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鍔(1882.12.18—1916.11.8) 原名艮寅，字松坡。漢族，湖南寶慶(今邵陽)人，中華民國陸軍上將。1911年云南重九起義的主要領導者，總指揮。 1915年云南護國起義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中華民國開國元勛。 我國近代著名的革命家，軍事家，政治家，愛國將領。 中華民國歷史上第一位享受國葬殊榮的革命元勛。
　　北京西城區棉花胡同66號有蔡鍔故居 。
　　1882年12月18日（清光緒八年十一月初九）生于湖南邵陽一個貧寒農家。幼年在私塾讀書。1898年考入長沙時務學堂，師事梁啟超、譚嗣同，接受了梁啟超等人維新思想的影響。后入上海南洋公學。1899年赴日本，就讀于東京大同高等學校、橫濱東亞商業學校。1900年隨唐才常回國參加自立軍起義。失敗后改名“鍔”，立志“流血救民”。復去日本。先入成城學校，繼入陸軍士官學校，學習軍事，曾參與組織“拒俄義勇隊”。1904年畢業回國，先后在湖南、廣西、云南等省教練新軍。1911年初調云南，任新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協統。10月30日與革命黨人李根源等在昆明領導新軍響應武昌起義，蔡被推為臨時革命總司令。旋成立云南軍政府，任都督。并派唐繼堯進軍貴州，由唐接任貴州都督。后為矯正軍人干政時弊，自請解職。1913年被袁世凱調至北京，加以籠絡與監視。1915年袁世凱稱帝，他由北京潛回云南，與唐繼堯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獨立，組織護國軍，發動護國戰爭。蔡任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1916年春率部在四川納溪、瀘州一帶擊敗優勢袁軍，迫袁取消帝制。袁死后蔡任四川督軍兼省長。1916年8月經上海去日本治病，11月8日病逝于福岡大學醫院，年僅34歲。遺體由日本運回，國葬于長沙岳麓山上。遺著編為《蔡松坡集》（《蔡松坡先生遺集》）。
　　 中國收藏家協會會員周新國先生《武陵藏珍》記載：常德會戰期間張靈甫題贈部下的《蔡松坡先生遺集》。

生平歷史

　　1882年生于湖南寶慶(今邵陽)一個貧寒的裁縫家庭。6歲時在當地一位名士幫助下，免費入私塾學習。12歲考中秀才。16歲考入長沙時務學堂，受到該學堂中文總教習梁啟超的賞識，并建立起深厚的師生友誼。
　　這時，中國在腐敗的清王朝統治下，山河破碎，國力孱弱，帝國主義虎視鷹瞵，民族危機空前嚴重。蔡鍔也像許多熱血青年一樣，懷著急迫的心情，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他在一首詩中寫道：“流血救民吾輩事，千秋肝膽自輪菌”，傾吐了滿腔的愛國抱負。
　　1899年7月，蔡鍔東渡日本，入陸軍成城學校學習，從此開始了“軍事救國”的生涯，并正式改名為鍔。
　　在日本，蔡鍔一面如饑似渴地學習軍事知識，一面苦苦地思索拯救中華的途徑。1902年2月，他在梁啟超創辦的《新民叢報》上，發表了題為《軍國民篇》的文章，闡述丁他的救國救民主張。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國力孱弱，生氣銷沉”，主要由于教育落后，思想陳舊，體魄羸弱，武器窳劣等原 因造成的。若要改變上述弊病，必須實行“軍國民主義。”他斷言：“居今日而不以軍國民主義普及四萬萬，則中國其真亡矣。”(《軍國民篇》，《蔡松坡集》(1984年版)，第15頁)那么，怎樣實行“軍國民主義”呢?蔡鍔認為“欲建造軍國民，必先陶鑄國魂”(《軍國民篇》，《蔡松坡集》第32頁)。至于“國魂”的具體內容是什么，蔡鍔雖冥思苦想，卻未能做出回答。盡管如此，他的這種探索還是有意義的。當時，國內正掀起編練新軍、改革軍制的熱潮，把練兵作為救國的“第一要義”。而蔡鍔等愛國青年則認為尚武不僅需要刀劍，而且更需要精神，御侮不僅需要槍炮，更需要國魂。提出對全民進行軍事教育、軍事訓練，以提高國民素質。這種主張，與單純依靠改革軍制以求強兵御侮的思想相比，顯然視野更廣闊、更深遠。
　　1902年11月，蔡鍔又考入東京陸軍士官學校。他思想活躍，成績突出，與同學蔣方震、張孝準，同被稱為“中國士官三杰”。當時，他雖然熱切地希望變中國為世界第一等強國，但是還沒有確立以暴力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思想，仍然抱著從改革軍事入手，幫助清廷革除弊政，借以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
　　1904年初，蔡鍔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歸國。先后應聘任江西隨軍學堂監督、湖南教練處幫辦、廣西新軍總參謀官兼總教練官、廣西測繪學堂堂長、陸軍小學總辦等職。年輕英俊的蔡鍔，腳穿長統靴，腰挎指揮刀，每天揚鞭躍馬，威風凜凜，指揮練兵。他講解精辟，技藝嫻熟，要求嚴格，深受官兵敬佩，被贊譽為“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不久，云南總督李經羲聘請他到云南擔任軍職。
　　1911年(宣統三年)初，蔡鍔抵滇。在等待接任新職期間，他伏案著書，從在論及“選將”時，蔡鍔崇尚曾、胡“為將之道，以良心血性為前提”的思想，認為這是“扼要探本之論”。他說：“吾儕身膺軍職，非大發志愿以救國為目的，以死力歸宿，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國家于坦途”(《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8頁)，抒發了他立志為國捐軀的志向。談到治軍，蔡鍔認為“治軍之要，尤在賞罰嚴明”，對于“風氣紀綱大弛”的軍隊，“與其失之寬，不如失之嚴”，主張“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蔡松坡先生迫集》(二)，第16頁)。同時，他也提倡官兵之間“和輯"相處，使士兵把軍營視為“第二家庭”。他特別欣賞曾國藩“帶兵如父兄之帶子弟”這句話，認為帶兵者若“能以此存心，則古今帶兵格言，千言萬語皆可付之一炬”(《蔡松坡先生遺集》(二)，第5頁)。
　　關于作戰指導，蔡鍔認為：“戰略戰術須因時以制宜，審勢以求當，未可稍有拘滯，若不揣其本，徒思仿效于人，勢將如跛者之競走，鮮不蹶也。”從這一思想原則出發，他既不完全肯定曾、胡“主守不主攻”的思想，又不被當時西方兵學家“極端的主張攻擊”的思想所左右，而是根據中國軍隊、軍費、交通等情況，提出了誘敵深入的戰略設想。他說：“我國數年之內若與他邦以兵戎相見，與其孤注一擲之舉，不如采取波亞戰術(指游擊戰術)，據險以守，節節為防，以全軍而老敵師為主，俟其深入無繼，乃一舉殲除之。
　　1911年7月，清廷發布上諭，任命蔡鍔為新軍第19鎮第37協協統(旅長)。蔡鍔開始按照自己的主張和設想，進行改造和訓練滇軍的活動。當時，云南和全國一樣，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都十分尖銳，以推翻清王朝為宗旨的民主革命運動正在醞釀之中。大批同盟會會員和從日本回國的思想激進的青年軍官，分布在云南陸軍講武堂和新軍第19鎮中。他們活動頻繁，積極策劃和組織反清革命斗爭。蔡鍔雖未參加同盟會，卻受到日益高漲的革命形勢的影響，暗中與同盟會保持聯系，對革命黨的活動給予同情和協助。他向同盟會員保證：一旦發生革命，一定給予“絕對同情支持”(詹秉忠、孫天霖《憶蔡鍔》，《辛亥革命回憶錄》第3集第432頁)。
　　1911年10月10日，11月1日，起義官兵在五華山組織了“云南軍都督府”，公推蔡鍔為云南都督。這時，他年僅29歲。蔡鍔就職后，積極更新人事，革除弊政，整頓財政，裁減軍隊，興辦教育，開發實業，使云南呈現出一派生氣勃勃的景象。
　　與此同時，蔡鍔看到“英窺西藏，法窺滇黔桂粵之謀日迫，邊陲多故，危機已伏。若屏藩不固，國將不國。”(《五省邊防計劃》序)為此，他親自擔任主編，擬定了數萬言的《五省邊防計劃》，即西南邊防協同作戰計劃。該計劃指出，中華民國雖然已經建立，但“內訌未靖，外患思乘”，列強侵吞中國之心不死。除沙俄日本在東、北部邊境地區屢挑事端外，英國侵略者也不斷從印度以武力干涉西藏，法國也往越南增兵，企圖進犯滇桂。在此情況下，“西南邊要尤陷危險，民國全局殆哉岌岌”。因此，蔡鍔呼吁滇、川，黔、桂、粵五省實行軍事聯合，以便隨時抗擊英法侵略者的軍事侵略，保衛新生的共和國。這份計劃草案分三編十章，分別對五省聯合軍的兵力編成、作戰區域和協同辦法，軍隊的集中，展開和作戰步驟，以及戰前準備，兵站設置，戰場建設等重大問題。作了詳細的闡述和具體的規定。它在當時雖然未能實行，卻充分而具體地體現了蔡鍔的戰區戰略思想。
　　1913年10月，蔡鍔被袁世凱調到北京，任全國經界局督辦。他一方面領導經界局工作，一方面仍熱心于軍事學術活動。他與蔣方震、閻錫山等11人組織軍事研究會，深入研究各種軍事學術問題。其間，他不斷上書袁世凱，為國防建設和軍隊建設獻計獻策，傾訴他希望建設一支強大武裝力量的強烈愿望。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凱，不僅對蔡鍔改革軍事的熱望不予理睬，反而倒行逆施，瘋狂地進行軍事獨裁和復辟帝制活動。
　　袁世凱自1912年竊據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后，其政治野心不斯膨脹。他殘酷鎮壓資產階級革命黨人，打擊民主共和力量，同時篡改憲法，破壞責任內閣制，強化集權統治，朝著復辟帝制的道路疾進。
　　最初，蔡鍔對袁世凱抱有幻想，認為他“宏才偉略，群望所歸”(《致袁世凱電》，《蔡鍔集》(1983年版)第202頁)。但是，1915年5月7日，袁世凱與日本帝國主義秘密簽訂賣國的《二十一條》，深深刺痛了蔡鍔，使他看清了袁世凱的反動面目，8月，在袁世凱的授意下，北京出現了一個打著“籌一國之治安”旗號的“籌安會”，公然為復辟帝制制造輿論。接著，各類“聯合會”、“請愿團”也紛紛粉墨登場，為帝制唱贊歌。12月，袁世凱完成了復辟帝制的準備，于13日宣布接受帝位，下令取消民國，改用洪憲年號。
　　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活動，使蔡鍔氣憤已極，他決心以武力“為四萬萬人爭人格”。于是他表面上裝出不關心政治的樣子，常去北京八大胡同，與名妓小鳳仙廝混，以蒙蔽袁世凱，暗中卻多次潛赴天津，與老師梁啟超商量討袁計劃，并初步擬定了赴云南發動武裝起義的戰略設想。內容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稱帝后即獨立，貴州則越一月后響應，廣西則越兩月后響應，然后以云貴之力下四川，以廣西之力下廣東，約三四個月后，可以會師湖北，底定中原”。(梁啟超《國體戰爭躬歷談》，《護國文獻》(1985年版)第300頁)這是個符合當時客觀實際的頗具膽識的戰略構想。1915年11月，蔡鍔秘密離京赴津，旋以治病為名東渡日本，后經臺灣、香港、越南，于12月19日抵達昆明。
　　在民主革命志士云集的云南軍隊中，從8月中旬“籌安會”成立時起，中下級軍官就積極活動，醞釀發動討袁起義。9月11日以后，以唐繼堯為首的團以上軍官，又多次舉行秘密會議，確立了護國討袁的戰略決策，并著手進行戰爭準備工作。蔡鍔抵達昆明，加速了云南反袁武裝起義的爆發。
　　1915年12月25日，云南通電宣布獨立，眾推唐繼堯為云南軍政府都督，組成護國軍三個軍，分別從四川，湘西和廣西三個方向出師討袁。蔡鍔為第一軍總司令，率4個梯團(旅)約8000人入川，擬對川邊敵軍突然襲擊，出奇制勝，奪占敘州(今宜賓)、瀘州諸要地，再北攻成都、東取重慶，爾后揮師東下，會師武漢。
　　蔡鍔組織指揮的四川戰役，是護國軍在大洲驛休整數日，士氣復振，蔡鍔決定對敵反攻。這次反攻，無論是在制定計劃，組織協同，還是實施指揮諸方面，都有條不紊，果斷堅決，在整個護國戰爭中，堪稱精彩的一幕。3月16日，蔡鍔令右翼趙又新梯團自白節灘經雙合場進攻納溪側背，為主攻；中路顧品珍梯團一部由渠壩驛沿敘永河向納溪正面佯攻，朱德，張煦兩支隊從側翼向蘭田壩迂回前進，阻擊瀘州援納之敵，劉存厚師進規牛滾場，威脅江安守敵，掩護主力攻納。17日，幾路部隊同時向敵發起進攻，連戰皆捷，朱德一路甚至挺進到距瀘州僅幾公里的地方。敵人退到納溪外圍組織環形防御。蔡鍔見各路進展緩慢，恐合江之敵抄襲后路，遂于24日令各路軍隊撤出戰斗，退回出發地。經此一戰，敵主力“第七師將校傷亡殆盡，士兵損失過半，已無再戰能力。”(《致梁啟超江電》，《蔡松坡先生遺集》之四)。
　　護國軍以弱于敵人的兵力，在餉彈兩缺，后方接濟時斷的情況下，與號稱精銳的北洋軍奮戰數月，雖沒有奪占瀘州，卻牽制住了敵軍主力，阻止了敵軍的推進，有力地配合了其它方向軍隊的行動，推動了全國反帝制，運動的發展壯大。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宣布取消帝制。瀘州前線總司令張敬堯，見勝利無望，也在3月31日與蔡鍔達成停戰協議。
　　但是，袁世凱是頑固透頂的反動派，他不甘心也不承認自己的失敗，還想在軍事上再下一次賭注，與護國軍拼個最后的輸贏。于是，他明著打電報給蔡鍔等人，要求“先戢干戈，共圖善后”，暗地里卻在重新整頓部隊，組織第二批“征滇軍”。袁世凱第二期作戰計劃，決定縮短戰線，集中兵力于湖北，準備重點進攻湘西，再以湘西為跳板從翼側進攻滇黔，另外分兵一部進攻陜西，(陜西將軍陳樹藩已宣布獨立討袁)以保障京師的側翼安全。張敬堯雖然與護國軍談判停火，暗里也在制定新的作戰計劃，準備對護國軍發動新的攻勢。其作戰企圖是：以第8師主力分別從合江出先市、堯壩，向白節灘翼側進攻，張敬堯親率第7師主力由納溪、茶堂子前出，向大州驛佯攻，鉗制滇軍主力，另以一部由二龍口，大渡口等處向大州驛側后實施深遠突擊，直搗永寧，斷絕滇軍后路。
　　袁軍新的作戰企圖，早被護國軍識破。蔡鍔等一面對敵“虛與委蛇”，努力達成停戰協定，以便爭取時間，整頓部隊，調整部署，補充新兵，催運軍需，一面積極商討下一步作戰計劃，“以圖大舉”。
　　在對川作戰方針和兵力部署上，唐繼堯與蔡鍔產生了嚴重分歧。唐繼堯主張組織重兵集團出寧遠(今四川西昌)，經漢源、雅安攻取成都。其意圖是想首先占領四川省城，造成先聲奪人之勢，然后由成都向川東，川南卷擊，策應瀘納戰場。對此，蔡鍔極力反對。
　　蔡鍔首先向唐繼堯剖析了戰場形勢。指出：“寧遠一路，山川險阻，給養艱難，只宜出奇兵偏師為奇襲擾亂之用，臨以重兵，甚屬非宜。”在瀘納方面，“逆軍現有兩師，且較精悍。我軍現只九營，激戰之余，兵額大減，以言防守，尚足勉強支撐，以言進取，即增加兩三支隊亦無必勝之把握。”而綦渝方向“逆軍系第3師及第6師之各一旅，戰斗力較弱，不難一戰而破之。”因而蔡鍔主張，下一步對川作戰方針：“敘瀘方面宜主守”，“對湘亦宜暫取守勢”，而“綦渝方面則積極取攻勢”，“以滇師舉全力以出綦渝為當。”(以上引文見《致唐繼堯麻丑、麻申電》，《松坡軍中遺墨》)蔡鍔的作戰企圖是在敘、瀘、湘作戰方向均取守勢，牽制當面敵軍，而集中主要兵力從綦江方向實施突擊，進取重慶，控扼咽喉要地，既可以忸擊袁軍后續部隊入川，又可以斷絕瀘、納方向袁軍退路，同時也斬斷了敵作戰運輸線，陷瀘州之敵于彈盡糧絕之境地。
　　由于袁世凱在6月6日憂郁死去，護國戰爭也隨之結束，蔡，唐的作戰計劃都未能得到戰爭實踐的檢驗。但是，客觀地分析對比一下，不難看出，蔡鍔設想的“以重兵趨綦渝"的作戰計劃，要比唐繼堯釣以孤軍遠出寧遠攻取成都的計劃更切實可行一些。從蔡鍔的作戰計劃可以看出，經一個多月的戰爭實踐，他作戰指揮水平有了明顯提高。他總結了前期作戰的經驗教訓，及時地轉變作戰方針，變多路出擊為一路突擊，變幾個方向平分兵力為集中兵力于主攻方向，變強攻瀘州為主攻綦渝，變內線抗擊為外線抄襲、前后夾擊。這種虛心體察戰場情況，注意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不斷提高自己的指揮藝術的精神，是難能可貴的。
　　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任為民國大總統，于7月6日任命蔡鍔為四川督軍兼省長。但是，這時蔡鍔的病情惡化，他草草處理了川省善后事宜，即于9月東渡日本治病。11月8日上午，終因醫治無效，病逝于日本福岡，年僅34歲。
　　蔡鍔在短暫的一生中，注意辨別政治風云，順應歷史潮流，投身革命運動；在軍事理論和戰爭實踐方面都作出了較突出的貢獻。特別是在護國戰爭中，他抱病參戰，指揮劣勢軍隊頂住了優勢敵人的進攻，逼迫敵軍停戰議和，表現了他堅定不移、臨危不懼的精神和為國為民戰斗到底的英雄氣概。在作戰指導方面，他注意及時總結經驗，克服初戰時存在的某些急躁性和片面性，根據戰場態勢的變化，及時修改作戰計劃，調整兵力部署，力求主動，避免被動，基本體現了他自己所主張的“因時以制宜，審勢以求當，未可稍有拘滯”的戰爭指導思想。
　　曾國藩、胡林翼的許多奏章、函牘和日記中，選摘出有軍事價值的言論，分類編輯，取名《曾胡治兵語錄》，并附以按語，闡發自己的見解，希望以此作為對滇軍的精神講話材料。他在《語錄》的序言和按語中，結合曾、胡的言論，談了對選將，治軍、作戰等問題的看法，反映了他當時的軍事思想。拿破侖于境內，使之一蹶不振，可借鑒也。”(《蔡松坡先生遺集》(二)，第25頁)他的這種既借鑒外國戰爭經驗，又根據本國的實際研究軍事學術的思想是非常難能可貴的。武昌起義爆發，革命的火炬迅速發展為埋葬封建帝制的熊熊烈火。10月30日，辛亥云南起義爆發。這是繼武昌起義之后戰斗最激烈、代價最巨大的一次武裝起義。在革命的決定時刻，蔡鍔被推為起義軍臨時總司令，負責擬定起義計劃并指揮起義軍作戰。當晚8時，蔡鍔命原云南陸軍講武堂監督李根源等率云南新軍第73標，由昆明北門進攻五華山和軍械局，自己率第74標和炮標由南門外巫家壩向城內推進，進攻總督署和五華山。戰至第二天中午，南北兩路義軍會師于五華山，擊斃云南新軍第19鎮統制鐘麟同，俘獲云貴總督李經羲，結束了清政府對云南的統治。護國戰爭中打得最艱苦最激烈也是決定戰爭命運的戰略性戰役。當時，蔡鍔正患重病，身體虛弱得連話都說不出來。然而他決心“把全部生命獻給民國”，抱病指揮討袁作戰。他以第一梯團出昭通攻敘州為左翼，另一梯團出松坎攻綦江為右翼；自己親率兩個梯團約4000人為中路，經貴州畢節直指四川瀘州。然而，由于護國軍兵馬未動即公開宣戰，打亂了秘密開進、突然襲擊的作戰計劃。當蔡鍔抵達四川納溪時，袁世凱已調集了曹錕、張敬堯等4個師3個混成旅約4萬余人入川，使護國軍在兵力上處于劣勢，喪失了戰場的主動權。1916年2月上旬，護國第一軍先頭部隊進攻受挫，被敵包圍在納溪安富街一隅，形勢非常危急。23日，蔡鍔趕到前線，令朱德文隊由小路奪占納溪東面高地棉花坡，打破了敵人對納溪的包圍，繼而指揮全軍對敵實施反擊。戰斗在江安到蘭田壩的廣闊地域內展開。雙方夜以繼日，反復爭奪，戰況十分激烈。由于敵人兵力居優勢，且又占據險要地形，護國軍雖奮戰多日，始終未能突破敵軍陣地。這時，敵人以一師兩旅的兵力全部壓向納溪，蔡鍔為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遂于3月6日指揮護國軍主力撤至大洲驛、敘蓬溪(今護國鎮)一線。他一面從敘州調集兵力，加強瀘、納戰場，一面構筑工事，整頓軍隊，同時電催唐繼堯接濟彈藥，準備伺機反攻。孫中山寄贈挽聯寫道：“平生慷慨班都護，萬里間關馬伏波。”以班超、馬援這兩個歷史名將作比喻。高度贊頌了這位熱誠愛國，叱咤風云的青年軍事家。
　　袁世凱“主動”放走蔡鍔
　　袁泉
　　熟悉民國初年歷史的人都知道袁世凱和蔡鍔這兩個人，前者是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獨裁四年半，稱帝失敗，在國人的唾罵聲中氣死；而后者正是他的掘墓人。1915年末，袁世凱準備復辟帝制，自稱皇帝，蔡鍔拋出“為四萬萬同胞爭人格”的誓言冒著巨大危險從北京輾轉回到云南，組織云南軍隊發動了護國起義，出征四川，以寡敵眾同北洋軍鏖戰三個月，給了袁世凱沉重打擊，為挽救民國作出巨大貢獻。
　　蔡鍔與袁世凱，一個清癯儒雅，一個粗壯雄武；一個勁氣內斂，一個虎視鷹揚；一個高潔自守，一個黑白通吃；一個捐生紓難，一個竊國自為。這兩個強勢男人之間的故事絕對精彩，而且值得玩味。
　　蔡鍔進京未受軟禁
　　這場雙雄會是從1913年10月云南都督蔡鍔卸任進京開始的。一種最流行的說法是，蔡鍔奉調入京，由此被袁世凱奪去兵權，軟禁起來。但此說并不一定準確。民國著名記者陶菊隱在《蔣百里先生傳》中說:袁世凱“心目中的軍事新人物，陸軍總長一席以蔡松坡為最適宜……蔡在云南做都督，他自然放心不下，若內調為軍政首長，使他楚材晉用，無直接兵權而負建軍之責(強化他私人的武力)，再派一名心腹做次長隨時監視著他，那是再好也沒有的……蔡的心理與百里的完全相同，建立國防是他們的第一義，無論內除國賊，外御強鄰，必以練兵及訓練軍事人才為其起點。蔡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卻有銳利的眼光和深刻的鑒別力，他何嘗未看透袁所欲建立的只是為個人爭權位的軍隊而非為國家御侮的武力呢，但是他很想將計就計，假手袁以完成現代化的國防。他認為家天下已非時代所許，新軍人而施以精神教育，其思想及信仰必然和過去只知效忠個人的奴才式的軍人不同，所以他很想吞下袁的香餌，進行其化私為公的建軍工作。”
　　但北洋將領們不答應，即使袁世凱動用行政手段強行安置，同僚、部屬如果不配合蔡鍔的工作，處處設置障礙，指東打西，不僅蔡鍔難以發揮效能作出成績，甚至有可能給軍界制造混亂，反為不美。盡管如此，袁世凱還是給了蔡鍔這個非北洋系的南方軍人很大的榮寵，加昭威將軍銜(昭威將軍是“威”字號將軍中排第一位的，足見蔡鍔在將軍府的地位)，入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相當于今天的國家軍委)，表現出對他相當的賞識和信任。如果只是軟禁，袁世凱用得著把蔡鍔吸收進核心的軍事指揮機構嗎？顯然，袁蔡關系并非一般描述中呈現給人的那種強勢對弱勢的關系。
　　蔡鍔與小鳳仙并不親密
　　1915年的袁世凱，權力雖已登峰造極，但還是有危機感。他深知，在共和體制下，政黨政治是大勢所趨，自己這個軍權人物勢必只是一個過渡。所以，袁氏集團決定做一次危險的嘗試，在推翻帝制僅四年后再恢復帝制，企圖用世襲制永保自己穩坐江山。
　　既然在戰略上屬險棋，在戰術上就須周密盤算，見機行事。袁世凱在留意各方的態度，其中當然也包括蔡鍔。此時蔡鍔有三種選擇:一、反對；二、保留意見；三、贊成。第一種幾乎可以不論，已有大計的蔡鍔當然不可能在北京就把反袁掛在嘴上。第二種理論上成立，實際上不可能，因為對方要看的不只是態度，更是動機，保留意見就等于是反對，所以只能虛與委蛇。就在為復辟帝制制造輿論的籌安會成立不久，蔡鍔在將軍府領銜簽名擁護帝制。
　　但袁世凱之識人，絕對高明、精到、通透，他不會輕信蔡鍔的做秀，而蔡鍔也深知這一點。袁世凱在小心地捕捉和判識蔡鍔釋出的信息。緊接著，蔡鍔又現身八大胡同。老到的袁世凱當然還是不會相信一向克己嚴肅的蔡鍔會就此縱情酒色，但他也看得出蔡鍔的意思，那就是:帝制你要辦便辦，我不干預。
　　既然簽名擁護帝制以及出入八大胡同都是做秀，是雙方一種心照不宣的特殊對話，那就不必太當真。很多人都相信蔡鍔和小鳳仙如膠似漆打得火熱，并以此成功蒙蔽了袁世凱。這種英雄美人的演繹雖然美妙，但卻嚴重低估了袁世凱，也不符合事實。
　　事實是，蔡鍔雖涉足花臺，但并不常去。據蔡鍔長子蔡端先生回憶，其生母潘夫人給他講過，有一次蔡鍔陪家眷去看戲，開場前指著包廂里一年輕女子對潘夫人說:她就是小鳳仙。從這個細節里至少可以得出兩個信息:一、蔡鍔看戲是和家人在一起而不是和小鳳仙出雙入對，說明他倆的關系并不怎么親密；二、蔡鍔和小鳳仙的交往并不背著家人。
　　而且，據蔡端先生說，蔡鍔將母親和兩位夫人遣送回籍的理由是，潘夫人身懷六甲，想回娘家生育；老母不習慣京城生活，要回鄉下住，當然，要由劉夫人陪護，幾個孩子也分別回到昆明和邵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