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織》是蒲松齡小說中的精品，一直以來有關其主題的闡述也相對固定，就是：它通過描寫主人公成名因被迫繳納促織而備受摧殘、幾乎家破人亡，反映了皇帝荒淫無道，巡撫縣令胥吏橫征暴斂的罪惡現實，寄托了對受盡欺凌和迫害的下層群眾的深切同情。　　果真如此嗎？　　稍有閱讀經驗的人都知道，作者蒲松齡借描寫明朝宣德年間的征收促織的事情，影射作者當時的社會現實，但影射什么呢？先看作品反映的歷史年代，宣德正是明宣宗的年號。宣宗在位十年，討伐黎利、降服高煦、加強教化、嚴明法紀、愛民備荒、政績卓著，特別是懲治了“欲擾民以求利”而去東莞采珠的錦衣衛指揮使鐘法保。可以說，宣宗確實是個好皇帝。但宣宗也的確喜歡促織的游戲。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和呂毖的《明朝小史》，雖然不是正史，都有記載，可以說《促織》的情節大多本于此。　　蒲松齡的一生絕大部分生活在康熙年間。康熙是清朝歷史上有名的有所作為的國君，文功武略，政治清明，垂青史冊。但康熙皇帝也喜歡“斗雞戲蟲”。　　兩相比較，我們不難發現，蒲松齡的創作目的是十分明確的。作者擯除了對皇帝文功武略的歌頌，專注于他們的業余愛好，以及由此產生的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其目的也無非是對最高統治者的勸喻。這與文章結尾異史氏的“故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的內容是一致的。用語委婉，極盡規勸之意，哪怕是這偶爾玩玩的“促織之戲”！因此，文章的主題應該是諷喻帝王要從一言一行做起，嚴于律己，否則，上行下效，危及百姓的生命安全。　　這一點，我們從作者在對材料的處理上，不難發現作者的良苦用心。首先，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中記載：“楓橋一糧長，以郡督遣，覓得一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所易。妻謂駿馬所易，窺視之，躍出為雞啄食。懼，自縊死。夫歸，傷其妻，亦自經焉。”而《促織》中沒有提及官吏專門派官員找尋，也沒有用駿馬換蟋蟀的描述，文章中只提到“村中少年”不務正業，“日與子弟斗”，“居為奇貨”，但仍然“亦無售者”，這樣看社會還算安樂，遠沒有材料中因一只蟋蟀之死而傷及兩條人命，這樣血淋淋的事實也許過于觸目驚心。之所以如此處理，這大概與康熙盛世并不諧和吧，也與作者的寫作目的相抵牾。　　《促織》不僅具有鮮明的勸喻色彩，而且還反映了作者內心深處的忠君重孝的觀念。這一點，在作者對史料選材中可見一斑。《促織》并非擯棄原有的所有情節，而是有選擇地加以繼承和改造。促織的弊端致人家破人亡，原材料大概不符合作者善良的愿望。所以，《促織》中也死人，只不過死去的不是別人，而是成名的兒子，死，但又復生了。通過細讀文本，我們不難發現，文中對成名的兒子描寫有添加的痕跡。成名捕的蟋蟀，全家慶賀，并且每天喂食，以成名兒子的孝心（變蟋蟀報答父母），不會不知道蟋蟀對于他的家庭意味著什么，否則也就不會死后化為促織，因此“竊發盆”的可能性并不大。再有，文章結尾之處，不合邏輯，有修改之嫌，即“后歲余”句明顯與本段前后文不銜接，有后加入的痕跡。　　至于與蟋蟀斗、與雞斗，報答父母，“應節而舞”報效國君，就比較符合作者本意及情節的發展了。成名因“操童子業”而“久未售”，不能報效朝廷，只能寄希望自己的后代。孩子因一時恐懼而死，無可非議。死后，化為蟋蟀，報恩，又符合“加強教化”的結果，這與二十四孝圖的孝子相比也毫不遜色。　　在結局的處理問題上，作者的智識本來可以使“真誠的自我反省本來有希望達到某種深度，可惜也往往停留在政治、倫理的層次上”。大團圓的結局符合當時人們的審美情趣。中國古典文藝作品中，以大團圓結尾的比比皆是，無論戲劇還是小說。如，以批判著稱的悲劇《竇娥冤》，在批判元朝黑暗統治的同時，也加入了女主人公怕婆婆受苦，自己承擔罪責這一“孝”的細節。竇娥含冤而死，雪濺白練、六月飛雪、大旱三年，以此來昭示冤屈，最后竇天章審理此案，殺了貪官，為竇娥昭雪，也是皆大歡喜。作為小說家的蒲松齡完全可以根據情節內在的邏輯關系創造出符合文本需要的“達到某種深度”的結尾，然而不幸的是其目光也僅僅“停留在政治、倫理的層次上”了，創作成就遠遜于比他稍晚一些的曹雪芹。《促織》的結尾，成名“久不售”的學業因縣令干預得以遂心如意，兒子精神復舊，家財萬貫，出門裘馬揚揚。這一結局會無形之中消弱作品批判的力度。難怪有的評論者說，大團圓這一喜劇性的結局“蒲松齡卻用一個服從、順應社會現實最終得到幸福的幻象來掩蓋了社會現實殘酷的真實面目，并在這一幻象、掩蓋中，給讀者以安于現狀的心靈的麻痹并因為麻痹，而使心靈由痛苦而感覺不到痛苦。”從作者對寫作素材的取舍、改造來看，蒲松齡之所以這樣處理，恐怕也是有意為之，這也許與其安于盛世統治的愚弱心態有關。　　不僅如此，細讀本文，循著成名性格發展軌跡，不難發現，成名很善良，不愿與里胥同流合污，“假此科斂丁口”致使“數家傾家蕩產”。他先是“百計營謀不能脫”，又因為不敢斂戶口，只好自己承擔捉捕促織的責任，以致“薄產累盡”，飽受杖責，“惟思自盡”。如此善良，竟然屢遭劫難，似乎天理不公。所以文章最后，作者讓他過上富貴榮華的“世家”生活，雖然有一定的諷刺意味，但這種大團圓似的結局，無疑在宣示一種因果報應。這是源自作者的認知動機還是其本身思想的局限？我們不得而知。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對官吏的態度，開始的時候，作者痛斥縣令為巴結上司而獻蟋蟀，里胥橫征暴斂，縣宰動輒施以酷刑，作者對此是持批判態度的。文章的結尾，撫軍、縣宰非但不再可憎，反而自上而下知恩圖報，前后變化實在令人費解。作者在創作過程中，無疑是十分矛盾的。著名文學評論家陳思和說“任何一部好的文學作品，背后一定有一個完整的世界。……小說的背后有一個完整的理想模型，但是作家沒有能力把這個模型全部寫出來。”我想，這沒有寫出來的部分，無疑是作者在矛盾處理上的兩難選擇在作品上的體現罷了。最后，蒲松齡選擇了“通過幸福的獲得來鼓吹順應、服從社會現實的價值規則。也正因為這一順應與服從而不是破壞與否定，所以，欺凌者才能與被欺凌者一同享受這因之而來的榮華富貴”。這也正是作者思想局限性的具體表現。　　綜合全文，我們可以看出，作為那個時代的“社會人”，作者確實有著一個悲天憫人的廓大的胸懷，有著根深蒂固的因果情結，尤其希望乾隆盛世能夠實現“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一儒家治世之理想。——《促織》孕育的也許就是蒲松齡在政治、倫理上所苦心追求的最高境界。　　（刁永河，河北固安一中）　　

作者：117.95.16.*   回復：0   發表時間：2010-05-18 08: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