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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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英:“快把箱子里邊的那件水綠色的的確良襯衫再洗凈晾干,你北京知青的田姐就要回到咱們隴川,她們一走就好幾十年,你不是總問為什么我每年都把這件襯衫拿出來看看……”。……那是一九六九年五月的一天,北京的娃娃來到咱們農場支邊,大人們管他們叫“知識青年”。這些北京娃,挺招人喜歡,一口一個大爺大媽的叫,北京的口音我聽著好心甜。……您不是早就嘮叨過嗎,夢中您還念叨張三李段。他們真的要來我得仔細看看是什么人讓您那么思念。那是三十多年前,你媽媽我還是個少年,她們來到了我們跟前。十幾歲的城里娃娃二話不說卷起褲腿就下了大田。烈日曬,大雨澆,稻田泡,螞蝗咬,勞動中她們各個爭先。夜晚她們挨家挨戶與老職工攀談,介紹北京的新鮮事,談到家里父母親和兄弟姐妹,思鄉的淚,像泉涌一般。第二天她們照常上班。可真難為這些北京娃了……。一天,你田姨身體不舒服,可一聽到出工的打鐘聲,虛弱的她還是上到大田。我知道后拉著把她拖到隊里,交給了衛生員。打針吃藥以后我在家給她做了一碗糖水臥雞蛋,虛弱的她淚水漣漣。最難忘,春節過年的那一天,你姥姥讓我把隊里的知青都請遍,讓他們到我家過年。小方桌上擺滿了芭蕉、花生、爆米花、紅薯片還有拳頭大的湯圓……。小田也興高采烈的從挎包里拿出了北京父母寄來的糖點,捧到楊姨對面說:“今天過年,家里給我寄來糖果,咱們現在實行共產主義有福共享,其樂無邊……。”那時的我才十歲,看到北京姐姐那么善談心里邊好喜歡,常到她們宿舍玩,聽她們講故事,看她們如何打扮。“……媽,田姐要回北京探親了,您能不能讓她給我帶一件的確良襯衫,有的同學已經身上穿,我要水綠色的那是我的心愿……。”一晃,時間過去了三十多年,當時的我已經成了家,母親也白發斑斑,聽說北京知青要來四十多人,其中田姐也來,媽媽、姥姥臉上的皺紋都顯得特舒展。我拿著三十多年前的的確良襯衫默默的思念……。
作者:117.95.17.* 回復:2 發表時間:2010-02-26 22:03:02
記憶中的北京知青—刁松泉老師 2008-02-26 17:14:40 作者:泥 土 七十年代初期的隴川,到處呈現出一片荒涼的景象,大片的荒地隨處可見,荒地上雜草叢生。最好的一條“國防公路”,偶爾汽車一過即塵土飛揚。值得慶幸的是自然風光非常美,清澈見底的南畹河,大灘大灘的濕地到處都是,未能開墾的自然環境,為成千上萬只野鴨提供了棲息繁衍的廣闊天地,尤其是冬季,不知道是從哪里遷來的大雁,鋪天蓋地降落在濕地里,晚上又集體上岸歇息在大片的荒草地里,還有興得上躥下跳叫個不停。記得讀小學三年級時的一天,老師通知歡迎知青慰問團,所有學生明天要穿新衣服,不準光腳板。次日中午,我們懷著特別激動又特別急切又非常新奇的心情,手持自制的紙質彩色花束、花環來到總場部。老師的安排我們和我們的好奇心在疲憊中慢慢消退,一個個好似霜打的蘿卜,實在熬不住,紛紛蹲坐下來。同學們的穿著,能達到老師要求的寥寥無幾,多數同學雖說也換了衣服,也是打過補丁的。一部分連鞋也沒穿,包括我也是光著腳丫。我們不是不聽老師的話,而是壓根兒就沒有鞋子,新衣服就不用說了。那時在農場的我們,過著貧困的生活,連溫飽都解決不了。五點多鐘,哨聲響了終于盼來了要迎接的慰問團。幾十個人在我們夾道歡迎中慢步走來,來人大多為中老年人,看上去他(她)們也很疲憊,山高路遙,鞍馬勞頓是一個原因,但更主要的恐怕還是怎樣面對要慰問的對象,一個個心情沉重,面無表情,神態憔悴,看得出,慰問團成員的心情也是相當復雜的。短暫的歡迎儀式過后,我們才知道,是來自四川方面的“知青慰問團”。也是從那以后,在我的腦子里逐漸形成了“知青”概念與印象。1973年的秋天,我考進了隴川農場第一中學初十四班。注冊的第一天,看見幾個身材高大的年輕人也在簡陋的校園里忙忙碌碌,問起高年級的同學,知道他們是“北京知青”,現在是這所學校高年級的老師。當時同學們對他們心里暗暗佩服,并懷有崇敬之感。 在我們那個小圈子里,把當時的“知識青年”分成四等,北京知青為一等,上海知青為二等,昆明知青為三等,四川知青為四等。北京知青在我們心目中的形象最好,四川知青愛打架,惹事多,有的當地同學還被他們欺負過,所以對他們的印象很壞。現在想來很幼稚,其實愛惹事的只是很少的幾個人,更何況他們還是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加之這些年輕人(有的還是孩子)從“天堂”一下子掉進“地獄”,能安分得了嗎。開課不久,一位名叫刁松泉的老師到我們班臨時代課,個子很高,我們看他時要把頭仰得高高的才行,而且他的身體很強壯就像一頭公牛,氣宇軒昂,特別偉岸。他面容嚴肅,鼻梁上架著一付就像啤酒瓶底一樣的近視眼鏡,聲音洪亮,出語不凡,相當有震懾力,聽有的同學議論說,連不怕校長的學生都怕他呢!我們班平時以課堂紀律最差在校內出了名,那時還算是“文革”中期,在學校里不想讀書,瞎混的學生大有人在,從高年級留級下的就有十幾個。在我的記憶里,開始上課后就是你鬧我鬧大家鬧,不愛讀書不愛學習,學生鬧得厲害,老師無奈,課堂紀律就沒有好過的時候。可刁老師除外,一進教室,幾句話就能把大家震住了,沒人敢再鬧,而且他講課的時候言簡意賅,義正辭嚴,給每個同學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時間長了,搗蛋的學生怕他,想學習的學生喜歡他。刁老師后來當上了學校的團總支書記,在他的帶領下,學校共青團的活動開展得有聲有色,生機勃勃,校風也慢慢的好了起來,后來我受到了刁老師的“熏陶”,很快入了團。那時的德宏,由于邊疆民族地區的落后,與內地的差距太大,我們幾乎是生活在原始、封閉的部落里,糟糕的環境使我們的基本素質與內地的同齡人大相徑庭;受到的教育、獲取的信息微乎其微;生產、生活方式用“刀耕火種”來形容是一點也不夸張的。那時候盡管有了少量的拖拉機,可并沒有擺脫用牛犁田、人工插秧、糞便追肥、牛馬車運輸的原始耕作。所以,內地大量知識青年的到來,對隴川,對我們這些山間的“野猴”、河里的“泥鰍”來說,他們的外貌、氣質、文化、思維,足以使我們佩服得五體投地。那時的我,對“知青”是相當敬重的,尤其是對北京知青很敬慕,對身為北京知青的刁松泉老師更是崇拜。刁老師在少年的我心中,知識淵博,出口成章,是政治家、理論家和學者;他敢想敢干,無私無畏,嚴然就是歪風邪氣的克星,扶正壓邪的旗手。刁老師把來自毛主席身邊的知識青年的坦蕩、寬容、理性、勇敢體現得淋漓盡致。記得有一天放學后,我們進行班級籃球比賽,借了刁老師的手表記時間。盡管我們小心翼翼,可還是滑落掉地摔壞了,當時由于特別害怕,驚恐之下我們隱瞞了事實真相,還手表時壓根兒就不敢說摔壞了,還了就跑,怕極了!但刁老師知道后沒有責怪我們,只是玩笑似的罵我們:“弄壞了還不敢說,要拿到城子去修呢!”要知道,當時擁有一塊手表那可是不容易的,這種高檔商品當地人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才有得起,是眾人夢寐以求但又實在買不起的奢侈品呀,弄壞了還了得?由此更覺得刁老師的可敬和偉大。至今津津樂道和弘揚的就是這種精神,無論少小讀書還是后來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以及再后來成為一家集團公司的黨委書記兼總經理,都保持著這樣一腔俠肝義膽。1978年初,本人有幸應征入伍,在送我之余,刁老師語重心長的對我和在場的同學說:“看你們在社會生活里誰先入黨……”。當時我們誰也沒說話,也不好侃大話,只是把這句話、把老師的期望埋在了心里。我在十個月內即入黨、參戰、提干,正要向刁老師報告時,他已經回北京了。時隔近三十年,刁老師也在北京取得了事業上的成功,攜愛妻(刁當年萬分疼愛呵護的那個上海女知青)回到德宏。我們又終于見到了他, 他看上去比當年蒼老了許多,但精神矍鑠,聲音還是那樣鏗鏘有力。德宏已經不是當年的德宏,隴川也不是當年的隴川,農場也不是當年的農場。現在的德宏,一坐山就是一片綠色的海,一條河就是一幅精美的畫。師生久別重逢,感慨萬分,當他看到我們很多同學都己成為國家的有用之人,正在德宏這塊特殊而美麗的土地上奮力拼搏、建功立業,他止不住一番感慨,也有一絲絲欣慰!記憶是時間的河流中沉睡的沙子,當我們深入河床的深處,回首往事,原來人生可以如此美麗。對刁老師的記憶,永遠是我生活中最珍貴的一部分! 泥土:時任德宏州中國保險公司黨委書記兼經理 來源: 北京
作者:60.168.8.* 發表時間:2012-03-21 14:55:24
修鞋匠 2008-02-26 17:31:46 作者:刁松泉 那時,一到禮拜天我們這些人除了洗洗衣服,看看書,“吹吹牛”,寫寫信,就是“趕街”(音:gai)。城子(縣城)離我們很遠,走路往返大約需要三個多小時。近一點的唯一能方便去的地方就是弄把街了。弄把街方圓不到100米,那里有飯館、商場、照相館、郵局、信用社、縫紉店。遇到街子天,簡陋的,塵土飛揚的街面,到處是花花綠綠用各種顏色的布鋪在地上然后擺滿土特產品的地攤和夾雜著南腔北調的喧鬧聲以及那些聽不懂的傣族,景頗族和山漢族的叫賣聲。“這兒還真有修鞋鋪……”。我和裘石平進去一看里邊有兩個師傅正在修鞋。一個穿著黑衣服的長者,一位四十歲左右的女師傅。一看見有客人進來,那位長者抬起頭看了我們一眼,“修鞋呀,請坐”。一聽,那位師傅操著一口濃重的東北口音。“怎么,云南這么遠的地方還有東北人”,我說。“嘿,你不知道吧,這地間兒什么地方的人都有啊。……干哈呀,修鞋?”我上下一打量,這個師傅穿著東北人愛穿的黑衣服,一付飽經滄桑布滿皺紋的臉,鼻頭有些大,一雙豹眼,眼睛很圓,典型的東北人的面孔。“老師傅東北哪嘎的”我也學了一句不標準的東北話。“安達的……”。“哦,這里還有安達的人,安達離大慶挺近的……”。說著他拿起了銅鍋煙袋鍋塞滿了煙絲用手摁了摁,點燃了煙袋和我們聊開了。“北京來得吧,不容易呀……。這個地間兒可好啦山清水秀,不像我那嘎,太冷了……”。說著他站起來好像要拿什么東西,只見他拿起了一直放在身邊木制的雙拐。這時我才發現他的雙腿裝的是木制的假肢。我和裘石平關心的問:您怎么搞的。只聽他“哎”了一聲……。回到隊里跟老同志一打聽才知道,他叫張國珍,是早已聞名的,最早從部隊轉業到邊疆農場墾荒的“一百零八將”之一。1931年他在東北參加了中國人民抗日義勇軍。1949年3月入黨。1948年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先后歷任班長、副排長、副連長。1952年轉業到云南邊疆。1955年,率領100多名復員轉業官兵到隴川組建農場,任農場黨總支副書記。那時他們一手拿槍,一手拿鋤,與天斗,與地斗,與境外的土匪和國民黨的殘余勢力斗。老同志說,他在工作中身先士卒,率先垂范。他常常深入到少數民族村寨,宣傳黨的民族政策贏得了農場和邊疆的穩定和發展。1961年3月他在赴昆明開會途中 不幸出車禍負傷,做了雙下肢截肢手術,成為五級傷殘軍人。我還聽說: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就被打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受到了造反派的殘酷批斗,已經殘疾的他,在造反派的逼迫下在地下爬行了很長一段路……,不明真相的人還喊著打倒他的口號在一旁圍觀。在那個紅黑不分,黑白顛倒的年月,在戰火中出生入死的他還有他的戰友遭受了很大的冤屈。在所謂的“給出路的政策”下他和他的愛人被安排在修鞋鋪,當了修鞋匠,一干就是好幾年。粉碎“四人幫”反黨集團后組織給他恢復了名譽和相應的待遇。2006年9月隴川農場的開拓者,領導者張國珍病逝,時年97歲。
作者:60.168.8.* 發表時間:2012-03-21 15:2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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