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地區的達斡爾族、錫伯族人，主要源自清朝“索倫部”，是明末清初出現的民族名稱，系世代生活在黑龍江、嫩江地區的土著民族。

據史籍記載，明末清初時期便已出現所謂“索倫部”之稱，當初是數個民族的合稱。索倫散居之處還有達斡爾、鄂倫春等族。由于索倫性強悍，雄于諸部，與其相鄰和雜居的民族“不問部族概稱索倫，而黑龍江人居之不疑，亦雅喜以索倫自號說者，謂索倫驍勇聞天下，故借其名以自壯”。今許多學者認為，所謂索倫部，包括鄂溫克、達斡爾和鄂倫春族。當初，上述三個民族總是以“索倫部”的名稱出現于史籍。當索倫部歸屬清朝編入八旗之后，“索倫部”的概念起了變化。清乾隆年間，一部分索倫官兵及其眷屬被調遷駐伊犁，組建索倫營。起初，索倫營基本由鄂溫克和達斡爾族組成，后來加入錫伯族成份?，F新疆塔城地區的達斡爾族和霍城伊車嘎善錫伯族鄉的錫伯族和達斡爾族就是清朝索倫營的后代。

西遷伊犁的索倫營軍民均為黑龍江土生土長的民族。清初他們在嫩江流域居住和生活。被清朝編入八旗后，大部分被調他處駐防。而留居該河流域的，一部分披甲當差，另一部分則為清政府承擔貢貂官差而被稱為“布特哈索倫”和“布特哈達斡爾”，有時被統稱為“布特哈索倫”?？滴蹰g，在此處設總管管理，并歸黑龍江將軍管轄。

清朝乾隆年間，新疆重歸統一，伊犁需要派兵駐守。因此，清政府在考慮調遣攜眷錫伯、察哈爾和額魯特蒙古、滿洲官兵的同時，又考慮和決定自黑龍江抽調一部分索倫官兵攜眷遷駐伊犁。經過幾次廷議，最后決定自布特哈索倫和布特哈達斡爾中揀選青壯年一千名作為兵丁攜眷遷往伊犁。黑龍江將軍接到上諭及軍機處咨文后，通過做充分的思想工作，最后確定自布特哈索倫中挑選五百名青壯年兵丁，又從布特哈達斡爾中揀選五百名青壯年兵丁，總計一千名兵丁，由一名總管、一名副總管、十名佐領、十名驍騎校負責帶隊管理。

關于索倫軍民分隊起程及時間、遷移工具等問題，從上到下進行過幾次討論。最后確定，一千名官兵分六個旗，其中三個旗五百兵丁，均為布特哈索倫，另三個旗五百兵丁，均為布特哈達斡爾；按三個旗為一隊分兩隊依次起程，每隊各攜其眷屬一同出發。關于軍民的服飾、飲食、置辦兵器等費用以及交通工具、帳房等問題都作出了細致的安排，這些支出均由國家負擔。

據史籍《清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折》中記載：“管帶攜眷移駐伊犁一千名索倫兵遷往之總管一員、以副總管作為委營總一員、佐領十員、驍騎校十員，應支給伊等之整裝等項銀、口糧，遵照軍機處議奏之例，統共二十二名官員，按其各自職銜，支給一年俸祿，共計一千八百八十五兩；一千戶兵丁，按每戶各賞銀三十兩計，共支給銀三萬兩；因兵丁不攜帶跟役，按每人各賞置辦兵器銀十兩計，共支給銀一萬兩；總管、以副總管作為委營總每人各給馬十匹，佐領每人各給馬十匹，驍騎校每人各給馬六匹，一千戶兵丁大小人口共兩千八百三十八名，每口各給馬一匹，共兩千九百九十八匹，按每馬折給價銀八兩計，共支給銀兩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兩；一千戶兵丁，每戶給駝一只，共給駝一千只，按每駝折給銀十八兩計，共支給銀一萬八千兩；每戶各給帳房一頂，鍋一口，共計應給帳房一千頂、鍋一千口，按每帳房價銀四兩、每口鍋價銀二兩計，共支給銀六千兩；總管、以副總管作為委營總每月各支給鹽菜銀六兩、各撥給跟役六名，佐領每月各支給鹽菜銀四兩、各撥給跟役四名，驍騎校每月各支給鹽菜銀二兩、各撥給跟役兩名，兵丁每月各支給鹽菜銀一兩五錢，官員之跟役每月每名各支給鹽菜銀五錢，共支給鹽菜銀三千二百十六兩；官員之跟役七十二名，按每名各賞銀二兩計，共支給銀一百四十四兩。以上共支給官員、兵丁、跟役銀九萬三千二百二十九兩。一千戶兵丁之大口兩千四百零五名、小口四百三十三名，連同管帶前往之官員及其跟役七十二名，共計大小人口兩千四百九十九名。按大口每月各支兩石四升九合、小口減半支給計，應支兩月口糧共一千三百五十二石三斗一升九合。所有應支銀兩、口糧，均由庫存備用銀兩、倉存糧食內支撥。”

一切準備就緒后，于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農歷4月10日，由布特哈索倫組成的三旗五百名兵丁及其一千四百二十一名(軍民總計一千九百二十一名)眷屬為第一隊，在十一名總管、佐領和驍騎校的帶領下起程，踏上西去的征程。他們由蒙古高原西進，于農歷8月中旬抵達烏里雅蘇臺。在此得到烏里雅蘇臺將軍成袞扎布的給養補充，如口糧、茶葉、鹽菜銀、駝馬等。農歷8月底啟程繼續西行。年底，伊犁將軍明瑞接到帶隊總管努門車要求派人攜帶給養在額敏河處來接迎西遷隊伍的呈文后，即派官兵攜帶給養赴額敏河一帶。又委派官兵赴博羅塔拉以接濟和迎接大隊。這樣，第一隊西遷大軍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農歷1月19日勝利到達伊犁。

第一隊人馬起程后隔二十四天，即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農歷5月3日，由布特哈達斡爾組成的三旗五百名兵丁及其眷屬一千四百十七人(軍民共一千九百十七名)為第二隊，在副總管、佐領、驍騎校等十一名官員的帶領下起程。他們也由蒙古高原西進，至農歷9月下旬到達烏里雅蘇臺。因當時已值蒙古高原的深秋，牧草凋萎，天開始放冷，故在烏里雅蘇臺附近過了一冬。此間，帶隊副總管色爾默勒圖根據西遷隊伍面臨的實際情況，呈文烏里雅蘇臺將軍成袞扎布，一是要求給養補充，二是改變行走路線，要求自烏里雅蘇臺啟程后經巴里坤、烏魯木齊再到伊犁。成袞扎布均作了允準和安排。

隊伍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農歷3月中旬自烏里雅蘇臺啟程，農歷4月26日抵達巴里坤。在此又得到補給并休整了半個月。于農歷5月11日啟程續行，至農歷6月19日抵達烏魯木齊。在烏魯木齊得到補養并歇息四天后又起程，于農歷7月26日勝利抵達伊犁。至此，索倫一千零二十二名官兵連同眷屬共三千八百六十人的遠征勝利完成。

索倫官兵抵達伊犁后，伊犁將軍根據他們的謀生方式，將其安置于霍爾果斯河兩岸周圍從事游牧(后來部分人習耕種，從事農業)，并組建了索倫營，成為伊犁四營之一。

索倫營初設六旗，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增設二旗，完善八旗建制。營分左右兩翼，左翼四旗為索倫(鄂溫克族)，在霍爾果斯河以西之奎屯、薩瑪爾、齊齊罕、博羅呼濟爾等地游牧，故又稱西四旗；右翼四旗為達斡爾族，在霍爾果斯河東部之霍爾果斯、克、富色克等地或游牧、或耕種，故又稱東四旗。

營設領隊大臣一員，駐惠遠城，總管、副總管各一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防御兩員、委官八員、空金頂八員、世襲云騎尉一員、空藍翎九員、委筆帖式兩員、前鋒校尉四員、前鋒三十六員、領催三十二員、披甲一千零三十八名。

武器裝備有：弓一千一百五十八張、撒袋一千零五十八副、戰箭四萬四千四百五十枝、腰刀一千零五十八把、戰馬一千一百多匹。

官兵俸銀標準與惠遠城滿營標準低，如總管歲支俸銀一百三十兩，副總管和佐領各歲支俸銀一百零五兩，云騎尉歲支俸銀四十五兩錢，驍騎校歲支俸銀六十兩，以上皆歲供茶十二斤，委筆帖式和領催各歲支俸銀三十六兩、茶六斤，卡倫侍衛月支錢糧銀一兩、鹽菜銀二兩五錢、口糧六十斤、茶一斤，披甲歲支錢糧銀二十四兩。

索倫營與伊犁其他三營一樣肩負著駐守卡倫臺站、換防塔爾巴哈臺和喀什噶爾、巡查哈薩克和布魯特(吉爾吉斯)邊界的重要軍事使命，并且隨時聽候伊犁將軍的調遣，完成平內御外的各項戰事任務。

清乾隆初年，索倫營領隊大臣管轄的卡倫有近十處，其中有的是常設卡倫、有的系添撤卡倫，其職能為管理游牧、稽查逃人、監督貿易、管理重要山場、渡口、通道等禁區、防止外敵入侵等。這些卡倫如下：

霍爾果斯卡倫：駐侍衛一員、委官一員、索倫兵三十名；每年農歷9月間雪凍之時，由本卡倫內派遣兵十名，加上由博羅呼吉爾卡倫派遣的兵十名，由空藍翎一員帶隊，到霍爾果斯“開齊”(交界處)外作為“布克申”(伏兵)安設，以防人員、牲畜等自由流動，至次年農歷3月開春雪化，空藍翎率該兵員各回各的卡倫。

齊齊罕卡倫：駐侍衛一員、索倫委官一員、索倫兵十五名、厄魯特兵五名，系兩個營共守卡倫。

奎屯卡倫：駐侍衛一員、索倫空藍翎一員、索倫兵十五名、額魯特兵五名，系兩個營共守卡倫。

惠番卡倫：駐侍衛一員、索倫委官一員、索倫兵四十名、額魯特兵十名，系兩營共守卡倫。本卡倫地處要隘，系比較重要的戍所，曾派有錫伯族賀葉爾·文克津作為該卡倫侍衛換防一任，期間，他著書信體散文《惠(輝)番卡倫來信》流行于世，成為重要的史料。

博羅呼吉爾卡倫：駐侍衛一員、索倫空藍翎一員、索倫兵三十名、額魯特兵十名，系兩個營共守卡倫。此處每年春季有哈薩克牧民來游牧，故每屆開春，滿營派遣官一員、兵五名來監督游牧，冬季牧民轉場后該滿營官兵也撤回本營。這時，該卡倫也派兵十名到霍爾果斯開齊外作為“布克申”。

空鄂羅鄂倫卡倫：駐侍衛一員、索倫空藍翎一員、索倫兵三十名、額魯特兵十名，系兩個營共守卡倫。

霍爾果斯安達拉(“安達拉”系腰站)：駐索倫官兩員、索倫兵三十名。每年春季哈薩克牧民來此游牧，屆時設該腰站，派官兵監督游牧，冬季撤回。

圖爾根布克申：駐索倫空藍翎一員、索倫兵二十名，每年農歷9月添設，農歷3月撤回。

另外還有齊齊罕安達拉、河岸、奎屯色沁等與霍爾果斯安達拉同樣的添撤卡倫。

清乾隆朝以后，隨著國內外形勢的逐步復雜以及城鎮、定居點的日益增多，伊犁將軍在各處又增設了不少卡倫臺站，索倫營領隊大臣管轄的卡倫臺站等最多時已近二十處。

索倫營換防塔爾巴哈臺和喀什噶爾的軍事任務，是從索倫營組建伊始便開始執行。和錫伯、察哈爾、額魯特、滿營官兵一樣，官兵不攜眷，亦非長期駐扎。初期，索倫、錫伯等各派遣弁兵一百三十名，計一千二百～一千三百名不等官兵，由滿洲或蒙古官員總領前往塔爾巴哈臺南北各處卡倫臺站駐守和巡查，每兩年輪班一次，后來因塔爾巴哈臺駐防力量的增強，減為索倫、錫伯等官兵各派一百名，三年一換。公元1864年爆發了伊犁農民起義，接著換防制度也遭破壞。

喀什噶爾是南疆重鎮，系天山南麓政治、經濟、軍事中心。清朝重新統一新疆后不久即清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便制定了派遣伊犁各營官兵到該城定期換防制度。換防兵包括錫伯、索倫、察哈爾、額魯特、滿洲官兵(后來只派錫伯、索倫官兵)。索倫官兵換防也是不帶家眷，與各營官兵輪換更替。

公元十八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喀什噶爾計有索倫、錫伯官兵各九十六名。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又增派索倫兵二百名，駐防喀什噶爾，并在當地“安插游牧”。

清嘉慶三年(公元1798年)，清政府又決定每年派往喀什噶爾三百名換防兵，由索倫、錫伯平半更換。到清嘉慶八年(公元1803年)，喀什噶爾邊外諸部已經“安靜”，為了不使“伊等疑懼”，將三百名索倫、錫伯官兵都撤回伊犁。但是到了清嘉慶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由于本地形勢起變化，又恢復了換防制度。到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全疆農民起義后又停止換防。

巡查布魯特和哈薩克邊界，也是索倫營的重要職責之一。據史籍《總統伊犁事宜》記載，每年秋季，伊犁將軍便“派兩滿營協領一員，惠遠城滿營官兩員，兵七十名，巴燕岱城(惠寧城)官一員，兵四十名，錫伯營官一員，兵三十名，索倫營官一員，兵三十名，察哈爾營官兩員，兵六十名，額魯特營官兩員，兵七十名，共官十員，兵三百名”。依次巡查上千公里的哈薩克邊界。隔一年的春季，再巡查布魯特邊界。此外，清政府又規定了巡查卡倫的制度，并要求伊犁各營共同派官兵執行：“伊犁沿邊大小卡倫七十余座，周圍地逾數千里，各卡相離數十里至百余里之遙。每卡僅設弁兵十余名及三十余名不等。惟按月周巡，可期聲勢聯絡。其索倫、錫伯、察哈爾、額魯特四營，每月派總管、副總管、佐領等官一員，各帶本營兵丁三十名，于該管卡倫換次行查，至各營交界會哨，其中隔大山、無路可通及所管各卡倫隸于境內者，均每須巡查會哨，統計各營每月各派官兵會哨一次”。

索倫營作為伊犁駐兵中較重要部分，在平內御外斗爭中曾作出了很大的民族犧牲。

清嘉慶二十五年～清道光八年(公元1820～1828年)，新疆南部的伊斯蘭教白山派首領、大和卓波羅尼都之孫張格爾在沙皇俄國的唆使下，挑動喀什噶爾、英吉沙爾、葉爾羌、和田地區，發動了分裂祖國的武裝叛亂，歷時八年，史稱“張格爾之亂”或“西四城叛亂”。

清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叛亂乍起，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愛新覺羅·斌靜派領隊大臣色普征額率領在喀什噶爾換防的索倫、錫伯等官兵平叛，殺叛匪五十余人，活捉一百余人，張格爾率二百余匪徒逃出國境。

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張格爾再次糾集數百名叛匪，自阿賴嶺入境，搶劫烏魯克卡倫，又被索倫、錫伯等官兵擊潰。清道光五年(公元1825年)農歷10月，張格爾率軍準備大舉進犯喀什噶爾，索倫、錫伯等官兵前去堵截，后因幫辦大臣用兵不當及縱殺平民，導致多人附逆助戰，清軍潰敗。此役索倫和錫伯官兵陣亡三十五名。之后，張格爾又糾集起三千人的叛軍。同年底，清道光皇帝任命圖博特·慶祥為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調派索倫、錫伯、滿、額魯特、察哈爾營官兵各一百名赴喀什噶爾進剿。

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張格爾第三次作亂。圖博特·慶祥指揮千余名索倫、錫伯等官兵平叛，農歷9月底因敵強我弱，喀什噶爾城陷落，圖博特·慶祥自殺殉國，索倫、錫伯、滿等數百名官兵犧牲，僅八百名官兵成功突圍，之后其他三城也相繼陷落。在西四城陷落之前，清政府派伊犁將軍薩爾圖克·長齡為揚威將軍，以署陜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瓜爾佳·武隆阿為參贊軍務，調各省官兵三萬六千人，又增派索倫、錫伯、滿等營官兵兩千多人赴阿克蘇。同時動員索倫、錫伯等營青壯年數百人作為預備官兵隨時調用。

清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農歷9月底，伊犁派往阿克蘇的索倫、錫伯、滿等營官兵在阿克蘇南面的渾巴什河與張格爾叛軍交鋒，清軍殲敵一千多人，取得勝利。在這次戰役中，索倫官兵表現勇敢、英勇殺敵，數十名官兵獻出生命，受到清政府的嘉獎。在以后一年多時間的平叛戰役中，索倫、錫伯官兵更是沖鋒陷陣，屢立戰功，也有許多官兵獻出生命。叛亂被戡定之后，不少索倫部錫伯族的勇士被清廷賜號嘉獎。

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烏茲別克人的浩罕國挾持張格爾之兄玉素甫·和卓入寇南疆。在伊犁援兵到來之前，伊犁將軍急令喀什噶爾領隊大臣、錫伯族人額爾古倫率索倫、錫伯換防官兵彈壓。同時又調動索倫、錫伯、滿等營官兵數千人赴阿克蘇。同年底，叛亂被平定。數十名索倫官兵在此次平叛中犧牲。

清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和清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南疆又分別發生“七和卓之亂”和“倭里罕之亂”。在這兩次平叛中，索倫營和錫伯營官兵又是首當其沖，不少官兵沖鋒陷陣，不避血刃，英勇頑強，付出犧牲，榮立戰功。戰爭結束后，都曾受到清政府的獎賞、升遷。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全疆農民起義前后，一直對中國西部領土富有侵略野心的沙俄侵略者，又趁伊犁動亂之機，加快了對伊犁地區蠶食的步伐。

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夏天，沙俄侵略軍數次試探性地向索倫營駐守的博羅呼吉爾卡倫推進，并向清軍開槍炮擊，當即遭到索倫等官兵的強烈反擊。伊犁將軍得悉情報，速遣索倫、錫伯等營官兵數百人“防堵”，打退了敵人，保衛了該地區的安全。

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之前，沙俄侵略軍趁農民起義動亂、清政府在伊犁的統治暫被推翻之機，用重兵控制了索倫營西四旗世代游牧和駐守之地。因此，在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農歷5月，沙俄侵略軍從其已構筑的軍事堡壘——博羅呼吉爾出動，長驅直逼霍爾果斯河。在此期間，沙俄侵略軍受到了索倫營達斡爾、錫伯官兵的英勇抵抗，使沙俄侵略軍的侵略計劃多次受挫。同年農歷6月底，沙俄侵略軍大舉進犯駐守阿克肯特前哨的伊犁抗俄軍民。當時，清朝軍民防守在阿里瑪圖至阿克肯特一線，包括索倫、錫伯、蒙古、維吾爾、哈薩克、漢、回等軍民四千余人。但終因抵抗中寡不敵眾，伊犁抗俄軍民節節敗退。最后沙俄侵略軍占領伊犁，開始了伊犁地區長達十年的殖民統治。

索倫營官兵在平內御外的多次戰斗中能夠英勇頑強，不怕犧牲，敢打硬仗，與錫伯營一樣，得益于平時的嚴格訓練和一年一度伊犁八旗的共同演練制度——“哈什圍”演練。按清政府的規定，八旗軍在本營內有固定不變的經常性練兵和考核制度，并進行弱兵淘汰制，被淘汰便失去俸銀，在錫伯營也同時失去六十畝俸地。因此，每個旗兵必須自覺練武，而且個個要練出高本領。哈什圍演練是由滿族早年的狩獵撒圍形式演變而來的，是將該狩獵形式與軍事訓練結合的形式。哈什圍在伊犁八旗軍訓練中一開始便形成了制度。

據史籍《總統伊犁事宜》記載：“每年八月間，由哈什演圍之時，派惠遠城協領二員、官十六員、兵三百六十名，巴燕岱(惠寧城)協領一員、官五員、兵一百名，錫伯、索倫兩營副總管一員、官五員、兵七十名，索倫官五員、兵七十名，察哈爾營副總管一員、官八員、兵一百三十名，額魯特營副總管一員、官十二員、兵二百七十名，共官五十七員、兵一千名。本處開單呈閱，將軍、參贊大人傳飭該營，照數派官兵，預備定日起程”。從此可以看出其對哈什圍的重視和演圍的規模。所謂哈什圍就是，在伊犁哈什河地區(今尼勒克地區)劃出一大片地區作為演圍區域。屆時，一千多名各營官兵按一定的隊形、一定的步驟和一定的演練內容等，進行模擬實戰訓練和演習，包括馬上武功、步戰、刀槍箭功比武，滿營還有鳥槍演練。通過哈什圍，各營可以相互交流經驗，相互學習技藝，以共同提高戰斗力。有些官兵在二十幾年的從戎生涯中，有十幾次參加哈什圍的記錄。

索倫營軍民因天災人禍，人口曾兩次銳減。一次為乾隆年末，因人口減少嚴重，導致兵源枯竭，開始影響巡邊守卡。人口減少的原因，一說是瘟疫流行導致了人口銳減，一說因與哈薩克發生沖突被殺數百人。當時的伊犁將軍保寧面對索倫營的狀況，于清嘉慶二年(公元1797年)不得不向嘉慶皇帝上奏，明陳索倫營目前的狀況和人口銳減的原因，并要求自錫伯營十八歲以上，二十三歲以下強壯之閑散、西丹內，挑選能夠披甲者選出一百六十戶移補索倫營。次年初經清帝允準，在索倫營各旗先后建房屋，農歷4月，自錫伯營挑選十八～二十三歲青壯年戶一百六十戶、六百五十八人遷入索倫營。

清嘉慶二十五年～清道光八年(公元1820～1828年)的張格爾之亂和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玉素甫和卓之亂時，清政府曾數次選派數百名索倫營官兵前往戡亂。索倫官兵不畏強暴，英勇頑強，為維護祖國邊疆的安全，前后有數百名官兵獻出了生命。因此，人口增長率本來就很低的索倫營，在補充兵丁缺額時，又出現了兵源枯竭的現象。當時的伊犁將軍特依順保無奈于清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年)農歷10月向清帝上奏，陳明原委，并又一次要求自錫伯營補充人口，以補索倫營官兵額缺。當年底，道光皇帝下旨諭允準。次年農歷4月，自錫伯營挑取十八～二十三歲之間青壯年戶一百戶、六百二十一人補入索倫營。至此兩次補充二百六十戶、一千二百七十九人。這些錫伯戶，據史料記載，都補入了索倫營西四旗，即布特哈索倫四旗之中。從此，索倫營出現了“錫伯索倫”的歷史名稱。

清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伊犁農民起義，作為伊犁八旗的索倫營也成為義軍攻擊和打擊的目標。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末，在義軍的多次打擊下，為了保護無辜平民免遭屠殺，索倫營軍民(多為東四旗軍民)多數退入拱宸城，但不久城被攻破，很多軍民遭慘殺。

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農歷4～8月間，索倫營的錫伯族、達斡爾族同部分察哈爾營軍民一起，分三批退入俄國境內，被俄國當局安置于庫庫烏蘇、喀拉塔拉、喀帕兒、阿拉木圖等地耕種和牧放。

清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底，經過中俄雙方多次交涉，兩年多時間在俄國顛沛流離的索倫等營軍民陸續遷入塔爾巴哈臺境，清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移入塔爾巴哈臺城。接著，清政府將這些官兵和自阿爾泰撤回的錫伯、索倫營部分官兵組建為“索倫部尖銳營”。

清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清政府收復伊犁并恢復八旗制度，部分索倫營軍民返回伊犁。而留居塔城的索倫營部分達斡爾和錫伯族軍民于清光緒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被編入塔爾巴哈臺新滿營。現塔城的達斡爾和錫伯族就是他們的后裔。

清光緒七年(公元1881年)中俄簽訂《伊犁條約》，沙俄對霍爾果斯河以西地區的占領被合法化，原索倫營西四旗軍民無奈基本遷入該河以東地區。次年底清政府開始恢復伊犁八旗。伊犁將軍將原索倫營未出走的軍民同從塔城返回的部分軍民一起編入恢復的索倫營，軍民以錫伯族為主。

恢復后的索倫營在現霍城縣水磨溝(加爾蘇溪)與紫泥河之間繼續筑城，歷數年建成，史稱佛嘎善(錫伯語舊城，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棄而另建新城，稱伊車嘎善)?；謴秃蟮乃鱾悹I設領隊大臣一員、總管一員、副總管一員、佐領八員、驍騎校八員、防御四員、委筆帖式兩員。據史籍《新疆圖志》記載：索倫營“戶口：正黃旗九十四戶二百三十丁口，鑲黃旗九十七戶一百八十丁口，正白旗九十五戶一百九十四丁口，鑲白旗九十七戶二百四十六丁口，正紅旗九十九戶二百五十丁口，鑲紅旗九十七戶一百八十四丁口，正藍旗九十七戶一百九十四丁口，鑲藍旗九十五戶二百四十九丁口。職業職官九十四，馬步甲七百二十八，閑散一百五十九，孤二”。

恢復后的索倫營仍然擔負著防守卡倫的任務，其駐守的卡倫有：河源卡倫、登無卡倫、察罕鄂博卡倫、尼堪卡倫、紅山嘴卡倫和哈爾素胡爾卡倫。

伊犁地區辛亥革命爆發后，滿清政府在伊犁的封建統治徹底結束，其八旗制度也壽終正寢，索倫營軍民棄甲歸田?，F霍城縣伊車嘎善錫伯族鄉的錫伯族、達斡爾族就是當年索倫營的后裔。

姓氏略考－卜克圖姓－遷徙分布－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