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全國政協委員、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

個人履歷

　　文強是文天祥的23世孫，父輩曾追隨孫中山，文強17歲拜見過中山先生；他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親，他和毛澤覃感情最深，中學畢業后，兩人曾乘同一條船去廣州報考黃埔軍校。 　　文強在1924年就加入了中國共青團，1925年到廣州后由周恩來介紹在農民運動講習所轉為中國共產黨員。1926年1月，黃埔軍校改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并且設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為軍官生的甄別考試中，文強被錄入政治科大隊第二隊學習。 　　在廣州，文強還應邀和周恩壽一起參加了周恩來與鄧穎超的婚禮，與周恩壽一起送給新郎新娘的賀禮是條幅，上書“花花圓圓壽壽”，那時，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的教官，校長是蔣介石，文強還是林彪的班長，因林彪槍支走火和林彪打過架。 　　在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又由邵力子介紹加入國民黨。以后隨部隊轉戰到四川，擔任過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兼軍委書記，紅一師師長兼政委，領導四川23個縣，后因叛徒出賣被捕，成功越獄后受王明左傾機會主義影響而離川到滬，在尋找周恩來申訴未找到人的情況下脫黨。

相關事件

　　 在北伐戰爭前夕，文強被分配到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宣傳大隊當了一名宣傳員。同年9月，文強到楊森部下任組織科長。1927年3月，脫離楊部，奔至武漢，回到武漢后，文強被任命為中央軍校武漢分校炮兵營指導員，8月到南昌參加了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后，文強潛回長沙老家躲藏了三個月，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 　　1928年春，文強第二次入川，尋找黨組織關系。在成都接上黨組織關系后，他被派入川軍第28軍第7混成旅第2團進行兵運工作，其掩護身份是副營長、手槍大隊長、團附等。1929年夏，文強被任命為中共江巴兵委書記。 　　1930年10月，文強擔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員、川東省委書記。1931年秋，文強被叛徒出賣，不幸被捕。后被地下黨救出，但在向省委主要負責人匯報出逃過程時，被省委主要領導誤解，給文強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文強一氣之下，與妻子一道出川去找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申訴。但未能找到黨組織，脫黨后經國民黨著名將領程潛、張治中等黃埔教官的介紹，加入了國民黨，1936年秋，文強被任命為國民黨參謀本部乙廳任上校參謀。1937年8月，被戴笠委任為上海三極無線電傳習所所長，秘密身份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務處駐上海辦事處上校處長。1940年秋，文強改任上海統一行動委員會兼軍統局策反委員會主任委員。 　　文強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根據得到的情報資料，經分析判斷，得出了日軍將進攻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結論。但人們懷疑情報的真實性，沒有被引起重視。 　　1942年，戴笠委派文強為軍統局華北辦事處少將處長，1944年11月初，戴笠任命文強為北方區區長。此間，文強曾將華北、東北近百萬之眾的漢奸部隊策反過來，因此以特殊功績而晉升為中將。 　　 戴笠死后，1948年8月，文強脫離軍統控制，自謀正規軍職，在其父老朋友程潛處任長沙綏靖公署第一處中將處長、辦公廳主任。1948年9月應杜聿明邀請，去徐州出任前進指揮所副總參謀長。1949年1月，在淮海戰役第三階段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被安排到第三野戰軍的解放軍軍官教導團學習。 　　1950年春，文強被送到北京的功德林“戰犯管理處”，在獄中，他拒寫悔過書。他說：“我曾任紅一師師長兼政委，毛澤東是我表哥，朱德是我上級，周恩來是我老師和入黨介紹人，林彪是我部下，劉少奇家離我家不到20里路。是他們沒有把我教好，要寫悔過書應該他們寫，我不寫。” 這也許是他最后一批被特赦的癥結所在；后來，特赦之后的文強被重病中的周恩來召到醫院，度盡劫波的師生見了最后一面，周恩來當時就怪他不肯早寫悔過書。

成就及榮譽

　　 1983年5月8日，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在即席發言中，文強說：“實現祖國統一，是全國各民族、各階層人民的心愿。六屆政協的新陣容，反映了我國人民的大團結達到空前廣泛的程度。我們政協文史資料研究會有八位專員當上了政協委員。我們這八個人都是當年黃埔軍校的畢業生，都是被特赦釋放的前國民黨將領。過去我們對人民犯了罪，現在我們成了新人。我們要‘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這個各顯神通，就是要利用我們自己有利的條件，為祖國的統一大業獻計獻策。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我衷心希望臺灣的故朋舊友，以國家民族為重，與共產黨攜起手來，共圖民族的振興大業。” 　　他利用擔任第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監察委員，黃埔軍校同學會理事，北京市黃埔軍校同學會副會長這些身份，利用自己在國共兩黨中的人脈關系，八方聯絡兩岸人士，溝通包括在臺灣的陳立夫、蔣緯國等人在內的故朋舊友與大陸的聯系，為促進祖國地和平統一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文強人生四步曲

　　先入共產黨 　　1925年8月中旬，剛剛中學畢業的文強，滿懷救國救民的熱望，以第三名的成績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與林彪同學。1926年1月，黃埔軍校改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并且設立了政治科。在入伍生提升為軍官生的甄別考試中，文強被錄入政治科政治大隊第二隊學習。不久，文強在周恩來的介紹下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邵力子也介紹他加入了國民黨。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賣，文強在重慶中山公園被捕了，后經黨內特工人員營救逃脫。由于此時省委機關搬到了成都，文強冒險到達成都，向時任四川省委代理書記的羅世文如實匯報了整個被捕和出逃經過。羅世文剛從上海接受了新的中央精神歸來，正滿腔熱情地開始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他誤解了文強在整個過程的表現，批評文強不該暴露四縣游擊區的情況，并給予文強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文強申辯無效，一氣之下，與時任省委婦女部長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決定到上海去找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申訴。 　　等文強夫婦到達上海的時候，正趕上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先后叛變的特大惡性事件，周恩來已被迫切斷所有對外聯絡關系，廢止舊的聯絡方式，并于1931年底潛赴中央蘇區。因此，文強夫婦按以往的聯絡方式和地點，根本無法找到黨的關系。這樣，他們原想找黨中央申訴的出川行動，卻成了事實上的脫黨。與此同時，四川省委也開除了他們的黨籍。至此，文強結束了在中國共產黨內奮斗的歷史。 　　“軍統”大特務 　　由于在上海申訴無門，文強夫婦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 　　1936年秋，文強在國民黨軍總參謀長程潛的幫助下，轉調國民黨軍隊參謀本部任上校參謀。與此同時，文強受戴笠委托，盡可能搜集中、日、英、蘇等國研究日本問題的資料。正是有過這段系統研究日本問題的經歷，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強根據自己掌握的情報，經過分析判斷，得出了日軍將發動太平洋戰爭的結論。這個結論上報到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參謀部后，引起一片嘩然，其他參謀人員大多懷疑這些情報的真實性。 　　1942年2月，文強又被戴笠派赴國民黨軍在華北的惟一根據地——太行山，秘密身份為軍統局華北辦事處少將處長，對外公開身份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委少將參謀。此行有兩個任務：一是控制有降日傾向的國民革命軍暫編第五軍孫殿英部;二是重建被日軍破壞的華北軍統網絡。文強先到了西安同胡宗南聯系上，又轉到洛陽見到了第四集團軍總司令、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由蔣鼎文安排進入了太行山區開展工作。可是好景不長，1943年4月，日軍發動掃蕩太行山之役，孫殿英部很快投敵，根據地陷入敵手。文強率少數武裝部隊突出重圍，回到洛陽。 　　1946年3月16日，戴笠墜機身亡。戴笠之死使整個軍統頓失重心，內部逐漸分裂成鄭介民、毛人鳳、唐縱三派。三方人員為掌控軍統互相傾軋，文強成了他們爭取的對象。1948年8月，他利用與湖南省主席、長沙綏靖公署主任程潛同鄉的關系，調任湖南綏靖公署第一處中將處長、辦公廳主任，最終脫離了軍統。 　　是年9月中旬，文強接連接到蔣介石和徐州“剿總”副司令杜聿明的來信，點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參謀長。 　　26年的戰犯生涯 　　文強被俘后，先后被關押在華東野戰軍設在山東益都和白灘頭的“解放軍官教導團”中一個高級組進行學習管訓，開始了他的戰犯生涯。 　　1975年3月17日，第四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討論了毛澤東、黨中央提出的關于特赦釋放全部戰爭罪犯的建議，決定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釋放，并予以公民權。在293名特赦戰犯的名單中，文強位列前十名。3月19日，當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會宣布特赦“給予公民權”時，文強等人禁不住熱淚長流。 　　至此，文強長達26年的勞改生活畫上了句號。 　　特赦之日，文強興奮之余，想想自己從戰犯走向新生的漫長之路，不禁百感交集，揮筆寫下了一首七律，題為《頑石點頭難》：“頑石點頭實還難，幾多惡夢聚心田。沙場敗北留孤憤，野火燒身視等閑。金石為開真理劍，春風化雨感人篇。當年痛惜江南淚，醒后方知悔恨天。” 　　全國政協委員 　　特赦三天后，生活安排工作辦公室的一位干部找文強談話，認為他請求定居祖國的決定，是真心實意的，是多年腳踏實地的改造結果。政府對此表示滿意和信任，希望他能留在北京，以后多做些力所能及的對人民有益的事。 　　此后不久，文強被安排在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擔任專職委員。 　　2001年10月22日，文強以94歲的高齡辭世，結束了他坎坷傳奇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