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修權:(公元1908~1997年),湖北大冶人,出生于湖北武昌。著名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
伍修權出生于湖北武昌一個城市貧民家庭,祖籍湖北大冶。
伍修權青少年時期,在陳潭秋、董必武的引導下走上革命道路。1923年冬,經陳潭秋介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1925年10月,由黨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理論。1927年9月,進入莫斯科步兵學校學習。1929年到蘇聯遠東邊疆保衛局工作,1930年轉為蘇聯共產黨(布)候補黨員。1931年5月,在中國革命的困難時期,他幾經努力,不畏艱險,毅然回到祖國,投入艱苦的武裝斗爭。回國后即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到中央蘇區后,伍修權先后擔任閩粵贛軍區司令部參謀,瑞金紅軍學校第一期連指導員、第二期政治營教導員、第三期軍事團教育主任,軍委模范團政委,軍委直屬第三師政委,福建軍區汀(州)連(城)分區司令員兼政委等職務。其間,參與編寫了我軍早期的軍事教材,編譯了蘇軍戰斗條令,參加了第三、四次反“圍剿”。在蘆豐戰斗中,英勇作戰,身負重傷。1933年秋,任共產國際派駐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翻譯,參加了第五次反“圍剿”。1934年10月,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1935年1月,列席遵義會議。在與“左”傾錯誤路線的斗爭中,始終旗幟鮮明地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
遵義會議后,伍修權任紅三軍團副參謀長,參與組織搶渡金沙江、吳起鎮、直羅鎮等戰役戰斗。過草地時,提出了戰勝敵人騎兵的有效戰術。在紅軍陜甘支隊期間,遵照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了發布全軍的政治訓令。1936年4月,任紅十五軍團第七十三師參謀長,參加了東征戰斗。1937年2月,任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負責邊區政府日常工作。
抗日戰爭爆發后,1938年2月,伍修權任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處長。在黨中央代表謝覺哉指導下,積極宣傳黨的政策,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不斷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動員和爭取了大批進步青年到延安和抗日前線,為革命輸送了一批批新生力量;積極營救和收容原西路軍被俘及失散人員,盡最大努力保存和送回了這批革命力量;利用其公開合法的身份,幫助指導黨的地下組織,培訓干部,發展黨員,擴大組織;作為溝通延安和蘇聯聯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轉運了蘇聯援助的及西北地區支援的大量抗戰物資;接送了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等黨的主要領導和大批革命,使辦事處成為我黨在西北地區的一處“戰斗指揮所”和“革命接待站”。1941年7月,伍修權返回延安,擔任中央軍委一局局長。其間,在葉劍英的領導下,參加粉碎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爭,主持研究制定了用政治手段粉碎敵人軍事進攻的方案,被黨中央、毛主席采納,從而在解放區和全國公開揭露和聲討了國民黨頑固派分裂、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圖謀;認真研究分析日、偽、友、我各方及前方戰場情況,對國際國內戰局情況進行重點研究,對日軍戰略動態作出了準確判斷,為中央和軍委制定戰略決策和作戰方針提供了重要依據;收集整理和總結了各解放區戰場的斗爭經驗,并由中央通報到各解放區迅速推廣。這些工作受到黨中央、毛澤東的贊揚。1945年參與起草了朱德在“七大”的軍事工作報告。同年8月,任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
抗日戰爭勝利后,中央派伍修權赴東北工作,歷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東北軍區司令部參謀長,東北民主聯軍第二參謀長等職。按照中央的部署,在粉碎國民黨反動派軍事進攻,壯大人民力量,迅速擴大部隊,建立民主政權,開辟根據地,以及開展對蘇軍事外交,爭取駐東北蘇軍的支持和援助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1946年4月,任軍調處執行部長春分部我方負責人,同國民黨及美方代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有力地配合了黨的軍事、政治斗爭。1947年后任東北軍區參謀長兼軍工部政委。他深入一線了解情況,指導工作,解決問題,使東北地區的軍工生產有了迅速發展。他參與組織指揮了東北戰場的多次戰役,特別是在遼沈戰役中,向黨中央提出了全殲東北國民黨軍隊的重要建議,為解放東北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此期間,他還擔任東北軍區軍政學校校長,參與籌建了我軍第一所航空學校和第一所海軍學校,為我軍海、空軍的創建作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后,1950~1958年,伍修權先后擔任外交部蘇歐司司長、副部長、中國駐南斯拉夫首任大使等職。他堅定執行黨中央制定的外交路線,為開創新中國外交新局面,捍衛國家的獨立和主權,建立和發展同蘇聯、東歐等國家的友好合作關系做了大量富有創造性的、艱苦細致的工作,取得了顯著成就,為新中國外交事業作出了開拓性貢獻。1950年1月,伍修權隨周恩來總理赴莫斯科參加中蘇會談,并參與起草中蘇友好條約等一系列工作。1950年11月,聯合國安理會審議中國提出的“美國武裝侵略臺灣案”,伍修權作為中國政府特派代表赴會,在聯合國講臺上慷慨陳詞,嚴厲駁斥美國及其同伙對我國的種種誣蔑和誹謗,痛斥了美國對我國領土臺灣的入侵和戰爭威脅,維護了我國的主權和尊嚴。在擔任駐南斯拉夫大使期間,他積極開展工作,深入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向黨中央提出建議,為建立和發展中南友好合作關系、傳播兩國人民的友誼,作了不懈的努力。
1958年10月~1967年4月,伍修權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并曾兼任機關黨委書記。在當時國際國內形勢十分復雜的情況下,他堅持實事求是,潛心研究國際形勢和共產主義運動形勢,支持配合王稼祥部長向黨中央提出對外政策建議。他多次隨團或率領我黨代表團參加外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在與各國共產黨的交往活動中,堅持我黨的原則立場,運用靈活巧妙的工作方法和斗爭藝術,為維護我黨的獨立和尊嚴、擴大我黨的國際影響和對外交往,傾注了大量心血,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伍修權不畏邪惡,剛直不阿,正氣凜然。他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挺身而出保護王稼祥等領導干部和受迫害的群眾,堅決抵制林彪、康生一伙的倒行逆施并與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遭到殘酷迫害,被關押監護長達八年。
1975年4月,伍修權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分管情報和外事工作。他堅決落實鄧小平“軍隊要整頓”的指示,清除林彪反黨集團的影響,頂住“四人幫”的干擾,對情報、外事工作進行整頓,保證了情報、外事工作隊伍思想政治上的堅定和組織上的穩定。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認真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指示、決議,擬制了新時期情報、外事工作方針和規劃,主持修改了軍隊外事工作的有關規定,加強了國際戰略形勢的調查和綜合研究,為黨中央、中央軍委若干重大決策提供了依據。伍修權為我黨我軍情報工作作出的卓越貢獻,受到各級領導的充分肯定。他主持和參與了大量的軍事外交活動,加強了我軍與外軍的相互了解和友誼,為擴大我軍在國際上的影響,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了積極貢獻。他十分重視軍隊院校建設,多次深入有關院校檢查指導工作,為加強軍隊院校建設作出了貢獻。
1980年6月,黨中央決定伍修權為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工作指導委員會成員和特別法庭副庭長、第二審判庭審判長,領導參加了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審判工作,勝利完成了這一令世人注目的歷史性審判。
伍修權是第三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常委,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中國共產黨第七、第八、第十一、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特邀代表,第八屆、第十一屆中央委員,在黨的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
在擔任中顧委常委期間,伍修權經常深入基層,聯系群眾,調查研究,積極向黨中央提出建議。他擔任中顧委在京委員臨時黨委書記時,組織學習貫徹中央的方針政策,領導完成了中顧委在京委員的整黨。他努力貫徹鄧小平的指示,積極支持第一線的工作,以自己的模范行動協助黨中央為廢除實際存在的領導職務終身制,作出了積極貢獻。他在中顧委的工作,得到了委員們的稱贊和黨中央的肯定。他還擔任中共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委員兼檢查組組長,主持查處了若干大案要案。參加了黨的十三大籌備工作。擔任過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安全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他還擔任了中蘇、中俄友好協會會長,北京國際戰略學會會長,老區建設促進會名譽會長,歐美同學會副會長,中國關心下一代工作委員會顧問。在祖國統一、香港回歸、維護國內安定團結、倡導兩個文明建設等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他晚年撰寫了大量回憶文章,為后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伍修權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輝的一生,為人民無私奉獻的一生。在長達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無論遇到任何艱難曲折,始終具有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他具有堅強的黨性原則,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公道正派,不畏邪惡,敢講真話。他顧全大局,胸懷坦蕩,光明磊落,從不計較個人得失。他勤于學習,勇于探索,團結,愛護下級,謙虛謹慎,平易近人。他自覺執行黨內政治生活若干準則,廉潔自律,艱苦樸素,嚴格要求親屬子女及身邊的工作人員,教育他們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他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堅決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衷心擁護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他以共產黨人的高尚品質和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高風亮節,身體力行實踐了為共產主義奮斗終生的誓言。
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中國人民解放軍原副總參謀長伍修權,因病醫治無效,于1997年11月9日0:25在北京逝世,終年九十歲。
伍修權把畢生的精力獻給了黨,獻給了祖國,獻給了人民,他的光輝業績將永載史冊,他崇高的革命精神和無私的革命品德,將永遠銘刻在人們心中!
注_伍修權的軍銜:
抗日戰爭結束,當時進駐東北的蘇聯紅軍要求中共方面派出代表,到東北協調兩軍的工作。當時中共中央派出了彭真、陳云、葉季壯、伍修權等人六個人去東北,當時考慮到蘇聯紅軍有軍銜,我們還沒有軍銜,不能說是哪一級,軍隊的級別互相不好完全對等,這樣當時中央給這六個人都授了軍銜,而且用中俄兩國文字分別打印了任命書,任命彭真、陳云、葉季壯為中將,伍修權為少將。抗日戰爭結束以后,人民解放軍參加軍條部執行小組的代表,也都授了軍銜,當時周恩來還授過上將軍銜,羅瑞卿、葉劍英授過中將軍銜,也是為了跟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當時美方、國軍、共產黨軍隊三方都各出對等軍銜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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