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06月14日，出生于今湖南省湘鄉市楠竹山村。青少年時期，就讀于縣立東山學堂。1923年，開始閱讀《新青年》等進步書籍，并積極參加反帝愛國運動。
1927年春，由小學教師投筆從戎，到漢口參加國民革命軍，在第4方面軍總指揮部特務營第2連任上士文書，后任營指導員辦公所準尉書記，
1927年07月底，編入“武昌警衛團”任第9連文書、第2營營部書記和江西省防軍暫編第1師師書記。
1927年09月，參加了“秋收起義”。“三灣改編”時，被編入工農革命軍第1軍第1師第1團，任團部書記。
1927年10月，在井岡山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11月中旬，為解決過冬給養等問題，隨時部隊下山打茶陵，18日，占領茶陵縣城。此時，紅軍部隊設立政治機關，任政治部宣傳員、分隊長。后調任紅4軍前委秘書。在前委書記毛澤東身邊工作，受到教育和鍛煉。這期間，他學習毛澤東
1928年04月，中國工農革命軍第4軍在井岡山成立，任第31團黨委秘書。
1929年01月中旬，紅4軍向贛南、閩西進軍，隨主力參加攻打長沙戰斗，發展和鞏固革命根據地。
1929年03月，任紅4軍第3縱隊隊委秘書。
1929年10月，第3縱隊參加攻打廣東梅縣戰斗，縱隊黨代表羅榮桓指揮部隊撤出梅縣時，身受重傷，譚政冒著槍林彈雨和戰友一起將羅抬下火線。后來，接任3縱隊政委。同年夏，任紅4軍軍委秘書長，后任紅4軍政治部訓練部部長。
1929年12月29日，出席了在福建上杭古田召開的紅4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即“古田會議”。
1930年06月，任擴編后的紅12軍政治部主任兼教導大隊政委，并指揮教導大隊參加了二次攻打長沙的戰斗。
1931年春，紅12軍部隊改編，率軍部及紅12軍一部再次入閩，又成立了新12軍，仍任政治部主任，參加了漳州等戰役。之后，與軍領導率紅12軍主力返回江西，參加南雄、水口戰役，又北上攻打宜黃、樂安、南豐。之后，紅12軍并入紅22軍，任紅22軍政治部主任。
1933年01月，紅22軍與紅1軍團合編，改為直轄師，任紅1軍團第1師政治部主任，后任師政委。參與指揮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斗爭。這期間，他寫了若干篇戰時政治工作的戰斗總結報告。
1934年09月，協助師長李聚奎指揮新田夜間戰斗。25日，親自寫了戰時政治工作經驗總結專題報告。
1934年10月16日，寫了《高興圩以北戰斗》政治工作專題報告，還為1師寫了月終和季度工作總結。
1935年01月，“遵義會議”后，一渡赤水之前，毛澤東召見紅1師師長李聚奎、政委黃蘇、政治部主任譚政談話，傳達遵義會議精神，通報軍委關于部隊縮編的決定。長征路上，他寫的《最后的一道封鎖線》的通訊刊登在《紅星》報上。
1935年10月，調任紅1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長。
1935年12月，恢復紅1師建制，又任紅1師政治部主任。
1936年，入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學習。
1936年03月26日，他寫了《關于紅軍中新的政治工作意見》，上報黨中央。中共中央加按語：“……譚政的這篇文章，以我軍政治工作從土地革命戰爭向抗日戰爭的轉變，發揮著重要的指導作用”，予以轉發。之后，任紅軍后方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后方政治部主任。
1937年10月，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副主任。
1938年02月，與羅瑞卿、歐陽毅、張愛萍赴武漢出席國民黨政府召開的全國軍隊政工會議。
1942年冬，任陜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抗戰期間，他撰寫了許多論述軍隊政治工作的文章，發表在《八路軍軍政雜志》上，對堅持敵后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裝的政治工作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44年0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主持和指導下，起草并由他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作了《關于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報告稿，經擴大的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通過)。這個《報告》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后，關于人民軍隊建設和軍隊政治工作的又一重要歷史文獻。建國以后，中央軍委及總政治部曾幾次將《報告》作為軍隊政治工作文件，重新印發部隊進行學習。
1945年，參與籌備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并當選為候補中央委員。
1946年01月，任東北民主聯軍政治部主任，參與領導創建和鞏固東北根據地的斗爭，協助政委羅榮桓領導部隊政治工作。及時起草、發出指示；深入前線進行政治動員；開展戰評和立功運動等，為提高部隊戰斗力，保證戰斗取得勝利做了大量工作。
1948年08月14日，東北軍區和東北野戰軍正式分開，任東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時值遼沈戰役之前，著重抓了以訴苦教育提高階級覺悟為主要內容的新式整軍運動，又經過充分的政治動員，部隊戰斗情緒空前高漲，這為遼沈戰役和解放全東北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
1948年11月18日，在沈陽主持召開各縱隊政委、政治部主任參加的政工會議，接到中央軍委提早入關的作戰命令后，即將政工會議改為入關參加平津戰役的緊急動員大會。親自作了政治動員，要求東北野戰軍全體指戰員在平津戰役中，要虛心向友軍學習，自覺地照顧友鄰部隊。
1948年12月07日，東北野戰軍指揮機關入關后，起草了《目前作戰的政工動員》指示，以林彪、羅榮桓、劉亞樓、譚政名義于12月11日發出。第二天，又起草發出《關于平津作戰政治鼓動的指示》。平津戰役中，針對北平是文化古都和天津是商埠大城市，以及外國使館和領事館多而容易引起涉外事件等特點，注重抓了部隊嚴格執行城市政策和嚴守紀律問題。主持制定了《入城須知》、《約法八章》等規定下發部隊執行。攻克天津后，任天津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親自檢查了部隊在天津執行政策紀律情況，并向中央寫了《關于攻津部隊作戰勇敢、紀律良好及戰后情況》的報告，中央軍委將此報告批轉(用電報)各野戰軍。
1949年03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1949年04月11日起，四野主力向華中華南進軍，挑起了領導部隊政治工作的重擔(政委羅榮桓因病未隨軍南下)。進軍途中，領導各部隊開展了以團結互助、愛兵尊干為中心的政治工作，提出了打仗好、走路好、團結好、紀律好的要求。在“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國”的口號鼓舞下，部隊情緒高漲，斗志昂揚，很快突破敵人長江防線，
1949年05月17日，占領武漢。
1949年10月14日，解放廣州。
1949年12月，任中南軍區暨第4野軍第3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長，參與指揮部隊剿滅國民黨殘部和大股土匪，以及實施民主改革的艱苦斗爭。針對廣西少數民族頭人與國民黨殘余武裝相勾結的情況，及時指導部隊堅決貫徹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并舉的方針，要求部隊嚴格執行新區政策和群眾紀律。針對部隊所處環境的轉變，加強了部隊的思想教育和各級黨委、連隊黨支部的思想建設，并大力組織干部戰士學習文化。
1954年02月，任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1954年09月，任第一屆國防委員會委員，國防部副部長。
1954年10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
1955年09月，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將軍銜，并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1956年09月，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會上，作了題為《建軍新階段政治工作的若干問題》的發言。這是我軍建軍新階段的政治工作文獻，后被中央軍委印發全軍。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在八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1956年12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在主持全軍政治工作期間，把全部精力傾注于我軍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事業，堅持原則，執行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干部路線。在政治運動中，堅決貫徹中央方針與指示，不搞擴大化。他高瞻遠矚，強調在全軍普及文化教育，是我軍建設的一個戰略性措施。他還主持制定和下發了關于加強干部理論教育的指示、院校政治理論教育大綱、軍隊中高級干部文化教育十年規劃、海島工作綱要等重要文件。他經常深入部隊，了解情況，指導工作，要求總政治部和各級政治機關保持深入實際、聯系群眾、調查研究的優良作風。
1959年09月，任中央軍委常委，還擔任中共中央監委副書記、第二屆國防委員會委員。
1960年10月，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受到林彪陷害，給他強加了“反對毛澤東思想”、“在總政結成反黨宗派集團”等莫須有的罪名，遭到錯誤的批判，受到撤職、降職處分。“文化大革命”中，他又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殘酷迫害。
1975年春，被解除監禁。
1975年08月，出任中央軍委顧問。重新工作后，不顧衰弱的身體，深入邊防海島，看望指戰員，體察部隊生活，帶病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撰寫了《八路軍政治工作的回顧》、《東北野戰軍平津戰役政治工作》等文稿。
1978年，當選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
1980年，中共中央對譚政受到的政治誣陷給予平反。
1988年07月，被授予一級紅星功勛榮譽章。
1988年11月06日，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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