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館藏家譜的研究和利用
——兼談家譜研究與地方史研究的關系
刁文偉
內容提要：江陰博物館藏品序列中包括許多家譜資料，隨著人們對精神文化生活積極向往的熱情不斷地高漲，博物館應該利用館藏家譜資料的優勢，做好研究和服務工作，為本地的歷史、人文的深入探討提供豐富的資源。
當今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百姓生活安定。人們在物質條件逐漸滿足的前提下，開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享受。對文化的渴求正是滿足這種享受的最主要的表現。作為博物館，舉辦陳列展覽是進行宣傳教育的主要手段之一，以此來豐富大眾的精神文化生活。近年來，筆者發現走進博物館尋求幫助的社會團體和普通百姓逐漸增多，他們想得到的這種幫助與博物館的藏品有著密切的聯系，而筆者在博物館也正好從事這類藏品的研究工作，故而對這類藏品資源的研究和利用問題有著諸多的切身體會。以江陰博物館為例，就此展開探討，以求方家指正。
一、館藏家譜資料的整理與研究
江陰博物館館藏的家譜資料較多，其版本主要是清末民國時期的木活字本，加上最近幾年來，不斷有新修纂的家譜捐贈進來，因此大大的充實和豐富了館藏家譜資源。江陰博物館自2005年新館建成以來，隨著庫房條件的大大改善，過去一直塵封起來的這些家譜資料得以逐一展現出來，原來只能從藏品帳冊上看到的書目，現在可以直接接觸到實物了。對于筆者來說地方史是研究方向中的重要領域，研究地方史必然會涉及到家譜資料，因此對館藏家譜資料的整理與研究也隨之而展開了。
江陰博物館收藏的家譜約有一百零五套，其數量大大超過了本地圖書館、檔案館收藏的家譜數量，這得益于文物普查的成果，捐贈是藏品來源的最主要渠道。老的家譜由于年代久遠，進入博物館藏品序列以后，受到保管條件和研究能力的限制，因此很多都是進館時是啥樣子，到現在還是啥樣子，因此對家譜的整理很重要。整理時及時進行初步的研究，既有利于保存，更為今后的系統研究打下基礎。整理時給家譜定做外包裝（函套），對殘破進行修復，藏品登記卡片上對來源、品相、冊數、尺寸等家譜信息進行逐一登錄。通過這些基礎性工作，讓原來破舊不堪的家譜有了新的面貌，這不僅有利于保存同時也極大的便利了藏品的提取。
家譜的研究是一門深奧的學問，不僅要求研究者具備深厚的古文字基礎，同時還要熟練的掌握家譜知識，因此“多看、勤學”是家譜研究的最主要的方法。“多看”是多看各類家譜資料，只有通過多看家譜才能真正了解家譜的撰寫方法，修纂的體例和格式。家譜發展到清末民初時，其體例已經基本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其程式化、格式化似乎達到了非常統一的高度。因此只有掌握了家譜的編纂格式和體例，才能很順利的看懂家譜。“勤學”是多向這方面的專家學習。通過各類專業性學術期刊和學術論文，從中汲取知識，不斷地提高自己。上海圖書館是目前國內收藏家譜資料最多的收藏機構，擁有家譜研究領域的專家也較多，作為國內家譜研究最前沿的學術單位，筆者經常前去討教，確實受益匪淺。
也正是通過這種方法和手段，筆者對家譜研究的興趣也越來越濃厚，并逐漸的走進了家譜研究這一看似枯燥，其實充滿深厚文化內涵的知識領域。2007年江陰成立了譜牒文化研究會，并創辦了學術期刊《譜牒文化研究》，筆者有幸在研究會中擔任了職務并參與編纂學術期刊，發揮了自己在這一研究領域的作用。
二、館藏家譜資料的利用
近年來，續修家譜的熱情逐漸高漲，江陰作為經濟發達地區，更是走在了全國的前列。據江陰譜牒研究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目前江陰自1988年至2010年共十二年間新修家譜330部，2011年還將有近百部家譜即將續修完成，因此譜牒文化的研究可謂是方興未艾。博物館如何利用這些館藏家譜為社會提供服務，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
首先是意識上的創新。過去博物館的同志總認為博物館的藏品保管好是最重要的任務，只要將文物保管好就萬事大吉了。現在這種意識必須要更新，要有創新意識，博物館保管好這些家譜文獻固然不錯，但發揮這些家譜藏品的作用，最大限度的為社會大眾服務，才是今后博物館發展的正確方向。就像博物館不能僅僅守著自己的展廳舉辦展覽，而應當將好的展覽走進社區、學校、部隊，最大限度的去滿足公眾的精神文化生活一樣。因此這就要求博物館的同志首先要在意識上進行轉變，認清楚家譜藏品的價值，不斷的提升家譜研究的水平，更好的為大眾提供專業上的技術支持。
其次是做好宣傳工作。博物館的家譜資料過去并不對外公開，為了更好的將這些館藏家譜信息傳遞給社會，博物館也想盡了各種方法，也采取了各種的手段，諸如通過參加江陰的譜牒文化研究會，以譜牒文化研究會及其學術刊物《譜牒文化研究》作為載體，將館藏家譜信息傳遞出去。另外還可以通過博物館自身的學術期刊《江陰文博》和博物館網站擴大對外的宣傳渠道，讓更多的人了解館藏家譜的資源。通過宣傳，取得了較好的效果，很多續修家譜的組織和個人都慕名而來。查閱家譜、提供技術幫助成為了博物館服務社會、服務大眾的一個亮點。據博物館2010年的接待統計數據顯示：全年接待家譜查閱者共計三十五批次。其中涉及最多的是因續修家譜而需要查閱、復印家譜的人員。館藏的《王氏三沙統譜》（122冊）、《梧塍徐氏宗譜》（51冊）、《習禮夏氏宗譜》（50冊），因為譜牒完整而備受青睞。
再次是提供技術的支持。博物館不能僅停留在提供家譜查閱這一初級階段的服務上，而是要利用在學術上的研究優勢，為大眾提供技術支持。要提供技術的支持，首先自身必須具備技術上的優勢，所謂技術優勢是指研究的深度與廣度。筆者在接待來訪人員的時候，經常會碰到一些對家譜知識了解并不深刻的人，他們企盼、著急的心理與他們所掌握家譜知識的程度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當一疊疊家譜擺放在他們面前的時候，往往不知道從何下手，焦慮的心態立刻顯現出來，因此每當此時對他們的引導就至關重要了。在此，筆者還是想著重談一下博物館的研究人員該如何做好研究，提升自身的研究能力這個重要問題。
家譜的研究工作相當枯燥。枯燥而冗長的文字就會讓許多人望而卻步，因此要樹立起信念和決心，只有堅持不懈的人才可能義無反顧的走下去。另外要學會研究的方法，正如上面筆者提到的“多看、勤學”，這是提升研究能力的最根本的方法，并沒有其他的捷徑可走。還有就是要更多掌握各類信息，主要是家譜方面的信息。筆者多次前往上海圖書館，將上海圖書館收藏的江陰的家譜目錄都做了摘抄，同樣對其它圖書館、博物館甚至個人收藏的有關江陰的家 譜信息都做過記錄，因此筆者所掌握的江陰籍的家譜信息量是非常多的。也正是一方面研究能力的不斷提高，另一方面各類信息掌握的非常多，故而許多走進博物館尋求幫助的人都能得到技術上的支持。找不到老譜，博物館有辦法幫你尋找；不會修譜，博物館可以提供技術支撐，如此這般的服務工作，我們會經常碰到，也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最后是處理好家譜的利用與保護之間的矛盾。館藏家譜經常被查閱和復印顯然對家譜的保護不利，為了解決這一矛盾，博物館也借鑒別人的好經驗，最大限度的保護好這些珍貴的文獻資料。上海圖書館家譜資料已經全部做成了微縮膠卷，去查閱家譜，基本上是看不到原譜的。微縮膠卷在電腦上查閱是對文獻最好的保護，也方便打印。當然要做到這點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江陰博物館也借鑒這一做法，根據以往的經驗將一些經常查閱的家譜和段落用數碼相機拍攝下來，存入電腦，這樣就既可以保護好原譜，又方便打印。而對于一些必須要查閱原譜的，為了保護方面的考慮，我們會根據天氣的好壞，為查閱者提供口罩、手套等服務手段。盡可能的讓家譜少受損傷。
三、家譜研究和地方史研究的關系問題
地方史研究是博物館學術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博物館研究的對象不僅僅是館藏文物、陳列展覽和文物保護。作為地方綜合性博物館，對其藏品的研究，其實也就是為研究地方歷史服務的，家譜就是一個最顯著的例子。研究家譜的目的就在于更合理的利用家譜資源，當擺脫了為研究而研究這一思想桎梏的束縛之后，會發現一切是那么的充滿樂趣。
筆者對家譜的研究工作也同樣經歷了上述的過程，由單純的研究家譜開始，逐漸涉及江陰的地方史，家譜中的許多信息與地方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兩者關系緊密，相互補充、印證。
（一） 家譜資源是地方史研究的重要補充
人類是歷史的主體，也是歷史的主宰，研究地方史必然離不開人的因素。從人這個最基本的要素著手，來解讀江陰的歷史，應該是最切實際的。家族是人的群體，而家族的標識就是姓氏，這一盒盒、一疊疊的家譜，就意味著一個個家族的發展史和奮斗史，也正是這一個個家族見證和締造了江陰這個經濟、文化名城，他們中的佼佼者――徐霞客、劉氏三杰……作為家族的榮耀而載入了史冊。
地方文獻中，對地方名人的記載往往缺失詳細的材料，包括世系、出生年月等，而家譜中世系沿革和人物傳略占有極高的比例。文獻重人物事跡，家譜重身世，側重點不同，正好可以相互補充。徐霞客是江陰的名人，也是國際名人，查閱《梧塍徐氏宗譜》，徐霞客的身世清清楚楚了。研究徐霞客，有些資料是必不可少的，諸如家庭背景，之所以能成為地理學家和游圣，家譜中可以幫你找到這些材料。翻開江陰的地方文獻，從最早的《崇禎·江陰縣志》中搜尋徐霞客的條目，只有區區兩行字，真可謂簡略至極，而清代方志中也未有添加，幸好清代方志中將徐霞客的《溯江紀源》收錄到藝文中去了。像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經常碰到。筆者研究過程中遇到名人，首先是要了解這個名人是出自哪個家族，是否有家譜，查到家譜查到本人，那么世系出身情況就清楚了。很多家譜中還有藝文、墓志銘、傳略等內容，在修譜中編纂者會將家族中名人的文章、墓志銘、傳略附在譜牒中，如果能將這些也一并查到的話，那么這個名人的基本情況就更加清晰了。
家譜資料是地方文獻重要的補充。地方文獻在記載地方名人的時候往往因為內容龐雜，而忽視了許多細節，而涉及到名人的著作、文章、身世等也都不甚詳細，而家譜卻可以彌補此項不足。對家族中的名人，家譜編纂者會不遺余力的去搜集各種材料，來借此宣揚家族的榮耀，這其中不乏有夸張吹噓的成分，但只要分辨清楚，掌握取舍，家譜是可以帶來許多意外收獲的。
（二） 家譜是地方史的重要校正工具
地方文獻是地方史的重要載體，研究地方史是最主要的工具就是地方文獻，相對于家譜而言，許多地方文獻的可信性要大的多，也嚴謹的多，但是也不可否認的是地方文獻中也有許多錯誤的記載，這些錯誤或許是由于作者考證的偏頗，或許是引用材料上的缺失，因此遇到這些問題的時候，家譜就是重要的校正工具了。
“夏樹芳”，明代江陰的一位才子、隱士，許多文獻都有其傳記。民國《江陰續志》記載他出自“江陰夏氏”，由此而影響到了現代的許多矛學者。民國《江陰續志》是繆荃孫總纂的，作為晚晴著名的文人，世稱“中國圖書館之父”，繆荃孫的學識無人懷疑，江陰本地的學者更是推崇備至，包括筆者本人也深信他的學識，這個問題應該不會錯。然而在研究《習禮夏氏宗譜》的時候，問題出現了：習禮譜上從世系到傳記都清楚記載著夏樹芳的生平事跡，無可爭議，夏樹芳出自“習禮夏氏”而非“江陰夏氏”。文獻與家譜之間出現矛盾并不奇怪，如何化解矛盾、修正謬誤，嚴謹的考證、翔實的史料是學術上遵循的宗旨，并不是越“貴”越信，哪怕“貴”為學術泰斗、權威。
這只是筆者遇到的比較簡單的一個小問題，容易解決，也證據確鑿，無可爭議，改過就好了。然而遇到一些復雜的問題解決起來就沒那么容易了。家譜和文獻出現分歧，一時無法解決的情況下，該如何解決呢？筆者個人的意見是：家譜材料更可信些，當然還是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筆者并不是一味強調家譜的重要性，而是相對來說，更信家譜。對《江陰李氏宗譜》的研究，筆者傾注了大量的精力。因為這支李氏是江陰最大的一支李姓家族，人口眾多，分布也廣。該家族在明朝連續幾代出過多位名人，地方文獻中也都有記載。然而家譜與文獻之間分歧太多，甚至于這支李姓的來源問題就引起了眾多學者之間的爭論。“蒙古說”、“金國說”、“唐代賜姓說”等等，一直沒有統一，口水仗至今不斷。在這些分歧中，張冠李戴者有之，本末倒置者有之，該如何判斷，理順這些問題？有些問題筆者傾向于家譜材料，如李姓的出處問題，世系的沿革問題等，因為家譜中墓志銘條上的記載是很靠譜的，而有關藝文方面，詩詞、文章與地方文獻上的記載的出入就不能完全信賴家譜的了。在這點上要多查閱資料，多考證，這類問題基本上也是文獻的正確性較大些，畢竟家譜修纂者的水平要略遜一籌。他們往往注重資料的摘抄，而忽視考證，而文獻要嚴謹的多。
（三） 家譜在考古發掘和研究中的作用
地方博物館經常會有考古發掘的工作，江陰博物館也不例外，每年都有若干次的搶救性發掘工作要做。館藏的許多文物也都是通過這些搶救性發掘而取得。考古發掘中，宋代以后墓葬較多，還往往是家族墓地，幾個墓葬排列開來。每次發掘結束，編寫考古發掘報告時，家譜的作用是顯現出來了。江陰長涇、陸橋等地發掘過宋代、明代家族墓葬，墓葬中出土了許多珍貴的文物，雖說有些墓葬有墓志銘隨葬，但大部分都沒有，通過墓志銘可以確定墓主人身份，通過墓主人身份可以確定家譜，而研究家譜可以將整個墓地情況了解清楚，如此這般，墓葬中的出土文物也就有了準確地年代依據。而有了準確年代依據的珍貴文物也就成為了標準器了。2001年發掘的長涇梁武堰宋墓，由于沒有墓志銘和其它有紀年的文字，因此在斷代上有些疑慮，也不敢確定墓主身份，但是由于這是個墓葬群，從《習禮夏氏宗譜》的記載上可以看到家族早期墓葬的排列圖，結合對墓葬群中，先期出土的一塊墓志銘的研究材料，這個墓葬的年代基本情況可以確定，雖然具體到誰最終無法肯定，但屬于習禮夏氏第四代應該不會錯，參照出土文物的特點，墓葬的年代被確定為南宋的晚期，該座墓葬中出土了三件鎏金銀簪，體現了高超的金銀器造型和裝飾水平，具有較高的藝術和研究價值。
（四） 家譜對博物館學術研究課題的作用
江陰博物館由于收藏了許多家譜藏品，這就為圍繞著這些家譜而展開的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幫助，就筆者來說，通過研究家譜而確定的研究課題就是江陰的姓氏源流，大家一看就知道，這是個大課題，江陰有一百多萬人口，姓氏何其多，來源又何其雜，從剛開始涉及到這個課題，我就不斷地捫心自問，一切都準備好了嗎？資料充分嗎？考證有誤嗎？……這種矛盾而躊躇的心態有恃無恐，始終困擾、壓抑者我。缺乏耐心和信心往往會陷于舉步維艱、甚至半途而廢的尷尬境地，索性拋開這些顧慮，開始最初的嘗試。很快《江陰姓氏源流考略》的(一)、(二)刊登發表了，正如預期的那樣，反饋的一些評價逐漸平抑了我忐忑不安的心情，暫且不論寫得如何，課題本身的創意性就得到了大家的首肯，動力源于此，同樣信心倍增于此，課題也就立足于此了。到目前為止，《江陰姓氏源流考略》已經完成了第（八）部分的撰寫，包括王、張、徐、陳、黃、繆、李、夏、周、葛、吳等11個大姓氏。
對這個課題的研究，筆者首先立足于家譜資料的收集上，只有家譜資料收集的越多，考證才會越全面，其來源及分布情況才會更清楚。其次是利用地方文獻來進一步的考證。最后是將考古材料運用到研究當中。因此對這個課題的研究，家譜資料是主要的，地方文獻和考古發掘材料是次要的。《江陰姓氏源流考略》并不是簡單的資料羅列和介紹，更重要的是增添了文獻和考古發掘的資料，這些資料將有助于考證的準確性和嚴謹性。
館藏豐富的家譜藏品有著許多課題值得去發掘和探索，這既是江陰博物館的可喜之處，也是壓力所在，圍繞著這些家譜而展開的課題研究值得去做，也必須要做。譜牒文化本身就是一門很深奧的學問，雖然枯燥，但意義重大。譜牒文化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家族史的研究，還包括版本學、目錄學、人文史等等各個方面，研究的范圍還是非常廣而有深度的。家譜作為博物館藏品序列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應該值得重視并且去研究和利用的、

刁文偉 江陰市博物館 副館長、副研究員



試論館藏家譜的研究和利用

作者：60.168.15.*   回復：5   發表時間：2012-09-30 17:46:54

江陰姓氏源流考略（五）

（七）周氏
最近得到周森樹先生所著《江陰周氏通覽》一書，該書對江陰周姓的介紹可謂詳盡，其資料搜集之翔實、考證之嚴謹，讓人欽佩。筆者深感此書資料蒐集之不易。為以后本地周氏的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周姓的源頭較多，但主要還是源自國號之“周”，至于封地于周或以國號為姓，皆可謂周姓之源，正如殷姓、夏姓一樣。《姓源》所載周姓的來源非常詳盡，其中周平王少子烈封于汝南，以周為姓，成為目前周姓的主要源頭。
江陰的周氏宗譜，周森樹先生搜羅的可謂全面，在此僅將相對重要的書錄著錄如下：
1、《顧山周氏宗譜》 上海圖書館等地藏有其兩個版本，分別是清代光緒三年（1877年）和清代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修纂的，未見堂號，稱“道國世家”，始遷祖為周瓊，字學尉，南宋末官江陰 ，遂定居于江陰。
2、《澄江楊樹壩周氏宗譜》上海圖書館藏，清代周藝海等纂修，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木活字版本，共六冊，堂號為“愛蓮堂”，先祖世居宜興，三十二世祖錫曦于明初同長子顯，徙居澄江桃花鎮。
3、《澄江華莊周氏宗譜》歷史研究所藏，分別為光緒元年（1875年）和宣統二年（1909年）的版本。光緒版的共六冊，宣統版的共八冊。堂號為“愛蓮堂”，該宗譜上圖藏有殘本。
其它“愛蓮堂”堂號的周氏宗譜還有：《峒岐周氏宗譜》民國十八年版本，十二卷 私人收藏；《南漍創修周氏宗譜》2008年新修本等。
4、《柏野里周氏宗譜》民國二十八年版本（1939年）堂號為“至德堂”始遷祖周玉書，明永樂十年從毗陵橫山橋北豐遷居江陰璜土。
5、“光霽堂”系周氏宗譜
A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版本。周玉麟修，十六卷，私人收藏。
B《峭岐里周氏宗譜》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周培根修 十四卷，私人收藏
C《江陰云亭周氏宗譜》2009年新修本，九卷。
D《周氏宗譜》（馿橋周三房巷支）上下兩冊 新修本
E《江陰南漍周氏宗譜》2008年新修本 十六卷
“光霽堂”周氏根在無錫，按譜為濂溪公（周敦頤）第六世解元進士周應之后；由道州遷居無錫之張塘，從此該支在此生根繁衍，有明一代也開始陸續遷入江陰各地。但“光霽堂”祠堂在無錫張塘，因此“光霽堂”周氏的脈絡就清楚了。
6、《張岐山周氏宗譜》十六卷，民國三十八年（1948年）活字本，十三冊，堂號為“茂德堂”，該譜2008年已修成新譜十八本。
7、《柘塘周氏宗譜》民國二十年活字本，共二十二冊，堂號為“志學堂”
以上所列并非全部，只是目前所掌握的江陰幾支較大的周姓族譜。現作如下歸納，按堂號分：
愛蓮堂：華莊、楊樹壩、峒岐、暨陽、南漍
道國世家：顧山
光霽堂：峭岐里、南漍、云亭等
至德堂：柏野里
志學堂：柘塘
茂德堂：張岐山
江陰周氏按譜來看，俱出自周敦頤之后，由于華莊周氏的譜牒尚未查閱到，該支的源流尚不清楚，其它各支基本已經清楚了。
楊樹壩：明初由宜興遷居江陰桃花鎮。始遷祖為周錫曦、周顯父子。
峒岐：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由吳江遷居峒岐后宅。始遷祖為受五公——周宗德，周敦頤十五世孫。
暨陽南漍支：南宋末由松江隱居江陰南漍，始祖為周敦頤八世孫——維化公。
顧山支：南宋時定居江陰東順鄉（今顧山鎮），始祖為周敦頤六世孫——周瓊
峭岐里，南漍、云亭等以“光霽堂”為堂號的周姓各支：南宋時由道州遷居無錫張塘，始祖為周敦頤六世孫——周應。江陰各支即其后裔，明初至清代各支先后遷入江陰各地。
柏野里：明初永樂十年（1412年）由武進橫山橋北豐遷居江陰璜土，始遷祖為周玉書。
柘塘：周敦頤四世子孫周湛，宋南渡時遷居金陵。十三世周思文元末避亂由溧水柘塘遷居無錫，此后子孫再由無錫遷入江陰各地。
張岐山：該支實為顧山周氏之分支。周瓊孫周正五，為該支之祖。此外據周森樹先生所搜集的江陰周氏，還有出自錫山、陸墅、槽坊等各支的在此不一一列舉了。
繆荃蓀在《江陰續志·氏族志》中提到了兩支周姓，分別為：“周氏：周佑世居宜興縣，宋淳熙初官江陰軍教授。遂居澄江門外定波閘，清周賡良博學有孝行為李兆洛高弟，子慰曾以廩生官奉賢縣訓導工詩文，書法尤擅長，著有《蓉江散人集》”。這支周氏家族，因未見家譜，所以其源流情況不是很清楚，查閱《崇禎江陰縣志》卷三，人物·教職二中有“周祐，宜興人，奉議郎淳熙七年任”與繆氏記載相吻合，唯“佑”與“祐”之別。淳熙七年即1180年，故該支周姓在江陰定居已有八百八十年的歷史了。按理說該支中出了一些名人，不會沒有譜牒，但目前尚未看到族譜，讓人費解。《光緒江陰縣志·孝弟傳》周賡良條：“周賡良字唐士，歲貢生，殫精為文，有孝行，父疾割股療之，歿后事祖母曲承色養，終身無間焉”。此外他還是李兆洛的高徒。他的兒子周慰曾，周佑曾都見諸于《江陰續志》中，《江蘇藝文志·無錫卷》中也有周慰曾條。《江陰續志·人物》周慰曾條云：“字筱唐，一字拙生，賡良長子，廩貢生，官奉賢訓導能詩文，尤善書，年十二書興國寺大字額， 武進李兆洛奇賞之……所做詩古文多散失，僅存蓉江散人文稿一種”。周賡良、周慰曾，周佑曾父子三人皆有文名，且俱為孝子。由于沒有譜牒，該支周姓還是無法得知詳情。故暫稱之為北外周氏。
《江陰續志·氏族志》：“顧山周氏，周氏自宋時由江西遷江陰顧山，世饒于資。好禮尚義。周掖明成化癸卯舉人，周儒正德已卯舉人，周瑾正統時輸粟六千石，巡撫周忱上其事，旌門表墓，繆尊素、黃疏祺等結九子社，周有士、周之望與焉，清周磬桂以學行名著，有《養齋詩文集》及《詩傳補義》諸書，入儒林傳”。
顧山周氏是江陰周姓中的一個大族，并且其遷入江陰的時間也較早，約南宋晚期，其后裔在顧山及其周邊數個鄉鎮擁有眾多人口。具有較大的影響力，而地方文獻中對該家族中的名人也作了詳細的介紹，野史中也有諸多敘述。早些的如崇禎《江陰縣志》卷四人物志中有“周伯源、周桂祖孫，世能輕財好義，為德于鄉，正統間出粟賑荒，貢馬助邊，俱旌為義民。詔碑其墓”。而《江陰續志》中所列的顧山周氏名人，也都見諸方志中。徐再思《澄江舊活》中也有“顧山脫襪周”條，將顧山周氏發家的傳說記諸筆下，雖說有些夸張，但并非齊東野語。
江陰博物館藏有兩方周姓墓志銘。其中一塊出自顧山北麓。是1996年江陰博物館通過考古發掘而獲得的。發掘報告由唐漢章、翁雪花兩先生撰寫，刊登于1997年《無錫文博》第一期上。墓主人為周閎夫婦，墓志銘蓋上篆書“故周宗大墓銘”。分兩行直書。墓志銘銘文為翰林院侍講承直郎王璡撰寫，曰：“宗大諱周姓，世居江陰之東順鄉招福里，曾祖諱鑑。祖諱祥，考諱源字伯源。皆潛德弗耀奕，世以忠厚相承，周窮卹，匱鄉邑。稱為積善之家。伯源始治家有法，勤勞刻苦，遂致資產愈饒，且英偉倜儻，交結賢士大夫，聲譽籍然，配徐氏，宗大其中子也，少敏慧，父母延名師教之，知綱常倫理，而期以力行之，伯源遭罹多難，遠播萬里外，宗大始冠，即從家務自任經營扶持竭其力，由是田疇增廣，室廬更新，家業盛于先世……永樂初年，知者薦其名于朝，辟之以疾弗能應，乃養志安居，無所外慕，偶以事泛舟，適夜次劉家橋遇賊被戕，還家醫藥不能療，甫三日而永逝，實永樂壬寅二月十六日也，遠邇聞者咸痛悼之，生于洪武乙卯十月二十日，享年四十有八，娶鄧氏生女淑順，贅同邑趙良，宋狀元發之裔孫，謙恭好禮，識見出人意表，側室朱氏生子一人璠，年甫五歲……以洪熙元年三月十五日，安厝于顧山先塋之次……”
江陰博物館對此次考古發掘作了充分的準備，并動用武警戰士保護發掘現場。如此這般。是因為墓主人的身份非常特殊，發掘現場是一個明代早期的家族墓葬群。主體為周宗大之父周伯源；之兄周宗苑，之弟周宗光，共四人。南面正中為周伯源夫婦合葬墓，該墓文革期間被盜掘，據說是衣冠冢，稍北由東向西排列依次為長子、中子、三子各墓，相距約15米，墓地原有享堂及石牌坊，頗具規模，早年已被毀了。
周宗大墓出土了大量的木制家俱模型，種類較條，制作精致，采用了半榫、透榫、悶榫、斜榫等工藝，并采用鉚釘固定法，為明代家俱演變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墓內出土的一件漆奩及奩內盛放的生活用具頗有特色，尤其是帶鞘刀、篦剔、銅鑷等用具較為少見，對探索明代江陰的民間習俗具有一定的價值。值得一提的是出土的這合墓志銘，史料價值，研究價值較大。首先是確定了顧山周氏的源流情況與地方文獻的記載相吻合，并補充了文獻資料的不足。墓志銘上對周氏的記載如周伯源及其發家情況與文獻記載相吻合，甚至其充軍發配云南之事也有所載。“世以忠厚相承，周窮卹，匱鄉邑，稱為積善之家。”與《崇禎江陰志》中的周伯源條：“世能輕財好義，為德于鄉……出粟振荒、貢馬助邊，俱旌為義民，詔碑其墓”。如出一轍，原來墓地有的享堂、牌坊看來還是明代的時候朝廷為表彰周氏而建的呢！其次墓志銘與家譜的相互印證。墓志銘中世系情況為周鑑——周祥——周源——周宏（宗大）——周璠。而家譜為周瓊（九世始遷祖）
—閬（宗苑）——璂
至周源（十三世）— —閎（宗大）——珪
—閶（宗光）——岳
從十一世開始周氏分出各支，并陸續走出顧山遷往各地發展，兩者基本相似。從中也可看到存在著矛盾之處，周宗大的兒子墓志銘上為周璠，家譜上為周珪。崇禎志上也是周珪，孰是孰非，無從判斷，但家譜與墓志銘之間的相互印證，更體現出這段史料的可信性。再者墓志銘中還交待了周宗大的生卒年份以及家族的聯姻狀況。這些無疑為家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江陰博物館收藏的另一方周氏墓志銘也是明代的，具體出土時間與地點不見記載。志蓋銘文為：“明故處土周公墓志銘”，志文為奉直大夫南京戶部員外郎邑人張鑑撰寫。文曰“明故友蓮處士周君墓志銘……處士姓周諱旻字景仁，號友蓮，世居晉陵北豐鄉橫山之陰，世謂濂溪之系，譜牒散失，莫能考其傳，曾大父仲杰，大父彥皋，父諱忠字孟良。母陸氏……。子男三長曰本澄。娶江陰巨族陳氏女……次本澈、本浩側室出，處士生于永樂已亥，歿于天順甲申……，享年四十有六……葬于芳茂山……”。由于志文模糊。有些已經難以辨認了，但大致情況我們可以看到。參照已知道的江陰周氏譜牒。覺得柏野里周氏宗譜與此有些相似。祖居為武進橫山橋北豐。兩者在陳述上雖有些區別，但所指應該是同一地點。遷居的時間也大致相當，只是去世以后，歸葬祖瑩芳茂山上罷了。由于筆者尚未看到該支宗譜，因此不敢下此定論。
通過上述江陰周氏的介紹。現將目前所掌握的江陰各支周姓的源流歸納如下：
南宋時遷入江陰的周氏有
1、 江陰北外定波閘周氏，始遷祖為周佑。南宋淳熙（1174-1189）年間遷入江陰（《江陰續志·氏族志》）
2、 顧山周氏，始遷祖為周瓊，南宋景定（1260-1264）年間定居江陰顧山，該支又分出周莊支和山觀張岐山支等。（《顧山周氏宗譜》、《張岐山周氏宗譜》）
3、 暨陽南漍周氏，始遷祖為維化公周繞 南宋寶慶（1223-1225）年間遷居江陰南漍（《南漍創修周氏宗譜》）
明代遷入江陰的周氏有
4、 楊樹壩周氏。始遷祖為周錫曦，周顯父子，明代初由宜興遷至江陰桃花鎮（《澄江楊樹壩周氏宗譜》）
5、 柏野里周氏 始遷祖為周玉書 明永樂十年（1420）年從武進橫山橋遷來璜土（《柏野里周氏宗譜》）
6、 峒岐周氏 始遷祖為周宗德 明洪武十六（1383）年由吳江遷至峒岐后宅（《峒岐周氏宗譜》）
7、 無錫張塘“光霽堂”周氏 明代由無錫遷入江陰各地，形成了南漍支、峭岐里支、云亭支、馿橋周三房巷支等等。
此外還有一些因譜牒未公開或筆者尚未看到譜牒資料的周氏有：
8、 澄江華莊周氏：（《澄江華莊周氏宗譜》）
9、 柘塘周氏 明代由溧水柘塘遷無錫再遷江陰形成璜塘系、祝塘系、青陽系、小園里系等。（《柘塘周氏宗譜》）
周森樹先生還列舉了陸墅周氏、槽坊周氏、錫山忠孝堂周氏等遷往江陰后的分布情況，甚為詳實。
江陰周氏從譜牒上看，應該俱為周敦頤的后裔，在江陰擁有眾多的人口和分布范圍，遷入江陰最早的已有八百多年的歷史，且支系龐雜，支脈繁多，可謂江陰的一大姓氏。
（作者：館員、江陰博物館辦公室主任）

作者：60.168.15.*   發表時間：2012-09-30 18:14:39

　　大家一看就知道，這是個大課題。江陰有一百多萬人口，姓氏何其多，來源又何其雜。當初提出這個想法，我就不斷的捫心自問，一切都準備好了嗎？資料充分嗎？考證會有誤嗎……。這種矛盾而踟躇的心態有恃無恐，始終困擾、壓抑著我。缺乏耐心和信心往往會陷于舉步維堅、甚至半途而廢的尷尬境地，我索性拋開這些顧慮，開始最初的嘗試。很快《考略》的（一）、（二）于07年《江陰文博》上分期刊登了，正如預期的那樣，反饋的一些評價逐漸平抑了我忐忑不安的心情。暫且不論寫的如何，課題本身的創意性就得到了大家的首肯，這其中有本地學者，也有素未謀面的外地行家。動力源于此，同樣信心倍增于此，課題也就立足于此了。

　　我對江陰姓氏的研究，得益于職業抑或是興趣使然。數年前，在經歷了幾個重要遺址的發掘以后，我一直局限于考古發掘資料的研究之中，并越走越遠，對此居然還渾然不知，當面臨挫折而陷入困頓與迷惘之后，冷靜下來，重新審視過去的思路，逐步調整今后的研究方向已成必然。作為一個地方史研究的重要機構，博物館無疑承擔著十分艱巨的任務和使命，對我來說，很幸運，二十余年考古經歷所積累豐富的考古材料為此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轉變首先從研究宋代江陰的市舶務開始，文章刊登以后，引起了爭論，參與爭論的專家和爭論的內容也不斷擴大、延伸，出乎意料。我欣慰由此引起許多善意的爭辯對學術發展帶來了活力，當鼓起勇氣去擺脫人云亦云的束縛，提出自己的觀點和認識，我想至于對或有所不當，多少可以有助于學術界的探討。

　　就讀大學的授業老師，讓我形成了最初的歷史觀，并一直延續至今。正如某位領袖所說的那樣“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我深信人是歷史的主體，也是歷史的主宰，研究地方歷史必然離不開人的因素，從人這個最基本的要素著手，來解讀江陰的歷史，應該是最切實際的。家族是人的群體，而家族的標志就是姓氏。江陰博物館收藏有數十種家譜材料，其中有民國版的，還有新修纂的，這一盒盒、一疊疊的家譜，正是這一個個家族的發展史和奮斗史，也正是這一個個家族見證和締造了江陰這個經濟、文化名城，他們中的佼佼者——徐霞客、劉氏三杰……作為家族的榮耀而載入史冊。

　　我所學的專業，就是一門追根溯源、刨根問底的學科，考古資料和譜牒文化的研究需要這種精神的支撐。兩者的區別在研究對象上只是實物與文獻之間的差異罷了，而研究的方式和目的基本相似。由此對我而言這種轉變很快就適應了，興趣也隨之轉移，很明顯現在閱讀文獻的時間已經遠遠超過了摩挲壇壇罐罐的時間了，在閱讀中找尋樂趣，在考證中感悟真諦。因此《考略》的寫作不僅僅是為了滿足讀者求知的欲望，同時通過對眾多家族的剖析為切入點，來把握江陰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匆庸置疑，這是個大課題，富有創意性和挑戰性。

　　江陰出現人類活動的遺跡，可追溯到七千年前的馬家浜文化，并一直延續至今，沒有出現大的缺環，考古發掘證實了這點。然而要說江陰最早出現的家族，有據可查的是唐末時期遷入江陰的葛氏家族，這個家族在江陰延續了一千一百余年，并且不斷向外拓展。現在在江陰的許多地方都有分布。為何我要強調“有據可查”這個概念，葛氏家族見諸于眾多文獻之中，與其譜牒也相吻合，到目前所查閱的江陰眾多譜牒之中沒有超過他們的，難怪，繆荃蓀在撰寫《江陰續志·氏族志》時將青陽葛氏排在眾多家族之首。江陰最早的人類出現在距今七千年前的馬家浜文化,到江陰最早的家族出現之間，相隔了近六千年，這六千年并非是個空白，我們依然可以通過考古材料和文獻找到一些痕跡，只是我們必須掌握辨別史料的方法，去偽存真，以求無誤。

　　江陰最早的姓氏出現在何時呢？季扎、杜康、黃歇……方志中的這些記載都屬于誤導，我們無需去糾正，不然它就不是方志了。江陰見諸于信史的最早的名人——王寧，南北朝時期人，當時江陰之名尚無，他在后涼為官，《大清一統志》、《無錫人名人大辭典》中有記載，距今約一千六百多年，因史料有限，無法再深入了解其家族概況。上世紀末，博物館于長涇鎮發掘了唐代家族墓群，出土了二方墓志，墓主為孫暉；數年前我于申港看到了一方唐代大中年間的墓志，本地出土，墓主姓湯氏，兩方墓志距今有一千二百多年，它們是江陰最早的,值得信賴的文字史料，研究價值極高。明·李翊著《戒庵老人漫筆》中也提到了在現在的顧山出土唐代大中年間墓碑的事。墓主稱“琊王氏”，據此看來，一千二百余年前，已有孫、湯、王三個家族在江陰出現，至于他們的去向，是否一直在本地傳承下去，或遷往他處，尚未發現可信的材料，至少目前在譜牒上找不到證據。

　　上面所述的這些史料，來源于考古發掘資料和文獻資料，對很多學者來說，有些是接觸不到，有些是被忽略了。作為最早登陸江陰的家族，他們應該值得后人重視和尊敬。很遺憾，由于材料的制約，更多的家族都湮滅于歷史的長河之中而無法得知了。《考略》的寫作并非是簡單的資料羅列、介紹，更重要的是增添了考古發掘資料，這些資料將有助于增強讀者的興趣和信賴感，這也是我寫作的一個初衷吧！

　　收藏江陰譜牒最多的機構是上海圖書館，而江陰本地的收藏有限。近年來續譜之風漸盛，博物館作為收藏機構，受到了許多有識之士的親睞，紛紛捐贈，我有幸負責此事，因此接觸了許多新纂的家譜，至今我所掌握的家譜收藏信息數量達到數百部，涉及數十個姓氏，分藏在近十家機構和高校，因此，查閱、抄錄、研究……每一項工作都是那么的繁瑣，牽扯精力，花費時間、財力無法算計。積累是一種樂趣，考證是一種享受，我再一次身陷其中，樂此不疲。

　　“夏樹芳”，明代江陰的一位才子、隱士，許多文獻中都有其傳記。《江陰續志·氏族志》中記載他出自江陰夏氏。我深信繆荃蓀的學識，這個問題應該不會有錯。然而在我寫夏氏源流的時候，查閱了《習禮夏氏宗譜》，問題出現了，習禮譜上從世系到傳記都清楚的記載了夏樹芳的生平。無可爭議，夏樹芳出自習禮夏氏，而非江陰夏氏。同樣的情況。將會始終貫穿于整個寫作過程，文獻之間出現矛盾并不奇怪，如何避免矛盾，修正謬誤，嚴謹的考證，翔實的史料是我學術上遵循的宗旨，我只信對的，不信“貴”的，哪怕他貴為學術泰斗、領袖。

　　漸漸的已經成了習慣，遇到稍熟些的友人，便會相問，從姓氏到籍貫，如果祖上是土生土長的江陰籍人士，那么一路追問下去，直至對方啞口，我相信這種方式非常有效、實用。可以借此收集到很多家族的信息。在完成了江陰四大姓氏的考略以后，我有一個很深的體會，那就是“龐雜”。江陰的“王”姓主要出自“三沙”王氏，各分支之間僅在于“東沙”、“中沙”、“西沙”之間的區別。而“陳”、“徐”、“張”三姓來源復雜，支脈眾多，如“張”姓就列舉了十三支之多，而《氏族志》中只提到了流璜張氏等五支。我竭盡所能，但可以肯定所列這些根本無法涵蓋全部，總希望大而全，而力所不逮。課題所帶來的壓力主要體現在資料的缺失，主要是譜牒。“破四舊”給后世造成的影響遠非于此，我只能嘆息對傳統文化而言，“破舊”并不能“立新”。借此懇請方家及同好多給指導，多予幫助！

　　是為序。

作者：60.168.15.*   發表時間：2012-09-30 20:12:48

王 氏

從最新統計數據來看,“王姓”已成為目前我國最大的姓氏，人口達9千多萬人。就江陰來說，“王姓”也是4大姓氏之一，遍布全市各處。中洲出版社《中華人口百個大姓》對“王姓”來源考證頗為詳細。“王姓”源頭眾多、族派紛繁，有出自周朝姬姓、商朝子姓、虞舜媯姓以及出自少數民族改姓賜姓等說。太原王氏、瑯琊王氏是周朝姬姓王氏后裔，是最有名望的宗族之一。據目前資料分析，江陰“王姓”皆出姬姓之后，分3大支即三沙王、水南王、澄南王。下面分別就這這三支“王”姓作一下考證。

一、 “三沙”王氏

目前江陰“王氏”很大一部分出自“三沙王氏”，即“東沙”、“中沙”、“西沙”3支王氏，其先祖于北宋末人口大量南遷時定居于蘇州。第一世王皋，為北宋宰相王旦七世孫，他的三個兒子分別為“三沙“之祖 —— 長子王易遷昆山稱“東沙”，次子王鐸留原籍稱“中沙”，三子王允（胤）遷無錫稱“西沙”。南宋始“三沙”王氏陸續遷入江陰各地，經數百年發展，成為江陰望族之一，其后又逐漸形成許多支派。我們需從家譜、文獻入手進行研究分析，把握其“根”“干”后，方能弄清楚他們的“枝”“蔓”。

（一）關于王氏宗譜。

目前已掌握的材料有：１、《王氏三沙統譜》 清 ?王鐘、王承熟等修。光緒二年三槐堂木活字本，共１２２冊。這套家譜在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江陰博物館及南京、美國、日本等地都有收藏。２、東沙支的有《東沙筑塘王氏宗譜》三十卷，民國王天民修，民國３５年刻本，蘇州大學圖書館藏；《東沙綺山王氏宗譜》十六卷，民國三十八年鉛排本，歷史研究所、河北大學、上海圖書館藏；《東沙古塘王氏宗譜》十六卷，清代王履初、王啟修，光緒五年木活字本，國家圖書館張耀宗藏。３、中沙支（宋元之際王皋八世孫王貴八由蘇州遷入江陰砂山）的有《唐沙王氏宗譜》十二卷，清代王錦才修，光緒５年木活字本，上海圖書館藏；《王氏三沙全譜》共八冊，０６年新修版本，江陰博物館藏，雖然稱三沙全譜，實為中沙王貴八這一支，《唐沙王氏宗譜》始祖亦為王貴八。４、西沙支（始遷祖為王均實，元末自昆山遷至江陰桐岐）的有《西沙王氏宗譜》，上海圖書館分別藏有同治９年和光緒２５年的木活字本，同治版本為清王兆材修１２冊，光緒版為１６冊王永盛修；《東常王氏西沙支譜》八卷，民國王培棠修，民國３６年木活字刻本，常熟博物館藏；《王氏西沙支譜》２５冊，新修本，江陰市檔案館藏。

筆者認為，上列三沙系王氏宗譜，還遠不能涵蓋江陰三沙“王”氏全部。江陰博物館藏有砂山出土的明代墓志銘一合，銘文文字較模糊，不能全部辨識，其中有“明故王母葛氏孺人墓”、“王之先世居長洲荻盧……國朝洪武初選居江陰邑東，富興里……”等字樣。這個“王母”屬三沙王氏系，墓志銘所出地點與中沙支《唐沙王氏宗譜》中祖輩在明代早期遷入江陰周莊、云亭一帶，并與當地大族葛氏聯姻的情況較為吻合。

（二）關于水南王氏。

水南“王”氏因無家譜材料，研究無法深入，分布情況不清楚，有待今后發掘整理。筆者曾從民國《江陰續志卷十?氏族志》中查閱到“水南王氏自宋時由山西徙江陰青山號水南王氏，與三沙支別……”的文字。可以說，水南王姓家譜肯定有過，只是目前尚未掌握罷了，不然繆荃蓀修續志時，何以將他們作為一個重要的家族來介紹，并且所載還甚為詳細呢？從其續志所載看，這支王姓出過諸多名人，如清早期順治、康熙年間的二位武舉王耀宗、王兆魚；乾隆時吳縣訓導其子王蘇為進士出身，官河南衛輝府知府；王騏，舉人，官山東單縣知縣，孫子王繼之道光年間舉人，官穎川府教授……。看來這支王氏還是非常顯赫的。按說從宋代遷至江陰的話，800年左右時間應有相應的分布地域和眾多人口，分支也多，但奇怪的是家譜材料在各大圖書館和收藏機構均未發現。《續志》中稱水南王氏出自山西，與三沙王氏有別，從這點看這支王氏為姬姓之后，太原王氏與三沙王同出于太原，同為姬姓之后。

（三）關于澄南王氏。

澄南王氏出自三槐堂，與三沙王氏同一個堂號，也就是說“三槐堂”的始祖、五代宋初的王言是他們共同的祖先（王言的７世孫王皋為三沙王氏之祖）。上海圖書館藏有《澄南王氏家乘》四卷，民國３２年鉛印本，始遷祖為王蟠，清康熙年間自安慶府遷居江陰澄南。江陰檔案館也收藏有王大河重修的《澄南王氏家乘》一冊，這支王氏遷入江陰較晚，分布范圍相應較小，人口也少，地域性很強。

二、 其他王姓

江陰王姓有史可查的，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時期（比唐代瑯琊王氏還要早4～5百年）的王寧。《大清一統志》載王寧：“十六國時期后涼官吏，字德和，江陰人，官中奉大夫，著有《笑庵集》十卷，已佚。”這個王寧也是最早的具有準確江陰籍貫的名人，但由于缺乏其他資料，該支王姓的來源及發展都無從考證了。其它文獻中記載明代以前，除上述三支“王”姓以外，還有許多“王”姓家族在江陰居住，只是由于年代久遠而難以考證。

至于瑯琊王氏，明代江陰人李翊著《戒庵老人漫筆》卷三《唐大中時墓銘》載：在北漍赤岸出土了一塊唐代大中三年（８４９）的墓志銘，由于字跡不清僅能辨認首行，上書“瑯琊王氏墓志銘……”可見王姓遷入江陰已經有1000多年了。與太原王氏不同的是該支王姓出自山東瑯琊，但其延續情況不得而知。

三、江陰王姓名人

宋元時期江陰王姓出過許多名人，其中又以文人居多。如：王令，字逢原，祖籍揚州，先遷鎮江再遷江陰。江陰的方志和《江上詩抄》中都有其介紹。王令與北宋宰相王安石交往甚密，互有詩文交往。另外江陰王子高及王子立兄弟是蘇軾、王安石的弟子，為當時著名的學者，家中藏有蘇軾的許多簡帖。又如：王寧，方志和《江上詩抄》中記載他是南宋時人，字德和，中奉大夫，著有笑庵集十卷，并錄有其《浮遠堂》詩一首。再如：王建大，王寧孫方志中記載他“字直方，世為趙人，僑寓江陰，其先七世，有利于朝者，建大以文通判冢嗣,奏補將士郎……致仕歸,兄弟不忍折局,買廬哄橋巷,休暇歲余年六十卒,葬綺山之原。”還有王逢：元末著名詩人，字原吉，號黃山，自號席帽山人，后避地松江之青龍江，著有《梧溪　 》

李翊《戒庵老人漫筆》四卷三的《德佑間子撰父志》文中也正好提到了這支王姓家族，并敘述得較為詳細，與方志極為吻合，可互為佐證：“嘉靖十五年丙申，歲秋，邑中大街虹橋溝東居民钁地得石，乃宋末恭帝德佑年間子撰父壙志，為余業師沈善吾所得，備錄于左：王君録參從事壙志，先君諱建大字直方，氏王，曾祖　奉議郎，累贈重大夫……祖寧，中奉大夫，直微　閣，司農少卿……父燾：朝敇大夫，通判泰州軍州事……類集少卿《笑庵文稿》……蓋王氏世趙人，二江陰則僑寓也……至是買廬虹橋巷休假，……子男一人，伯然女五人，……安厝于昭聞鄉綺山之原……”

以上所列宋元時期江陰王姓名人，在缺乏家譜資料的情況下，考證他們的族屬是有難度的。王令祖籍揚州，是遷江陰第一代，往下無法考證。王子高、王子立兄弟也無法考證，但可肯定，他們與三沙王氏并無關聯，并早于三沙王氏100多年，是否出自三槐堂也很難確定。王寧、王建大這支“王姓”主要生活在南宋時，“七世做官，世為趙人”，出自太原王氏，方志稱為“僑寓”，他們最晚應是在王寧的父輩時遷入江陰的，因為《正德江陰縣志》人物特奏中已有王寧叔叔的記載了，這一支也肯定與三沙王氏沒有關系。那是否與水南王有關系呢？沒有家譜，無法定論，且這種可能性極小，不然《江陰續志》中不會不記載的。在我看來，上述王姓家族應該有些人氣，不至于很快就湮沒，但不見流傳，無法理解。至于王逢，《續志，氏族志》提及他的族屬情況，可確定他的歸屬出自三沙系西沙支中的一派。

縱觀現在江陰“王姓”，大部出自三沙之后，無論從地域分布、人口數量看，三沙王氏后裔最廣和最多，是江陰王姓中的最大的一支。



張 氏

“張”姓的起源，主要有3種說法。一為黃帝之后“揮”，因為能制造弓矢，所以賜姓“張”。“揮”為弓箭發明者。其后以“張”為姓，是為河北張氏。二為黃帝“姬”姓之后代，春秋晉國大夫解張，字張侯，其子孫以字命氏，是為山西、河北、河南之張氏。三為出自賜姓或他姓改姓。《江陰流璜張氏宗譜·張氏姓原》中也將“張”姓的起源追溯到黃帝之后“揮”的身上，同時又將張侯作為始祖。看來已經將兩者混成一談了。但據查閱一些張氏宗譜后發現都存在著同樣的問題。所幸他們都出自“姬”姓之后。

一、江陰張氏分支

江陰張姓人口較多，同為4大姓氏之一，分布地域也廣。從目前資料看，張姓分支非常龐雜，流璜張氏是其中最有影響力的一支，其它如欽賢支、太寧支、龍砂支也有較大的規模。

（一）流璜支（序源堂）。

目前流璜支張氏宗譜共有三個版本：1、同治十年木活字本，6冊，清張呂璜修，上海圖書館藏其殘本；2、光緒三十年木活字本，33冊，清張步齋修，上海圖書館藏其殘本；3、民國三十五年木活字本，35冊，民國張養和修，上海圖書館藏其殘本。江陰市博物館藏有32冊，缺第二、七、二十九卷。

流璜張氏進入江陰的時間及始祖，家譜記載前后有矛盾。《江陰續志·氏族》中錄為“宋時有張逵者仕常州，卒葬江陰秦望山，是為流璜張氏……”；家譜《序》中稱“系出韶州曲江，后徙居淮南楚州，始遷祖逵，趙宋時仕于常州，卒葬江陰秦望山岡灣底，子孫遂定居江陰，其孫天秩始家于流璜……”。查閱其它張氏宗譜可知始祖張逵所處的年代并不統一、差距甚大，有南唐說，有北宋說。按《橫村張氏重修宗譜》序所述“逵仕南唐，僉判江陰，沒于任，卜葬秦望山之崗灣，長子百一歸淮南楚州，次子百二居流璜，越二傳百二公之孫萬二公遷桐岐，萬三公遷張渚，萬四、萬五仍居流璜，萬一公遷居茶岐，守彥通公（逵）墓……”，橫村張氏是為萬一公之后。宜興張渚的張氏始祖也為張逵，與流璜支始祖同，家譜中還專門有兩譜的對比考證，闡述較為清楚，而這支張氏出自韶州曲江，與唐代著名宰相張九齡同族。目前流璜張氏分布較廣，江陰霞客鎮及周邊無錫、常州等地都有分布。筆者也了解到流璜張氏的許多分支都已相繼開始續修支譜。

（二）欽賢支（光裕堂）。

目前所知欽賢支張氏家譜俱為民國版本，有民國三年木活字本，二十卷20冊，民國張璉修，美國藏；民國三十八年木活字本，二十四卷26冊，民國張子初修，上海圖書館藏。

欽賢張氏遷入江陰為南宋時期。《江陰續志·氏族》載“欽賢張氏，世居山東登州，宋理宗朝有名英者官都督始卜居江陰城內欽賢里即今之都督坊巷……”，與家譜記載吻合，只是家譜中稱定居地為鎖巷（宋代縣志所載又名欽賢坊），與都督坊稍有出入。這支張姓遷入江陰較早，有近800年時間了，所出名人眾多。據《江陰續志·氏族》所載，有元代張縉，進士，官至浙東廉訪使；明正德年間進士、大學士張袞，也出自該家族；還有明代張明儒、張紹芳，清代張廷魁、張男寅、張治等，可謂輩出，不勝枚舉。因此家譜中收錄有明清兩代大家諸如錢謙益、李兆洛及顧炎武等名人所撰的記、跋。

（三）龍砂張氏。

江陰龍砂張氏宗譜現藏于上海圖書館，為民國二十八年（1939）手抄本，張洵佳纂修，共4冊，不知何故堂號不明。該支張姓宋時居汴梁，南渡時其祖本真南遷占籍揚州之泰興；清雍正十年，始遷祖瀛秀移籍江陰東鄉華士鎮，民國十年續修宗譜，修成后未及刊印，僅存手抄本，人物生卒年月下限為民國二十六年。《江陰續志·氏族》中也記有龍砂張氏的情況：“張秀甫清雍正間由泰興遷居江陰華士鎮，張玉墀道光庚子舉人為李兆洛高弟，沈潛古義有名于時，張洵佳（注：纂譜人）同治癸酉優貢，官河南知縣”。

家譜與方志記載略有出入的是始遷祖的人名。家譜材料當更可信些。

（四）劉墅張氏。

該支張姓宗譜現藏上海圖書館、國家圖書館。江陰長涇鎮志辦也曾征集得一套十一卷，首、末各一卷，張寶浩修，民國十四年木活字本，12冊。劉墅張氏的先祖與流璜張氏同，溯至張逵；張逵四世孫萬一移居邑西之茶岐，嗣后劉墅頭支、長涇支俱出茶岐；劉墅支祖晉為逵二十世孫，清初由茶岐遷劉墅頭。此外家譜中有該支有聲望的近現代外科名醫張宿輝的事跡。

（五）青陽張氏（聿修堂）。

《青陽張氏重修家譜》十卷現藏上海圖書館，北漍鎮志辦曾征集得一部，光緒九年木活字本，12冊，清代張錫九纂修。該支張氏出自唐張九齡之后，八世孫諫為常郡太守，流寓毗陵，后家無錫；始遷祖輔，明正德、萬歷間由無錫景云鄉徙居江陰青陽鎮東街。《江陰縣志·氏族》中有青陽張氏的記載：“元張瑞，能詩文學者稱溝南先生，官江浙樞密院都事；子宣，明洪武初征授翰林院編修，著有《春秋》、《胡氏傳·標注》及《青陽集》等書。張履正，萬歷戊戌進士，官九江道；子有譽，天啟壬戌進士，官南京戶部尚書，太子太保……”。工具書和文獻對張瑞的籍貫俱稱元代江陰人，與家譜所說張輔明代正德、萬歷間由無錫遷入的內容相矛盾。筆者認為，這是家譜修纂過程中的失誤造成的。諸如張瑞、張宣父子等都是非常有名望之人，《明史》、《常州志》中都有記載，對他們的籍貫肯定不會考證錯誤的。

（六）太寧張氏。

該支張姓未見家譜，而《江陰縣志·氏族》有記載：“太寧張氏先本姓王，世家淮西，元至元末，明祖兵起，忽雷元帥時已致仕，隱居江陰與江陰侯吳良有舊，恐其迫令仕明，遂改姓張忽雷，子誠遷居邑西太寧里。張元灝清道光庚戌進士，所居得月樓藏書萬余卷，子廷壽歲貢，年八十余，書畫詩詞均超逸”。文獻中對這支張姓記載甚為詳細，可惜沒有家譜，無法深入研究。查閱江陰地方文獻，太寧里當在縣城西南的南閘、夏港一帶。這支張姓是由“王”姓改姓而來。

（七）亭子港張氏（草圣堂）。

《亭子港萬十公張氏宗譜》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木活字本，張云臺纂修，二十四卷，首末各一卷，15冊，上海圖書館藏殘本。這支張氏先祖可追溯到宋代張標，靖康年間南渡，由汴梁到杭州，歷二世至萬十公，自杭州復歸常熟縣水潭頭是為一世祖，傳至十世孫張春，自無錫花園昭遷居江陰東鄉亭子港東岸，為江陰亭子港張氏始遷祖。上海圖書館殘存的是各房邊系。

（八）南新橋張氏（馀慶堂）。

《南新橋張氏續修宗譜》十二卷，清張德文修，宣統三年（1911）木活字本，12冊，上海圖書館藏。始祖為張逵，其九世孫文俊徙居蘇州盤門百花洲，文俊孫剛，元季又徙至澄江南新橋，為始遷江陰祖。

（九）陶北莊張氏（孝友堂）。

該支張氏宗譜現藏上海圖書館，民國三十年（1942）木活字本，十六卷，張文貴纂修。先祖為張標，始祖為張萬十，始遷祖張裕福于明中葉由常熟遷居江陰馬嘶鎮之陶北莊。

（十）無錫河亭張氏（壽康堂）。

這支張氏的家譜藏上海圖書館，稱《張氏大統宗譜》，清光緒二十年（1894）木活字本，張均纂修。一世祖家慶，少時與祖父居臨安，宋末避亂由浙遷至蘇州盤門外蠡墅鎮；至第十一世概遷居無錫河亭，其后嗣析居于江陰祝塘、青陽、峭岐等處。該家譜為無錫、江陰各支之統宗譜。

（十一）城灣張氏（二銘堂）。

《城灣張氏宗譜》清代木活字版本，上海圖書館藏其殘本，作者不祥，居地為江陰，因是殘本而無法得知其全貌，該支張氏出自北宋著名學者張載之后，從譜名城灣來看，當是居住江陰城內。

（十二）橫村張氏（百忍堂）。

江陰市檔案館藏有《橫村張氏重修宗譜》一套，1928年木活字本，8冊，民國張有九主纂。始祖為南唐張逵，明初由武進茶岐入贅江陰橫村。

（十三）澄江張氏（世賢堂）。

查閱江陰市譜牒文化研究會《譜牒文化研究》創刊號中張劍峰先生撰《澄江張氏考》一文，該支張氏為明初由安徽濠州遷江陰申港懷仁里（申港南，舜山北）。現在該支人口較為壯大，張家橋在申港也極有名，為該支地望。因末見家譜，故源流尚不很明確，但該支出自曲江張氏可以肯定。

此外，江陰博物館還藏有一本《張氏宗譜》殘本，因殘缺嚴重，故無法窺其端倪。

二、江陰張氏特點

綜合上述13支有據可查的江陰張氏情況，可歸納如下特點：

（一）遷入江陰的年代。流璜支、欽賢支最早，為宋；其后如青陽支等主要集中在元、明兩代；其它還有清代遷入江陰的，如龍砂支等。從目前保存的家譜看，流璜、欽賢兩支是江陰最大的兩支張姓，人口多，分布地域也廣。

（二）各支上溯。有達南唐張逵系的，如流璜支、劉墅支、南新橋支、橫

村支；有達宋代張標系的，如陶北莊支和亭子港支。其它還有可達張英的欽賢支、達張本真的龍砂支、達張諫的青陽支、達張家慶的河亭支、達張孝三的澄江支，還有由“王”改“張”姓的太寧支。各支始祖的年代大部分為兩宋時期，延續時間有800～1000年左右了。

（三）各支堂號。各支修譜時，堂號存在著紊亂現象，甚至如張逵系的流璜、劉墅、南新橋、橫村這四支，有稱“序源堂”的，還有稱“馀慶堂”、“百忍堂”的，堂號各異，與王姓的“三槐堂”堂號統一的現象大不相同。由此亦可見張姓之龐雜。



　　　　　　

作者：60.168.15.*   發表時間：2012-09-30 20:16:56

江陰譜研會辦公室刁文偉主任，根據江陰地方文獻、上海等圖書館所藏江陰宗譜以及博物館藏歷代墓志銘50余方，研究、考證目前江陰主要姓氏源流，撰寫了《江陰姓氏源流考略》，成為江陰姓氏文化研究的奠基之作，又為江陰地方志開辟新章節。

作者：60.168.15.*   發表時間：2012-09-30 20:25:39

洪武七年九月，明政府頒布鈔法。洪武八年，朱元璋詔中書省造“大明通行寶鈔”，并規定以鈔為主，錢為輔，錢鈔皆分等使用。在鈔法實施初期，明政府采取了強有力的措施，首先限制紙幣發行的數額，提高寶鈔在流通中的信譽。再者，“禁以金銀交易，違者罪之”，對偽造鈔幣者也嚴加懲處，以嚴刑峻法保障鈔法的實施。這對防止奸民盜鑄，穩定貨幣流通有著重要的作用。其三，在寶鈔最大面值和最小面值相差百倍的情況下，合理分等，使得紙幣面值的分等配套趨于完善，同時輔以銅錢，錢鈔并行，形成分層次配套流通的格局。此外，寶鈔由中書省（洪武十三年改為戶部）統一印造和發行，因此在印制和發行上有較高的統一性，使得鈔法與當時經濟發展水平比較適應，比其它各朝更為成熟。

當然，和任何一個封建王朝一樣，明朝在走過了它的穩定期之后，不可避免的走向衰弱。從明朝寶鈔流通分析、軍費、宮廷開支、外事費用和官俸，以及為了滿足封建統治集團揮霍浪費的支出日益膨脹。從租賦稅收到鹽茶專賣等方面的收入根本不能支付這筆龐大的費用。因而鈔法被用來作為統治階級壓榨人民，維持財政的工具。大量紙幣的印造和發行，引起了惡性通貨膨脹，使幣值出現無法控制的暴跌。明代雖然始終沒有更換新鈔，也沒有擴大面值，“一貫”始終是最大面額，但鈔值還是和前代一樣，不斷跌落，物價翔貴，終因獄訟紛起，民益厭苦，而鈔亦益賤，而于弘治、正德年間停止發行寶鈔，終止鈔法，改以金銀交易。雖然明末也曾重新實施鈔法，但也以同樣的結局而告終。大明鈔法在實施中的失敗，主要在于統治階級為了滿足對人民剝削和壓迫的欲望，不顧經濟規律，濫發紙幣，并且只發不收，新舊鈔并行，造成流通中紙幣的劇增，使得幣值迅速下跌，最終引起惡性通貨膨脹。

作者：60.168.15.*   發表時間：2012-09-30 20:2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