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凖先世曾居太原太谷昌平鄉，后移居馮詡，最后遷至華州下邦。寇凖出身于名門望族，其遠祖蘇岔生曾在西周武王時任司寇，因屢建大功，賜以官職為姓。父親寇湘于后晉開運年間考中進士甲科，后應詔任魏王記室參軍，因屢建功勛，被封為國公，追贈官職至太師尚書令。寇凖天資聰明，又勤奮好學，十四歲時已經寫出了不少優秀的詩篇。十五歲時就能精習《春秋》。 [1] 

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十九歲的寇凖考中進士。宋太宗選取進士，往往到殿前的平臺親自看望提問，年紀輕的人往往不予錄用。有人教寇凖增報年齡，寇凖說：“我剛剛準備要踏上仕途，怎么可以欺騙陛下呢？”后來考取了，被授官大理評事，被派往歸州巴東任知縣，任滿改任成安知縣。以后他又先后升任鹽鐵判官、尚書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等官。

端拱二年（989年），寇凖曾奏事殿中，大膽進諫。由于忠言逆耳，宋太宗聽不進去，生氣地離開了龍座，轉要回內宮。寇凖卻扯住宋太宗的衣角，勸他重新落座，聽他把話講完。事后，宋太宗十分贊賞寇凖，高興地說：“我得到寇凖，像唐太宗得到魏徵一樣。” [3]  寇凖在宋太宗朝群臣中，以剛直足智著名。

淳化初年，朝廷處理了兩樁受賄案。情節嚴重的王淮，贓錢以千萬計，僅被撤職仗責，不久又恢復了原職；而情節較輕的祖吉，卻被處以死刑。寇凖知道這是王淮的哥哥、參知政事王沔搞的鬼，心中忿忿不平。

淳化二年（991年）春，發生了一次大旱災，宋太宗召集近臣詢問時政得失。群臣多認為是天數所致，寇凖則說：“《洪范》里說，天和人的關系，相互應和就像影子和回聲，大旱是因為刑罰有不公平的地方。”宋太宗很生氣，起身回到宮中。過了一會兒，召寇凖詢問刑罰不公平的情況，寇凖說：“希望把二府的官員召來，我就說。”皇上下令召二府的官員來，寇凖就說：“不久前祖吉和王淮都觸犯法律接受賄賂，祖吉受賄較少卻被殺頭，王淮因為是參政王沔的弟弟，收受錢財千萬，只受杖刑，仍官復原職，這不是不公平是什么？”宋太宗把這件事問王沔，王沔叩頭謝罪，于是宋太宗嚴厲批評了王沔，并且知道寇凖可用。當即任命寇凖為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改任同知院事，開始直接參預北宋朝廷的軍國大事。 [4] 

寇凖在樞密院與知院張遜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一天，寇凖與與溫仲舒一起外出，在路上碰到一個瘋子迎著他的馬喊萬歲。判左金吾王賓與張遜向來交好，張遜就嗾使他把這件事稟告宋太宗。寇凖引溫仲舒作證，張遜讓王賓單獨上奏，言辭很嚴厲，并且互相指責對方的短處。宋太宗很生氣，貶謫了張遜，寇凖也被免官任青州知府。但這時宋太宗已離不開寇凖了，寇凖去青州后，宋太宗悶悶不樂，經常詢問有關寇凖在青州的情況。第二年，寇凖就被召回京師，拜為參知政事。至道元年（995年）又加給事中。 [5] 

當時宋太宗在位日久，一直未立皇儲。這件事也一直是令宋太宗頭疼的事情。因為宋太祖駕崩后，其子德昭未能繼位，宋太宗以皇弟身分踐祚，并且宋太祖之死還有“燭影斧聲”之謎，也就是說宋太宗有殺兄奪位之嫌。因此宋太宗傳位，就面臨兩個選擇：立自己的兒子，還是立太祖的兒子。當時一般大臣都諱言立儲一事。大臣馮拯曾上疏請立皇儲，被太宗貶到嶺南。從此朝野上下很少有人再敢議論此事。

寇凖剛從青州還朝，入見宋太宗。宋太宗當時正患足疾，讓寇凖看過傷情后，深情地問道：“你怎么現在才回京？”宋太宗覺得有點過意不去。接著宋太宗便向寇凖問起應立誰為皇太子。寇凖已猜到宋太宗這次召見他的目的，他早已成竹在胸，但他并沒有直接回答宋太宗的問題。

寇凖說：“為天下選擇國君，不能與后妃、中官（宦官）商量，也不能與近臣謀劃；應選擇眾望所歸者立為太子。”宋太宗低頭想了好久，屏退左右的人，輕聲問道：“襄王怎么樣？”寇凖心中暗喜，便順水推舟地說：“知子莫若父。陛下既然認為襄王可以，就請決定吧。”第二天，宋太宗便宣布襄王趙恒為開封尹，改封壽王，后立為皇太子。

宋太宗與太子拜謁祖廟回來，京城的人們擁擠在道路兩旁喜氣洋洋，爭著看皇太子。這時人群中有人喊了聲“少年天子”。宋太宗聽后很不高興，問寇凖：“人心歸向太子將把我放在什么位置?”寇凖連連拜賀說：“陛下選擇的皇儲深得人心，這是國家的福氣。”宋太宗恍然大悟，賞寇凖對飲，大醉而罷。此后宋太宗更加依重寇凖。有人給宋太宗獻了個寶物：一通天犀，宋太宗令人加工成兩條犀帶，一條自用，另一條賜給了寇凖。 [6] 

至道三年（997年），宋太宗駕崩，太子趙恒繼位，即宋真宗，寇凖任尚書工部侍郎，宋真宗很早就想讓寇凖做宰相，擔心他性格剛直，難于獨自擔任。遼國乘宋主新立，更加頻繁地騷擾邊境。

咸平二年（999年），遼軍大敗宋軍于高陽關，俘宋并代都部署康保裔，大掠而還。咸平六年（1003年），遼軍再侵高陽關，宋軍副都部署王繼忠又被俘降遼。這兩次戰爭極大地震驚了北宋朝廷。景德元年，邊境告急文書頻傳，說遼軍又要大規模入侵了。這年六月，參知政事畢士安向宋真宗推薦寇凖為相。畢士安說：“寇凖天資忠義，能斷大事；志身殉國，秉道嫉邪。眼下北強入侵，只有寇凖可以御敵保國。”八月，寇凖與畢士安同日拜相。

景德元年（1004年），寇凖以集賢殿大學士的官職排在畢士安（參知政事）之下。九月，遼圣宗耶律隆緒和他的母親蕭太后，率20萬大軍，從幽州出發，浩浩蕩蕩，向南推進。遼軍由威虜軍攻定州，被宋兵阻擊，便把兵鋒轉向東南。當遼軍南下。“急書一夕五至”的時候，北宋統治集團的上層人物大多驚惶恐懼。參知政事王欽若是江南人，主張遷都金陵。樞密副使陳堯叟是四川人，提議遷都成都。他們主張用躲避遼國的辦法，應付遼國的入侵。宋真宗本來就無心抗敵，更表現得惶恐不安。只有寇凖與畢士安堅決主張抵抗，當宋真宗問他們的意見時，王欽若、陳堯叟二人正好在場。寇凖心里明白，遷都之議就是他們提出的，但他卻假裝不知，對宋真宗說：“誰是替陛下籌劃這個計策的人？他的罪可以殺頭。現在陛下是神明威武的皇帝，武將和文臣都很團結，如果您親自領兵出征，敵人自然而然就會逃跑。不這樣，那就出奇兵打亂敵人的計劃，堅守陣地消磨敵人的士氣，使敵人困乏疲憊。從疲勞和安逸的敵我形勢來看，我們有必勝的把握。為什么要拋棄太廟太社，到楚、蜀這樣邊遠的地方去呢？問題在于人心崩潰了，敵人乘勢而入，天下還能夠保住嗎？”寇凖的意見終于阻止了妥協派逃跑避敵的主張。為了消除王欽若對宋真宗的影響，寇凖把他從宋真宗身邊調到天雄軍前線去防遼兵。 [7] 

寇凖派探子到前線偵察情況，根據對敵情的分析，制定了一套抗敵方略。他指出：“目前敵人已至深州、祁州以東，我方大軍在定州及威虜等地，東路別無駐軍。應一面調天雄軍步騎萬人，駐守貝州，派孫全照指揮，遇敵掩殺；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敵后，襲擊敵人據點，兼以報告敵情。這樣就可以振奮軍威，安定人心，打亂敵人的軍事部署，并可與刑州和沼州的軍事據點構成犄角之勢，以便攻守。萬一敵騎南下攻人貝州，即應增援定州，向東北進攻，牽制敵人后方，使敵兵不敢縱深作戰。”同時寇凖特別強調指出：為了鼓舞士氣，爭取更大的勝利，宋真宗必須渡過黃河，親臨前線。寇凖一方面同妥協派斗爭，一方面積極備戰。他派人到河北把農民中的優秀青年組織起來，加以訓練，發展民兵隊伍，并規定：河北民兵殺敵，所在官軍應給以聲援；民兵中有殺敵立功者，同樣給予獎賞。寇凖還派人攜帶錢物慰勞河北駐軍，并出銀30萬兩交給河北轉運使，用來收購軍糧，充實軍資。

十月，遼兵攻下祁州，向東南推進，經貝州，直撲澶州城下。這樣一來，不僅河北大片領土陷入敵手，而且僅隔一河的都城汴京也暴露在遼國騎兵的威脅之下。事實擺在面前，只有堅決抗敵才是惟一的出路。怯弱的宋真宗在寇凖的督促下終于決定親征。但統治集團內部仍然有不少人對抗敵沒有信心，甚至當時的宰相畢士安也以自己抱病在身，以及太白星白天出現對大臣不祥為借口，不愿隨駕北征，并對寇凖促使宋真宗親征說三道四。

在寇凖的督促下，宋真宗讓雍王留守京師，自己起駕北上。當車駕緩慢行至韋城時，遼軍日益迫近的消息雪片似地從前方飛來。臣僚中又有人勸真宗到金陵躲避敵鋒，于是真宗又動搖起來。寇凖十分懂得把握軍心民心和“取威決勝”的軍事法則。他提醒真宗在大敵壓境，四方危機的情況下，只可進尺、不可退寸。三寇凖明確指出，進則士氣備增，退則萬眾瓦解。殿前都指揮使高瓊也支持寇凖的意見。宋真宗車駕終于北行到達澶州。北宋時，黃河還是從澶州流過的，將澶州城一分為二。

遼軍已抵北城附近，宋真宗不敢過河，只愿駐扎在南城。寇凖力請渡河，真宗猶豫不決。寇凖對高瓊說：“太尉承蒙國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報答嗎？”高瓊說：“我是軍人，愿以死殉國。”于是寇凖與高瓊商議了一番，便一同去見宋真宗。寇凖對宋真宗說：“陛下如果認為我剛才的話不足憑信，可以問問高瓊。”沒等真宗開口，高瓊便說：“寇凖的話不無道理。隨軍將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師，他們不會愿意拋棄家中老小隨您遷都而只身逃往江南的。”接著高瓊便請宋真宗立即動身渡河。樞密院事馮拯在一旁呵責高瓊對宋真宗魯莽。高瓊憤怒地駁斥道：“你馮拯只因為會寫文章，官做到兩府大臣。眼下敵兵向我挑釁，我勸皇上出征，你卻責備我無禮。你有本事，為何不寫一首詩使敵人撤退呢？”高瓊命令衛士把真宗的車駕轉向北城行進。渡過浮橋時高瓊簡直是在驅趕衛士前進。當真的黃龍旗在澶州北城樓上一出現，城下北宋的兵民立即歡聲雷動，氣勢百倍。真宗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視后，仍回南城行宮，把寇凖留在北城，負責指揮作戰。宋真宗幾次派人探視寇凖的舉動。寇凖與知制誥楊億在城樓上喝酒下棋，十分鎮定。寇凖胸有成竹，使宋真宗不再恐慌。 [9] 

自從遼國大舉入侵之后，各地軍民英勇抗敵。遼軍雖然號稱20萬，卻是孤軍深入，供給線長，糧草不繼。十月以后，遼國軍隊在戰場上節節失利。尤其是真宗親臨北城時，遼軍先鋒蕭撻覽在澶州城下被宋將李繼隆部將張環用精銳的床子弩射殺，極大地動搖了契丹軍心。因此遼國太后蕭綽及大丞相耶律隆運估計在戰場上撈不到什么便宜，便轉而向北宋議和，企圖從談判桌上獲得在戰場上得不到的好處。

宋真宗本來就沒有抗敵的決心。差不多在他離京親征的同時，宋朝的議和使節曹利用也被派往契丹軍營。曹利用當時是一個職位很低的官員。在遼宋對壘的過程中，曹利用總是往來于兩軍之間。遼圣宗和蕭太后也通過前一年望都之戰中俘虜的宋將王繼忠和曹利用聯系。契丹提出的議和條件是要宋“歸還”后周世宗北伐奪得的“關南之地”。宋方的條件是，只要遼國退兵可以每年給遼一些銀、絹，但不答應領土要求。談判在兩軍對峙中進行。最后終于按宋方的條件達成了協議，剩下的問題就是每年給遼銀絹的數量。曹利用臨行前請示宋真宗，真宗說：“必不得已，一百萬也可。”曹利用從真宗的行宮一出來就被一直守候在門外的寇凖叫住。寇凖叮嚀他說：“雖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應所給銀絹不得超過30萬。否則，你就不必再來見我，那時我要砍你的頭！”

寇凖始終反對議和，主張乘勢出兵、收復失地。主戰派將領寧邊軍都部署楊之，以奪取幽燕數州。但由于真宗傾心于議和，致使妥協派氣焰囂張。他們攻擊寇凖擁兵自重，甚至說他圖謀不軌。寇凖在這班人的毀謗下，被迫放棄了主戰的主張。于是，在妥協派的策劃下，于同年十二月，宋遼雙方訂立了和約。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澶淵之盟”。 [10] 

澶淵之盟固然值得稱道，在這次戰爭中，宋軍也給遼軍以有力的反擊，使遼朝統治者認識到宋軍和中原地區的人民是不可輕侮的。從此以后，契丹就不敢發動大規模的入侵。澶淵之盟后，宋遼邊境干戈寧息，貿易繁榮，人民生活安定。從積極抗敵到澶淵之盟，寇凖功冠朝臣，朝野上下有目共睹。但是有功之臣卻由此招來不測之禍。寇凖對北宋王朝功重如山，真宗對寇凖十分敬重，引起妥協派官僚的嫉恨。

王欽若這個曾被寇凖斥之為“罪可斬首”的妥協派首領，對寇凖更是恨之入骨。一回到東宮，王欽若就開始對寇凖施展陰謀。在一次退朝之后，他乘機對真宗說：“陛下敬重寇凖，是因為他對國家有功嗎？”宋真宗點頭肯定。王欽若說：“我想不到陛下竟有這樣的看法。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反而說寇凖有功。”宋真宗一愣，問他原故。王欽若說：“《春秋》—書都把城下之盟當作一種恥辱。澶淵之盟實際上是城下之盟，陛下不以為恥嗎？”王欽若見宋真宗不高興，接著說：“陛下聽說過賭博吧。那些賭徒在錢快要輸完時，就盡其所有押了上去，輸贏在此一著，這就叫‘孤注一擲’。陛下在澶州時不過是寇凖的‘孤注’罷了，真是危險啊！”從此，宋真宗對寇凖就冷淡起來。 [11] 

寇凖做宰相，選拔人才不講門第，喜歡進用出身貧寒而有真才的人。御史臺是專門批評朝政得失的機構，每當御史臺官員有缺額時，他就讓平時具有批評精神的人去擔任。這樣一來，他就更成為王欽若等人的眼中釘。在王欽若一伙的攻擊下，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寇凖被免去相職，到陜州去做知州。

寇凖離開東京，在河南、陜西等地作了多年的地方官。丁謂與王欽若都是一個善于奉迎之人，為了博得宋真宗的歡心與信任，他們大搞迷信活動，以偽造所謂“天書”、編造祥異等事。粉飾太平、迷惑視聽。宋真宗晚年臥病不起，越發迷信和糊涂，對于王欽若與丁謂，簡直到了言聽計從的地步。 [13] 

天禧三年（1019年），形勢發生了變化。丁謂主動邀請寇凖回朝再當宰相。丁謂此舉別有一番用心。當時，無論從資歷是從聲望上講，丁謂實在不夠宰相的資格，因而他以參知政事的名義請寇凖回朝為相，以便假借寇凖的資望為自己的權勢服務。這一點，局外人是清楚的。寇凖的一個門生就曾十分懇切地對寇凖說，稱病不去為上策，而“再入中書”當宰相為下策。然而耿直的寇凖不聽勸阻，終于在六月間赴京上任了。 [14] 

丁謂對寇凖先后施展了兩套陰謀。起初他一心想把寇凖拉為同黨。在一次宴會上，寇凖的胡須沾了些菜湯，丁謂馬上起身為寇凖擦須。寇凖不但不領情，反而十分惱火，當場訓斥丁謂有失大臣之體。丁謂惱羞成怒，發誓要報復寇凖。

宋真宗得風濕病后，劉皇后參預朝政，凡事皆問丁謂。丁謂誤國，寇凖、王旦、向敏中等元老重臣都上奏建議應選擇正大光明的大臣來輔佐太子監國。寇凖還特別指出：“丁謂、錢惟演是奸佞之人，不能輔佐少主。”其實是在反對劉皇后預政，反對丁謂專權。病中的宋真宗也意識到丁謂專權的嚴重局勢，批準了寇凖等人的上奏。寇凖讓知制誥楊億秘密起草太子監國的詔旨，并且準備與楊億一起輔政。

劉皇后是四川人，她娘家的人仗勢犯法，宋真宗為了劉皇后的面子，下詔赦免。寇凖堅決反對，認為必須按國法處置。為這件事，劉皇后與寇凖結下怨仇。不料，寇凖與楊億密謀由太子監國一事被楊億的妻弟張演酒后泄漏，劉皇后先下手為強，罷寇凖為太子太傅，封為萊國公。正在這個節骨眼上，和丁謂有私怨的太監周懷政聯絡同黨，企圖發動政變，斬殺丁謂，復相寇凖，尊宋真宗為太上皇，擁立皇太子即位。這件事被客省使楊崇勛出賣。丁謂連夜化裝乘牛車到曹利用那里商量對策。丁謂、曹利用派兵包圍了周懷政的住處。周懷政被俘后自殺。丁謂想乘機干脆把寇凖置于死地，就誣告寇凖參與密謀。寇凖雖沒被問成死罪，卻再次罷相，被逐出京城。 [14] 

寇凖遭貶，據說是丁謂等背著宋真宗干的。據《宋史·寇凖傳》記載，寇凖被貶，真宗臥病不知，問左右的人為什么多日沒見寇凖，左右臣僚都不敢回答實情。寇凖離開京城那天，大臣們由于害怕丁謂，都不敢去送行，只有王曙以“朋友之義”為寇凖餞行。參知政事李迪十分憤懣，公然宣布自己與丁謂不共戴天，甚至持手板擊打丁謂。李迪面奏皇帝痛斥丁謂之奸邪，力訴寇凖之蒙冤。寇凖再次罷相后，丁謂當了宰相，將寇凖一貶再貶。

乾興元年（1022年），含冤負屈離開道州而向南部海濱雷州赴任。到任后，連個像樣的住房也沒有，但當地官員、百姓素來仰慕寇凖的為人，主動替他蓋房，安排寓所。他在任上，除少數政務外，主要是讀經釋書，閑暇時寫字、會友，每逢客至，則笑臉相迎，毫無權貴大官的樣子。

天圣元年（1023年），寇凖在雷州任所憂病交加，臥倒在床。此時，他以《病中詩》為題，賦詩一首：“多病將經年，逢迎故不能。書惟看藥錄，客只待醫僧。壯志銷如雪，幽懷冷似冰。郡齋風雨后，無睡對青燈。”

天圣元年 （1023年）九月，寇凖病故于雷州竹榻之上，妻子宋氏奏乞歸葬故里，仁宗準奏。但因所撥費用有限，靈柩運至中途，錢已用完，只得寄埋洛陽鞏縣。 [15] 

明道二年（1033年）十一月，仁宗為寇凖昭雪，恢復寇凖太子太傅、萊國公之職，贈中書令，謚號“忠愍”。寇凖得以歸葬下邽。

皇祐元年（1049年），仁宗又令翰林學士孫抃為寇凖撰寫了《萊國寇忠愍公旌忠之碑》，并親筆為碑首篆書了“旌忠”二字。 [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