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同治元年）農歷十月二十一日，曹錕出生于天津大沽一個貧窮造船工曹本生家里。曹錕的父親曹本生，在大沽的一個船行當排工，成年累月給人家造木船，以維持這個10口人之家的生活。盡管曹家經濟拮據，但曹本生性子憨直，為人要強，他寧愿自己勒著腰帶，也要供孩子們識幾個字。因此，曹錕兄弟幾個，多在幼年讀過幾年私塾。 [1] 

曹錕16歲時，父親讓他學造木船，曹錕不肯，叫他學做農活，他也不依，曹本生只好讓他去賣布。因家中貧窮，買不起一輛手推車，曹錕便把布匹搭在肩上四處叫賣。父母見曹錕不成器，便在他17歲那年托人說媒，將西大沽一家姓鄭的姑娘娶過來。鄭氏長于曹錕兩歲，相貌平平，但為人通情達理，過門后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對曹錕更是十分體貼，小兩口和和睦睦，很少口角。

一日，曹錕販布到保定城門，被兩個守城的士兵攔住，不但沒讓進城，反而被他們謾罵嘲笑一番。曹錕無端受辱，窩了一肚子火兒。他歷盡艱辛，也未能改變自己吃苦受累的命運，于是他暗下決心，立志從戎。1882年，20歲的曹錕應募入伍，開始了他的軍事生涯。曹錕丟了推車賣布的小買賣后，先是在天津武備學堂學習，畢業后做了毅軍的一名哨官，1894年還曾隨部赴朝鮮作戰。翌年，赴小站投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為右翼步隊第一營幫帶。他既無背景，又老實巴交，時常受人欺負。但他的一大特點，憨厚，喜怒不形于色，好處都讓給別人，自己則吃苦耐勞，千依百順，不管心中怎么想，面上從無怨言。久而久之，于是漸漸地也就聞達于上司，甚至袁世凱都知道了有這么一個與眾不同的人物。

曹錕聽說袁世凱的叔祖父袁甲三有個拜把子兄弟叫曹克忠，在當地很有權勢，人稱“大帥”，于是備下厚禮前去拜謁。常言道：“禮多人不怪”。這曹克忠也是天津人，曾任廣東水師提督，一看來了個姓曹的小老鄉，很是開心。接著一查族譜，發現曹錕竟是自己的孫輩，自然更加高興，便正式認曹錕為族孫，并派自己的姨太太去袁世凱那兒為他通融，自此曹錕由幫帶而幫統，由幫統而統領，由統領而統制。

曹錕曾到朝鮮參加中日戰爭，后被送天津北洋武備學堂學習，成為袁世凱小站練兵的骨干，此后，日益得到袁的器重，1907年被袁世凱任命為北洋軍第三鎮統制官。民國成立后，曹任陸軍第三師師長，曾于護國戰爭時率軍南下四川，與護國軍作戰。

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分列為直皖兩系，曹在兩系暗斗中，腳踩兩只船。在馮國璋死后，曹成為直系首領，相繼取得了直皖戰爭、第一次直奉戰爭的勝利，成為主宰中央大權的實力派人物。 [2] 

自1916年9月任直隸督軍，到1923年10月他賄選中華民國總統期間，曹錕主要駐在保定，保定成了直系軍閥的大本營。直皖之戰、第一次直奉戰爭及許多重大政治事件，都是在保定謀劃決策的。現擇其在保定的一些所作所為，從側面反映曹的面貌。

1922年，在廣州召開了第一次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全國代表大會，育德中學學生王錫疆等人代表保定團組織出席了會議。回保定后，王錫疆主持保定市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工作，同年，王錫疆在給省立第六中學學生楊景山的信中郵寄了《社會問題研究會章程》，被軍閥當局查獲。因其中涉及“布爾什維”等內容，曹錕便下令通緝逮捕王錫疆。王在校長郝仲青幫助下，脫身到北京，后與鄧中夏一起從事革命工作，并由鄧中夏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保定的第一個共產黨員。

1923年5月康有為從洛陽到易州謁清西陵，順路到保定。曹錕在保定光園為其接風洗塵。康有為特為在建的曹錕花園提名“老農別墅”。康有為還在河北大學發表演說，進行反對新文化的宣傳，深得曹錕歡心。一天，曹在與康有為的談話中講到王森然在保定第二女子師范（今保定學院前身）學校增設白話文課程，宣傳新文學時，康有為十分氣惱。他對曹錕說：“他本來是個小桐城，我知道他是桐城派倒戈的，不能讓他在

保定呆下去。”恰值保定召開直奉戰爭直軍全體陣亡將士追悼大會，王森然寫了兩篇痛斥曹錕的文章，在保定各界產生了很大影響，使曹錕十分憤恨。他以防“赤化”為名，于5月18日晚派人去學校抓王森然。王事先聽到風聲，當夜化裝逃到北京，在李大釗、林語堂、胡適等幾位教授的掩護下，才躲過了通緝。

曹錕駐保定后，就開始著手修建大本營。他先在保定東郊征購土地，修建飛機場，拆通西關新開路，拓寬南大街，又將原清代直隸按察使司衙署改建為賓館。因他仰慕明朝薊遼總督戚繼光的英名，所以把賓館命名為“光園”。曹錕平日在原直隸總督署辦公，下榻在光園。曹錕此時已脫穎而出，擁有了武裝力量。 [3]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獲勝，獨自控制北京政府。此后，曹錕首先逼退大總統徐世昌，迎原任大總統黎元洪復職，并使黎元洪成為其傀儡，北京政府六度更換國務總理。同時，隨著直系內部吳佩孚的崛起，形成了曹錕領導的直系保定派和吳佩孚領導的洛陽派，吳佩孚不贊成曹錕出任大總統。但曹錕仍在直系內部處于優勢地位，其出任大總統的計劃獲得美國支持。通過美國駐華公使的工作，1923年6月，美國總統沃倫·蓋瑪利爾·哈定發表了支持中國統一的聲明（隨后哈定于同年8月逝世）。

1923年6月，曹錕派人對黎元洪進行恐嚇，迫使黎元洪逃往天津，又派王承斌將黎元洪乘坐的火車在天津楊村站扣住，直到黎元洪交出大總統印并簽署辭職書后才放行。曹錕利用內政總長高凌霨和議長吳景濂大批收買或威脅國會議員，于1923年10月6日當選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被譏為“豬仔總統、“賄選總統”。此后，由賄選國會起草并通過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人稱“曹錕憲法”、“賄選”。1923年10月10日，該憲法由曹錕頒布實施。這部憲法是中國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憲法。

曹錕就任大總統后，直系的實權轉由吳佩孚操控。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隨后，馮玉祥等人發動北京政變，將曹錕軟禁于中南海延慶樓。北京政府的主導權由直系改歸奉系。1926年4月9日，馮玉祥的部下鹿鐘麟發動兵變包圍了臨時執政府，段祺瑞逃走，同時鹿鐘麟還釋放了被軟禁的曹錕。

第二次直奉戰爭發生了一件事，就是馮玉祥倒戈，使直軍慘敗，曹錕被趕下臺，并遭到軟禁。

曹錕賄選前，要先迫黎元洪下臺。擁曹派中積極分子遂由馮玉祥打第一陣，向黎元洪索討軍餉，陸軍軍官天天包圍總統府，包圍國務院，黎的離去主要是受不了軍隊逼宮，而軍隊的主使者就是馮玉祥。

由于吳佩孚對馮玉祥的仇視和排擠，馮玉祥對曹、吳十分不滿。加上曹錕賄選丑劇，激起全國反對，馮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況且馮玉祥對孫中山十分欽佩，本有相機反曹、吳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戰的爆發，終于給他帶來了反曹、吳的機會。

1924年10月23日傍晚，馮玉祥率軍撤出前線，回師北京，發動了北京政變，

直奉戰場形勢大為改變。在北京的馮部鹿鐘麟、蔣遇鴻與孫岳里應外合，打開城門。鹿鐘麟率部率先入城，與孫岳的第十五混成旅在城中的部隊會合。士兵們一律佩戴藍布白字的臂章，上寫“誓死救國，不擾民，真愛民”。政變軍隊分兵把守各重要路口，并戒嚴斷絕交通，迅速占領各部、署衙門。

這次“北京政變”真可謂迅雷不及掩耳，一舉獲得成功，曹錕在事先一點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抓住幽禁了起來。1924年10月24日，馮玉祥在北苑召開會議，商討如何應付北方時局。出席會議的有孫岳、胡景翼、黃郛、王正廷等人。這次會上，馮玉祥被推為國民軍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景翼、孫岳分別任副總司令兼第二、第三軍軍長。鑒于孫中山是否北上尚無確切消息、吳佩孚率軍攻擊楊村等情況，孫岳提出請段祺瑞出山，以聯絡皖系的山東督軍鄭士琦，以阻止直系援軍北上。會上還決定成立攝政內閣，為表示歡迎孫中山北上的誠意，所定閣員多為南方的老革命黨員，如國務總理黃郛，外交兼財政總長王正廷，國民軍總長李書城，參謀總長李烈鈞等。會議決定讓曹錕下令停戰，免去吳佩孚本兼各職，并宣布自動退位。

1923年11月4日奉軍占領塘沽，吳佩孚已于先一天率殘部乘艦駛離塘沽，這時直軍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張宗昌、吳光新兩部先入天津，奉軍大隊亦紛紛抵達，在天津的直軍殘余部隊全被繳械。第二次直奉戰爭遂告結束。

1927年2月，奉系軍閥為了阻止國民革命軍東進河南，渡河南下，吳佩孚自鄭州撤退而逃。曹錕只得匆匆離開河南回到天津。曹錕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內的19號路（當今河北路34中學），和鄭夫人及陳夫人住在一起。劉夫人不愿同他們一起住，另在英租界的泉山里自己花錢蓋了幾所小洋樓，帶著一雙兒女及家人搬了進去。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東北后，矛頭指向華北。于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

一天，幾個日本人身著便裝，來到天津英租界，邀請曹錕“出山”。曹錕怕得罪日本人想開門召見，但劉夫人堵著門不許曹錕出去，并指桑罵槐高聲叫罵。日本人討了個沒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劉夫人歷數日本人在東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對曹錕說：“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為日本人辦事。”曹錕點頭應允，同時也告誡他的一雙兒女。

日本人在曹錕家碰壁后并不死心，又派了在“冀察政務委員會”做委員的曹錕的好友齊燮元來做說客。一天夜晚，齊燮元叩門求見。曹錕的門衛遵照劉夫人的囑咐，不予開門，從此以后齊沒有再去曹家。

曹錕晚年之所以能不為金錢、地位所動，堅決不為日本侵略者做事，保持了民族氣節，除了與當時的歷史背景（直系基本上是親美英派，吳佩孚也堅決拒絕為日本侵略者做事）有關外，主要是曹錕本人具有比較強的民族意識。 [4] 

1938年5月的一天，曹錕因感冒轉成肺炎，經醫治無效，于5月17日（農歷四月十八）在天津泉山里劉夫人寓所病故，終年76歲。曹錕的葬禮十分隆重。吳佩孚派夫人張佩蘭赴津吊喪，吳本人則在北平身穿重孝舉哀致悼。日本方面、國民黨方面都派人前來吊喪，并送給劉夫人大筆撫恤金，但遭到劉夫人的拒絕。曹錕家眷及舊部幕僚、親朋好友幾百人均披孝參加了葬禮，靈柩暫厝于天津英國公墓。國民黨政府有感于曹錕拒絕與日本人合作，于6月14日發布特別訓令，予以表彰，并追授曹錕為陸軍一級上將。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