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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聞

2008-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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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聞(1902—1976),男,祖籍為廣東省梅縣,1902年10月10日出生于重慶市江津縣。我國著名的細胞遺傳學家和作物育種學家。1915年考取四川省保送名額,進入清華預備學校;1923年畢業于清華大學并赴美國留學,在美國普渡大學學習園藝,又在康奈爾大學研究院專攻遺傳學,獲博士學位。
    回國后,李先聞曾先后任中央大學、東北大學、河南大學、武漢大學等農學院教授,其間曾一度自費去日本深造,學習蠶業改良;1938年他應四川省稻麥改進所之邀,任該所食糧作物組主任,稻麥改良場場長等職;1946年6月他赴上海植物研究所供職,從事理論研究;1948年11月他應臺灣省糖業公司的邀請,從事甘蔗的研究工作;1954年他被任命為臺灣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長,為該院歷屆院士。在細胞遺傳學研究方面,發表論文近百篇,尤其對育種工作的實驗令人景仰。
  李先聞教授在河南大學農學院做番南瓜與南瓜的雜交,用細胞遺傳的研究成果寫了一篇報告。這篇報告在美國學術界反映良好。在河大任教期間,他也做小麥育種工作,親自開行,親自播種,親自掩土,把育種的田間工作全部了解操作一遍。1933年春天,李先聞教授在河南大學開始做小米(粟)開花的研究,白天每隔一小時,晚上每隔兩小時去察看一次,用馬燈照著數花朵,記錄下來。這項研究的報告,當時在美國農業雜志上發表十幾篇。1935年,李教授在武漢大學初次實驗水稻育種,他自己記錄當時的情況:“我一人下田,穿短褲,水深沒脛,酷熱的天氣,猶如置身蒸籠內,蚊子四面夾攻,揮之不去。”第二年,又做了小米種間雜交工作,在珍珠小米中找到了“四元體”。1938年,在四川省農業改進所繼續研究小米的進化,次年用一種名為“美國谷”的種子做水稻育種工作。1946年,從事小米雜交工作。1949年赴臺灣,為臺糖公司研究甘蔗育種的改良,推廣N:0310的栽培面積,短期內由1%增到42%。李先聞教授的治學精神為人稱道。李教授將研究與實踐密切結合起來,在生物科學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他自己總結了三條奮斗經驗:
  一是能守。他看到一般科學工作者經常變動地方,曾感慨地說:“任何作物的改良,就稻麥為例,最快也要五六年以上。這樣時常變換環境,如何能有成績?”因此他鄭重提出“守”字對生物科學工作者的重要性。
  二是合作。他盛道美國各方面的重大成就。多出于科學工作的精誠合作。他舉出原子彈的制造,是集合美、英、加等各國的物理學家、化學家在若干類似的研究室里于短時間內研究成功的。他指出美國一個由遺傳學、化學方面的權威學者組成的“工作隊”,在生物化學遺傳學的研究中發現了若干新天地與新創見。
  三是手腦并用。他曾說:“有些人在留學時,讀書成績好得出奇,但回國以后,甘心自暴自棄,舍科學的研究而不為。學生看老師不去研究,自然地也跟著不研究。這現象傳遞下去,在科學研究上決不會有成就。”因此,他期望科學工作者要丟棄不愿做實驗的傳統習慣,真正的身體力行,肯干“粗活”。
  1976年7月4日李先聞教授因患心臟病逝世,享年75歲。
  
 李先聞,植物遺傳學家。我國植物細胞遺傳學的奠基人,長期從事禾谷類植物的細胞、遺傳、進化和育種研究與稻麥改良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1949年到臺灣后致力于抗病、高糖分甘蔗新品種的發展,對振興全島制糖業作出重大貢獻。60年代籌建臺灣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艱苦奮斗,培養新才,為發展生物科學傾注心血,贏得了學術界的盛譽。
  李先聞,1902年10月10日出生在四川省江津縣農村一戶“只能溫飽的中產之家”。祖籍廣東梅縣,父輩中最受他尊敬的哲夫四叔(早年留日,曾參加同盟會倒清活動),是力主李先聞外出讀書、決定其一生命運的關鍵人物。
  1906年,李先聞就讀于鄉村小學,后轉到重慶依仁高小,1914年畢業。次年考取清華留美預備學校。“五四”運動中,以童子軍身份積極參加救國活動,結識了棄武從文、任操練團副團長的高班同學趙連芳。趙在校組織新農社,引發了李先聞學農的志趣。他們二人后來在農業界多次共事合作,情誼深厚。李先聞在清華8年,愛好體育,并有專長。“九·一八”事變后他從東北退到北平失業時,曾藉此在母校馬約翰手下謀得教練一職,并常述及引以自豪。
  1923年留美進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學園藝系,學習期間他仍熱心參加體育活動。擅長機械操,獲校選手稱號。暑期到農家打短工,學到不少農活和養蜂技術。1926年畢業,慕名進康奈爾大學研究生院深造,在育種系R.A.艾默生(Emerson)教授指導下攻讀遺傳學。玉米遺傳學研究的創立和發展,當時集中于這位著名學者和他的學生們組成的研究集體里。李先聞是這個研究集體中唯一的中國學生。從此他如愿以償,更加刻苦學習,每年夏季要和10多位師生忙于玉米的授粉工作,從事各自的論文研究,這批同行后來逐漸成為著名的遺傳學家,其中有與李先聞相處和諧,情誼最深的G.W.比德爾(Beadle),后因提出一個基因一個酶的學說而獲1958年諾貝爾獎;有曾任美國農業部首席玉米育種家的G.F.斯勃萊格(Sprague);有當時的細胞學講師、50年代初首先發現轉座子而獲1983年諾貝爾醫學獎的B.麥克林托克(McClintock)等。李先聞的論文是研究玉米一種矮生性狀的遺傳,于1929年獲博士學位后回國。
  回國后,李先聞的工作崗位因學用不一致而多次變動。先是受聘于中央大學蠶桑系,繼而自費留日,到九州帝國大學(今九州大學)從事蠶體細胞遺傳研究。回南京時原想仍在中央大學任職,發現受人擺布,不得不改受東北大學生物系之聘,前往教植物學。不久,“九·一八”事變突起,乃倉皇攜眷轉遷北平,臨時謀得北平大學農學院兼職。但仍難以糊口,不得已求得清華大學體育老師馬約翰相助,充任籃球教練。自嘆用非所學,亦以國難當頭,能有這點業余技能得以謀生為幸。1932年2月,應河南大學農學院之聘,前往開封任教,在艱苦的環境中,不愿放棄理論研究,首先完成了番南瓜與南瓜雜交的細胞學論文。后來全力投入到研究粟的育種基本問題上來,寫出一系列文章,在國內外雜志上發表。當時校內雖有一批高水平的教授與李先聞相處友善,但因其他人事傾軋,他深感難以久留,乃于1935年8月轉到新辦的武漢大學農學院任教。
  在武漢大學兩年半的工作,使李先聞煥發了再展宏圖的夙愿,在初具規模的農學系內,開展了稻、麥育種,粟的種間雜交,珍珠粟的四倍體等項研究。1937年“七七”事變后,武漢大學謀遷四川樂山,李先聞受故鄉友人邀約,于1938年初離開武昌入川,改到四川省農業改進所工作。
  在1938—1946年長達9年的期間里,李先聞以服務桑梓、報效祖國的愿望,在作物的遺傳學研究和育種栽培兩個方面均做出了滿意的成績。他親手培養了李競雄、鮑文奎等人,并和他們一道作出了許多研究成果。同時,他以充沛的精力投入全省的糧食增產工作中去。1944年夏,他奉命與幾位專家赴美國考察農業,更新知識。1945年5月回到成都后又滯留一年,就進入上海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任研究員,繼續進行麥、粟等細胞遺傳研究。在此期間,還受臺灣糖業公司邀請,多次前去考察甘蔗生產。1948年7月,李先聞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8年年底,李先聞赴臺灣,先后在臺灣糖業公司農場屏東、臺南兩分場落腳,從事甘蔗育種改良工作長達14年之久,獲得優異業績,被農民譽為“甘蔗之神”。其間,他多次參加太平洋科學會議、國際植物學會、世界遺傳學大會等。1954年受命籌建臺灣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1962年任所長,從此以水稻誘變育種為重點課題,數年之間選獲了優異的水稻矮桿品系。為此,由國際原子能總署出面,在臺灣召開了一次國際學術討論會,1971年,李先聞因病退休時,該所已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研究機構了。

  早在1926年清華畢業前夕,李先聞受俞振鏞老師臨別贈言的啟發,有志于主攻育種學。當他到康奈爾大學育種系作研究生時,沒有聽從系內務實派教授的建議,選擇了著名遺傳學家R.A.艾默生教授作為他的主修科導師,著重攻讀遺傳學。這說明他對理論學科的認識,是不同于當時一般見解的。事實上,后來進入這個育種系的中國研究生中,再沒有像李先聞那樣主修遺傳學的。正因如此,康奈爾大學這個從事玉米遺傳的研究集體,給李先聞以后的學術生涯奠定了一個牢固的基礎。但學成回國后的頭幾年里,他一直是壯志未酬。1933年和1934年開始發表兩篇文章:《人工引變與育種》和《細胞遺傳學與育種之關系》,這是在國內刊物上首先出現的這類實驗性的研究報告。李先聞到了河南以后,先是研究栽培粟的育種問題,隨即開展了粟的性狀遺傳和種間雜交試驗,為以后研究粟的進化打下基礎。武漢大學是他施展理論研究才能的理想園地。在那里,他和助手們首先發現了玉米不正常花粉發育的突變體,并對它進行了細胞學觀察,寫出了一篇論文。他們又第一次試驗成功了小麥與黑麥的遠緣雜交,由于準備遷川,只好把這株雜種苗從地里移到小花盆,隨身帶著,路經宜昌、江津、重慶到達成都,然后栽到溫室里。到開花前,采取幼穗固定,進行細胞學分析,明確了染色體異常行為與花粉、胚珠敗育的關系,由此可見李先聞搞科研的一股韌勁。
  在主持四川省農業改進所稻麥試驗場期間,李先聞幾乎全為行政事務和外出巡視所纏身,但只要有一些時間,他就跑到那間6~7平方米的簡陋實驗室來關心助手們發現的新奇現象,或是給他們必要的指點,在1938—1945年,李先聞、李競雄、鮑文奎3人接連發表了多篇論文,主要涉及粟的細胞遺傳、多倍體系和進化途徑,小麥矮生性的遺傳,小麥聯會基因消失的作用結果以及秋水仙素誘變植物多倍體研究。
  以李先聞為首的這個研究集體對粟類種屬進化關系獲得的系統結論是,粟屬(Seteria)起源于黍屬(Panicum),在粟屬內存在著染色體數(n)為9、18、27和36四類倍數體物種,這些物種的演化是依照n數由低到高的程序進行的。但如果根據采集到的9個粟種的刺毛多少、花序形狀、分枝小穗數等形態特征以及生態習性來分析,它們的進化順序卻顯然與上述程序不一致。如將二者結合起來,再根據某些種間的雜交結果,就能比較合理地描繪出進化程序的圖解。這個圖解闡明,栽培粟的進化位置居中,其近緣祖先是狗尾草(S.viridis)。另一個野生種S.faberii(n=18)是異源四倍體,其中至少有一組是栽培粟或狗尾草的染色體組。faberii種與這二者之間的雜交一代呈全部不育,但經秋水仙素加倍后,可以獲得n=27的新物種。
  李先聞時常把他從事的理論研究風趣地說成是“洋八股”,這是他戲用社會上對理論研究的一種貶詞。特別是在抗戰時期,在一個省級農業科研機構中,由身負糧食增產任務的主管人來帶頭進行一時用不到生產上去的研究工作,是很難逃脫社會輿論的譏諷和指責的。但李先聞竟是這樣堅定不移地搞下去,足見他對自己專業學科的熱愛以及從事理論研究的遠見和勇氣。1948年他去了臺灣,在前途迷茫,生活困難、受雇于臺灣糖業公司的情況下,在從事甘蔗改良工作之余,還有一股閑情逸致去數計甘蔗種那樣繁多的染色體數。凡此種種,可以充分說明他是當之無愧的我國植物細胞遺傳學研究的引路人。在這個領域內,他一共發表了100多篇論文。

  李先聞常說,自己是一個農家子弟,想不到能留洋深造。在入科學之門以后,他深知理論研究的重要,但也沒有忘記國家當前需要各種實用的科學技術。回國以后,目睹國難當頭,農村凋蔽,他又自恃清高,不愿涉足政經之界,深知只有立足農業,為桑梓祖國效力,才能實現自己的夙愿。所以,在四川農業改進所稻麥改良場工作期間,經常能夠見到他穿一雙草鞋,騎著“洋馬兒”滿場奔忙;或是披星戴月,到川西各縣檢查農業技術推廣情況,嘗遍了“未晚先投宿,雞鳴早看天”的鄉村生活。從舊社會成長的知識分子都有著這樣適應環境的經歷。對李先聞來說,這充分表明了他在強調理論科學的同時,是多么重視有應用價值的科學技術了。
  在此期間,水稻品種的鑒定及推廣是全所的重點工作,李先聞為此結合地方實際,全力以赴地進行推動,承上啟下,從而做出了較好的成績。
  李先聞在臺灣花了大約12年光景致力于甘蔗品種的改良。為了摸清種蔗家底,他跑遍全島180多個農場,受盡了日曬雨淋和蜂蟄之苦。有一年看到甘蔗葉燒病蔓延成災,原有推廣品種cox·F108等受害減產,威脅著臺灣糖業的全部生產。正當憂心忡忡,束手無策之際,李先聞和他的同事從區域試驗中發現了由南非引來的N:CO310新品種表現高產、高糖分、抗病、抗風、抗鹽,比原推廣種F108增產70%,隨即組織繁殖,同時說服公司領導,加以推廣。1953年剛推廣時面積只有全部甘蔗種植面積的1.3%,從1956年起,這個甘蔗良種連續6年在全島9萬多公頃的種蔗總面積中占到全部種蔗收獲面積的90%上下,從而使計窮力竭的臺灣糖業公司獲得了新生,全島制糖業也從瀕危中復蘇過來。當時臺灣70%的外匯要靠蔗糖的外銷得來,有了這個良種的推廣,臺灣經濟隨之穩定下來。這就是農民把李先聞看作是“半仙”和“甘蔗之神”的原因。隨著良種的發展,李先聞不顧病魔纏身,前往留種區虎尾農場開會,提出建立甘蔗宿根種植的制度,對甘蔗的增產進一步發揮了作用。

  早在30年代李先聞在河南執教時,就有一位誠摯忠厚的孟及人充當助手,從田間到實驗室,不分工種粗細,總在一起操作。他們之間的年齡相差不大,在那艱難環境中,總能相互配合,成為良師益友。后來2人一同到武漢大學,又轉到四川。由于川東試驗分場乏人照管,李先聞要孟及人前去合川工作,抗日戰爭勝利后,才分手數年。到臺灣時,他又把孟及人推薦給臺灣糖業公司,主持一個分場的農務工作,獲得上下各方的信任。他們前后幾十年融洽相處,從來沒有一句怨言相責。
  李先聞本人素有吃苦耐勞的作風,也要求他的助手們親自動手,手腦并用。這種習慣的養成可以追溯到他當研究生時代。從他保存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和康奈爾大學玉米遺傳研究小組師生們那副田間勞動的著裝,滿身攜帶著一大堆授粉用的紙袋和刀等用具,完全像一群田間工作的農民。他們既要抓緊玉米開花盛期,完成大量的授粉工作,又要進行細致的田間觀察,真正是手腦并用的繁重勞動。李先聞從他老師那里學到的優良作風,也就以身教言傳的方式要求他的學生和助手們去履行。有一次武漢大學一位教授向李先聞推薦李競雄去當他的水稻方面的助教,一聽說是蘇州人氏,他就一口拒絕了,認為來自文弱之鄉的青年一定不能吃苦耐勞。經過解釋,他才愿意試用。等到數年之后,李先聞重提此事時說,人不可以貌相。李先聞為人坦誠直率,有時不容易為人們所理解。但在同他相處較久之后,就會了解他具有正義感,樂于助人,并有因材施教的長處。在臺灣植物研究所工作期間,為了使科學事業后繼有人,他騎著自行車,親自到各地農業院校招募有志青年,還在臺灣大學設置個人獎學金,以鼓勵后進。在植物研究所工作時,由他培養推薦出國深造而獲得博士學位的多達27人以上。以專業而言,分布于分子生物學、細胞遺傳學、生態學、群體遺傳學、植物生理等學科領域。當他病情趨重之際,主動提出退休,好讓后起之秀及時接替。

  在1929年回國以后的頭兩年里,李先聞初次闖入社會,就碰到了不尋常的遭遇。他以植物遺傳學專業出身,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學農學院,卻被分到蠶桑系任講師,完全超出了自己的意料之外。接著不久,在好友的勸慰下,他用回國時節余的美金,自費留日,改學蠶體細胞遺傳學,以適應今后的教學任務。不料回到南京以后,他的原有職位卻已被人頂替,變成了雞飛蛋打的結局。他不得已而跑到南通農學院謀出路,終因那里設備太差,只能兼課;他無意遷就,才另求東北大學生物系教職,擔任學非所長的植物學教學工作,事后得知,這還只是個代理職務。當他帶著新婚伴侶回沈陽后不久,“九·一八”事變突起,又倉促移遷關內,謀得北平大學農學院兼課教職,所得不足以糊口。回到母校求助,被生物系主任拒絕,幸由體育老師馬約翰教授照顧,充當籃球教練之職。清華雖好,終非自己久居之地,等不到一年,只好赴河南開封任教。
  開封是當年風沙之區,學校教學條件和生活景況十分艱苦。可以告慰的是第一次請他開設了符合自己本行的課程。李先聞自知不會有人欣賞他的細胞遺傳學那一套,就心安理得的搞起他的粟類育種研究。河南大學農學院本來匯聚了不少有識之才,是大有作為之所。但由于傾軋之風迭起,學校變化多端,李先聞才決心離開,去接任武漢大學農藝系主任、教授的新職了。
  以一生工作的變遷史來說,在武漢的兩年半時光和以后回家鄉服務的八九個年頭,是李先聞工作上能夠發揮才智而使他最感愉快的歲月,也是他在學術成就上絢麗多彩的上升年華。
  1948年李先聞初到臺灣工作,當時是舉目無親,人生地疏,經濟拮據,使他對前景產生了悲觀情緒。他回憶說,第一年過春節竟是一文莫名,心情十分苦悶,感到來到這個小島,前途渺茫。到了謀得臺灣糖業公司臺南糖業試驗所工作時,生活仍然艱苦,為籌劃4個子女的學費,東拼西湊,節衣縮食,勉強應付。為了籌建臺灣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在既缺人才,又少設備的情況下,全靠他求助于當局,以艱苦創業的精神,才慢慢建成為一個像樣的研究單位。他在臺灣生活了28年,健康狀況一直不佳。50年代初,誤以為患有癌癥,去美國檢查后,才釋去心理負擔。1955年還偶吐鮮血,體質從此衰退。60年代后期患有高血壓,風濕癥,為了支付高昂的醫藥費,不得不典賣過去不多的一些積蓄。1971年因病退休,最后因心臟病發作,于1976年7月4日逝世。在臨終前幾年,他自己行動不便,要人扶抬之際,還念念不忘植物研究所內的一切。他酷愛科學事業甚于自己的生命。他全心全意為科學奮斗的崇高品德,贏得了后人緬懷仰止之情。

  
 1902年10月10日 出生于四川省江津縣。
  1915年 考取清華留美預備學校。
  1923年 清華預備學校畢業,同年赴美。
  1926年 畢業于美國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學園藝系。
  1929年 美國康奈爾大學植物育種系研究生畢業,獲博士學位。
  1929—1930年 任中央大學蠶桑系教授,旋赴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進修。
  1930—1931年 任東北大學生物系教授,清華大學體育教練。
  1932-1935年 任河南大學農學院教授。
  1935—1937年 任武漢大學農學院農藝系教授、系主任。
  1938—1946年 任四川省農業改進所稻麥改良場技正兼場長。
  1946—1948年 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
  1948—1961年 任臺灣糖業公司專家顧問,臺南糖業試驗所評議會主席,良種推廣執行委員會主任。
  1954—1962年 任臺灣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籌備主任。
  1962—1972年 任臺灣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所長。
  1965—1972年 任臺灣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中心主任。
  1976年7月4日 病逝于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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