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友倫，廣東省梅州市梅縣區南口瑤上人，出生于1912年2月4日，原名羅又倫，別號思揚。1927年，他考入黃埔軍校，編入第7期預科大隊。1928年，進入南京本校，就讀于騎兵科，畢業后，先后任國民革命軍教導第2師排長、中隊長。之后又報考陸軍大學，學習指揮作戰。畢業后因成績優異，留校擔任兵學教官。抗戰爆發后，羅友倫主動要求進入第一線作戰部隊，接受第5軍軍長杜聿明之邀，調到第5軍擔任參謀處長。進入第五軍之后，羅友倫先后參與了昆侖關之戰、桂南會戰，之后又跟隨部隊開赴昆明，擔任第5軍副參謀長、代理參謀長，參加中國遠征軍赴緬作戰。

在第5軍擔任參謀長期間，為了提高軍隊戰力，羅友倫將所有機械化部隊集中，設立汽車團、戰車團，歸參謀處統一指揮，在提高機動性的同時，也增強了戰力。作為杜聿明將軍的重要參謀，羅友倫參與了同古保衛戰、臘戌保衛戰等一些重大戰役的參謀決策工作。據羅友倫訪談錄中介紹，在同古保衛戰中，蔣介石曾命令200師死守同古，犧牲到最后，以表示國民革命軍的精神。但因救援部隊相隔百里之遠，所以只能在撤退與死守之間做選擇。羅友倫認為，假如死守，就會眼睜睜地看著200師被敵人包圍、殲滅。那時第5軍有三個師，如果有一師被敵人吃掉，只剩兩個師，士氣一定受挫，而且坐視不救，有損指揮道德。因此羅友倫力主撤退。但撤退是違抗最高統帥的命令，可能受軍法審判，羅友倫和軍長杜聿明、最高統帥部參謀團團長林蔚反復討論了幾個小時，始終沒有結論。時至深夜，羅友倫說：“假如不立即下令撤退，就再也沒有撤退的機會了，如此一來，一定會完全被敵人包圍殲滅。”于是他動手擬好了命令，請杜、林簽字，他們都不肯簽，羅友倫只好先簽名以示負責。最后軍長杜聿明被他說服，也簽了字。在一夜之間，200師循著鐵索橋渡過河川撤退，粉碎了敵人企圖四面包圍攻擊，全殲200師的圖謀。

1942年4月，由于日軍占領臘戌，第5軍軍部和所屬的新22師、第96師主力于4月26日黃昏由皎克西乘汽車、火車向曼德勒轉移，全部撤至伊洛瓦底江以西以北地區，此后第5軍直屬部隊、第200師、第96師、第66軍的新38師徒步輪流掩護撤退。5月8日上午，日軍攻占密支那，杜聿明按蔣介石的命令向國內撤退。5月9日，由于在杰沙（又譯為卡薩）發現日軍，并且新38師先到杰沙掩護的只有一個團，而新38師、新22師主力至少需要一天半才可以從前線撤下，杜聿明認為日軍有可能從南北包圍將遠征軍殲滅，從而下令第93師在右翼掩護，并且在孟拱附近占領掩護陣地，同時命令各部隊分路回國，自尋生路。杜聿明親率軍部進入了緬北原始森林。

在穿越野人山的過程中，羅友倫和第5軍經歷了極為痛苦和漫長的“死亡之旅”。由于命令倉促，準備工作極其不充分，連地圖都沒有，士兵在熱帶還穿著棉襖，下雨時連雨衣也沒有。在原始森林中，沒有食物，沒有補給，缺醫少藥，許多士兵都倒在了路邊。羅友倫在回憶錄中寫到，“從緬北到印度，我們在絕地中行軍，一路上遭遇饑餓、疾病、蟲害，死在途中的有8000多人，沿途都是白骨。我們帶了1萬多人，到了印度只剩下3000多人，而帶著的160匹馬，全死在路上。甚至因為傷口發炎，缺醫少藥，我本人也差點犧牲在回國的路上。直到從一個犧牲的士兵身上找到消炎藥，我才幸運地活了下來。”談到這段經歷，羅友倫感嘆道，“我們之所以能夠活下來，就是依靠求生存的意志和力量。在第5軍中有很多的黃埔畢業生，他們是遠征軍的中堅。正是由于他們在黃埔軍校中受到的教育和熏陶，以及接受的種種嚴格的軍事訓練，塑造了他們視死如歸、寧死不屈的道德品格，激勵著他們奮勇向前、不畏犧牲。在黃埔精神的感召和鼓舞下，他們最后在艱苦卓絕的環境中頑強地生存下來，并最終獲得了勝利”。到達印度藍伽后，羅友倫積極補充兵員，換裝美式裝備，整訓部隊，加強叢林戰訓練，在短期內迅速提升了遠征軍的戰力，為反攻緬北積蓄了力量。

因為在抗戰中的赫赫功績，羅友倫被授予少將軍銜，并榮獲抗戰勝利勛章。抗戰后期，羅友倫將軍曾參與創辦了青年軍，并擔任了第207師師長、青年軍第6軍軍長，后因病到美國治療。1950年到臺灣后，羅友倫被任命為復辦的鳳山軍校暨陸軍軍官學校首任校長，也是黃埔軍校第四任校長。在復辦鳳山軍校期間，羅友倫力主接續大陸黃埔軍校的期數，自1951年開始招第24期生，隨后的24至26期黃埔生都畢業于羅友倫將軍任上。任校長期間，羅友倫大力傳承黃埔精神，延續黃埔情緣，開展黃埔校史教育，并積極籌備軍校新制方案，將學制從2年轉為4年，并以美國西點軍校為藍本，重新規劃軍事教育和學年教育。之后，羅友倫又調任“憲兵司令”，“海軍陸戰隊司令”，“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聯勤總司令”。1994年8月，羅友倫將軍在臺北病逝，享年8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