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馬鶴青
1981.07.08 人民日報
緊張的麥收時節，蘭考縣委書記刁文從鄉下回到縣城。他滿頭大汗，一身塵土，見人就笑：“你沒想到吧？大旱之年，咱們小麥豐收！”他晚上開完公社書記會，第二天一早又騎自行車下鄉。五十四歲的人，干起工作還是勁頭十足。 刁文是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３日，接受中共河南省委的任命到蘭考的。上任以前，他再三向省委說明：“我當縣委書記以來，犯過不少錯誤，還在寫檢討。蘭考的擔子更重，怕挑不起來。”省委的回答是：你過去的錯誤我們都知道。讓你去蘭考是省委討論決定的；相信你能改正錯誤，挑起擔子。 刁文剛到蘭考，“造反”人物就搶先到街上刷大標語“熱烈歡迎刁文同志來蘭考主持工作！”“向刁文同志學習！向刁文同志致敬！”刁文對縣委辦公室的干部說：“大家幫幫忙，把那些標語覆蓋起來。要告訴大家，我是犯過錯誤的人，不值得學習，更不必致敬！” 這不是一般的謙虛。在刁文那個簡單的行李中，有個牛皮紙袋子，裝著他二十年來寫的許多份檢討，他走到哪里背到哪里，時常拿出來翻閱思考。 “這是我的財富！” １９５４年，二十七歲的刁文擔任共青團許昌地委書記。他帶領青年們，專聽黨委有啥號召，說叫學習，飯不吃也要學好。一見突擊任務，就立即往前沖，工作上總有使不完的勁。兩年以后，他被任命為禹縣縣委書記的時候，還不知道黨的縣委書記擔子有多重，怎么挑。他到任不久，就遇上轟轟烈烈的反右派和驚天動地的“大躍進”。“大躍進”，這可對了他的胃口，他比誰都“敢想敢干”。你說“畝產五百斤”，他敢說“畝產八百斤”。那時候，禹縣的土高爐火光沖天，煉些半生不熟的鐵，還說放“鋼鐵衛星”。說大話、說假話的“傳染病”，都傳給他，他又傳給別人，給禹縣人民造成很大損失。幾年以后，他在檢討里說自己“私心作怪，好大喜功”。私心是有的，但是“好大喜功”這一條，他不能獨占。那時候，大家缺少經驗，認為一個“躍進”就能建成社會主義；誰能擋住那場“熱風”？ 后來，縣委書記刁文承擔了自己的責任，受的處分不輕：撤銷職務，留黨察看，工資降一級。要是別人，難免消沉一陣子。可是刁文心想：留黨察看，我還在黨內；察看我，我更得干好。他要求下鄉勞動。他總說：“我欠了賬，要努力還賬！”許昌地委的同志看到刁文這股勁，很感動。一年多以后，恢復了他的黨員權利，調他回地委農村工作部工作。 “文化大革命”開始，刁文也想響應號召參加運動。他去問過“造反派”，“造反派”說：“犯過錯誤的人，不要！”這當然是件好事。可是在那“史無前例”的年代，他怎能徹底改掉過去的錯誤，怎能逃過新的“傳染病”？１９７４年，他被任命為臨潁縣縣委書記。這個一心給人民還賬的共產黨員，不怕出力氣，努力工作，積極勞動。他跟著社員們，拉上架子車到百里外的山區拉石頭，興修水利工程，一心想把農業搞上去。誰想到，一場大洪水把河南中部幾縣淹沒。刁文每天只穿條短褲，在齊腰深的洪水里趟來趟去搶救群眾，常常連飯都吃不上。他的愛人和孩子不放心，到臨潁來找他，想叫他回許昌休息幾天。他讓愛人和孩子上了救災的木筏，親自察看災情。他對愛人和孩子說：“我是這里的縣委書記，這個時候，怎么能離開受難的鄉親？！” 可是在臨潁縣的那三年，刁文在工作中又出了錯誤。為了“學大寨”、“跨長江”，他浮報過糧食產量；他沒有認真遵守財經紀律，搞了些計劃外工程；他民主作風差，性情急躁，訓斥過一道工作的干部…… 人們看見，刁文能夠認真對待自己的錯誤。他在禹縣寫的檢討長達兩萬字，帶在身邊二十年。為了臨潁的問題，他給河南省委和許昌地委寫過四次檢討。他背著這些檢討，不只自己時常看，還拿給一道工作的同志看。他說：“這是我的財富！” 在新的斗爭面前 許多認識刁文的干部和群眾都說：我們就佩服他一條：不論是順利的時候還是倒霉的時候，總是精神飽滿，有朝氣，敢工作，敢負責，是個共產黨員樣子！ 這次調他到蘭考，他猶豫過，不是嫌蘭考窮，不是怕蘭考苦，是看蘭考比別處更復雜。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當中原大地響起鑼鼓鞭炮歡慶勝利的時候，只有蘭考城鴉雀無聲。幫派人物張欽禮和他手下的“三霸天”們“通令”群眾“不準亂說亂動”。直到刁文帶著省委任命到蘭考的前一天，張欽禮還宣稱他們的“形勢大好”。 面對這種陣勢，工作從哪里入手？向來干工作風風火火的刁文，這一次真“文”起來了。他要從聯系群眾，調查研究入手。１９７７年冬天，蘭考還有幾萬人在外鄉要飯，留在家的，生活著實困難。刁文和同來的縣委副書記徐學忠商量，要和縣委常委們一道去各社隊看看鄉親們。不能空手去，一人拉一輛架子車，裝上社員們要買的年貨和急需的煤炭。車隊冒著風沙出發，走在焦裕祿同志走過的道路上。 春節來了，刁文沒有回許昌，跑到蘭考化肥廠，在雨雪中幫工人們背化肥。年初一，他說要讓節日加班的工人吃上餃子，就跟炊事員一道切菜剁肉，包好餃子送給工人。縣里的干部想見見新來的書記，刁文頭一次在干部職工大會上露面，先亮自己的“丑”。他說起他過去犯過的錯誤和受過的處分。他說他來蘭考，是來學習焦裕祿同志，是要一邊工作，一邊改錯，希望大家監督他，幫助他。多年來，人們常聽那些“路線覺悟高”、“一貫正確”的人講自己的“功勞”，沒想到新來的書記大講自己的錯誤。人們聽著，看著，對比著，覺得這個犯過錯誤的人很誠懇，很可親。一些群眾開始來找他談情況，提建議。冷清多年的縣委大院，人來人往，熱鬧起來了。 春節過后，縣委宣布成立人民來信來訪辦公室。這個消息震動全縣。許多人有話要說，有冤要伸，信訪室門口排起長隊，刁文和辦公室的干部在這里接待群眾。那些“響當當”的人物坐不住了。他們寫來匿名信，罵刁文的祖宗三代，說“不許刁文動造反派一根毫毛”。他們半夜去砸碎刁文和徐學忠的窗戶玻璃，給刁文送來一個花圈，說他“不得好死”。他們搞“車輪戰術”，整天來找刁文“辯論”，使刁文吃不上，睡不成。他們甚至要制造“交通事故”，用汽車撞死刁文。刁文寸步不讓。他按照蘭考群眾的要求，堅持調查他們的罪行，免掉一些壞人的官。斗爭最緊張的時候，有人傳說刁文已經被打死，有的群眾悄悄來門口站崗，保護縣委書記們。 也有人來勸刁文，說咱們出門當干部，誰能沒有錯誤？你刁文不是也犯過錯誤？你現在不是還當著書記？要講寬大嘛！刁文聽出了言外之意：你自己犯過錯誤，為什么抓住別人的錯誤不放？當然不能放！因為張欽禮和他手下的“霸天”們，不是在工作中出了錯的好人。件件查實的罪證說明，他們是打砸搶分子、刑事犯罪分子。斗爭結果，他們先后被政府依法逮捕，依法判刑。 現在看看蘭考縣委的信訪登記本和有關材料。三年之內，全縣有九百六十多起冤假錯案得到平反，為一萬四千三百多人伸了冤，五十二萬蘭考人抬起了頭。這是改變蘭考面貌的關鍵性的第一步。 “我來承擔責任！” 改變蘭考面貌，還有更艱難的第二步。刁文從這村走到那村，全縣１６個公社３４７個大隊他幾乎走遍了。他找社員談情況，談意見，他思考著黨的農村政策，許多問題在他頭腦里翻騰。他想起在禹縣和臨潁的教訓：“左”，不講實事求是、不考慮群眾的疾苦。要改變蘭考面貌，就要從這幾方面改起。 “蘭考有三寶：泡桐、花生、大紅棗”。多年來，說花生紅棗能賣錢，“賣錢就是資本主義”，給批判掉了。花生快要絕種，棗樹沒人管理。１９７８年春天，縣委幫助全縣人民大量栽種泡桐。刁文帶領縣委全體干部到城北開荒３５畝，從外地買來花生種子，宣布縣委帶頭種花生。下種那天，正在縣城開會的公社干部都要求參加，附近的社員也來幫忙，３５畝花生，半天種完。現在說，種３５畝花生算啥大事？可是，當時蘭考人奔走相告，十分高興。社社隊隊人們都說：黨的政策回來了。又講因地制宜了，縣委種花生，咱們也種花生！三年功夫，蘭考的花生恢復到歷史最高水平。 說起紅棗問題，真有點“驚心動魄”。１９７８年春天，城關公社楊三寨大隊的支部書記張中周進城找刁文，說：“你看過，我們那里棗樹多。往年沒人管，人們隨便摘棗，有人用棗喂豬，全糟蹋了。我們想了個辦法，把棗樹都估好產，每家分幾棵管理。秋后收下棗，各家和隊上四六分成。” 刁文聽得清楚，這里明明有個“包”字，“包樹到戶”。犯過錯誤的刁文敢不敢跟“包”字沾邊？他想了一陣回答說：“好！就按你們的法子辦。先不要往外說。要是有人責怪下來，我來承擔責任！”城關公社各大隊的棗樹都包給社員了。往年，這個公社收不到１０萬斤棗，這一年收了６０萬斤。 事情就這樣開了頭。包了棗樹包花生，包了花生又包麥田。刁文心情緊張，因為報上沒有這個經驗，上級也沒有具體指示。刁文又滿懷希望，因為生產好轉，群眾高興。他對縣委的同志說：“現在總說解放思想，咱們這是不是解放思想？我看是。我看，只要是發展生產的，幫助蘭考人走出窮窩的，給社會增加財富的，都是好辦法，都可以試一試。黨讓咱們在這里工作，群眾眼巴巴看著咱們，咱們就要敢工作，敢負責，不能老是怕這怕那！” １９７８年冬天，在全國聞名的窮縣蘭考，“包”字漸漸放大、展開。群眾喜氣洋洋，出門要飯的人紛紛回來。一個深得人心的生產熱潮開始出現。 剛過１９７９年新年，傳來黨的三中全會喜訊。刁文連夜閱讀全會制訂的文件。文件上說：“公社所有基本核算單位，都有權因時因地制宜地進行種植，有權決定增產措施，有權決定經營管理方法，有權分配自己的產品和現金，有權抵制任何領導機關和領導人的瞎指揮。”刁文熱淚盈眶，想跳起來喊萬歲！黨呵，您怎么這樣了解群眾的心愿，了解農村干部的難處呵？！ 三中全會說的那五個“有權”，要做到也不容易。１９７９年春天，蘭考開始實行各種生產責任制的時候，遇到過種種阻力。有人說：刁文又要犯錯誤！但是，蘭考縣委沒有動搖，刁文響亮地說出了大家的決心：“只要群眾能吃飽，不怕自己被打倒！” 人要作到無私無畏，很難。但是，只要按照黨的指點，同人民群眾一道探索前進的道路，就有可能逐步走向這個境界，就可能創出奇跡。從１９７８年早春到１９８０年秋季，不過一千天，蘭考連著三個好年景，蘭考的“三寶”又放出光彩。報紙上不斷登載來自蘭考的新聞：口糧達到５００斤，每人收入７０元！二十三年來，蘭考人第一次把余糧送入國庫。你信不信？“老要飯”們到處搶購“三大件”，有幾戶正坐在家里看電視！ 記者第一次見到刁文，他把他那個牛皮紙袋子拿來說：“先看看我的錯誤和檢討！”幾天以后，久旱的蘭考下了好雨，刁文從鄉下回來，很高興，談得多，甚至動了感情。他說：“再過半個月，就是咱們黨成立六十周年。黨在工作中有失誤，黨公開承認。我這個人，入黨三十六年，錯誤不少，更得公開承認。毛主席不是說過：‘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記著這句話。我只想往后少犯錯誤，多干工作。” 第二天，雨過天晴，刁文一大早又下鄉去了。他要補回失去的時間，他要在新長征中趕路。 本報記者 馬鶴青

作者：222.184.28.*   回復：0   發表時間：2012-01-30 08:2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