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慎行與泰山
于慎行（1545——1607），字可遠，又字無垢，號谷山（一作谷峰），明代后期山東東阿縣（今平陰縣東阿鎮）人。隆慶二年（1568）進士，官至萬歷朝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卒謚“文定”。著作有《谷城山館詩、文集》、《谷山筆塵》、《讀史漫錄》、《兗州府志》等。他“學有原委，貫穿百家”（《明史》本傳），“博通端雅，表儀詞垣”（《列朝詩集小傳?馮尚書琦》），為明末著名的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藏書家。他的家鄉東阿縣城，處在泰山西支余脈谷城山、少岱山、虎窟山、魚山、大檻山、云翠山的環圍之中，東距泰山主體山脈僅約二百華里。因此，他曾多次自豪地表明自己是岱畎人。終其一生，凡七次登岱，并留下了大量的詠寫泰山的詩文，與泰山的關系十分密切。因而，探討其與泰山的關系，不僅是于慎行研究中的一大節目，而且是泰山學術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為此，筆者愿意就自己所掌握的資料，對這一課題作一嘗試性的探討，以期就正于方家學者。
一、于氏一生七次登岱考述
　　縱觀于慎行一生，一直把登泰山作為一項重要的生活內容，表現出了極大的主動性與興趣。他六十三年的生涯中，凡七次登岱。最早的一次為二十二歲，時尚未中進士；最后一次 在六十二歲，為去世的前一年。時間跨度長達四十載之久。象他這樣一生七次登岱的，在古代士大夫與文人中尚屬罕見。茲據明末邢侗、阮自華合著之《東阿于文定公年譜》（以下簡稱《年譜》）等史料，按時間先后順序臚列、考述如下，并分別附以詩文系年。
　　第一次：時間為嘉靖四十五年（1566）九月，是年慎行二十二歲。這次登泰山，是跟從山東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衡（字士南，又字惟平。生1512——卒1584）去的。《年譜?（嘉靖）四十五年丙寅》說：“九月，朱公臚岱，從?！薄芭F”有二義，一為旅游，一為祭奠。是時朱衡兼工部尚書，總理河漕，此行或為治水事而赴泰山祭禱。于氏與朱衡的關系十分密切。早在七年前（1559），朱衡在山東布政使任上時，就慧眼識才，看中了年僅十五歲的于慎行，乃與山東提學使吳維岳商定，使于氏與其子朱維京（字可大。約生1548——卒1595）為學友，館于朱氏私邸。對于自己賞識的這位年青舉人（慎行于1561年舉于鄉），臚岱時自然要帶他去。惟是《年譜》對此事記載較簡略，這次登岱的具體情況（如游蹤、詩文創作）不得而知。大抵從朱公而游，在行蹤上不便自擇。但此行為于氏首次登岱，對初步認識泰山以及以后的登岱、創作，都有不可低估的意義。
　　第二次：時間為隆慶六年（1572）三月，時慎行二十八歲。這時于氏已高中巍科，供職京師。于上一年（1571），他告病里居，故得于次年有暇登岱。此次同游者，為濟南于子沖（一作子充，名達真。生1545——卒1592）。于子沖亦為慎行少年時的學友，曾同與肄業于朱邸。此時他尚為“貧諸生”，但很熱情地做了此行的東道主，陪同于慎行登泰山。游蹤亦不詳。此行有無詩歌創作，亦不可知。但于氏至遲在四年前就已從事詩歌創作。據《年譜?（隆慶）二年戊辰》載：“及試之年，新進士能詩者皆以行卷呈當道。殷公（按指禮部尚書殷士儋）介然謂先生獨無獻座主。諫院新城王公之垣趣先生，先生錄近體數章往，及門卻返……”知此，則此行或有所作。于氏《谷城山館詩集》卷二收有兩首以泰山為題材的詩（《感懷十二首》之四、《古意十二首》之七），尚不能明確系年。揣摩其內容與風格，當作于早期，或即此行所作。
　　第三次：時間是萬歷九年（1581）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是年慎行三十七歲。時于氏因與內閣首輔張居正不諧，于兩年前（1579）告假里居。此次同游者為江西廬陵府萬安縣人朱維京（可大）。朱可大于四年前（1577）與于子沖同中進士，官大理評事，進右寺副；又于今年京察中被貶為汝州同知，以六月十五日至東阿訪問于氏，于氏乃邀朱同游泰山。《年譜》記此次行蹤較具體：“甲寅，登岳椒，醮于元君之祠，飲日觀峰?！薄耙颐?，觀日出。下，飲于石經之峪；”除游覽了這幾處地方外，據于氏作于此次的《登泰山記》，還知他們游歷了以下名勝古跡：岳祠（岱廟）、瑞仙巖（回馬嶺）、黃峴嶺、御帳坪、五大夫松、大小龍口、玉皇宮、漢武封壇、舍身臺、巖巖亭、王母池、百丈峰，等等。此行的詩文創作，是于氏七次游岱中最多的一次，計文一篇：《登泰山記》（見嘉慶《泰山志》卷五《山脈總論》）；詩四題十一首：《日觀峰歌》（見《詩集》卷五）、《曝經石》（見《詩集》卷三）、《同朱可大廷平登岱八首》（見《詩集》卷十二）、《游靈巖絕項卻望泰山玉皇觀》（見《詩集》卷十二）。
　　第四次：時間是萬歷二十年（1592）三月初十至十二日，是年慎行四十八歲。在前此一兩年，于慎行在禮部尚書任上，為爭國本（立太子）事累上十余疏，頗讓萬歷皇帝朱翊鈞不悅。 因此慎行乞休回籍，于去歲十月抵里，家居十七年。這是他通籍后第三次告歸家居。于氏這番歸來，是真的要隱居林下，以耕讀田園、優游山水、潛心著述為事了。這以他在自京歸家途中所作的詩句為證：“向來多遠夢，從此閉重關。不似終南路，依棲慕世間?！保ā躲~城望見云翠諸山》，見《詩集》卷八）《年譜》亦云：“先生家食十有七年，……惟與親友平生置觴葷五七品，園池之外，縱游山水；荷蓑笠，行釣于城南?！边@次以及以后的三次登岱活動，都是在這一段家居期間進行的。這次游岱，開始是他一人登覽。后在游天門禪堂（即紅門宮）時，通到了官監察御史的聊城詩人傅光宅（字伯俊，號金沙），晤后亦遂即分手。下山至靈巖后，濟南于子沖、平陰王興甫（名詩，于氏少年學友。生？——卒1595）趕來伴游。據《年譜?（萬歷）二十年壬辰》，此次游蹤如下：“庚午，朝于岱廟?！薄爸]元君子巔，獻袍服。”“壬申，醮，遂下，宿于三陽觀?！敝吝t在這次游岱時，于氏結識了三陽觀道士昝云山（復明）。在昝的陪同下，于氏遍游了三陽觀，并將三陽觀改為現名（原名三陽庵），還把三陽觀東南懸崖上的亭子命名并題為“木末亭”。最后，應三陽觀道士之請，為作碑記文《三陽觀記》，刊于石，王應星書丹（今存）。后來，于氏鄉試同年、泰安人蕭大亨（字夏卿，號岳峰。生1532——卒1612）在作于萬歷二十三年（1595）的《三陽觀新建門閣記》中記此事說：“發復明又斷崖斬石……，視前益加勝概。□工告成，元老于谷翁有文記之?！鼻逯腥~泰安人聶鈫（字劍光）在《泰山道里記》中亦曰：“……三陽觀，舊名三陽庵?！比f歷間大興締造，有大學士、東阿于慎行碑記。東南為木末亭，慎行之所名也。”這次登岱的創作，除上述《三陽觀記》文以外，還得詩七題十首：《泰山道中》、《上隔馬嶺舊寺》、《泰山天門禪堂逢傅柱史金沙贈別》、《泰山絕頂對酒》、《下泰山游三陽觀》、《飲三陽觀絕頂對月》、《游仙詞四首贈三陽觀昝云山道士》（俱見《谷城山館詩集》卷九）。
　　第五次：時間在萬歷二十二年（1594）八月初一至初三日。這一年，于慎行五十歲。同行者為友人朱可大。這次朱氏來訪，大約是送其子赴順天鄉試路過此地。這時朱可大已被貶為民，在鄉閑居；蓋因于去年（1593）上疏反駁萬歷皇帝的三王并封詔，辭鋒甚厲，至有“徒戲言也，何以示天下？”“是欲愚天下，而實以天下為戲也！”之類的語句，惹得朱翊鈞“震怒”，命謫戍極邊。大學士王錫爵力救，得貶為民（《明史》本傳）。可見，朱氏也是個正直敢言，而又仕途蹭蹬的人。這次登山整整一年后（1595秋天）他即于壯盛之年卒于家。此行的游蹤，《年譜》記曰：“八月丙午，升于岳，望禮于天門，宿于三陽之觀?！薄岸∥?，醮，遂下。州大夫享于治?！薄拔焐?，游于竹林寺、白龍之池?！绷頁饔谶@次的《觀泰山百丈崖瀑布》詩，還知他游過百丈崖。此番游覽的創作情況如下：歸來后，于本年十月十六日作《岱畎圖經記》一篇（見嘉慶《泰山志》卷五《山脈總論》），分別敘述泰山主體山脈及諸支脈山水的分布概況，并對自己的游況及志趣有所表白。另有詩六題六首：《泰山客館送朱可大登岳》、《重游三陽觀宿》、《三陽觀木末亭晚眺因遲可大未至》、《同諸君飲竹林寺樹下》、《觀泰山百丈崖瀑布》、《望仙影巖》（俱見《詩集》卷九）。
　　第六次：時間在萬歷二十七年（1599）九月初五至十。這年于慎行五十五歲。先是在七月，暫告家居的吏部侍郎、臨朐人馮琦（字用韞，號琢吾。生1559——卒1604）遣人送信與于氏“約岱之會”，時間定在中秋節前夕。但馮因“隕珠”（喪子或喪女）之痛，未能按期赴約，于氏作詩二首懷望遣悶。后馮琦奉召進京，來信約于重陽節在泰山晤別，于氏即于九月初三出發，初四至泰安州。馮尚未至，于慎行先游了岱廟和三陽觀。初七，馮琦至泰安，于氏去看望了他（二人已有八年未見）。同來者還有蒙陰詩人公鼐（字孝與。后中1601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第二天初八，于氏與馮琦、公鼐登日觀峰，飲于山巔，宿于岳館。初九下山，馮琦請飲于經石峪，公鼐請飲于禪房。初十，與馮、公二人登三陽觀游覽。十一日抵靈巖，十二日登方山，遂分手（以上據《年譜》）。馮琦在次年（1600）為于慎行《谷山筆塵》作《題辭》時，追憶了這次同游：“客歲，余赴召，約先生晤別于岱。夜語良洽，因手《筆塵》稿以示余。余受而北征……。”馮琦于于氏為年家子，二人友誼甚篤。此次分手于岱宗，竟成永訣。于氏這次游岱的創作，共有詩四題五首，都與馮氏有關：《馮用韞宗伯訂約西游登岱，過期未至，懷望遣悶二首》（見《詩集》卷十）、《泰山對酒贈馮琢吾少宰》（見《詩集》卷三）、《同馮用韞少宰登岱，因送北上》（見《詩集》卷十四）、《九日登三陽觀，與馮用韞學士、公孝與文學言別》（見《詩集》卷十四）。另尚有一首《靈巖送別琢吾》（見《詩集》卷三）。
　　第七次：這是于氏一生中最后一次登岱，時間在萬歷三十四年（1606）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即去世的前一年。時年于氏六十二歲。這次赴岱，名譽上是為了“詣岱謝”（即酬謝神祇），蓋因臘、正之交，于氏大病一場，幾絕，其夫人秦氏曾率內外遙祈于泰山神。于氏于九月十八日出發。十九日抵泰安，其門人、泰安州知州江湛然迎于七里鋪。第二天九月二十，乃祭醮于岱廟，江湛然及其僚屬陪祀。二十一日，醮于岱廟后宮，宿于此。二十二日，游黃花洞，飲于經石峪。蕭大亨之長子、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蕭和中宴于禪堂；及暮下山，又宴于岱廟。二十三日，江湛然餞別于社首。暮宿灣邸，作書與江氏，囑以岱事。蓋慎行此番登山，見到兩件不快的事，一為頭幾年泰山連年大水，五大夫松被沖毀，其景象使他“愀然不樂”；一為游經石峪時，見到這里的樹木曾被嚴重地樵砍。他對此二事十分憂慮，特作書與江氏，囑他修復與嚴禁（以上據《年譜》）。此行有無詩作，不得而知，因為于氏《谷城山館詩集》二十卷校定、付刻于萬歷三十二年（1604）春，未收是年以后詩。
二、于氏與泰山的其他關系及其遺跡
　　所謂于氏與泰山關系密切，除他一生七次親自登臨以外，同時還表現在他與泰山的其他關系上。茲大體按年代先后，分為十一條掇述如下。
　?。ㄒ唬┤f歷十年（1582）夏四月，內閣首輔張居正病危，天下皆為建醮祈禱，山東省郡亦為禱于泰山，而獨于氏不往。《明史?張居正傳》說：“亡何，居正病?！拈喸虏挥俟俨S醮為祈禱。南都、秦、晉、楚、豫諸大吏，亡不建醮?！庇谏餍性凇豆壬焦P塵》卷四《相鑒》中亦云：“江陵臥病，舉朝士夫建醮祈禱……。”《年譜》則云：“江陵疾劇，天下臺司人士皆送候，藩、臬、守令皆為大禱于泰山，先生獨不遣?！彼粌H不去，而且還勸說東阿縣令朱應轂不往：“令朱既受檄，問，先生曉以大義，令乃止?！保ā赌曜V》）我們知道，于氏現正家居，且又那樣喜赴泰山，但為何偏偏不往呢？當然，張、于不諧，這次家居正是因與張居正構隙才導致的。然而這不是根本性的原因，于氏不那么“小器”。根本性的原因，蓋與他向朱知縣曉喻的“大義”有關。關于這一番大道理，于氏《谷山筆塵》卷四《相鑒》中有約略的記載，我們可以窺見端倪：“誠以趨事權要之心事其君上，必為忠臣；事其父母，必為孝子。而甘心于此，人奴廁養不足為污矣！”他還斥責那些爭先恐后為張氏建醮祈禱的人，說他們是“小人諂態，無所不至”，是“佞人”?？梢姡灰缓稀按罅x”，于氏便決不為之。其性情、操守，于此事亦可見一斑。
　　（二）萬歷十一年（1583）秋七月，于慎行在北京患病甚重，“一夕夢太山元君賚一彩毫，曰：‘此歷下殷公筆也?！×家选保ā赌曜V》）。于氏的病是否因為泰山碧霞元君送給了他一支殷士儋的彩筆才得以好轉的，不足深究；關鍵在于，我們由此可以窺見于氏對泰山及與泰山有關的事物已達到了寤寐思之、銘心鏤骨的程度，可以想見泰山在他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ㄈ┤f歷十五年（1587）正月上浣，為《岱史》作序?！夺肥贰肥司?，為查志隆所編，成書于萬歷十四年（1586）刊刻于次年。在付梓之際，于氏為作此序。此序約一千二百字，其價值在于從學術的角度向世人介紹與肯定了《岱史》。首先，作者介紹了修志緣起與兩位發起、纂修者，其次，逐一闡釋了《岱史》的十七個目類，對后來泰山志書的編纂不無借鑒作用；最后，肯定了《岱史》修成問世的價值與意義：“總之十有七卷，旁該寥廓，苞舉珍瑰，繽紛浩侈，洞心滋目，閎哉博矣！”“岱得……尊于史?！薄按艘嘟鸷営癫咧?，而縣宇之巨觀矣。”“幸岳之有以尊也?！庇谏餍写诵驅Α夺肥贰芬粫膫鞑ヅc影響，無疑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ㄋ模┤f歷二十年（1592）四月初一，為三陽觀書詩碑一通，共四詩，落款為：“萬歷壬辰四月朔日，石閭主人于慎行書。”時于氏登岱歸家才十余天。所書四詩，即此行所作的《泰山絕頂對酒》、《泰山天門禪堂逢傅柱史金沙贈別》、《下泰山游三陽觀》、《飲三陽觀絕頂對月》；皆為五律，后俱收于《詩集》卷九。此詩碑原立于三陽觀內，前些年為泰山文管門移入普照寺庫房，現保存完好。
　?。ㄎ澹┤f歷二十一年（1593）六月初一，又為三陽觀書詩碑一通。落款為“萬歷癸巳六月朔日”，“谷城山下居士于慎行書于望岳樓”。時于氏家居。此碑凡書詩兩篇，實為作于去年的《游仙詞四首贈三陽觀昝云山道士》之后二首。但文字與《詩集》（卷九）有異處，蓋因后來收入詩集時，于氏又作了修改與潤色。例如《詩集》此題第三首第四句作“欒巴噀酒回”，而詩碑則原作“安期采藥回”；余不一一列舉。此詩碑原亦立于三陽觀內，頭些年與前一詩碑同移入庫房保存，今亦完好。
　?。┤f歷二十三年（1595），三陽觀新建山門門閣成，于氏為題額。此石“文革”中被打碎，字跡已殘；但仍可辯識出如下三字及款識：“三陽觀”（正楷大字）“□（萬）歷乙未”’“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于慎行題”（小楷）。其年于氏里居，并未到過泰山，此石蓋題于家者。（按：蕭大亨亦于是年為三陽觀新建山門題額并撰文，可證。）
　　（七）萬歷二十九年（1601）三月，慎行疾愈，子于緯（字長文，號小谷。生1577——卒1525以后。萬歷舉人，后以蔭官中書舍人、雷州知州）往醮于岱（據《年譜》）。于氏于去年十一月病，凡數月起，其間家人可能曾為之祈禱于泰山神祇。
　?。ò耍┰匈碓笧樘┥骄幰徊渴分尽Ｋ@一心愿，曾明確表白在作于萬歷十五年（1587）正月的《岱史序》：“行不佞，家于岱畎，蓋嘗有意斯舉而力不能及?！彼^“力不能及”，一是當時政務繁忙，沒有余力；一是身體病弱，體力不濟。另外還有自謙才能不夠之意。實則，于氏具有卓越的史學才能與天賦。早在十一歲時，其生母劉氏去世，他私屬《先慈言行錄》成，被識者目為“童史”（見《年譜》）。通籍后，與修《穆宗實錄》，充任《大明會典》副總裁，值起居注，著有《讀史漫錄》，還與同里孟一脈（淑孔）合著成《東阿縣志》，并主纂《兗州府志》，號稱志書佳本。他如果纂成泰山志書，也一定會十分出色。斯志未果，實為泰山史林的一大缺憾。
　?。ň牛┥郊捌涿麆?、支脈以自號。自命別號，本是我國古代文人與士大夫的一大癖好。但象于慎行這樣多次以家鄉的山岳自號的，委實不多。據考，于氏這方面的自號有六個，分述如下：
　　1．石閭主人。此號凡兩見，一見于撰于萬歷十五年（1587）正月的《岱史序》的自署，一見于萬歷二十年（1592）四月初一為三陽觀所書詩碑的款識。泰安南有石閭山，漢武帝曾禪此（見《史記?封禪書》）；另，泰山山頂西天門別稱“仙人石閭”（于氏詩文中稱之為“仙閭”或“仙閭之巖”），于氏可能據此自號。
　　2．岱畎生。此號僅一見。于氏《登岱記》（此文載道光《泰安縣志》卷末《雜稽?緒論》，是否即前述《登泰山記》的結尾部分，抑或另文，待考）的論贊中說：“岱畎生曰：……?！卑础搬奉啊币辉~，始見于《尚書?禹貢》：“岱畎，絲、枲、□、松、怪石?！弊⒃唬骸邦?，谷也。……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笨梢娽奉霸鉃樘┥较?。而在于氏的泰山地理學概念中，泰山主體山脈及其諸支脈山川皆為“岱畎”，他“家于岱畎”（見《岱史序》），故自號“岱畎生”。由此自號，我們可以窺見于氏因家在岱畎而為之自豪的情感。
　　3．有是先生。這一自號，見于他作于萬歷二十二年（1594）十月十六日的《岱畎圖經記》的文末自署。當此文敘述到泰山“西紀”，談及他的家鄉東阿縣時，他說：“是邑也，萬山環之，其中有畸人焉，厥狀徐徐于于，巖石是棲，蓬□之田是食，命曰‘懸解之民’。其處善臥，其出善游?！薄捌溆闻c若士為偶，左手操杯，右手操管，其止恒飲，其醉恒歌?！币暣?，則“有是先生”可釋為：“在泰山西支余脈的群山之中，有這樣一個獨立特行的人?！庇纱俗蕴栁覀兛梢韵胍娪谑系娜松軐W與生活情趣。
　　4．谷山（谷峰）。谷山即谷城山，又名黃石山，是泰山的西支余脈，在東阿縣東北數里，即秦漢之際仙人黃石公期張良之處。于氏據此所命的這一別號，廣為人知。
　　5．谷城山下居士。此號凡一見，系萬歷二十一年（1593）六月初一為三陽觀所書詩碑的落款自署。此號亦據谷城山而命。
　　6．（云翠）山中居士。云翠山在東阿縣東南二十余里，亦系泰山西支余脈。其主峰名天柱峰（又名印峰，俗稱油簍寨）。萬歷二十四年（1596）六月初一，于氏分別在其北巖與南巖石壁上作擘窠大書“天柱峰”和“削成四方，壁立萬仞”，落款皆為“山中居士”。
（十）將家中或別業中的某樓稱為“望岳樓”，以眺望、懷念泰山。見萬歷二十一年（1593）六月初一為三陽觀所書詩碑的款識。
（十一）將自己歌詠泰山主體山脈與諸支脈山水風光的詩歌，編為一書，題為《岱畎行吟》。“岱畎”的語源與概念、范圍，已如上所述。于氏在幾次家居期間，對泰山及諸紀山脈多次游覽，并寫下了大量的詩歌。正如他在《岱畎圖經記》中所表白的那樣：“其處善臥，其出善游。游于岱宗之野，三登日觀之峰，以望滄海；北至于濟，南至于峰，無不周也。其游與若士為偶，左手操杯，右手操管，其止恒飲，其醉恒歌。歌聲中金石之音，楮氏之子默而傳之，藏諸奚氏之室，是曰《岱畎行吟》?！贝宋膶懹谌f歷二十二年（1594）十月，那么《岱畎行吟》一書也應初步編訂于這一年前后（以后當又有所增補）。此書是一部歌詠岱畎山水的專題詩歌別集，對研究泰山史、泰山文學以及于氏其人其詩均有十分重大的價值。惜此書今佚。可能只是一個繕寫本，未付棗梨，故流傳未廣。此書最早見于《傳是樓書目》的記錄。傳是樓是清初昆山徐乾學（顧炎武的外甥）的藏書樓，可見徐氏確曾藏有是書。其藏書后歸清室允祥（怡親王），當包括《岱畎吠行吟》在內。此后即不知下落。光緒《山東通志》卷一百四十二“集部”載曰：“《岱畎行吟》二卷：于慎行撰?！奔磽秱魇菢菚俊分?。此書亡佚，自屬遺憾，但據筆者推測，其基本內容當大體上（亦很可能是全部）保存在《谷城山館詩集》二十卷里。如果有必要，我們完全可以從于氏詩集中輯出這些篇章，恢復是書。
三、于氏泰山詩文的內蘊與風格特色
于慎行的泰山詩文，大都寫成于幾次家居期間。對于退隱后為什么要更加嘔心瀝血地從事寫作，于氏在撰于萬歷二十四年（1596）五月的《（充州）府志自序》中有所表白：“夫修詞之軌多端，而立言之涂匪一。君子進而在列，則謨謨獻納，展錯國華；退而在野，則著述討論，優由藝術：皆以發揮明盛，藻飾太平。所遇雖殊，其志一也?！保ā秲贾莞尽肪砟┧阎隽⒀钥吹门c“謨謨獻納，展錯國華”（立功）具有同等重要的價值。而要“著述討論，優由藝術”，也必須涵湛萬象，有所資憑；那么，泰山雄偉壯麗的自然景觀與豐富多彩的人文古跡，無疑開闊了于氏的眼界，無疑為于氏的創作提供和增添了題材。他充分利用了這一客觀條件，先后撰寫了大量的詠寫泰山的詩文。除第一、第二與等七次不可考外，其余四次登山皆有創作。于氏的泰山作品，至少有文四篇，詩二十四題三十五首。相對于同時與前后的其他人來說，這個數量應該說是比較大的。那么，我們今天在他的這些詩文里能分析出一些什么成分來呢？或者說，他的這些詩文有何內蘊與特色呢？試論如下。

作者：于瑞國   回復：1   發表時間：2010-02-12 20:56:17

　　內蘊之一，是為泰山及其風景作了既繪形又傳神的寫照，為人們展示與保存了明末泰山的面貌，從而歌頌、宣傳了泰山。我們要想了解與研究晚明時期的泰山面貌，于氏有關詩文不可不讀。通觀于氏詩文，幾乎對泰山的各個主要風景名勝點都有所描繪，既有宏觀式的全景，也有細部的刻畫。于氏極擅狀物繪景和渲染氣氛，其藝術手法是高超的。例如他在《岱西山人歌壽何吏部敬庵》（見《詩集》卷五）的開篇部分，對泰山有一個鳥瞰式的總體描畫：“岱宗之山海上起，云霞沃宕三千里。七十二峰峰插天，西支半落清河水。山川回合勢連綿，……?！敝挥昧攘葦嫡Z，就把東岳泰山的地理位置、范圍尤其是那雄渾的氣勢給表現出來了，筆力不可謂不雄健。再以作于萬歷九年（1581）的《登泰山記》為例。此文是一篇山水游記體散文，以移步換形的手法逐次描述了沿途所游歷的名勝古跡，或險峻可怖，或神秘奇異，或清新明麗，或遼闊杳渺，皆能準確傳神，使讀者如臨其境。請看他對岱頂月夜的描寫：“頃之，月出，羽人吹笙，和以歌音，極醉而返。山氣懔懔，枕席皆濕，不可以寐。出立壇上，月光熒熒，星斗可拂。俯視萬壑，煙云一氣，茫茫正白，銀海玉波，不可辨識，道家所謂三宮空洞之天也?！睂懙闷嗲迤?，一如仙境。此文思路綿密，氣勢雄奇奔放，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游記文，與《登泰山記》作于同時的《登岱八首》，也是如此。其二云：“玉闕朱樓萬仞端，六龍輦道巑□。懸崖翠磴云中轉，疊嶂紅泉樹杪看。海色瞳朧三觀曉，秋聲蕭瑟五松寒。天門咫尺君應見，比似人間路更難。”今人評曰：“詩從泰山的祠廟、道路、云樹、懸崖、疊嶂幾個方面描繪泰山的高大險峻，極擅狀物能事，讀之如臨深山大壑，使人有驚險之感?！保ㄒ婑R銘初選注《泰山歷代詩選》）再比如作于萬歷二十年（1592）的《三陽觀記》，首敘三陽觀的險要位置，次敘嘉靖三十年以來王三陽與昝云山相繼創建始末；緊接著又詳細描述自己萬歷二十年之游，通過寫游蹤，為讀者一一展示了三陽觀的建筑格局。碑記文一般都比較枯燥呆板，但此文卻寫得生動形象，可讀性極強。三陽觀今已廢圮，然而通過于氏此文，我們仍可了解三陽觀當年的概貌與盛況。如果今后要修復三陽觀，也大可以此文為依據?！夺奉皥D經記》一文敘述泰山諸紀山脈，臚列、介紹了那么多山水，每一山水只能有三言兩語，若非大手筆，則很難寫得生動、突出，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作者卻能抓住每一山水的主要特征進行描述，有的還穿插以歷史掌故、神話傳說，寫得美妙動人，極富有文學色彩?？傊谑系奶┥皆娢?，是我國文學史上的瑰寶，更是泰山文學殿廊中的珍品。其詩文一出，往往傳誦一時，多有屬和。例如其《登岱八首》，當時即有江西新建人凌志魁（元甫）的和作，于萬歷三十四年（1606）四月由山東新泰人徐光前刊于石，今仍立于岱廟東碑廊。徐光前跋曰：“凌元甫《登岱八首》，乃和東阿于老師韻也，曰下里巴人敢續陽春白雪哉？徒以□一時興耳，未可出以示人?！?。于氏泰山詩文多為選家所注意，不少篇章屢被收入各種選本。簡括記述了泰山主體山脈在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主要名勝古跡后，即以大量篇幅分別對泰山諸余脈山水進行了劃分與記述，并且把這個地理范圍稱為“岱畎”。現據此文圖示如下：
　　內蘊之二，是對泰山山脈地理學與某些名勝古跡作了某種程度學術探討，具有學術價值。
　　對泰山山脈地理，于慎行有自己獨特的思考與見解。在幾次家居期間，他曾親自對泰山諸紀進行游覽、考察，正如他在《岱畎圖經記》中所說：“游于岱宗之野，三登日觀之峰，以望滄海；北至于濟，南至于嶧，無不周也。”這種周游，實際上并非純粹的游山玩水，而是兼具學術考察的性質。因為他在作于萬歷二十四年（1596）五月的《（兗州）府志自序》中曾說：“如其偃仰溪山，流連景物，而使熙朝之埏埴于睹聞，……仆雖不敏，固竊恥之?！保ㄓ诰帯秲贾莞尽肪砟┧迨畾q時撰寫的《岱畎圖經記》，就是多次考察所獲得的結果。此文開頭上圖所表示的，正是于氏的泰山山脈地理學概念——“岱畎”。他還在《（兗州）府志自序》中說：“龜蒙鳧繹，疏自岱宗；沂泗汶洸，委諸左海。”象于慎行這樣不把眼光僅僅局限在泰山本身，而是擴展到它的諸支余脈，從而進行系統的劃分、論列，并加以科學研究的，以前似尚未有，因而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更可貴的是，于氏對泰山地理學的研究并未止于此。他在《岱史序》中說：“岱者，中條之所底也，河濟不得無以障，青、兗不得無以填，畿輔不得無以屏……?！痹凇兜轻钒耸住分逯姓f：“地盤河濟三州盡，天入秦吳萬里空。”尤其是在《登岱記》的論贊里，他更集中地論述道：“岱畎生曰：予覽古圖經，地勢所由高下，蓋北紀諸山，負地絡之陰，并太行、王屋，東踰常山，至醫巫閭而止；南紀諸山，負地絡之陽，桐柏、熊耳入于甌越，江、淮、河、濟所由，東下如建瓴矣。岱宗獨立海上，西向而揖群山，汶、洸、沂、泗出其支麓，旋之如帶，以入于海，其狀若負扆云。往河流燕、齊間，由岱之北挾濟入海；今徙徐方，顧反出岱岳南，挾淮入海。斯地道所變遷也。予登山巔，北望九河故跡，蒼茫與天際矣。”（見道光《泰安縣志》卷末）如果說，《岱畎圖經記》等于對泰山地理學的研究雖然科學、有創見，但還僅僅局限在齊魯一隅的話，那么這段論贊則突破了這一界限，把眼光擴展到更為廣闊的地域，來對泰山進行學術性的探討。他把晉、冀之交的太行、王屋以及江、淮之間的桐柏、熊耳與泰山聯系起來進行考察；并且這種考察與探討，并未僅僅把視點局限在山脈上，而是既論山脈，也論水系，以水系的分布和變遷來襯托與表現泰山。從學術的角度來看，這樣做無疑識見更高遠一些，科學性更強一些。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于氏堪稱為一位卓越的泰山學者。
　　于氏對泰山名勝古跡的研究，較集中地表現為對五大夫松的考證。五大夫松在泰山中阪御帳坪附近，是泰山年代最久的古跡之一。據《史記?封禪書》等史料記載，秦始皇登山，中途遇雨，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按“五大夫”，秦爵級名。但后人不解，以為樹必有五。對此，于慎行屢有辯正。在作于中年時期的《登泰山記》里，他論辯說：“（御帳坪）前松樹二，秦所封為五大夫也。生石隙中，不甚高大，而干皮龍鱗，數百年物，決其不為秦時松可曉，而地則中阪無疑。意好事者，即其地樹之。從者曰：松有五，雷雨壞其三。非也。五大夫者，秦之爵級，松何必五？假而封七大夫，松又將七耶？”他認為，不但松樹絕非五株，而且所見之樹亦非秦時故物。他的詩句“秦松枉勒銘”（《泰山絕頂對酒》）即針對此而發。在作于晚年的《五大夫松歌為劉博士元陽賦》里，他又一次辯正說：“爵名五大夫，其樹不必五。何知非二松，屑屑為之補？”但盡管這一古跡為后人作偽與誤解，于氏對之仍十分關注。萬歷三十年（1602）六月，泰山大水（《泰山紀事》、康熙《泰安州志?輿地》）；萬歷三十一年（1603）“六月，霖，汶、濟合，漂岱”（《年譜》）。這幾場水災，沖毀了五大夫松。于氏在萬歷三十四年（1606）九月登岱時，“見岳顛客歲所漂秦松，愀然不樂”，特作書與泰安州知州江湛然，囑其修復。于氏于著名古跡五大夫松，可謂三致意焉。
　　內蘊之三，是于慎行在其泰山詩文中，寄寓了個人的情懷使我們通過這些詩文，可以窺見作者的內心世界，從而對了解與研究于氏其人深有助益。待言志，歌詠言。人們之所以能通過作品了解作者其人，是因為作者的情志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要在作品中有所流露與表現，于氏亦然。在其泰山詩文中，就流露與寄托了他豐富的內心世界。試分析如下。
　　1．對社會現實的關注與憂慮。于氏一生“求為有用之學”（《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于閣學慎行》），實開清代“經世致用”的“實學”之端。他對社會現實一直予以關注。盡管他曾說過“向來多遠夢，從此閉重關，”但退居林泉，并不等于關上了心靈之門。萬歷二十年（1592）三月，于靈巖酒間聞寧夏之變。他在《靈巖禪室子沖、興甫夜飲大醉》詩中寫道：“世事驚心后，時才屈指邊。乾坤吾黨在，把臂意茫然”。（見《詩集》卷九）慨然以天下為己任。萬歷二十七年九月在泰山送馮琦進京時，寫詩鼓勵他說：“努力事明主，庶令泰道昌?！保ā短┥綄瀑涶T琢吾少宰》）明萬歷以后，朝政窳敗，上下隔閡，凡百事皆擱置難行；同時，官府賦役加重，百姓不勝負擔，對此，于氏在泰山詩中也有所寄寓與憂慮：“天門咫尺君應見，比似人間路更難！”（《登岱八首》之二）“流亡今欲盡，幾處有桑麻！”（《泰山道中》）他不僅慨嘆一己之事業、道路艱難，而且對社會現狀與黎民生活予以關注，表現出了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所應有的憂患意識，這對一個位晉崇秩的士大夫來說，尤其難能可貴。
　　2．對榮辱浮名淡然處之的人生哲學。盡管由于諸多的客觀原因與自身原因，把于慎行一步步推向崇階（官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位極人臣，朝野矚目，但于氏似乎把這些看得很淡。在他看來，進與退都無所謂。進，決不憑藉攀附夤緣；退亦是真正引退，“不似終南路，依棲慕世間”（《銅城望見云翠諸山》）。宜進則進，宜退則退，毫不茍且。他一生三次告歸，三次被召還，可以說明這一點。早在青年時代，他就借“泰山岑”的“孤生竹”明志，說此竹亭亭獨立于巖谷之間，上拂云霓，哀響如玉，“高節抱貞心，可折不可曲”，有操守、氣節。而那女蘿枝，雖然綢繆攀附，爬得很高，但一旦嚴霜降威，則“零落成樸□”。作者由此自警、自勉說：“所以君子心，邈然自結束?！保ā豆乓馐住分撸┻@“泰山岑”的“孤生竹”，可視為于氏操守、氣節與情懷的具象寫照。在寫于中年的《曝經石》中，他更以上古臨流洗耳的隱者許由作為儀范，來表明自己的態度：“兀坐聽潮音，洗耳心方寂?！保ㄒ姟对娂肪砣┲钡酵砟辏€借被秦皇封爵的五大夫松明志：“亦不為封榮，亦不因封辱。興亡閱盡總無情，何況區區小除目？”“浮名夢幻兩茫茫?！保ā段宕蠓蛩筛铻閯⒉┦吭栙x》）在《岱畎圖經記》中，他更有一番“夫子自道”，說在萬山環繞的東阿縣中，有一個畸行特異的人，“其處善臥，其出善游”，“其游與若士（按指有道之土）為偶，左手操杯，右手操管，其止恒飲，其醉恒歌”；“厥狀徐徐于于，巖石是棲，蓬□之田是食”。按“徐徐于于，”典出《莊子?應帝王》：“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可見于氏的這種對榮辱浮名持淡然態度的人生哲學，既來自孔子思想（“富貴于我如浮云”），又深受莊、老的影響。在他晚年所作的年譜《行樂圖》的卷首，即題有四個大字：“黃梁夢境”，可視為于氏對自己這種人生哲學的集中概括。
　　3．厭倦于風塵的羈累，向往一種超脫恬靜的虛無靈境。蓋于氏既抱有淡泊處世的人生態度，又一直身體病弱，故常常流露出對世俗羈累的厭倦情緒，追求與向往一種超脫、虛靜的精神境界。早在青年時代，他就在《感懷十二首》之四中，虛擬了一個優游自得于“渺渺無行跡”的“泰山隅”的“嘯歌土”形象，說他“鳴琴臥泉石”、“放情凌絳霄”，“宴息藐無言，中情多所適”，因而自己“欲往從之”（見《詩集》卷二）。在這一近乎仙者的虛擬形象身上，寄托了于氏追求超脫、恬適的意識。在《泰山絕頂對酒》中，他還說：“此生游已倦，何地酒能醒？”而在《日觀峰歌》中，他更直截了當地說：“幾時得見海中日出三千丈，脫屣妻子如浮煙！”正因為如此，于氏幾乎一生都與道家交往，對仙道表現出景仰之情。在號稱“三宮空洞之天”、“百靈之府”的泰山，他與三陽觀道土昝云山游，并贈他“游仙詞”四首，詩中說自己“辭家慕沖舉，名岳且依棲”，“寰區不足步，聊作小游仙”。他應囑為三陽觀撰寫《三陽觀記》文，在對“仙圣之秘境，寰宇之大觀”的三陽觀及其周圍景色贊嘆之余，不禁聯系自身發出感慨說：“吾曹逐逐名利，汩沒白首，進而羈于風塵，退而牽于家累，曾不能探奇選異，自卜菟裘于煙霞窈窕之境，徒游而心慕之，視云山之流，其亦可愧也夫！”應該指出的是，于氏在其泰山詩文中流露出來的這種思想情趣雖然很明顯，但畢竟不占主導地位；作為封建末世的一位士大夫與文人，其思想中產生這樣的因素，也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關于于氏泰山詩文的風格特色，竊以為不能一概而論，似應分階段評定：早期清麗細膩，如《感懷十二首》之四、《古意十二首》之七；中期雄渾宏麗、豪情奔放，如《登泰山記》、《登岱八首》、《日觀峰歌》等篇；晚期則歸于淡雅和平，如《岱畎圖經記》、《泰山絕頂對酒》、《下泰山游三陽觀》、《重游三陽觀宿》、《同馮用韞少宰登岱，因送北上》等篇章?！端膸烊珪偰刻嵋吩u其詩“典雅和平，自饒清韻”，蓋就其總體風格或者晚年定型化了的風格而言。這三種風格的不同與嬗變，似與其生活道路、思想情趣與美學觀念的發展有關，茲不贅論。
四、于氏景仰泰山的心理動因試探
如上所述，于氏一生凡七次登岱，多次周游泰山諸紀，多次以泰畎名勝自號，并撰寫了大量的頌岱詩文，可以說他是一位泰山的熱愛者與崇拜者。象他這樣與泰山產生如此密切關系的，在我國古代士大夫與文人中尚屬少見。那么，其心理動因是什么呢？是什么力量促使他終生樂此不疲的呢？
　　其主觀原因，除了他一生三次退居林泉，泰山那雄偉壯麗的自然景觀與豐富多彩的人文景觀最能契合他遁跡山水的心理取向，以及他終生都向往超脫、恬靜的仙道靈境，而作為道家王十六洞天之一的泰山又能最大限度地滿足他這種精神需求以外，竊以為最根本的原因乃是，在于慎行的心目中，泰山是其家鄉的象征；以及一種來源于原始積淀的山岳崇拜意識。
　　在我國古代知識分子的心靈深處，山占據著重要的位置。蓋因我國乃是一個多山的國度，許多文人、土大夫的家鄉都在山中，所以山便成為他們家鄉與里第的象征物。在詩文中，他們把故鄉稱為“家山”，把自己的宅居稱為“山居”、“山庭”、“山莊”、“丘園”，把自己的書齋稱為“山齋”、“山房”、“山館”、“山堂”，把離家宦游稱為“出山”、“東山再起”，把退隱稱為“山棲谷飲”、“退隱山林”、“歸山”，給自己定下的做人與處世的標準是“山立”、“山峙淵渟”，而自稱則為“山人”、“山民”、“山長”、“山樵”、“山草之人”、“山林隱逸”，或以家鄉的山嶺為號?？傊?，都與山有關，似乎只有這樣才有精神寄托而不至于茫無所從。并且，山陵險阻是可以“守”的地方。我國古代知識分子崇奉儒教，多講究氣節與操守，講究進退有據；而山可以“守”的客觀特點正與他們這種內向凝聚型的心理意象相契合，因而他們便毫不猶豫地將這兩者合而為一，并且把它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這種境界，恐怕為我國古代知識分子所獨有。今人古建軍說：“山與中國的這種微妙關系，……積淀在集體無意識之中，形成中國人獨特的文化心理圖式?！薄斑@種文化心理圖式的表層結構，是中國人把‘山’看作是祖國的一種原始象征?！保ā渡脚c中國文化》，載《復旦學報》社科版1990年第三期）筆者則由此進一步引發說：山更是家鄉的一種原始象征。明乎此，方能懂得我國古代文人為什么都那樣地酷愛山水。
　　因而，我國古代知識分子一看見山，便感到格外親切；尤其是看見了家鄉的山，更是興奮異常，油然而生歸宿感與依托感，決不亞于見到闊別的雙親時所產生的激動。例如：三國時大詩人曹植，生于東武陽（今山東莘縣朝城鎮），后封于臨淄、平原、鄄城、東阿，皆距泰山不遠，他把泰山一帶看作是第二故鄉，曾自豪地宣稱：“我本泰山人！”（《盤石篇》）甚至生前就把生壙選在泰山西支余脈盡處的魚山，死后即歸葬此山西麓。又如明代中期山東壽張縣詩人殷云霄，曾在南方宦游，探家途中，至下邳（已距其家鄉不遠）見山，喜不自勝，吟唱道：“過江以北不見山，今朝蒼翠落潺湲！平生自是煙霞客，出宰況居山水間？芳草可憐春欲暮，白云應恨鳥知還。推蓬把酒風塵道，愧爾相看猶故顏?！保ā断纶娚健罚┣宕涸茨炒胃熬悸涞?，心情自是不佳。但當歸途路過東阿看見山色時，愁眉亦為之暫開：“出都一旬不見山，今朝山色何孱顏！岱宗支隴所盡處，車馬如度井陘關。”“聞客江南山最青，載儂往看吳山色！”（《下第過舊阿縣題壁》）看來，山實為文人們愛戀和思念家鄉情愫的最佳憑借與寄托。
　　于慎行更是如此。當萬歷十九年（1591）十月返里行至銅城，望見闊別了近十年的家鄉一帶的山巒時，他掩藏不住內心的喜悅：“歸途今日愜，憑軾見吾山！以爾千巖翠，慚人兩鬃斑。”（《銅城望見云翠諸山》）泰山號稱“五岳之宗”，遠非他山可比。慎行家鄉即東距泰山甚近，他認為自己是泰山人，泰山是自己家鄉的象征：“蓋予家岱山之下?！保ā兜翘┥接洝罚靶胁回?，家于岱畎”。（《岱史序》）因此，當他于歸途剛抵齊境時，就吟詠道：“明朝看海氣，遙禮泰山君！”（《暮抵德州城下》）他依據岱畎山脈及名勝，自號為“石閭主人”、“岱畎生”、“有是先生”、“谷山（谷峰）”、谷城山下居士”、“（云翠）山中居士”等等。他的書房三易其名，都是據家鄉的山名而命：“少岱山房”——“黃石山堂”——“谷城山館”。并且，泰山鐘靈毓秀，那巍峨凝重的氣象無疑對于氏人格的形成有著巨大的影響；從于氏的精神風貌中，我們也不難感受到泰山的影姿。其門生、臨邑人邢侗（字子愿。生1551——卒1612）贊美他說：“我先生實鐘岳靈星采，……天挺靈異，少而凝重，敏慧絕倫?！薄懊缀擦智拜呄讨^先生海涵泰峙，我輩所不及。”（《東阿于文定公年譜?跋》）如非套語式的虛譽，實應有所感而發?？梢姡谟谏餍袃刃纳钐?，是把對家鄉的熱愛之情寄托在對家鄉象征的泰山的景仰與崇拜上，從而才多次登岱，與泰山產生那樣千絲萬縷的聯系的。
　　同時，促使于氏登岱、仰岱的另一心理動因，是一種根源于原始積淀的“太陽——高山”崇拜意識。這一點，于氏自己未必自覺到，但在其行動上與詩文中，我們卻能感覺出來。據學者研究，我國許多地區的原始先民都崇拜太陽神。而他們認為高山之巔距天更近，是先看到日出的地方，故與崇拜太陽神相關又崇拜高山大岳，形成一種鏈形的“太陽——高山”崇拜系列。雖然隨著時代的發展與文明的進化，這種意識在表面上看已趨于泯滅，但遺傳因素卻把這種原始觀念積淀在世世代代的人們的潛意識里，形成一種集體無意識。對重陽登高風俗的來歷，不管后世有什么樣的解釋，但筆者認為這應是原始先民“太陽——高山”崇拜意識的行為遺存。直至目前，距于慎行故鄉不遠的陽谷縣一帶，仍流傳著一首《曬暖謠》，道是：“爺爺地兒（按指太陽），毒毒的！曬得我，熱乎的！我上高山磕頭去！磕幾個？磕一個！一個不夠，磕一大溜！”這首民謠即把高山與太陽聯系起來，也可視為原始先民“太陽——高山”崇拜意識的遺存。于慎行生當古代文化（也應包括原始文化觀念在內）氛圍尚濃的明代，在他的潛意識里，這種原始觀念的遺存也應該占據一定的位置。而且泰山所在的齊魯大地，一直被認為是太陽升起之地，泰山更是春神青帝所司的地方，因而于氏潛意識中對太陽與高山的崇拜，必然表現在對泰山的熱愛上。試看他對高出云表的泰山是多么景仰：“終古名山奠大東”，“高丘東望氣雄哉！”（《登岱八首》）對岱頂所見的輝煌日出場面，他更有多次的描述。請看他在《日觀峰歌》中的描繪：“岱岳峰頭一片石，天光杳杳連空碧。我來夜掃石上云，未明看見海中日！日出海東幾千里，茫茫不辨云與水。天雞啁喔海上啼，東方霞氣半邊紫。忽然瀲滟琉璃丹，一泓捧出赤玉盤。長繩斜挽不得上，半時方到扶桑端。扶桑枝葉成五色，海水明滅一線白。日旁云氣如連山，目中欲識鮫人國。平明日高海水干，滿天翕赩紅氣團。”字里行間，洋溢著對日出景象的由衷贊美與對太陽的景仰之情。在詩末，他還提到了神話中的太陽神羲和，說要止住他駕馭的六龍日車。此詩中還出現了“扶?！币辉~。在另一首《泰山對酒贈馮琢吾少宰》中，也使用了“扶桑”：“浮云蔽若木，旭日開扶桑?！卑础胺錾！庇置叭裟尽?、“建木”、“空?！保瑢乙娪诠糯浼?，被認為是太陽神鳥（陽烏）棲息的地方，太陽每天即從這里起程。從“扶桑”一詞的運用上，也可窺見積淀在于氏潛意識中的太陽神崇拜觀念。既然岱岳之巔能見到輝煌壯麗的日出景象，甚至還能看到“扶桑”、“羲和”，因而也就可以理解于慎行為什么那樣愛登泰山，并且竭盡匠心歌頌泰山了。

作者：于瑞國   發表時間：2010-02-12 20:5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