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來源有四

1、出自嬴姓，為帝顓頊裔孫伯益之后，其始祖為趙奢。相傳帝顓頊有個孫女叫女修，因食燕子蛋而懷孕生子大業(yè)。大業(yè)之子伯益因輔佐大禹治水有功 ，帝舜賜他姓嬴。伯益之子大廉，傳至季勝有個曾孫叫造父，世周穆王的駕車大夫，因平定徐偃王之亂有功，被封在趙城（今山西洪洞縣北趙城），稱為趙氏。后建立趙國。戰(zhàn)國時趙王有子叫趙奢，以善于用兵著稱。因功卓著被趙惠文王封在馬服，稱為馬服君，死后便葬于封邑，其子孫最初以"馬服"兩字為其姓氏，后省去"服"字，遂有馬氏。世居邯鄲。史稱馬姓正宗。

 2、出自他姓改馬姓。如漢代有漢戚人馬宮本姓馬矢，至馬宮以仕學顯，改姓馬。

 3、出自他族改姓。西域人馬慶祥，人居臨洮狄道（今甘肅省境內(nèi)），遂以馬為氏。蒙古人月乃和，因其祖在金末為鳳翔兵馬判官，遂改姓馬氏，取名祖常。馬祖常之后亦為馬氏。西域魯穆國人馬依澤，應宋太祖之召于建隆二年來華，修新法《應天歷》，后人悉姓馬。金元以后，為回族大姓。

注：我馬氏始祖依澤公留居中國，子孫繁衍布全國，綿延至今已有一千多年歷史了。依澤公的子孫自“陜西涇陽縣永安鎮(zhèn)祖居，十一世祖乾玠公號樞儀（南宋寧宗慶元丙辰第四十二名進士），于理宗紹定五年（1232年）四月十二日出任南陽知府，遂落籍于新野縣”，后世稱新野（妙遠堂）馬氏。此后分了若干支系，如安徽懷寧敦悅堂馬氏、湖北襄陽（懷遠堂）馬氏、源自明代南京二朗崗的天津崇倫堂馬氏、河北青縣馬氏、山東恩縣馬氏、北京忠恕堂馬氏等。據(jù)考元末新野馬氏后人，參與河南回回義軍助明，多以軍功起家，明初洪武年間從河南三衛(wèi)分赴各地，其中任安徽安慶衛(wèi)左所正千戶之職的馬哈知（直）(馬麟)公成為安徽懷寧馬氏一支的明代始祖；任南直隸彭城衛(wèi)指揮之職的馬仲良公后成為北方馬氏,如河北青縣、山東恩縣、北京忠恕堂一支的明代始祖。據(jù)北京忠恕堂馬氏宗譜記載：馬仲良公原居金陵二龍(郎)崗，永樂二年隨駕（永樂帝朱棣）來北直隸，特派駐防河北青縣蒿坡，后舉家移居青縣馬家橋立塋。經(jīng)考仲良公原居應天府金陵二龍崗應為現(xiàn)在江蘇省南京市高淳縣原雙塔鄉(xiāng)的二郎崗，高淳縣位于南京市西南120公里，地理位置東南面與安徽省郎溪縣接壤，南部及西面與宣城、當涂縣相鄰。水路東跨固城湖經(jīng)胥河可達蘇、錫、常，西由官溪河連貫長江。

二、遷徙分布

A：漢族馬姓

趙奢之子牧，亦為趙將，居住在邯鄲。公元前222年，秦國滅趙國，將牧之子遷徙至陜西咸陽。馬興后人馬何羅徙扶緱輳ń襠攣饜似蕉保４喲耍齜緱瓿晌硎系姆⒄狗毖苤行摹?/P>

兩漢至南北朝時期，馬氏除在扶風茂陵成為望族外，還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東、湖北、四川、甘肅、江蘇、浙江等省的一些地方。

唐朝末年，王潮、王審之入閩，有河南馬氏隨同前往，在福建安家落戶。許州人馬殷，少為木工，應募從軍，隨秦宗權部將孫儒入揚州，轉(zhuǎn)從別將劉建峰攻取潭州。896年，劉建峰北部下所殺，馬殷被推為主，被唐任為潭州刺史，后進武安軍節(jié)度使，于907年被后梁封為楚王，建立楚國，歷時45年。馬服君十三傳后裔駟（此時不可能傳到十三世，距前222年只有16-27年）隨西漢的漢高祖劉邦（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195年）入關，駟入關后由回族歸屬漢族。駟的馬氏一族先定居于咸陽，其嗣后遷居開封汴梁，一族宗支浙江臨安府。

宋初（公元1127年至1130年），奉政大夫直北馬公隨宋高宗趙構由浙江臨安南渡入粵，定居古岡（即今新會市會城鎮(zhèn)北門）。馬直北公一門箕裘，五代大夫（始世祖奉政大夫直北公、二世祖朝議大夫持國公、三世祖朝議大夫唏驥公、四世祖朝奉大夫宜祖公、五世祖司刑大夫良弼公），三世太守（二世祖容州府持國公、三世祖雷州府唏驥公、四世祖英德府宜祖公），父子鄉(xiāng)賢（二世祖郡邑鄉(xiāng)賢持國公、三世祖廣州府新會縣二學鄉(xiāng)賢唏驥公）。直北馬公宗傳八代后，其裔孫已遍及新會的會城和東亭、江門市的潮蓮和高沙及麻園、臺山的白沙和橫山、番禺的謝村和植村、從化的馬村、蘿崗的楓園下、四會的高要、順德的水藤、廣州市的河南、中山的古鎮(zhèn)等地，爾后各房馬氏子孫又分居于汕頭、潮洲、陽江、高鶴、吳川、廣西、海南等地。直北馬公實為我?guī)X南馬氏開族第一人。又因直北馬公名門望族，朝庭二封金紫（二世祖持國公與三世祖唏驥公受封），故直北馬公祖居地稱為金紫街（今新會市會城鎮(zhèn)人民大會堂前）。現(xiàn)嶺南各地馬氏及海外馬氏聚居地立堂朝拜先祖用“金紫堂”這一名稱就是這個緣故。
從嶺南馬氏始祖直北公宗傳八代至臺山馬氏的直系血緣是：始世祖直北、二世祖持國、三世祖唏驥、四世祖紹龍、五世祖良弼、六世祖行遜，七世祖循善傳八世祖康平至九世祖堯佐和君佐及帝佐（居橫山濠沖）。八世祖康定生三子，由新會麻園下朗遷居橫山宗支，因此時此地生活環(huán)境惡劣，加上宋末元初的兵亂騷撓，康定后裔大部份遷居潮州、汕頭和新會。
八世祖康平無子，由其堂兄康成次子湍（名為田波）承繼。明朝永樂年間（約公元1410年左右），康平與繼子田波由新會麻園遷居白沙馬洞。田波公羨慕馬洞村落洞山秀拔，石門振朝，因而積休垂興，大振宗傳。九世祖田波公生六子，長子漁隱、次子樵隱、三子耕隱、四子牧隱、五子煉隱、六子植隱，族內(nèi)堪稱其為有功不祧之祖。
于1995年、1997年兩次與幾位馬氏宗長對居住在臺山的馬氏分居和人口情況進行比較系統(tǒng)的調(diào)查。調(diào)查結(jié)果表明，臺山馬氏宗支分居比較集中的有白沙鎮(zhèn)、三臺鎮(zhèn)、四九鎮(zhèn)、橫山鎮(zhèn)、汶村鎮(zhèn)等。臺山馬氏現(xiàn)已宗傳32代，據(jù)調(diào)查，常駐市內(nèi)人口近5萬人。旅外宗親及分居在市外國內(nèi)的新會、恩平、高州、吳川、陽江、鶴山等地的宗親，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在8萬人以上。

宋代以后，閩、粵地區(qū)馬姓逐漸增多；至明代，馬姓族人遍布福建；至清代，有的移居臺灣，進而又遠徙東南亞及歐美。

B：回族懷寧馬姓遷徙之謎

安徽懷寧馬氏宗譜記載，馬依澤，西域魯穆人，《多桑蒙古史》考證：魯穆今屬土耳其共和國轄地。宋建隆二年馬依澤來華修歷，歷時兩年，宋太祖封他為侯爵。后定居陜西涇陽永安鎮(zhèn)李靖尚書塔旁，其后遷居山西大同。馬依澤有兩個兒子，長子馬額曾，宋太宗至道三年（997）襲侯爵，授司天監(jiān)監(jiān)正，次子馬懷亦，宋真宗咸平四年（1001）封承德郎，任司天監(jiān)監(jiān)副。洪武二十八年（1395）馬哈直一代起由山西大同遷居安徽懷寧（今安慶市）。其遷徙路線為：西域魯穆-----陜西涇陽-----山西大同-----安徽懷寧。同為馬依澤家族的兩部家譜大相徑庭。其遷徙時間、遷徙地點、世次這些重要記載都不相同。

起源之二

我們?yōu)槭裁磿振R? 

    馬姓源于趙國趙奢，趙國封趙奢為馬服君（世襲）。后因于多種原因中的一種后來我們改為馬服，在馬興后去服為單姓馬。在此歷史給我們提出了一個疑問。為什么趙國國君要封趙奢為馬服君？下面我們轉(zhuǎn)載邯鄲市博物館陳斌部份文章能解釋------我們?yōu)槭裁磿振R.



                               略論趙文化與馬的關系

                                       陳　斌

                         (邯鄲市博物館,河北邯鄲056002)

    摘要:從春秋戰(zhàn)國歷史可以看出,馬對趙氏的發(fā)展壯大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對趙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本文根據(jù)趙氏發(fā)跡、壯大到衰亡的整個歷史,結(jié)合考古發(fā)現(xiàn)的實物資料,從五個方面分析了馬是趙文化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馬文化理應視為邯鄲趙文化研究的一項新課題,加以深入研究。

                關鍵詞:趙文化;馬;關系

中圖分類號:K292. 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 - 5462 (2008) 03 - 0001 - 05

　　春秋戰(zhàn)國時期,王室衰微,諸侯爭霸,華夏大地到處是金戈鐵馬,烽煙蔽日。在那個漫長的戰(zhàn)爭歲月里,馬這個人類的親密伙伴迅速登上歷史舞臺,在華夏民族的發(fā)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這個民族發(fā)展融合的過程中孕育出來的趙文化,與馬產(chǎn)生了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在各個方面都滲透了馬的影響,馬文化這支獨特而有意義的課題,必將成為趙文化乃至邯鄲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方面。筆者試從以下幾個方面略談一下自己的粗淺認識,希望能拋磚引玉,推動這一課題研究地深入開展。

一、馬是趙氏發(fā)跡的重要動力

    根據(jù)史書記載可知,趙氏從其先祖時就與馬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他們不僅善于養(yǎng)馬,有世代以御馬駕車為業(yè)的傳統(tǒng),而且趙氏也是憑借這種職業(yè)的技能優(yōu)勢為國家立下不朽功勛,從而為趙氏的發(fā)展開創(chuàng)了政治基業(yè)。從這個角度說,馬對于趙文化的產(chǎn)生具有開創(chuàng)性的深遠意義。

   《史記·趙世家》記載:“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戊御。”御,則馭馬駕車之業(yè)也。據(jù)《史記·索隱》可知,大業(yè)又叫皋陶。他與禹同為堯舜時代的圣賢人物,皋陶有子三人,長子大費(又名伯益)是其后嗣居留中原的一支。伯益因佐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帝舜賞賜皂游。以后,伯益就在舜的手下?lián)斡莨?《據(jù)尚書·堯典》) ,掌管山澤,調(diào)訓鳥獸。其后世多承繼祖業(yè)在朝中擔任御官,至夏商間,大費之后費昌為湯御,孟戲、中衍為商中宗太戊御。當時,趙先人費昌的子孫輩有的長期在夷狄地區(qū)生活。至中在西戎,為周寧撫西垂。至大駱,復娶戎女,以戎子為嫡,西戎遂內(nèi)附。后世的趙氏雖一直處于華夏文化圈,但趙和狄戎血緣關系總是處于不可分割的膠著狀態(tài)。如趙盾和趙毋恤,作為最有影響的雄主,他們都是狄母所生。這種血緣關系在趙氏和戎狄之間世代地保持著。而戎狄是游牧民族,他們和馬有著天然的千絲萬縷聯(lián)系,他們依賴馬的生活習慣和方式,必然會深刻影響到趙氏的思想和生活。換句話說,趙氏先人對馬的習性的了解,應該是從與戎狄族長期密切的交往中學來的。也正是有了對馬的了解,才成就了趙氏先人一流的駕車技術。由此可見,趙氏先祖御馬駕車的傳統(tǒng)是具有很長的歷史淵源的。

    趙氏先祖善于馭馬駕車,最終也是憑借這種職業(yè)的技藝,為國建功立業(yè),從而奠定了趙氏發(fā)展的基業(yè),而這個奠基人就是造父。《史記·秦本記》記載:“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yè)。”大業(yè)的苗裔有名蜚廉者,生二子。長子名惡來,惡來下傳六世的后裔非子,因擅于養(yǎng)馬有功,周孝王封于秦,號曰秦嬴,其后建立秦國。次子名季勝,季勝下傳四世的后裔是造父。西周時,造父以善馭幸于周穆王,他曾駕駛?cè)周囕d著穆王“西巡狩,見西王母”,穆王“樂而忘歸”。當穆王西游期間,東方淮水流域的諸侯徐偃王乘機發(fā)生叛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qū)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將叛亂平定下去。造父因功獲得穆王的嘉獎,獲封趙城,此后造父的氏族就稱趙氏。

    趙氏先祖從造父以后的奄父到去周入晉的叔帶,世代以駕車為業(yè)。趙氏自叔帶以下五世而生趙夙。趙夙在晉獻公伐滅霍、耿的戰(zhàn)役中,又充分發(fā)揮了御者的特長,立下戰(zhàn)功。晉獻公還將耿地(今山西河津縣東南) 賜予趙夙作為賞賜,這是趙氏在晉國獲得第一個采邑。從此趙氏在晉國的政治地位逐漸升高。

    趙氏與馬長久地相濡以沫,了解馬的習性和特點,不僅善于馭馬駕車,而且還鍛煉出了相馬的特殊技能。趙氏的相馬術在我國古代占有重要地位。

    《淮南子·齊俗訓》說:“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shù)(術) 。”說明相馬術在古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

    《呂氏春秋·觀喪》中列舉了“古之善相馬者”十人,包括伯樂。他們能從馬的口、眼、鼻、足等不同部位來相馬:“寒風氏相口齒,麻朝相頰,子女相目,衛(wèi)忌相髭,許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脅,管青相月責　,陳悲相股腳,秦牙相前,贊君相后。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其所以相者不同,見馬之一征也,而知節(jié)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短長。”伯樂已是盡人皆知的我國相馬文化的代名詞,然而以上可見,趙國杰出的相馬師王良和伯樂對于相馬“尤盡其妙矣”,更是精通相馬的神奇妙術,而且王良還位列秦國的伯樂之前。從中我們不難看出,趙國相馬術在我國古代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另外《, 韓非子·說林下》說,伯樂還曾帶著兩個人到趙簡子的馬廄中相馬,一人相馬的后足,指出其中一匹是“　馬”。而另一人相馬的前足,認為這馬前足腫膝,負擔不起全身的重量,后足就不能踢。秦人伯樂到趙氏領地內(nèi)相馬的這個故事,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當時相馬活動的活躍以及趙氏對相馬術的重視。

    以上可以說明,馬是趙氏的發(fā)跡和發(fā)展動力源泉之一,并且已融入到了趙氏的社會生活之中,理所當然地應成為趙文化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方面。

二、馬是“胡服騎射”改革成功的關鍵因素

    進入戰(zhàn)國時期,馬對趙文化發(fā)展的重要影響在趙國“胡服騎射”改革的偉大實踐中得到了集中而充分地反映。這次改革包括兩方面內(nèi)容:一是穿胡服,一是習騎射。而在這兩方面內(nèi)容中,穿胡服更強調(diào)的是以此改變趙國貴族所謂的華夏民族優(yōu)越論的傳統(tǒng)思想觀念,倡導民族平等,體現(xiàn)的是學習先進的積極進取精神。從這個意義上說“, 穿胡服”不僅為了方便騎馬,也是為“習騎射”的順利實行所開展的思想動員工作,為“習騎射”的開展提供了理論基礎。改革前趙武靈王和以公子成為首的貴族之間的改革辯論,其實就是觀念和理論之爭。然而改革的最終目的,則是以“習騎射”的途徑來提高軍隊的反映速度和軍隊作戰(zhàn)效率。要達到此目的,其中最關鍵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馬。因為射手早已有之,然而馬作為一個活動的載體,和弓箭手結(jié)合起來,極大地發(fā)揮了人和武器的威力與能動性,所以騎射可以改變戰(zhàn)爭的方式、戰(zhàn)場的位置、戰(zhàn)爭的時間、戰(zhàn)斗的效率等許多要素。正因為有了獨立靈活的馬的因素的注入,才誕生了騎兵這個全新的兵種和新的作戰(zhàn)形態(tài),可以說它對中國軍事史的發(fā)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同時,趙國的北方地區(qū)畜牧業(yè)發(fā)達,尤其盛產(chǎn)良馬。畜牧區(qū)的居民成為趙國騎兵穩(wěn)定的兵源,所產(chǎn)良馬保證了騎兵所需。這些,都為趙武靈王“胡服騎射”改革的順利實現(xiàn)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趙武靈王決定實行“胡服騎射”改革,改穿簡便貼體的胡服,練習騎射技能。隨后招募善于騎馬射箭者,建立了一支驍勇善戰(zhàn)的騎兵部隊,趙武靈王正是憑借馬之優(yōu)勢達到了提高軍事實力的目的。事實已經(jīng)證明,趙國依靠機動靈活的騎兵部隊,配合車兵和步兵,組成強大的軍事力量,向周邊進行擴張戰(zhàn)爭,相繼敗林胡,滅中山,從此趙國拓邊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疆域達到空前遼闊的鼎盛時期,從而躋身“戰(zhàn)國七雄”之列,實現(xiàn)了趙武靈王繼承“簡襄之烈”稱雄戰(zhàn)國的偉大理想。胡服騎射改革不僅開創(chuàng)了中國騎戰(zhàn)時代的先河,而且也使馬對趙文化發(fā)展的重大作用和意義得到了充分的體現(xiàn)。

三、馬是趙國文化藝術的重要題材

    正因為趙氏的興起與趙國的強大稱雄都和馬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所以說馬對于趙文化具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從某種程度上說,馬已成為趙文化的一個精神符號或一個組成部分,這種現(xiàn)象和符號在趙國現(xiàn)存的珍貴文物中也得到一定的體現(xiàn)。邯鄲市博物館展出有一件東漢趙王墓出土的戰(zhàn)國早期制作的大銅鑒。其頸部有四耳,兩高兩低,高耳為馬首造型,器外壁上部飾三條蟠螭紋裝飾帶,故名為蟠螭紋馬首銅鑒。此銅鑒為戰(zhàn)國早期制品,且工藝精湛,器形碩大,應為當時的貴族所有。應該說,戰(zhàn)國趙國王室中肯定有很多的珍貴器物,然而唯獨這一件能被一直傳承流轉(zhuǎn)下來,而歷經(jīng)數(shù)百年仍然保留在邯鄲地界之內(nèi),并被漢代趙國諸侯所擁有,這似乎可以說明,它是一件珍貴的貴族或王者之器。我們知道,趙氏祖先是靠“御馬而興”的,所以馬就成了趙氏靈魂深處的精神圖騰或心理依靠,從某種程度上說,馬的形象在趙國乃至趙文化中可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義。由此我們也難免要對這件馬首大銅鑒的裝飾造型產(chǎn)生特有的遐想與思考。也許,它就是趙氏祖先制作、在趙氏貴族中曾數(shù)百年流傳使用的族傳之物。若是,

它將成為我們探究趙文化與馬的關系的不可多得的實物資料。

    另外還有幾件重要文物,也可以詮釋馬在趙文化中的特殊意義,那就是1997 年趙王陵2 號墓出土的三匹青銅馬。這三匹青銅馬分別為舉首行走馬、低頭立馬、后坐式立馬,大小相差無幾。三匹馬均鑄有明顯的雄性生殖器,尾端打結(jié)下垂。整體造型,準確生動,姿態(tài)各異,風格寫實,為先秦時代立體圓雕馬的罕見造型,充分顯示了三匹青銅馬均為戰(zhàn)馬形象。充分表現(xiàn)了趙國精湛的雕塑技藝和審美思想。同時出土的大量散落的玉片為戰(zhàn)國時期趙王殉葬所穿的殮服———玉鎧甲的甲片。這些出土實物從一個側(cè)面體現(xiàn)了戰(zhàn)國時代的戰(zhàn)爭特點,證明趙國是一個重視軍事發(fā)展的國家,同時也反映了趙氏家族對馬的重視,可以說已把它們當成了生死相依的伙伴和朋友。有學者認為墓中可能還埋葬有成批的趙國青銅馬,如果這種推測成為事實,那么它們也有可能是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的更有力的歷史見證。

四、馬是趙氏貴族墓葬制度的重要角色

   趙氏不僅通過馬的藝術形象來寄托他們對馬的鐘愛和依戀,而且還以當時普遍的陪葬方式———車馬坑來表現(xiàn)他們與馬的生死相依的密切關系。車馬坑,是周代以后王公貴族墓葬制度的一個重要特征。

    山西太原附近的春秋趙氏墓以及邯鄲周邊的三陵村、百家村、齊村、林村等戰(zhàn)國貴族墓中都發(fā)現(xiàn)了車馬坑,十分普遍。車、馬是春秋戰(zhàn)國時期重要的交通和作戰(zhàn)工具,同時也是貴族們顯赫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他們死后還要用車馬陪葬在身邊,繼續(xù)享受陰間的榮華與尊貴。太原趙卿墓車馬坑隨葬16 輛戰(zhàn)車和46匹戰(zhàn)馬,趙王陵2 號墓5 號車馬坑出土彩繪車4 乘、馬14 匹,出土車軎、蓋弓帽、轡頭等車馬用具數(shù)百件,從中可以了解趙國王一級的車馬坑規(guī)制。另外,百家村戰(zhàn)國墓中發(fā)現(xiàn)了6 座車馬坑,有的有馬無車,有的車馬兼有,僅1 號馬坑就有殉馬26 匹。2006 年在南水北調(diào)工程中的林村戰(zhàn)國大墓考古中,也發(fā)現(xiàn)了大型車馬坑。大量的考古發(fā)現(xiàn)表明,山西太原和河北邯鄲分別是趙氏貴族祖先和戰(zhàn)國中晚期趙國貴族的墓葬聚集區(qū),現(xiàn)在的河北邯鄲臨漳（漳河南）馬村約有4000口人，村中主要有馬姓和趙姓組成，且馬姓與趙姓兩大家族世代和睦。同時也可看出趙氏貴族與馬的生死相依的密切關系。

    當然,設置車馬坑在周代的王公貴族墓葬中是普遍現(xiàn)象,不足以單獨地來證明本文的論題,但它對于馬在趙文化中具有的普遍意義來說,仍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五、馬是趙氏子孫永遠的精神寄托

    趙文化與馬的親密關系還體現(xiàn)在趙氏姓氏的發(fā)展變化上。目前研究姓氏的專家學者一致認同,中華姓氏中的“馬”姓是由戰(zhàn)國時期趙國貴族趙奢的封號———馬服君演變而來的。趙奢是趙國貴族,年輕時擔任過趙國的賦稅官,后來成為趙國的重卿和軍事家。他在戰(zhàn)國后期的秦趙閼與之戰(zhàn)中,大敗秦軍,建立奇功,被趙王賜封號為“馬服君”。關于“馬服”一詞的意義,虞喜《志林》說:“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服馬”一詞,是古代四馬戰(zhàn)車中中間兩匹駕轅馬的稱謂。封趙奢為“馬服君”,寓意著趙奢這位股肱之臣是趙國這架國家戰(zhàn)車上駕轅的“服馬”。當然作為人的封號不會直接用“服馬”之名,故而改稱“馬服君”,這是合乎情理的。筆者認為,“馬服君”的封號除上層意思外,還應與趙氏和馬的親密關系相關聯(lián)。前文說過,馬對趙氏的發(fā)跡和發(fā)展立下了赫赫功勛,馬已成為趙氏家族精神上的一個圖騰和象征了,趙國也想依靠馬的神力稱雄當世。誰能稱為趙族中永世可依靠的“服馬”呢? 顯然只有趙氏本族中的英雄才堪當此重任。而趙奢正是趙氏貴族中的英勇忠誠的代表。據(jù)專家根據(jù)西安碑林一通《大隋故蕩邊將軍信州典簽馬君墓志銘》考證,趙奢為趙武靈王之子[1 ] 。趙奢作為趙王的血統(tǒng),理應值得信任和依托,故趙王在他建功于趙國時,沒有給他“武安君”等封號,而賜予他這個莊重而神圣的“馬服君”之封號,這應是經(jīng)過趙氏上層貴族精心考慮的、寄予他們厚望的一次封賞。這個封號從側(cè)面反映出趙氏貴族對馬的一種特殊的感情,說明趙文化和馬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馬服君”之封號一出“, 馬服”也開始向姓氏名詞轉(zhuǎn)化。如傳說趙奢死后葬在其封地———邯鄲西北的紫金山,故山名改稱為“馬服山”。而且史書還記載秦滅六國時趙奢后人即改以“馬服”為氏。秦統(tǒng)一后,秦王西徙馬服氏于咸陽,封趙奢之孫馬服興為右內(nèi)史。后來,馬服興去“服”為馬姓,舉家遷往扶風,因而扶風成為我國馬姓的郡望。不管稱馬服興還是改稱馬興,也不論它意味著趙氏子孫為了紀念趙氏與馬的特殊的關系和緣分,還是感念馬對趙氏的崛起和趙國的興盛所做出的貢獻,總之“馬服”姓或“馬”姓,都是其后人做出的一種引以為榮耀和寄予期望的重要選擇。而且趙奢之孫在趙國行將末日時取名為“興”,也許寓意著趙氏這支寶貴的血脈來日能依靠馬的神力再度復興的意思。這種密切關系,使得馬在趙文化中具有了一種神秘的色彩和更深一層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