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5月1日，陳泊經瓊海總工會負責人黎竟民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7年“四一二”事變后。陳泊與所在工廠的黨員集體被捕，因為沒有多少證據，后來全被釋放回家。陳泊在家鄉參加了瓊海工農紅軍，在攻打博鰲失敗后，遭到國民黨血腥鎮壓，陳泊的姐姐和妹妹被捕，他被迫流亡海外。

陳泊的三舅在印尼的蘇門答臘開了一家中餐館，三舅收留了陳泊，還供陳泊就讀華僑中學。在印尼，陳泊又聯絡了幾個從海南來的黨員，秘密成立起黨組織，并在巨港的碼頭工人中開展活動。1928年，陳泊等人與新加坡共產黨取得聯系，成立了巨港特支。1930年，新加坡共產黨臨委改組為馬來亞共產黨中央，陳泊任中央執行委員，化名“布魯”——這是馬來語“螺絲釘”的譯音。

陳泊在馬共中央的民族委員會工作，負責指揮新加坡與馬來亞總工會糾察總隊。糾察總隊的主要任務是保護罷工，打擊工賊。1931年，新加坡區委書記李錦標叛變，致使上百名同志遭到逮捕，地下黨決意除掉這個叛徒。由于李錦標的出行總是與英國當局的政治偵探長同行，地下黨三次刺殺都未果，因而就把行刺的任務交給了陳泊，并設計用炸彈將二人一齊炸死。

行動前夜，陳泊把炸彈運到了小世界咖哩巷一個咖啡館的樓上。正在檢查炸彈時，突然有人敲門，陳泊一回頭，不小心將炸彈引爆。血淋淋的陳泊被送到醫院，昏迷中就被鋸掉了受傷的左手。爆炸也驚動了警方，陳泊傷勢稍愈，就被送到監獄關押。審訊中，陳泊見敵人沒有證據，就一口咬定自己是被外面扔進來的炸彈炸傷，反而要求政府追查兇手。當局無奈，只好判陳泊“當庭釋放，候輪驅逐出境”。于是，陳泊和一批被驅逐回國的同志乘船經香港回到祖國大陸。1936年12月，陳泊被全國總工會調到了延安。

1939年春節，陳泊得到一個消息：國民黨中統將派特工到延安活動，以記者身份為掩護。陳泊立即布置各檢查站嚴加盤查，不久，富縣檢查站送來了一個從洛川來的《中央日報》記者。經過秘密突擊審訊，那個記者交代了此行任務：到邊區各縣巡視，向國民黨各縣黨部傳達國民黨第五屆五中全會確定的反共方針，向潛伏的中統特務布置任務，讓他們在胡宗南即將對邊區進行的軍事進攻中里應外合。

審訊至此，可以說已經破案。按照當時黨在邊區的鋤奸政策，對于日探、漢奸從嚴懲處；對于國民黨特務，如無重大破壞活動，一般予以教育釋放、驅逐出境，對于個別人則爭取“反用”。這個特務記者30出頭，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到中統已有6年。審訊中，他言詞謹慎，應對穩重，不是一個好對付的角色，反用沒有把握，釋放又可惜，反復斟酌，陳泊想出一個妙計。

第二天晚上，坐落在延安南門外山坡上一個窯洞院落里的國民黨膚施縣黨部來了一個神秘客人。看門老頭一見來人的裝束，就知道是縣黨部劉書記長等待的客人，急忙請進。警惕性頗高的劉書記長仔細地觀察著來人，此人身著皮夾克、呢大衣，腳蹬黑皮鞋，鼻梁上架著一副金絲眼鏡，落落大方的舉止中還透出一股儒雅之氣，怎么看都不是土里土氣的共產黨人。來人慢慢掏出國民黨《中央日報》記者證，又對上了中統的秘密聯絡暗號，劉書記長不禁欣喜：“西安早有電報來，我們等你幾天了！”

來人平靜地說：“共產黨盤查得很緊，不過不敢把我這個記者怎么樣。他們把我安排在邊區政府住宿，整天盯我的梢。今天晚上我才找到機會來看你們，但還不敢多待，回去晚了怕他們懷疑。”

劉書記長說：“延安的共產黨整天喊反對倒退、反對投降、反對分裂，我們縣黨部壓力很大，活動很不方便。但是我們能夠留在延安，就能起作用。”

來人問：“你們在延安有沒有建立情報據點？”

劉書記長為難地說：“共產黨盯得很緊。但我們還是在一些地方建立了網絡，能夠拿到一些情報。”

來人又記又問又看材料，還特別注意每一項情報的來源，包括每個秘密情報點的具體人員。聽完了匯報，來人鄭重地“指示了下一步的工作”之后，便告辭了。

劉書記長全然不知，這位“中統特派員”離開后，便從延安南門徑直到了共產黨保安處的大院。原來，這位“中統特派員”就是陳泊。

有了在膚施縣的經驗，陳泊又接連到了延川、清澗等6個縣探查。不久，他在詳細整理了各個縣的材料后，向保衛部門下達了抓捕密令。各縣公安局按圖索驥，一舉抓獲暗藏特務40多人，有力打擊了國民黨安插在延安邊區的特務力量。與此同時，我黨將國民黨這些反共活動予以公布，使國民黨當局在政治上非常被動，十分難堪。

1942年春節前夕，延安邊區已是千里冰封，萬里雪飄。陳泊剛從甘肅隴東回來，就接到我方在慶陽縣的特情密報：我秘密哨所抓獲一個來自國統區的詭秘男子，名叫陳興林。審訊中，陳供認負有國民黨軍統交辦的重大使命，愿意棄暗投明，但表明只跟中共保衛部門負責人面談。

當天深夜，陳泊秘密會見了陳興林，兩人交流得甚為融洽。長談中，陳興林痛哭流涕地講述了自己被脅迫當上國民黨特務的經歷，詳細交代了這次潛入邊區的任務。原來，陳興林是在西安讀書的熱血青年。1938年10月，他與3個要好的同學相約到延安參加抗日救亡斗爭。不料走到臨潼時被國民黨軍統特務截住，并把他們強行送到了西安郊外的一個訓練基地。經過3個月的“洗腦”和強化訓練，陳興林以優異成績被派到漢中特訓班當教員。

漢中特訓班是軍統特務頭子戴笠一手創辦的絕密特務組織，其學員都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的青年男女。訓練期間，所有人員都準進不準出，并一律以代號相稱，彼此不知道真實姓名。訓練內容除了在思想上進行反共教育外，還教授射擊、爆破、暗殺及竊取情報等技術。訓練時間以3個月為一期，期滿后便偽裝成進步青年前往延安作長期潛伏。此外，特訓班還規定，潛伏人員橫向之間不可發生聯系，也不同上級機關進行聯絡，而是等候時機，配合國民黨軍隊進攻延安，實施刺殺中共黨政軍領導人，破壞軍事設施，炸毀橋梁、倉庫等活動。

國民黨軍統將這些人員稱為“第五縱隊”。到1941年10月，這個特訓班已經辦了9期，陳興林從第一期到第九期都在擔任教官。從這年年底開始，國民黨胡宗南部就準備大舉進攻延安，因此需要那些已經潛伏下來的特務里應外合。可是由于這些人按要求長時間不與上級聯系，特務機關既不知道他們潛伏在延安什么單位，也不知道這些人叫什么名字，所以只好選派一個熟悉這些特務的人打入延安，逐個聯絡，布置任務。于是，陳興林被選中了，因為從一期到九期的學員他都認識。

談完這一切，陳興林向陳泊提出一個要求，讓他自由地回慶陽3天，在探望了老母和妻子后返回延安。中央社會部批準了陳興林的要求。陳泊對陳興林說：“你放心回去，我們決不會派人跟隨你。”此外，他還給了陳興林一些邊區的貨幣，讓他買些衣物和食品回去，并送了一只大燒雞和幾塊布料，作為陳興林回家的見面禮。陳興林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感動得淚流滿面，賭咒發誓說他一定回來。陳泊笑道：“別講這些了，我們相信你。”

3天過去，晚上擦黑時，陳興林回來了。他一見到陳泊就激動地講起回家的感受，稱贊共產黨對老百姓真好，說去年慶、陽鬧了旱災，邊區政府給農民發了救濟糧和救濟款，他家也得到了200斤細糧。

“五四”青年節那天，延安舉行了盛大的慶祝集會。吃過早飯，陳泊帶上陳興林和十幾名挑選出來的保衛干部來到會場，隱蔽在入口處的彩門兩側。從9時起，各單位、院校的隊伍打著寫有紀念“五四”字樣的旗幟，唱著歌曲列隊進場。作了偽裝的陳興林瞪大著眼睛進行辨認，每當認出一個“特訓班”的成員就發出暗號，然后便衣人員便跟上去向領隊打聽此人的姓名。從人員入場到大會結束，陳興林一共指認出特務36名。會后，保衛部門逮捕了這些人。這些潛伏特務大多數招供，其后經過這些人再指認，相繼又抓獲了同黨20多人。這次行動，前后總共有60多個潛伏特務落網。令中央社會部和中央軍委保衛部震驚的是，這些特務的潛伏范圍之廣，潛伏程度之深，是沒有想到的。從中央黨政機關到延安的地方政權，從高校到群眾團體乃至一些兵站，無所不在，甚至有少量人員還鉆進了高度機密的中央機要交通部門！

陳泊一手破獲的國民黨軍統“漢中訓練班”大案在邊區引起轟動，情況上報到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毛澤東感到十分振奮，特地召康生詢問情況。毛澤東聽了匯報后，點著頭贊賞道：“當為奇功！奇功！”接著又問：“是何人具有如此的神通？”

康生回答說：“這是布魯同志一手操辦的。”

“噢，這個布魯真是我們延安的‘福爾摩斯’！”毛澤東風趣地說完，又問了陳泊的簡歷，慨然道：“可惜我們只有一個布魯，再來10個布魯就好了。要用布魯這樣的人保衛延安！”

康生很快地領悟到什么，說道：“我們馬上就研究，準備由布魯同志擔任保衛處的處長。”

“那好嘛，這叫有功就賞。”毛澤東笑吟吟地予以首肯。不久，陳泊被任命為延安邊區政府保衛處處長。

1943年6月一天的凌晨，八路軍延安留守兵團駐吳旗縣長官廟的一個警戒哨發現有人偷越山口，該地的警七旅補充團立即調集部隊進行圍殲。戰斗中，共打死武裝特務7人，但沒有留下一個活口。為此，留守兵團司令員肖勁光對補充團進行嚴厲批評。相隔數日，富縣的邊界線又有特務半夜繞越哨口，其中二人被哨所的八路軍戰士打死，一個重傷被俘不久就死去。

接連兩起武裝特務偷越哨口的事件，引起了陳泊的高度警覺，他向中央軍委保衛部部長錢益民匯報了自己的想法。第二天，中央軍委保衛部牽頭召開了留守兵團、延安邊區政府保衛處、延安公安局等單位的聯席會議，作出了加強延安防特反特、特別是保衛中央領導人安全的決定。

此后，陳泊要求保衛處的有關人員每天到中央軍委和中央辦公廳抄來中央主要領導的日常活動和安排計劃。這天，他從安排計劃中看到這么一項內容：6月22日上午10時，毛澤東接見新四軍第三師八旅旅長田守堯。他在筆記本上記下田守堯的名字后來到中央軍委，向錢部長詢問情況。參謀人員拿出了田守堯報到的材料：田是今年3月上旬從華中出發，經渤海、冀東、平西進入晉西北，并從那兒進入邊區的。他抵達晉西北時有電報發給中央軍委，但所持中共華中局的介紹信在渡海戰斗中丟失。陳泊看完材料，向錢益民提出：能否向晉西北的兩個兵站去電，查證田旅長是否從那兒經過。當天下午，陳泊接到晉西北八路軍兵站回電，今年5月下旬，并無新四軍旅長田守堯從那兒路過。陳泊放下電報，沉思后忽然騰起身子，跑步來到錢益民辦公室，說：“我建議馬上審查那個田守堯，再決定毛主席是否接見。”

“哦，你有什么懷疑的證據嗎？”錢問。

“是的，我認為吳旗、富縣發生的幾起特務越境事件，表明國民黨特務企圖混進延安。而在延安，裝扮成軍人是最不容易被發現的。這個田守堯，從3月份就離開華中，到現在3個多月了，這中間可能發生很多的變化。為什么田守堯在材料上填寫路過晉西北，而兵站卻回電說沒有這樣一個人？這里面有問題！”當即，錢益民將審查田的任務交給了陳泊。

從這天下午起，陳泊用整整兩晝夜的時間，終于將“田守堯旅長”的情況審查清楚：對方果然是軍統派來刺殺毛澤東的高級特務！原來，真正的田守堯于3月初與該旅參謀長彭雄等人從山東出海繞赴延安參加黨的會議時，在海上與巡邏的日軍遭遇而犧牲，所有人員無一生還。日軍不知道這次海戰打死的是什么人，但軍統很快就查清楚并將這一絕密情報電告了重慶軍統總部。在戴笠的親自策劃之下，軍統派出數批特務潛入延安，包括這個精心選出來的“田旅長”。“田旅長”在中央軍委招待所住了5天，一直沒有誰懷疑，還有兩天毛澤東就要接見他了，沒想到在這節骨眼上，遇到了陳泊的火眼金睛。

6月29日上午，中共領導人劉少奇在延安對記者發表講話，揭露了國民黨派遣特務進入延安擾亂并企圖刺殺中共領導人的事實。面對嘩然輿論，國民黨狼狽不堪。

陳泊這又一個奇功，受到中央社會部的內部表彰，延安的“福爾摩斯”更出名了。

解放初期，陳泊出任廣州市公安局首任局長。把他放到這一重要位置，是時任中共華南分局第一書記、廣東省人民政府主席、廣州市市長葉劍英向中央力薦的。

在廣州，陳泊從地方和部隊調進了大批人員充實公安隊伍，又從國民黨警察局挑選接收了近千名警員，用強大的力量頻頻出擊，搜捕隱藏在各個角落的敵特警憲，僅用一年左右的時間，就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偵破敵特匪案件320多起，抓捕人犯1500多人，繳獲地下電臺20多部，各類長短武器逾千支，還有部分機槍、迫擊炮；

粉碎了國民黨特務妄圖爆炸廣州市軍管會大樓的陰謀，抓獲作案特務11人，包括臺灣中統、軍統共同派出的電臺組上校組長；

市公安局配合地下黨策反了白崇禧部所轄的“桂山號”軍艦，艦上400多名官兵全部起義投誠，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

市公安局通過地下黨組織調動金融界的關系，將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預備逃美時帶走的三萬美金截住……

中共廣東省委對公安局的工作十分滿意。葉劍英在寫給國家公安部領導的一封信中特別提到：“廣州市的潛伏敵特力量迅速肅清，社會治安的根本平定，與陳泊同志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誰也不曾料想到，1951年，剛40出頭年富力強的陳泊，卻被突然涌起的一股政治漩流卷入萬劫不復的深淵！在時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領導下，辦案部門宣稱，陳泊是“英國特務”，是港英當局特務的重要成員，并以陳泊“喪失革命立場，包庇反革命、特務”的罪名，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然而，10年監獄生活過去之后，他仍然得不到釋放，又被押送到湖北沙洋勞改農場監督勞動。自1961年6月起，這位諜報戰線身手非凡、曾有延安的“福爾摩斯”之譽的杰出斗士，在勞改農場又苦熬了11年。后被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