982年6月，江蘇連云港市贛榆區（原贛榆縣）進行了一次地名普查，在金山鎮南一公里的地方發現一個叫“徐阜”的自然村。據當地人說，“徐阜”原名“徐福”，明清時仍稱“徐福村”。另據出土文物可知，贛榆在戰國時屬齊地，秦朝時屬瑯琊郡，實際也果真如此。由此，位于贛榆金山鎮南一公里的徐阜村，也稱是徐福故里。

有連云港市人徐愷，稱徐福是其前第56代祖，有徐家宗譜和連云港市地方志為證。（另：贛榆屬于連云港市三個主城區之一）

兩種說法在史學界上的爭論頗多，因為都沒有墓葬或原文的確鑿的證據，直至今日一時爭論不止。但不妨礙人們紀念徐福活動的展開。

日本和歌山縣新宮市有許多祭祀徐福的神社，廟宇和陵墓，羽田等氏姓也自稱是徐福的后裔，日本歷代天皇都用高規格祭禮祭祀徐福。在濟州島正房瀑布陡峭的崖壁上，刻有齊國刀文「齊臣徐市 遷王過之」疑似古篆字樣。當地傳說游徐福第一次渡海尋找海外神山去的就是濟州島（古名瀛洲），后來徐福主動上書詐騙秦始皇以尋找不死藥為名，保護田氏齊國皇室，帶領三千童男童女、百谷百工、上古歷史、詩書禮儀、魯削切玉，遠渡日本和歌山（古名蓬萊），國號大和。

這是目前最為通行的說法，在秦代方士是很流行的。在齊地和燕地，這樣的方士很多。戰國齊威王、齊宣王、燕昭王時，便有大批齊、燕方士入海求蓬萊仙藥。和徐福同時代的方士也有很多，像盧生、韓終、侯公等。徐福作為方士中最著名的一個，為始皇入海求藥，是可能的。

秦始皇暴政，一部分人敢于揭竿而起，另一部分人就消極抵抗，在沿海地區，就有很多人向海外移民。徐福是知識分子，他不滿秦的暴政，但又無能為力，于是表面上熱衷于尋找仙藥，實際上是尋找合適的機會移民。山東師范大學山東地方史研究所所長朱亞非教授認為。持這種觀點的人很多，《漢書》中說：“徐福、韓終之屬多赍童男女人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唐代詩人汪遵《東海》詩也寫道：“漾舟雪浪映花顏，徐福攜將竟不還。同舟危時避秦客。此行何似武陵灘。”作者把徐福入海不歸比作陶淵明《桃花源記》所寫的武陵郡漁人避秦亂而移居桃花源之事。也有人認為徐福東渡是為了報秦亡齊國之仇，消滅族之恨而策劃的一次叛離始皇惡政統治的行動。

當時鄒衍的大九州觀點十分流行，認為在海外還有很大的疆土。鄒衍的大九州學說引導和鼓舞沿海的航海家、探險家積極地開發海外。秦始皇所向往的正是：凡是日月所照的地方，都是他的疆土；凡是人的足跡所到達的，都是他的臣民。于是，為了擴大自己的版圖，就打著求仙藥的幌子，派徐福出海，實際上，卻是為了實現自己疆土四至的理想。《呂氏春秋為欲篇》也指出了當時秦國統治者的理想：“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東至扶木就是東至扶桑，即后來所說的日本。這應該就是秦始皇對國家版圖的宏偉目標。

東渡何處徐福東渡是否到了日本，這是諸謎中爭論最為激烈的一個。有學者認為，三神山一般是指日本國。日本還保存有很多有關徐福的遺跡，如徐福登陸地、徐福祠、徐福冢、徐福井等。其佐賀市、新宮市等地都被傳為是徐福當年登陸日本的地方。但也有學者認為徐福最終的目的地是韓國。因為韓國也有有關三神山和徐福東渡的傳說和曾活動的遺跡。此外，還有說去了南洋的，也有說到了海南島的，更有說到了美洲的。這種說法認為，徐福東渡是先到了日本，后來又到了美洲，并在美洲自立為王不歸。檀香山遺留下帶有中國篆書刻字的方形巖石，舊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國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這些古代文物是當時徐福這批秦人經過時所遺留的。而墨西哥灣地區有批居住山區的黃種人，據稱是秦采藥人的后代。

在近現代，早在“五四運動”前夕的1918年，陶亞民先生首先發表了《徐福事考》一文，王輯五先生把研究徐福與研究中日海上交通史結合起來，提出了一些新觀點，當時一些著名史學家，如汪向榮、衛挺生等，也參與了這一研究。1981年，汪向榮先生再論“徐福東渡”，又重新掀起了徐福研究的熱潮，而且一改其年輕時認為司馬遷在《史記》里只是原原本本地記載了“方士們的不真實的宣傳”，認為“徐福是實在的人物，他的入海是為了逃避始皇帝的虐政，是有計劃的海外移民。”他還指出：若對中日關系史和日本古代史發展過程進行認真觀察、探討的話，也不能輕易地否定這一傳說。近二十年來，這一研究取得了不少矚目的成績。一些中國有影響的史學元老和中青年史學工作者也對這一課題頗感興趣。如復旦大學的吳杰教授、遼寧大學的孟憲仁教授、天津社科院的王金林教授、浙江大學日本文化研究所的王勇教授等，都曾立著論述。另外像臺灣的彭雙松教授、日本的梅原猛教授、壹岐一郎教授、水野明教授等也都對這一課題作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然而，由于《史記》對徐福求仙事的記載“語焉不詳”，使得這個歷史事件成為一宗千古疑案，史學界不少人把它看成是一只燙手的山芋。近些年來，雖然有人試圖從考古學、人類學、航海史等多角度來佐證這一歷史事件，但很難有突破性的進展。要說認同，只有兩點，一是歷史上確有徐福其人，二是確實下過海。至于其出身在何處，在哪兒出海，出過幾次海，東渡的目的是什么，最后到的“平原廣澤”究竟是什么地方，這一切還都是爭論的焦點。因此，有些史學家就提出，單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研究徐福與日本的關系，容易陷入空論與臆測。

2007年5月18日，中國·龍口第九屆徐福故里文化節暨《徐福志》首發式在徐福故里山東省龍口市萬松浦書院隆重舉行，來自日本、韓國及國內外史學界和各地徐福研究組織的專家學者近50人出席，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張煒先生主持會議，中共龍口市委副書記孫為富致歡迎辭。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華夏徐福文化研究中心等20多個學術團體和個人發來了賀信、賀電。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副會長、原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謝華先生作了總結講話。

徐福是秦代著名方士、著名航海家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杰出使者，出生于戰國時期的齊國（經考證為今龍口市）。秦始皇時期，徐福率領三千童男女自山東沿海東渡，足跡遍及韓國南部與日本，成為歷史上中日韓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幾千年來一直是人們研究和探討的一個熱門話題，至今已成為先秦史、秦漢史、中外關系史、航海史、民俗學、宗教學、考古學等綜合性多學科研究，有極為重要性的學術價值。同時，對徐福及其集團東渡的研究，對于擴大對外開放、發展中日韓人民之間的友誼、加快山東經濟文化建設及旅游業發展，都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由于歷史記載的不詳，過去對徐福研究的開展尚不夠深入，但隨著中日韓三國有關徐福的文獻、考古、文物和傳說材料的不斷發現與增多，對徐福的研究也日益深入，為了促進對徐福研究更加深入的開展和擴大對外交往，有必要對徐福的生平和業績進行全面的認識、總結和宣傳。2004年初，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決定編纂一部《徐福志》，并委托協會秘書處和山東師范大學地方史研究所進行志書編纂的籌備工作。《徐福志》的編纂工作得到山東省政府領導的高度重視，韓寓群省長、蔡秋芳副省長曾給予大力支持。龍口市委、市政府及龍口市徐福研究會對《徐福志》的編纂工作也十分重視，在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給予了積極的保障。

《徐福志》共分6篇21章，洋洋38萬言，翔實地記述了徐福及其東渡的整個過程，據有很高的學術研究價值和較強的權威性。全國著名史學家安作璋、朱紹侯、高敏先生擔任該書的學術顧問。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會長馬儀先生為編委會主任。主編為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常務副會長、山東師范大學地方史研究所所長朱亞非先生，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秘書長曲玉維、副秘書長史衍勤、郝慧民先生擔任副主編，由中國海洋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徐福志》的出版發行，是國內外徐福研究事業和文化生活中的一件盛事，是中國國際徐福文化交流協會成立以來的一個重要成果。《徐福志》的出版發行，將為徐福文化研究、交流和旅游業的發展創造更加寬泛的通道，成為中日韓人民世代友好往來新的紐帶和橋梁。《徐福志》的出版發行，必將有力地推動國內外徐福研究事業向更深層次發展，為促進世界和平穩定，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起到積極的作用。

其實，徐福傳說，虛虛實實，歷來是浮于中日兩國史學界的棘手“謎案”，但又是游離于歷史與文化之間的熱門話題，徐福成了中國與東北亞地區的一種獨特文化。在中國，自漢以下歷代文人墨客，以此為題材撰文賦詩的不在少數。一生喜好探幽訪奇的浪漫主義大詩人李白，其《古風》（三）賦的正是“徐載秦女，樓船幾時回”；宋朝歐陽修的一首《日本刀歌》更是爛熟于中日人民心中；元朝的吳萊熱衷于徐福傳說，他泛舟東海，尋訪古跡，寫下了著名的《甬東山水古跡記》，把徐福在舟山群島中的遺跡，一一記錄下來，并寫下了《聽客話蓬萊山紫霞洞》、《聽客話熊野徐福廟》等詩篇；明朝的宋濂、李東陽；清時的黃遵憲等也都以此為題材，創作了流傳千古的詩篇。

綜上所述，如果說徐福，作為一個歷史命題還有諸多難解之謎的話，那么作為一個文化名題，早已在歷史流變的進程中形成，并為中日韓乃至東北亞人民所接受。誰也不是提出徐福文化的始作俑者。而是事實告訴我們，徐福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無論從歷史的角度，還是現實的狀況，對中日韓三國的交流與交往起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在日本古代史上，綿延了6000多年的繩紋文化，在公元前三世紀前后突然中斷了，日本列島的文明進程，從石器時代一下躍入了金石并用時代，這一作用，來自于列島以外的移民，是外來的大規模集體移民帶來了新的文化。而司馬遷的《史記》記載徐福出海求仙事又正發生在這一時期，這又不得不引起歷史學家們的關注。但是，《史記》中對徐福去向的記載只有“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這么幾個字，這平原廣澤是哪兒？誰也不知道，以后又無令人信服的考古資料可以佐證。在日本，有文字記載的史料在公元七世紀才出現，對于古代文史，大多是以口碑形式流傳下來的，其可信度也有限。因此，要確切地弄清是哪些集團從中國大陸帶去先進文化，著實是有困難的。當時的中國正置列國紛爭，連年征戰，老百姓為逃避戰亂，紛紛蹈海東渡。移民集團到達朝鮮半島、日本列島的又何止徐福一個。就在史學界，關于倭人始祖問題，歷來也有“吳人后裔說”，“太伯后裔說”，“越人后裔說”，“徐福后裔說”，“騎馬民族后裔說”等諸多觀點，影響著日本歷史發展的外來文化有吳越文化、齊魯文化、通古斯文化等。因此，考察徐福文化的源頭，真正的涵義在于文化的認同和歸屬，這一認同和歸屬又以廣泛的血緣交融為基礎的。“徐福”僅僅是這一時期大陸移民集團的代名詞，是一種文化源頭的象征。

另外，自戰國至秦漢，王侯將相大多熱衷于神仙之道，故在歷時幾百年的入海求仙活動中，出現了像安期生、羨門高誓、韓眾、盧生、少君等一大批方術之士。光是徐福入海求仙時就有三千童男女及無數百工相隨，有幾十條乃至上百條的船出海，就這一群體而言，也不可能首尾相隨、同時出發、同到一個目的地的。因此，在中國一千多里的海岸線上，在日本有近30個地方都有徐福的傳說，也就不奇怪了。徐福就成了這些方士群體、求仙隊伍的代名詞。我把其稱為共名的徐福。

徐福與日本歷史結合起來，從純歷史學的范疇到形成一種文化現象，隨著歷史的發展，有一個流變的過程。自司馬遷《史記》記載以后，東漢班固的《漢書》、晉陳壽的《三國志》、南宋范曄的《后漢書》都記載有徐福出海求仙的事跡，且不出《史記》內容的窠臼，所說徐福到過的祖州、瀛洲、夷洲、澶洲、蓬萊、方丈等地，均是虛無縹緲的。

徐福傳說與日本之接軌，大約開始于隋唐時期，隋大業三年（公元607年），日本派小野妹子來華，次年，隋煬帝派裴世清出訪日本，裴世清在日本九州一帶看到有一個風俗同于華夏的“秦王國”，于是就猜想，這大概是傳聞徐福止住不歸的“夷洲”，但又無法確定。之后，有人則把這個“秦王國”直接比定為日本。如明人薛俊蓍的《日本考略·沿革考》（成書于公元1530年）中說：“先秦時，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洲，號秦王國，屬倭奴。故中國總呼曰‘徐倭’”。用肯定的語氣直接說徐福到的夷、澶二洲“屬倭奴”。

到了唐代，中日交往日趨頻繁，人們發現日本的文物制度類似中國，頗存上古遺風，于是逐漸將徐福東渡之地鎖定為日本。

在徐福與日本古代史結合上，對后世影響最大的，莫過于義楚的《義楚六帖》中的記載。五代后唐天成二年（公元927年），日本醍醐時代的真玄宗高僧弘順大使（即寬輔和尚）來中國，與我國的義楚和尚相識，相交日益深厚，寬輔把流傳在日本的關于徐福求仙到過日本的傳說講給義楚聽，后來義楚把寬輔的這一口述內容，記載在他的《義楚六帖·城廓·日本》中：“日本國亦名倭國，東海中。秦時，徐福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國也。今人物一如長安。……又東北千余里有山，名富山，亦名蓬萊，其山峻，三面是海，一朵上聳，頂有火煙，日中上有諸寶流下，夜則卻上，常聞音樂。徐福止此，謂蓬萊，至今子孫皆曰秦氏。”

在中國，徐福求仙到達日本，最終到達富士山的記載始見于此書，但這一記載也僅僅是一對異國友僧的交談內容，也只是傳說而言。然而，就是這樣一則不經意的談話記錄，卻成了以后徐福東渡到達日本的依據，傳承授受，一直沿襲到了至今。

徐福文化歷史流變中的另一突出現象就是徐福逐漸由人到神，徐福的史實記載內容逐漸被作為文人的創作而加以發揮，并且不斷加以神話。徐福則逐漸成為一種不折不撓、無所不能的精神象征。這一點，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要數宋代李舫的《太平廣記》中一段有關徐福的記載：

徐福，字君房。不知何許人也。秦始皇時，大宛中多枉死者橫道。數有烏銜草覆死人面，皆登時活。有司奏聞始皇。始皇使使者赍此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是東海中祖洲上不死之草，生瓊田中，一名養神芝。其葉似菰，生不叢。一株可活千人。始皇于是謂可索得。因遣福及童男女各三千人，乘樓船入海。尋祖洲不返，后不知所之。逮沈羲得道，黃老遣福為使者，乘白虎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龍車。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俱來迎羲而去。由是后人知福得道矣。又唐開元中，有士人患半身枯黑，御醫張尚容等不能知。其人聚族言曰：“形體如是。寧可久耶?聞大海中有神仙，正當求仙方，可愈此疾。”宗族留之不可。因與侍者，赍糧至登州大海側。遇空舟，乃赍所攜。掛帆隨風，可行十余日，近一孤島。島上有數萬人，如朝謁狀。須臾至岸。岸側有婦人洗藥，因問彼皆何者。婦人指云：“中心床坐，須鬢白者，徐君也。”又問：“徐君是誰?”婦人云：“君知秦始皇時徐福耶?”曰：“知之。”“此則是也。”頃之，眾各散去。某遂登岸致謁，具語始末，求其醫理。徐君曰：“汝之疾，遇我即生。”初以美飯哺之，器物皆奇小，某嫌其薄。君云：“能盡此，為再餐也，但恐不盡爾。”某連啖之，如數甌物致飽。而飲亦以一小器盛酒，飲之致醉。翌日，以黑藥數丸令食。食訖，痢黑汁數升，其疾乃愈。某求住奉事。徐君云：“爾有祿位，未宜即留。當以東風相送，無愁歸路遙也。”復與黃藥一袋，云：“此藥善治一切病，還遇疾者，可以刀圭飲之。”某還，數日至登州。以藥奏聞。時玄宗令有疾者服之，皆愈。

至于徐福東渡與中日關系的意象結合，則在歷代的文學創作中也是屢見不鮮。元和元年（公元806年）三月，入唐僧空海回國途經越州，朱少乘、朱少瑞、鴻漸等人賦詩相送，唐僧人鴻漸寫了一首《送空海上人朝謁后歸日本國》：

禪居一海隔，鄉路祖洲東。

到國宣周禮，朝天得僧風。

山冥魚梵遠，日正辱樓空。

人至非徐福，何由寄信通。

這大概是文獻所見“祖州”、“徐福”與“日本”的意象結合的最早史料。

在此前后，以徐福求仙為題材的詩文也常出于名人之手筆，李白寫過，皮日休寫過，朱少瑞寫過。在日本最有影響的要數宋代蘇軾的《海漫漫》與歐陽修的《日本刀歌》。明清時期隨著與日本交往的更加頻繁，此類題材的詩文更是屢見不鮮，曾任日本大使館參贊的黃遵憲寫的《日本國志》中記載著徐福求仙事；曾任寧紹兵備道的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記》中記錄了其去新宮訪徐福墓的經過。

名人題留，佳作倍出，雖然，不少作品對徐福描述有著濃厚的神話色彩，但這是徐福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可過去我們卻因其是文學、是傳說，并不是史實而被忽視，即惑只作一些佐證材料來加以引用，沒有能夠集中地、深入地、多角度地加以研究，發覺其更深的內涵。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唇齒相依，歷史上曾都通過各種形式，各民族之間互相交流、交融，形成一個個復合的政治文化聯體。

隋唐時期，是日本與我國交往的第一個高峰期，日本曾向我國派遣了二十多批遣隋使和遣唐使，我國也曾派遣過大量的迎送使節，兩國友人、僧侶、學者之間的交往，時常以徐福文化作為一種友誼的象征而互相傳頌、贊賞。日本的弘順法師與我國的義楚和尚以談徐福傳說來頌揚中日人民的傳統友誼；日本天臺宗僧圓載，來華留學約40年后回國，他的好友唐代著名詩人皮日休為他餞行，曾寫有一首《重送圓載上人歸日本國》，其中有：“無限屬城為裸國，幾多分界是澶洲”的詩句。也以徐福求仙事來揭示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

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無學祖元的第四代徒弟中津絕海來中國留學。明太祖知道后就在英武樓召見了他。談話間，明太祖問起日本熊野徐福廟古跡，中津絕海法師即席作了一首《應制賦三山》絕句：

熊野峰前徐福祠，滿山藥草雨余肥。

只今海上波濤穩，萬里好風須早歸。

明太祖看到這首詩后，興致即起，當場步中津絕海詩韻和了一首：

熊野峰高血食祠，松根琥珀也應肥。

當年徐福求仙藥，直到如今更不歸。

1402年，明惠帝派遣禪僧道彝天倫和一庵一如出使日本，二位法師在日本碰到了中津絕海高僧，中津絕海捧示朱元璋御賜詩軸向兩位中國法師求和詩。道彝天倫和一詩：

采藥秦人舊有祠，春風幾見術苗肥。

老僧曾到中華國，御筆題詩賜遠歸。

一庵一如也和詩：

掛錫龍河古佛祠，一生高潔厭輕肥。

賦詩詔入金鑾殿，攜得天香滿袖歸。

中日聯珠，堪稱絕唱。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唱和其間正是倭寇騷擾我國東南沿海之時，從中顯現了兩國人民對和平友好的珍重。

1975年，“香港徐福會”成立。日本昭和天皇的御弟三笠宮在賀詞中動情地說：“徐福是我們日本人的國父。”

1978年10月，鄧小平同志訪問日本，他與日本朋友談及日本就是以前傳說中的蓬萊國，有長生不老藥時說：仙藥究竟有沒有我不知道，但我這次來，希望帶回去日本優秀的科學技術。

1979年2月，和歌山縣新宮市市長來華訪問，將早期從浙江天臺山帶去的傳說中的長生不老藥——天臺烏藥的三株樹苗贈給鄧小平同志。這又是由徐福東渡求仙而引出的一段中日友誼的一段佳話。

2002年6月25日下午，日本前首相羽田孜先生在江蘇省贛榆縣徐福村祭奠，并欣然揮毫題寫了“日中友好始祖——徐福”八個遒勁流暢的大字。

2007年10月26日，“中國·贛榆第七屆徐福節”開幕，羽田孜再次訪華并多次表示，羽田家族之根來自中國，祖先是徐福。

徐福文化就是這樣，它以其獨特的魅力，已成為中日兩國人民友好悠源的象征，并被兩國人民世代傳頌。

徐福故里位于連云港西北50公里處贛榆縣境內。據《史記》記載，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為求長生不老仙藥，派遣當地方士徐福帶領三千童男女和百名工匠，出海尋覓，最終未獲得不老仙藥，卻在日本登陸，成為中國文化向日本傳播的第一人。徐福故里建有徐福祠一座，祠廟門闕為仿漢建筑，造型精美，古色古香。祠內徐福座像高3米，面向東南，目視遠方，表現出徐福剛毅、睿智和離別鄉土的眷念之情。祠堂前有兩個燈籠，為日本友人所贈。西配殿陳列著徐福故里的部分出土文物，有新石器時代的帶槽石斧和秦磚漢瓦，殿內還有徐福在日本足跡的大量照片。東西長廊中鑲嵌有蘇北罕見的花崗巖漢畫像石、原始社會的石筍等，還存有石船錨和石藥碾等出土文物。今天的徐福祠是中外游客，特別是日本游客的必到之處。

徐福祠位于贛榆區金山鎮后徐福村。1988年春天，贛榆縣政府為紀念秦代方士東渡日本第一人徐福，在原金山鄉徐福村北原廟址建徐福祠，當年5月1日對外開放。徐福祠建成后，日本新宮布、佐賀市多次派人參觀。原徐福廟，也稱興會寺。始建于漢，是舊時士商農工祭祀徐福之地。在原廟前古松的舊址，徐福祠大門南端，矗立著兩尊墨青色花崗石，一尊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中日友協副會長趙樸初題寫的“徐福村”村名刻文，另一尊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彭沖題寫的“徐福故里”碑文。

徐福祠占地2400平方米，建筑面積132.62平方米，有門闕、院落和祠堂三部分，正配殿均為硬山式仿古磚木結構，各面闊10米，通進深。正殿9．8米，配殿8．5米，正殿高7．7米，配殿6．8米。正殿前有石柱欄桿祭臺，占地約80平方米，東西兩側各有碑廊一座。

贛榆區第七屆徐福節的最大亮點——徐福紀念館正式開館，2007年10月24日起對外接待游客參觀。位于贛榆區金山鎮泊船山風景區，2007年7月初正式動工興建，到正式建成開館，前后只用了100天時間。目前徐福紀念館共擁有建筑面積4000多平方米，主要標志建筑包括山門、鐘鼓樓、東西陳列室、大殿、祭壇和徐福文化墻等，均以高品位、高水平、高質量的理念制作，與周邊環境相協調。館內還完成了徐福塑像、文物和書畫陳列布展、浮雕墻等建筑的制作和安裝，初步實現了徐福廣場、山門廣場綠化等配套工程的一體化。徐福節期間將在這里舉辦系列文體活動，并免費向市民開放。

館藏千秋事，興創萬年業。為了紀念徐福、研究徐福、弘揚徐福精神，金山鎮廣大干部群眾自發捐款興建徐福紀念館。6日，紀念館開工奠基儀式隆重舉行。縣領導楊淑之、李翔、盧西舉、孫海、孫玉，中國徐福會副會長、連云港徐福研究所所長張良群，連云港佛教協會會長昌建法師，國家級雕塑大師潘學修等出席了開工儀式，并為紀念館奠基。

縣委常委、宣傳部長孫海主持開工儀式，縣政協主席楊淑之致辭。

自上世紀80年代初，國內外從事徐福文化研究的專家學者逐步確認金山鎮是徐福故里后，該鎮就積極利用各種方式紀念這位偉大的先人，中國第一道徐福村碑、第一座徐福祠、第一尊徐福塑像、第一個徐福生態園先后在金山落成。贛榆縣還先后舉辦了八屆徐福節和徐福國際學術研討會，為弘揚徐福精神，促進經濟發展打造了堅實的平臺。新建的徐福紀念館，占地40畝，主要建筑占地面積25畝，建筑面積4000平方米，主要有山門、左右鐘鼓樓、廣場、大殿、藏書閣、后花園、文物陳列室、碑廊、回廊、茶樓、貴賓接待室等。一期工程投資400余萬元。當前，徐福學術研究活動如火如荼，方興未艾，紀念館的建成將為國內外研究徐福的專家學者提供更高、更大、更寬闊的學術研究平臺，為熱愛徐福、崇拜徐福的國內外友好人士提供環境更加優美、條件更加優越的活動基地。

徐福字君房，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人。

秦始皇時，西域大宛國有很多冤屈死的人橫陳在野外道旁。有些鳥銜來一種草蓋在死人臉上，死者就立刻復活了。官府把這件事奏報給秦始皇，秦始皇就派人帶著那種草到北城請教鬼谷子。

鬼谷子說那草是祖洲的不死草，長在瓊玉的田地里，葉子像菰米，不成叢地生長，一株不死草就能救活上千人，始皇聽后認為這種不死草一定可以找得到。

就派徐福帶著童男童女各三千人，乘著樓船出海去找祖洲。然而徐福出海后一去不回，也不知去了什么地方。

后來沈羲得道成仙時，道家始祖黃帝和老子派徐福為使者來接沈羲升天。徐福當時是乘白虎車、度世君司馬生乘龍車、侍郎薄延之乘白鹿車，他們一起到人間來接沈羲。從此人們才知道徐福已經得道成仙了。

唐朝開元年間，有個讀書人得了個半身枯瘦變黑的怪病，請了宮中的御醫張尚容等來看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病人把全家聚在一起商量說：“我已經病成這樣了，還能活多久呢？我聽說大海里有神仙，干脆我就去求仙方吧，也許就能治好我的病呢。”家里人留不住他，只好給他派一個仆人，帶上糧食來到山東登州的大海邊上，正好看見海邊有條空船就讓他上了船，把東西也放到船里，張起船帆，隨著風就走了。

這個士人在海上漂流了十幾天，靠上了一個孤島，見島上有好幾百人，好像正在朝拜一個什么人。士人上岸后，見岸邊有個女人在洗藥，就向那女人打聽他們都是些什么人。那女人朝遠處指了指說：“你看那邊在大床當中坐著的那個白發老翁，那就是徐君，大家都在朝拜他。”士人又問徐君是什么人。女人說：“你沒聽說過秦始皇時出海求仙的徐福嗎？”士人說知道。女人說：“他就是徐福。”

過了一會，朝拜的人都散了，士人就上前拜見徐福，說了自己的病情，請求徐福給治療。徐福說：“你得的是必死的病，但遇到了我，你就能活了。”徐福起初給士人一些很好吃的飯食，但盛飯的碗特別小，士人嫌碗小飯太少。徐福說：“你能把碗中的飯吃完，我就再給你添，管你吃飽，只怕你連這小碗里的飯都吃不完呢。”士人就大口地吃飯，沒吃幾口，就像吃了好幾大盆飯似的，很快就飽了。徐福又給他酒喝。酒杯也極小，剛喝一點兒就醉了。

第二天，徐福又給士人幾粒黑色藥丸讓他吃下去，吃下去以后，就便出了好幾升黑色的稀水，病就好了。士人請求在徐福這里做點事。徐福說：“你是人世上有官位的人。留在這兒不合適，我會讓你乘著東風回去，你別怕道路太遠回不去家。”徐福給了他一袋黃色的藥，并說：“這藥能治任何疾病，再遇見有病的人，可以用羹匙量著喝一點就能治好病。”

士人回到登州以后，把藥獻給宮中。當時唐玄宗把那藥給有病的人吃。一吃病就治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