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當選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

1976年10月6日，“四人幫”被捕，外交部反對喬冠華的人馬上貼出大字報，說喬冠華“秉承‘四人幫’旨意，替‘四人幫’篡黨奪權制造輿論”。事情源自逮捕“四人幫”時，從王洪文家中抄出了一份組閣名單，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擬定的，上面有王洪文批改的筆跡。而這份“四人幫”組閣名單上有喬冠華，且名列“副總理”。于是，喬冠華成了“上‘四人幫’賊船的人”，理所當然受到中央專案組的審查。喬冠華和章含之到底是不是“四人幫”的骨干，審查了兩年多，最后并沒有做出結論。

在被審查期間，喬冠華著手整理舊作，把他30年代在香港、40年代在重慶和建國后寫的許多國際評論翻出來，重新看了一遍，在文字上做了校勘和必要的修改，編成了《喬冠華國際述評集》。

1982年12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委托習仲勛、陳丕顯，在中南海約見喬冠華和章含之，他們兩位詳細詢問了喬冠華的病情，最后習仲勛代表中央說：“過去的事情一風吹了，一筆勾銷。你是黨內老同志，受點委屈要想得開。”又說：“外交戰線需要你發揮作用，十天半月就可以定了。”喬冠華非常激動，盡管當時他知道自己癌癥已經擴散，但他仍說：“雖然我病了，我還是希望投身工作，最后為黨做些貢獻。”后來喬冠華被安排在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擔任顧問。章含之任對外友協常務理事。

喬冠華為了慶祝喬冠華重新工作，1983年元旦那天，章含之特地把喬冠華最親近的朋友夏衍、馮亦代和鄭安娜夫婦等人，請到家中來吃飯。老友相聚，喬冠華十分興奮，他讓章含之打開塵封已久的茅臺，端起了久違的酒杯，和大家頻頻干杯，盡歡而散。

喬冠華的癌細胞進一步擴散了，這年的9月2日，他最后一次住進北京醫院。9月21日下午，習仲勛代表中央到醫院探望喬冠華，章含之湊在他耳邊說：“仲勛同志來看你了，你有什么話要對中央講，是不是都對仲勛同志說說？”可喬冠華只是笑著對習仲勛說：“謝謝你來看我！”然后側過頭來，輕聲對章含之說：“不說了，什么都不用說了。”喬冠華終因搶救無效，于9月22日上午10時3分逝世，享年70歲。（據《讀書周報》）

章含之用稿費安葬喬冠華

1940年，曾獲得清華大學文學學士和德國士賓根大學哲學博士學位的喬冠華，當時在重慶新華日報社任國際新聞主編，在這期間，他與重慶市民醫院外科主任、蘇州籍醫生李顥結為知交。

李醫生冒著被國民黨特務迫害的風險，搶救了因腸穿孔引起急性腹膜炎的喬冠華，并幫助中共駐重慶辦事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而喬冠華則引導著李顥走向光明，積極投身革命運動。解放后，李醫生調任上海第一人民醫院當了一名外科主任。

1983年9月22日10時3分，喬冠華在北京醫院與世長辭。

10月25日，中國人民對外友協主持了喬冠華的遺體告別儀式，他的骨灰盒被放進了八寶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但是，只放了三天，章含之就把它取了出來，從此就放在自己的臥室里，讓自己與丈夫朝夕相伴。

1984年春節剛過，章含之開始為丈夫尋找他最后的人生歸宿。喬冠華一生清貧，生前一無所有，死后也只留下一筆2000多元的稿費。章含之知道，光憑這區區兩千元，是難以使丈夫入土為安的。百般無奈時，章含之突然想到了丈夫生前的遺言，想到了當時在蘇州醫學院胸外科工作的好友李顥醫生，于是她有了主意。

章含之來到蘇州，在李顥的陪同下，找到木櫝醫院的朋友施醫生。施醫生向他們介紹了他的朋友朱廠長，朱廠長又找到了在東山經聯會工作的朋友楊主任。

東山是個依山傍水的太湖半島，章含之來到楊灣村的華僑公墓，就覺得喬冠華生前的夙愿已在眼前了。在東山人豪爽俠義的幫助下，章含之在當年的清明節那天，用2000元稿費安葬了親密戰友與丈夫。（據《黨史信息報》）

1950年10月，喬冠華作為顧問，陪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特派代表伍修權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國對中國領土臺灣的武裝侵略。1951年7月，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李克農的主要顧問，參加板門店朝鮮停戰談判。1954年4月，隨同周恩來總理出席日內瓦會議。1961年10月至1962年8月，陪同陳毅外長出席第二次日內瓦會議。在外交部日常工作中，經常起草或組織領導撰寫重要外交文件，如：1962年11月周恩來總理就中印邊界問題致亞非國家領導人的信，1970年毛澤東主席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對美國侵略斗爭而發表的《五·二聲明》、《中美聯合公報》等。20世紀70年代初，作為主管美國事務的外交部副部長、外交部長，協助周恩來為打開中美關系開展了一系列外交活動。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時，負責與基辛格談判、草擬中美聯合公報。

1971年11月，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恢復后，第一次率中國代表團出席第26屆聯合國大會并在大會上發表講話，全面闡述了中國的外交政策。自此至1976年，均以中國代表團團長身份出席歷屆聯合國大會。1973年5月，陪同鄧小平訪問法國。1976年10月，以外交部長身份再次訪法。主要著作有：《國際述評集》、《從慕尼黑到敦刻爾克》等。

（1）喬冠華的第一任妻子是龔澎 ，1970年病逝，曾任新中國外交部新聞司司長（中國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長）、部長助理。

（2）外交家喬冠華第二任妻子章含之。相伴喬冠華十年的妻子章含之女士是名士章士釗養女、毛澤東英文教師，出任女外交官、參與中美建交談判、晚年撰寫回憶錄，享年七十三歲的章含之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于2008年1月26日 晨8：24去世。

喬冠華總共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和一個繼女。

喬宗淮

喬宗淮，1944年7月生，江蘇鹽城人，重慶市出生，喬冠華子。大學學歷，工學碩士。1968年為國防科技委員會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研究實習員。1978年任國防科技委員會航天醫學工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83年至1984年為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1984年任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副秘書長（其間：1985年至1991年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1987年任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副社長。1991年任駐芬蘭大使、駐愛沙尼亞大使。1992年任駐芬蘭大使。1993年任駐朝鮮大使。1997年任駐瑞典大使。1998年任常駐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瑞士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大使。2001年8月任外交部副部長。2002年9月任外交部黨委委員、紀委書記。中共十二屆中央候補委員，中共第十三屆中央候補委員，十六大會當選中央紀委委員。

喬松都

喬松都是喬冠華與龔澎之女。

洪晃

洪晃是章含之和前夫洪君彥的女兒，陳凱歌的前妻。

喬冠華的國際政論文章，其一大特點是文章的標題就很有特色，其文章標題見諸于報刊后，總是先聲奪人，而后必欲對其文先睹為快。例如《歷史的報復》《報復的歷史》《斯大林的大手筆》《站在勝利的門前》《沉寂不是和平》《時代終究是變了》等等。在錯綜復雜的國內外局勢中，他的政論文章的標題“往往是用抽象的或形象化的語言，指出或暗示當時國際局勢的要害，以期對讀者有所幫助”。喬冠華后來如是說。

喬冠華的國際政論文章的內容，在廣博的歐洲及世界地理、歷史、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知識的前景敘述中，向人們議論，透析著時局的焦點，思想集中、內容深刻，給人們以很大的啟示和教益。他的文章總是以其把握問題實質的鮮明性和戰斗性，給予人們以信心和鼓舞，在希特勒初期獲勝不可一世時，喬冠華這樣寫道：這是今天的形勢。全世界的眼睛在盯著希特勒，有人將他比成拿破侖；但是人們忽視了；拿破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升期的英雄，希特勒是資本主義社會沒落期的怪杰，希特勒的迷信并不是建筑在他的飛機和坦克之上，而是建筑在全歐洲資產階級的沒落、反動和腐化之中……現在，歐洲大陸的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匍伏在希特勒的馬蹄之下，希特勒已經快要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的拿破侖；我們不知道歷史是不是會重演，不過，可以斷言的是：未來的莫斯科將和過去的莫斯科有著本質上完全不同的劃時代的意義。莫斯科是歷史上一塊奇異的地方。喬冠華的國際政論文章尖銳潑辣，在恢宏的氣勢中又常夾雜著詼諧幽默，明快而活潑，同時，為了說明復雜，危急的局勢，他總要列出許多真實的細節，讓讀者自己判明真相。所以，他的文章讀后往往使人拍手稱快，過目難忘。

喬冠華當年撰寫的國際評論文章影響廣泛，其成功一方面是由于其反法西斯主義的原則性、堅定性、在重大問題上總是與國內爭取民主、團結進步、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的斗爭密切呼應，以及他留學歐洲期間所掌握的廣博的國際知識，另一方面，他在聯系撲朔迷離，瞬息萬變的國際局勢寫作時，有膽有識，也付出了很大心血。

許多年后，喬冠華回憶當年寫作的甘苦和思想方法時這樣寫道：

在香港，有一個時期我為《時事晚報》寫社論，每天一篇，當時我只能利用剩余時間為《世界知識》寫點文章……

我們想方設法開辟自己的材料來源，力求做到能掌握一切有關國際形勢的材料。正面材料是研究的重點，但也絕不輕視、放松對反面材料的搜集和研究，有時正是從反面材料中看出了問題的關鍵，在國際形勢的發展中，任何一個新出現的問題都有它自己的歷史以及同前后左右其他問題的關系，盡可能弄清楚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和它同其他問題錯綜復雜的關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場上發生的所有重大變化都是互相關聯的，因此就有必要經常從戰爭的全局來考察戰爭中發生的任何一個新的問題。國際述評從表面上看好像是“述”和“評”各占一半；實際上真正費氣力的是“述”；即掌握材料；做到這一點，問題也就解決大半了。

喬冠華自1937年至1946年寫的這些評論文章當時曾編為文集《爭民主的浪潮——1939年的國際》《形勢比人強》《向著寬闊光明的地方》《從戰爭到和平》《從慕尼黑到敦刻爾克》出版。他在33歲以前寫的這些國際述評文章，以其廣博的知識，立論的嚴謹，優美的文字，精辟的見解，代表和平，民主、進步、正義的聲音，在三、四十年代，贏得了不小的聲譽。

自從胡愈老（胡愈之）開拓了中國進步學者研討國際問題之風后，可謂人才輩出，在胡身邊聚集了一批國際問題評論專家，如錢俊瑞、張仲實、金仲華、馮賓符、張明養等人，而喬冠華在那個時期寫的文章，雖屬后出，卻大有后來居上，出人頭地之感。他的文章“向大后方人民傳播了中央對重大國際問題的看法，同時也多少反映了那時代的激情和人們的喜怒憂樂”。當時，許多青年人爭相傳閱喬冠華的文章，在那黑暗而混亂的年代，“喬木”先生的國際述評使他們產生了極大的希望而倍受鼓舞。從文學家馮亦代的回憶中可領略一二：那時，我只是個人世不久的年輕人，除了有一腔火熱的報國之心外，別無他長……而其時，老喬正以他成熟而又犀利的筆鋒，剖析時局，給陷于迷亂心情中的人指出了一條明確的道路。我每天讀著《時事晚報》老喬用“喬木”這一筆名寫的政論，每讀一文，心頭如飲一瓢清泉，不僅徹涼，而且眼睛也跟著放亮起來……我對他狂熱傾倒，只不過是當時年輕人中的一員而已。

可以舉一個“對他狂熱傾倒”的例子，1940年6月9日，德軍向法國馬其諾防線發起全面進攻。在香港一家咖啡店嘈雜的地下室里，一大群中外記者對戰局作各種猜測和設想。喬冠華大口吸煙，一言不發，傾聽大家爭論。忽然，他起身揮手打斷眾人話語，說：“6月9日是法軍最黑暗的一日。剛才聽了諸位的許多高見，似乎還抱著很大的希望，實在大局已定……我可以告訴大家，三天以后，巴黎將不戰而降！”

一語驚四座！愛潑斯坦、根塞斯坦、羅吟圃等名記者搖搖頭，不以為然，“決戰正在進行，勝負未見分曉……”有的人則忿怒地質問：“你怎能這樣說？！ ”

喬冠華掐滅煙頭，自信地說：“這不是一句話可以回答的，諸位請看以后的報紙好了。”就在眾人爭論的第四天，6月13日，法國投降，德軍開入巴黎。6月22日，德法停戰協定簽字，6月24日，法意停戰協定簽字。

戰局的發展，證實了喬的預言。這位青年國際評論家受到了普遍的贊譽。

而喬冠華在隨即發表的《法國的崩潰》一文中，平靜地寫道：“25日太陽出來的時候，在西線依然是美麗的河流，美麗的田野，但西線消逝了。”

中國歷史上的三國時期，有與天下英雄孫策、周瑜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江南二喬”，她們是“風流姿色天下聞”；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共產黨內，也有“二喬”并世而出，不過，他們是“風流文采天下聞”。一位是卓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曾擔任毛澤東秘書25年之久的胡喬木；另一位即是本文的主人公，曾任共和國外交部長，活躍在國際外交舞臺上的喬冠華。

說來有趣，胡、喬二人都是江蘇鹽城地區人，兩家住地相距不過幾里。喬冠華比胡喬木小一歲，念完中學后，兩人又是北京清華大學的同學，相隔一二年級，青少年時期，“二喬”沒有什么來往；但兩人不約而同地走上革命道路；四十年代兩人又不約而同地用“喬木”的筆名發表文章，那時，人們常以為“喬木”是一人。“二喬”才華橫溢，皆為圣手。以后胡喬兩人還成為好友，常相來往，這不能不說是中國文壇上的一樁奇事、趣事。

當年，由“喬木”署名的文章，犀利無比，譽滿天下，人們搞清楚有兩個“喬木”后，就把在延安工作的胡喬木稱為“北喬”。把在香港、重慶活動的喬冠華稱為“南喬”。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說，還是分開叫好吧，喬木就是胡喬木，喬冠華還是用你學生時代的名字，就叫喬冠華吧。

喬冠華閱歷豐富，個性鮮明，恰與胡喬木那種嚴謹穩健的作風大相徑庭。他秉性曠達，恃才傲物，浪漫灑脫，不拘小節，常在飲酒賦詩之間，揮毫大作。他處在人生事業巔峰之時，正是“文化大革命”之際，喬冠華在國際外交舞臺上叱咤風云，而在國內政治漩渦中，卻卷進波底……他的老友說他：“當初不求聞達，而聞達自至，不期蹭蹬，而蹭蹬及身可悲也夫”。真是一言難盡喬冠華！

喬冠華故居位于建湖縣慶豐鎮東喬村，1984年，慶豐鎮政府對其進行修繕，1997年，慶豐鎮政府派專人赴京運回喬冠華同志生前用過的辦公桌、衣櫥、沙發等用物及文稿，布置陳列于室內，供人參觀。喬冠華故居主屋坐北朝南，明三（間）暗四（間），東廚西廂，為清代所建。喬冠華就在這里度過了人的童年和少年時代，院子門額上方鐫刻著“喬冠華故居”五個遒勁有力的大字。[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