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1545.11.3—1608.1.9） 明代政治家，學者、詩人、文學家。萬歷年間任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于慎行為人忠厚老成，熟悉歷代典章，對明朝禮制建設有較大貢獻。其文學造詣亦極高，與馮琦并稱于世。
　　字可遠，又字無垢。山東東阿人（今屬平陰縣東阿鎮人）。他少年時代天資極高，學習勤奮，17歲鄉試中舉。鄉試放榜次日，按例舉行鄉飲之禮，歡宴考官和中式舉人，謂之鹿鳴宴。主考官非常器重于慎行這位青年才子，提出在鹿鳴宴上為他舉行冠禮（即成人之禮），于慎行以未奉父命而婉辭，一時傳為美談。
　　隆慶二年（1568）成進士，選為庶吉士。散館后，授翰林院編修官。萬歷初年，升為修撰，參編《穆宗實錄》，遂破例以史官充日講官。日講原都是翰林院年高資深的學者充當，像于慎行20多歲年紀便成為皇帝老師的極為罕見。
　　于慎行為人忠厚平恕、襟懷坦白。不管對皇上、對首輔還是對同僚皆心胸坦蕩、真誠相待。有一次，于慎行等人講課完畢，神宗讓人拿出許多歷代字畫，叫他們賦詩題字。于慎行字寫的不好，只好自己作詩，請人代題，并當眾承認自己寫不好字。神宗很贊賞，當即寫了“責難陳善”四個大字賜他，詞林傳為盛事。
　　萬歷初年，張居正當國，他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解決了明朝中期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為明朝政治經濟的穩定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但張居正個人作風獨斷專行，鉗制下僚、壓制百官，引起朝中文武官員普遍不滿。御史劉臺彈劾張居正專恣不法，被下獄謫戍。同僚皆畏張居正之勢，不敢再見劉臺。于慎行不管這些，親自登門看望劉臺。萬歷六年（1578年），張居正父親病故，他不想尊制守喪，授意門生提出“奪情”。神宗予以批準，舉朝大嘩。于慎行與其他大臣一起疏諫，以綱常大義、父子倫理勸神宗收回成命，張居正很不高興。一次，他見到于慎行時說：“可遠，你是我最賞識的學生之一，我平時待你不薄，沒想到你也這樣對我！”于慎行語重心長地對他說：“正是因為你對我不錯，我才不得不這樣啊！”不久于慎行由侍講學士升禮部右侍郎、左侍郎，轉改吏部，掌詹事府，又升為禮部尚書。
　　于慎行擔心張居正失去朝野上下的擁護，但張居正沒有聽懂他的話。因與內閣首輔張居正失和，稱疾回鄉。萬歷十年（1582年），張居正死去，反對他的勢力執掌了朝政，左右了神宗；于慎行被重新啟用，官復原職。這時，張居正遭政敵攻擊，死后被剝奪封爵，籍沒全家。于慎行在這種情況下，不避嫌怨，已懇摯的語氣寫信給主持此事的丘橓，“居正母老，諸子覆巢之下顛沛”，實堪可憐，望予關照。即請他照顧張居正80多歲的老母和不成年的幼子。此舉得到時人的稱贊。丘橓給張家保留了住宅和足夠的土地。于慎行的高風亮節、古道熱腸受到朝中一片贊譽。萬歷十七年（1589年）七月，他升任禮部尚書。
　　恰在這時，朝中產生了“國本之爭”，他也被卷入其中。萬歷帝的皇后無子，王妃于十年（1582）生皇長子常洛，此時已經9歲；鄭妃于十四年（1586）生次子常洵。由于封建時代把立太子看作“國本”，于是發生了重大爭論。
　　大臣們認為按“無嫡立長”的原則，應立常洛。而神宗喜愛鄭妃，不喜歡王妃和她這個兒子，他想立鄭妃所生的皇次子常洵為東宮。但是，王妃名分在鄭妃之前，神宗不好把這一想法明說，故而遲遲不立太子。滿朝文武見皇長子日漸長大，不能正位進學，非常著急。自萬歷十七年起，不斷有人提出立儲問題，請神宗早建東宮。于慎行身為禮部尚書，對此事義不容辭。萬歷十八年（1590年），他連疏極諫，請早立太子。神宗非常生氣，再三降下嚴旨，責備于慎行“以東宮要挾皇上。”于慎行說：“冊立之事，是臣部職掌，我如果不說，是為失職。請皇上速決大計，我寧可棄官歸里。”神宗很不高興，大罵于慎行“要君疑上”、“淆亂國本”，把禮部大小官員都停了俸祿。正在這時，發生了山東鄉試泄題事件。于慎行引咎辭職，萬歷十九年（1591年）九月獲神宗批準，歸隱故鄉。他家居10余年，朝野上下多次薦他出山，神宗皆不允。至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東宮已立、國本確定，廷推內閣大臣，他又被重新起用，于慎行名列7人之首。神宗命他以原官加太子少保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即擔任宰相。這時候，于慎行已經年老體弱，重病纏身，經再三推辭不允，只好離家上路，勉強到京進謁。時，于慎行由于長途跋涉，身心疲勞，已有疾病，謝恩時，拜起不如儀，遂上疏請罪。歸家后臥病不起，起草遺疏，請皇上親大臣，錄遺逸，補言官。到京13天就病逝于京華官邸，年63歲。贈太子太保，謚文定。
　　于慎行一生以他篤實、忠厚、正直的品德受到朝野上下的尊重。他“學有原委，淹貫百家，博而核，核而精”（《明史》本傳，下引同）（意即：他的學問有根基，貫通百家，熟知典章制度，記典論史，平實允當）。他明習典制，朝中禮制多是他親手修定。他的詩，典雅而清新，為時人所重，被推為萬歷詞館之冠。神宗一朝公認他與臨朐馮琦為“文學之冠”。被譽為“人品事業，宇內第一”。在家閑居16年，他探討當世得失之故，旁搜博采，屬詞比事，寫成《史摘漫錄》、《谷城山館文集》42卷，《谷城山館詩集》20卷，《讀史漫錄》14卷，《谷山筆塵》18卷。尤其是他的《谷山筆麈》記述了明朝萬歷以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財賦、禮樂、釋道、邊塞諸事，考溯精當，纖悉具備。為研究明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宗教不可多得的史料，具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另有《谷城山館詩集》20卷和《谷城山館文集》42卷手稿，現存山東省圖書館。回鄉家居時，他關心桑梓事業，參予重修《東阿縣志》，主持編撰《兗州府志》。他于萬歷七年所寫的《東昌府城重修碑》，有“萬貨輻輳，江北一都會”、“漕挽之咽喉，天都之肘腋”等名句，至今被竟相傳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