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秉璋

　　（1826——1905），字仲良，安徽廬江縣劉墩人。咸豐十年（1860）中進士，選為庶吉士，授編修。同治元年（1862）入淮軍赴上海。次年轉戰江蘇福山、太倉和浙江的嘉善等地，鎮壓太平軍；后又馳騁蘇、皖、魯、豫、鄂五省壓捻軍。授江蘇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未到任）、江西布政使。光緒元年（1875）任江西巡撫，光緒四年（1878）以乞終養老母辭職回家農桑。光緒八年（1882）又被起用，任浙江巡撫，當法軍侵占越南，繼而侵犯我東南沿海時，他于寧波設立海防營務處，加強統一調遣，布置沿海防務，沿岸筑長墻、置地雷、封海口，以所有兵輪據險設防。光緒十一年（1885）三月，法艦突入跤門，他命守備發巨炮，擊傷法船兩艘，法艦敗逃金塘山。幾天后，法艦又進犯虎蹲山北，再痛擊之，火炮擊中要艦，法將迷祿當即斃命，法艦倉惶馳逃，不敢再犯。但法軍賊心不死，后以小輪竄犯寶山口，他命守將選勇突起擊之，法軍傷亡慘重。鎮海之役，計擊沉法艦一艘，重創三艘，火輪、小船多只，給侵略者以沉重的打擊。

　　光緒十二年（1886），劉秉璋任四川總督，查辦遺留的“重慶教案”。因美、英教會強行占地建教堂，民眾反對，教會組織武裝殺傷30余人，激起公憤反教會，焚毀教學，散發傳單，揭露美、英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罪行，使美、英教會更為不滿，關殺兒童和民眾。洋人踐踏中國主權，激起川西11縣民眾起來反教會。劉秉璋在查處中，處死殺人兇手和鬧事首領，未鎮壓群眾，美、英教士不滿，紛紛致電總署，要求懲辦秉璋，腐敗無能的清廷迫于英、美、法公使要挾，將劉秉璋罷官歸里，光緒三十一年（1905）病逝。逝后，由于兩江總督周馥的疏奏，清廷準其“復官，予優恤，建祠”。
是一名著名的淮軍將領。他一生愛國、愛民、愛家鄉，從小勤奮好學，胸懷大志，青年中舉成名，由于國家動亂，由翰林院編修而入軍幕，投筆從戎，平吳剿捻后，而逐步成長為一名封建官吏。中法戰爭期間，他力抗外侮，指揮了著名的“鎮海之役”，取得了中國近代史上惟一的一次近海保衛戰的勝利，維護了國家的尊嚴。他督蜀十年，勤政廉潔，愛民親民，用竹籠古法維修都江堰水利工程，造福百姓。由于“成都教案”，他維護民族利益，被清廷罷職。他在離川時，“紳民羅拜車前，擁塞不通者四十余里”。他一生談泊名利，卻十分重視教育，為家鄉捐建了三樂堂書院、南京廬江試館，培養了一大批有用之材。為重視文教事業，劉秉璋還在廬陽書院、敬敷書院、祟文書院設立助學資金等。

　　劉家第二代五兄弟，子承父志，后來也都曾風云過一時。老大劉體乾，在袁世凱當政時官至四川省省長（宣慰使），所謂兩代人先后督蜀，一時傳為美談；老二劉體仁是舉人，原在京城為官，因不愿與袁世凱合作，遂棄官回家；老三劉體信（聲木）成為著名的學者、藏書家，他的關于楚辭類的藏書，被郭沫若稱為海內第一。五兄弟中最負盛名者，是后來出任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的劉體智（即老四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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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劉體智 (劉晦之)

　　劉晦之（1879~1962年）名體智，晚號善齋老人，安徽廬江人，晚清重臣四川總督劉秉璋之子。劉秉璋在浙江巡撫任上時，正值中法戰爭爆發。他率軍坐鎮杭州。在戰爭的關鍵時刻，他對家人說：“萬一戰場失利，吾得對國盡忠，夫人要盡節，三個兒子（指老大劉體仁、老二劉體乾、老三劉體信）要盡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給李鴻章了。”此言一 出，軍中將士無不鐵心報國。中法之戰鎮海一役歷時103天，空前酷烈，全憑浙江一省的財力和兵力支持，最終戰勝法軍。法軍艦隊司令孤拔受重傷，不久死在澎湖列島。劉秉璋因此戰獲勝而擢升為四川總督。

　　劉晦之正是劉秉璋的“小四”，自幼聰慧好讀。因劉秉璋是李鴻章的至交，兩家又是姻親，故劉晦之從小就得以進入天津李鴻章的家塾，與李氏諸子弟一起讀書，中西文俱佳，又得以與李氏門生故吏及其子弟朝夕相處，過從無間，還飽覽了故家舊族多年秘示人的典籍和收藏，這都為他后來從事銀行業和收藏事業打下了基礎。

　　劉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稱海內一流，尤其是龜甲骨片和青銅器的收藏，世間罕有其比。

　　其甲骨文的收藏在戰前就達28000余片，1953年全部出讓給國家。據文物部門統計，現存我國大陸的龜甲骨片，總共9萬余片，分布在95個機關單位和44位私人收藏家手里，而劉晦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最大的一宗。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時，日子過得很困窘，有時連毛筆也買不起。劉晦之知其博學多才，就將自己歷年所收集的龜甲骨片，請人拓出文字，集為《書契叢編》，分裝成20冊，托中國書店的金祖同帶到日本，親手交給郭沫若，供其研究、著書。郭沫若見后嘆為觀止，從中挑選了1595片，先期研讀考釋，并據此著成了甲骨學上具有重要意義的巨著《殷契粹編》，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書序中一再感嘆道：“劉氏體智所藏甲骨之多而未見，殆為海內外之冠。已盡拓出其文字，集為《書契叢編》，冊凡二十，去歲夏間，蒙托金祖同君遠道見示，更允其選輯若干，先行景布，如此高誼，世所罕遘。余即深受感發，不揣谫陋，取其1595片而成茲編，視諸原著雖僅略當十之一，然其精華大率已萃于是矣。”“……然此均賴劉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余僅坐享其成者，自無待論。”（郭沫若《殷契粹編?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抗日戰爭結束后，復旦大學胡厚宣教授從大后方返回滬，即常往市區新閘路上的小校經閣拜訪劉晦之先生，與之訂交，參觀過他的藏品，并專門安排學生們前去參觀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規規整整分裝起來的100盒甲骨。打開盒蓋，滿目粲然。

　　另有甲骨拓本《書契叢編》20冊，每冊后附簡單釋文。這套拓本，與盒內的甲骨實物先后次序正相對照。胡厚宣曾查其甲骨實數，實為28192片。著名學者陳夢家還考證過，其中有300余片為徐乃昌隨庵的舊藏。

　　1953年，劉氏甲骨出讓國家，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將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題名《善齋所藏甲骨拓本》。

　　對于劉氏所藏甲骨，前些年中國臺灣學者董作賓不知何故，認為“劉晦之所藏甲骨號稱二萬片，但大者多是偽刻”（《甲骨五十年》）。解放后，中科院考古所主持甲骨學史上最權威的著錄《甲骨文合集》時，認真考證過一遍，認為劉氏所捐獻的甲骨中，偽刻只有112片，還不到1／250，這就不能算是“多”。董作賓還說：“他（劉氏）的精品，已選入《殷契粹編》，共1595片，真是其余不足觀也已。”而事實是，郭沫若、胡厚宣在編《甲骨文合集》時，經詳加考證，證明郭氏當年編的《殷契粹編》所收，固然都是精品，但精品并沒有收完，如四方風名刻辭和一些特大的牛胛骨卜辭，就沒有收進。

　　而《甲骨文合集》在編輯過程中，就從善齋拓本中又選錄了不少精品，而且有的還很重要，并非“其余不足觀也已”。董氏所說，不知何據？

　　除去甲骨和青銅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經閣內還以藏書著名。劉氏藏書達10萬冊之巨。

　　1934年他的住宅里實在容納不下日益增多的藏書了，只好專門造一藏書樓，取名小校經閣。他的藏書以明清精刻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至解放時，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000余部，善本達1928冊（此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會接收時考訂的結果）。這些書籍分裝在500只特制的書箱里，打開書箱箱蓋，上面罩了一層細細的鐵絲網，這是為了在曝曬時防止老鼠鉆進去而特設的。

　　劉氏藏書還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就是《四庫全書》中被當時四庫館臣們刪改過的書，他必須收得原來的舊本。他立志要把《四庫》中“存目”之書，依目錄統統收齊，收不齊就借來抄錄副本。他要以一己之力，收齊《四庫全書》所收書的原刻本，統統恢復舊貌，因此這小校經閣，長年雇著十幾名抄書、校書的工匠，書山書海，忙得不停。

　　解放后，劉氏所有的藏書連同那500只箱子，全部捐給上海市文管會，后又轉入上海圖書館。第一批捐書326箱，67873冊；第二批捐歷代碑刻拓本282種，共436冊，其中有漢魏名碑50種；晉至隋79種、唐185種、宋金元明122種、雜帖36種；第三批捐書34箱。

　　1951年9月，還捐獻了上古三代及秦漢時期的兵器130件，分裝二十個箱子里，后由上海市文管會轉交上海博物館保存。為此，陳毅市長曾頒發嘉獎令，表彰他的愛國精神。

　　劉晦之逝于1962年，在生前已把所有藏品捐獻殆盡（還有一大批古墨、古硯捐獻給安徽省博物館，該館為之特辟“中國歷代古墨陳列室”），身后不留一石一木，這在私家收藏史上，亦是為數不多的。

香港利達集團總裁劉永齡是清代兩廣總督劉秉璋的后人
劉永齡的父親劉體智是我國著名收藏家，殷墟出土的眾多甲骨是由他
收藏保存下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