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蒙，漢朝人，漢武帝時為番陽令，建元六年（前135年）封唐蒙為中郎將，率一千漢軍，帶一萬民夫，出使南越，沿瀘州、赤水、習水進入夜郎（今貴州西北部、云南東北部及四川南部），見到夜郎侯竹多同，厚賜其財物，曉喻大漢“威德”，遂置犍為郡（治棘道），士卒筑路者多死，逃亡者受軍治懲治。唐蒙途中在番禺（今廣州）飲“枸醬”（即后來的茅臺）酒覺味絕美，回到長安后，問于蜀商，蜀商說“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夜郎。”于是取枸醬獻于漢武帝，漢武帝以“甘美之”來贊嘆，視為珍奇，當時即為貢品。清代詩人陳熙晉寫道：“尤物移人付酒懷，荔枝灘上瘴煙開，漢家枸醬知何物，賺得唐蒙習部來。”
唐蒙還著有《博物記》一書。明代文學家楊慎字升庵(1488年～1559年)所著《丹鉛總錄》卷十一稱，“漢有《博物記》，非張華《博物志》也。周公謹（注：宋周密）云，不知誰作。考《後漢書》注，始知《博物記》為唐蒙作”。《博物記》多采晉以前典籍中的材料，其內容包羅萬象，有山川地理知識，有歷史人物傳說，有奇草異木，也有珍禽怪獸，還有神仙方術，其中也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話資料。在解釋社會和自然現象方面，引入了當時已基本完善的陰陽五行學說。后人著述多所引用《博物記》之內容，劉昭《續漢志注·律歷志》引《博物記》一條，《輿服志》引《博物記》一條，《五行志》引《博物記》二條，《郡國志》引《博物記》二十九條。《齊東野語》引其中日南野女一條，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博物記》四條、《魏志·涼茂傳》引《博物記》一條。
歷史上關于《博物記》與《博物志》是否為一書，爭議頗多。據四庫總目稱：“今觀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博物記》四條，又于《魏志·涼茂傳》中引《博物記》一條，灼然二書，更無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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