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貨殖列傳》，說任公“富而主上重之”，真可謂“實至名歸”，確確
實實是一個最成功，而且最可欽佩的企業家。他的得力在管理奴婢有一套完善的制
度，德化法治，求取整體的進步。另外在山東有個企業家，也得力于奴婢，但他所
用的方法，與任公恰好相反，是用權術作“單線領導”。

此人姓刁名間，是齊人。齊魯并稱，而物產民情大不相同。齊與魯大致以泰山
為分界。山陽為魯，山陰為齊，齊國當今山東的濱海地區，《史記》稱一齊帶山海，
膏壤千里，宜麻桑，人民多文彩、布帛、魚鹽”，在當時是海內文化水準最高的地
區。那里的風俗，《史記》中的記載是：“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
怯于眾斗，勇于持刺，故多劫人者”。后面這段不敬之詞，千載以后的今天來看，
未必盡然，但齊人“足智好議論”，古今如一。

齊人多智謀，在春秋戰國、秦漢之際是出了名的。這也有兩種說法，恭維的說
法是齊人多智；而攻擊的說法是“齊人多詐”，不可輕信。多智的故事甚多，最精
警的是《戰國策》中所寫的“齊后破環”。

照史書來研究，這位齊后應該就是“二城復國”的齊襄王的王后，稱為“君王
后”。齊襄王的父親是齊湣王，在位第四十年時，為燕、秦，和分晉的韓、趙、魏
三家，各出銳師圍攻，聯軍統帥是燕國的名將樂毅，攻人齊國都城臨淄，齊湣王出
亡。但此公脾氣不好，到處不受歡迎，結果為楚國趁火打劫，與燕國勾結，取齊淮
北之地，齊湣王亦死在楚將淖齒手里。

齊湣王的兒子法章，一看這情形，只好隱姓埋名，躲了起來。但生活所迫，不
得不找一個職業，于是投身在宮城太史的家里做傭工。這位蒙塵的王子，生得龍鳳
之姿，天日之表，相貌奇偉。而那太史的小姐，偏又生具慧眼，看出法章不是低三
下四的人，所以常常背人周濟他的衣食，這樣由憐生愛，私自結為夫婦。

其時齊國只剩下了兩個城，一個是膠州灣之東的即墨，一個是沐河西岸的宮城。
齊國的大臣經過一段流亡的經歷以后，集中在莒城，大家有一個相同的希望，要找
到一個王子，好立為齊王。

這時法章躊躇了。富貴固在眼前，但要人家相信才行，如果那些大臣們不信他
是王子，認定為冒充，立刻就有性命之憂，因此不敢出面。

也許是受了他妻子的鼓勵，法章終于鼓勇自承：“我是湣王的兒子，名叫法章。”

真的要判定此人是不是王子，其實也不難，只要詳細盤問宮廷里面的情形，就
可以知道。經過這一番盤話以后，證實了他所言不虛，便即擁立為王，就是齊襄王。

那時的宮城，岌岌可危，但以立了齊襄王的緣故，布告國中，人心大慰，危而
復安。齊襄王也很有良心，不忘貧賤夫婦，對他的大臣們說：“王后已經有了。”

“在哪里？”

就在宮城。齊襄王說了地方，于是以車駕把懷了孕的王后從太史府第，迎人行
宮。那位太史是個極重禮法的人，認為他的女兒，沒有父母之命，媒的之言，“不
媒自嫁”，敗壞了他的家風，所以不但不承認這一頭婚姻，而且也不承認有這一個
女兒，雖為宮城太史，終生不見王后的面。中國歷史上不愿意做君王的老丈人的，
絕無僅有就是他。

做父親的雖有些不大近人情，做女兒的卻很孝順，齊后按時歸省，甘旨奉養。
即使父親不愿見她，她一無怨言，不廢人子之禮。因此，齊國的臣民，都為得一賢
后而慶幸，也加強了他們復國的信念。

齊后不僅賢惠，而且聰明。她的多智的名聲，連各國都知道，于是秦昭王便想
試一試她的智慧，因而有“破環”的美談。談這個故事以前，又不得不談齊國另一
個多智的偉人，這個人就是田單。

田單是齊國的宗室，但與齊王至少是五服以外的本家，所以未得重用，只在齊
國的都城臨淄當一個“市椽”，相當于現在市政府的一個科長。樂毅破齊，齊王出
亡，臨淄的官民，紛紛逃難，逃往東面的濱海地區。時逢亂世，特別需要智慧，田
單在逃難時初次表現了他的智慧，他叫他的親戚，把車軸前面多出來的，稱為“毀”
的那一小段木頭鋸掉，另外釘一塊上去，這樣一封，就可以保證車軸與車輪不致脫
離。

等一上了路，大家爭先恐后，逃命唯恐不速，于是車與車之間發生沖突了，因
為靠得太緊的緣故，這輛車的“轂”，插人另一輛車的輪子中，另一輛車亦復如此，
不是彼此牽制，動彈不得，就是像西片“賓漢”中賽車那樣，輪毀車覆。只有經過
田單改造過的車子，沒有那一段“煩惱皆因強出頭”的轂，與人無爭，安然通過。”

一逃逃到即墨，安頓了下來。這時樂毅領兵包圍莒城，圍了三、四年拿不下來。
便領兵向東，來攻即墨。即墨的地方官，開城迎敵，兵敗陣亡。田單的本家和親戚，
因為佩服他有辦法，便推他為“將軍”，練兵自保，兼以保國。

不久，筑黃金臺，禮賢下士的燕昭工死了，太子繼位，是為惠王。惠王與樂毅
有間隙，田單一看機會來了，想了條反間計，他派人潛入燕國，散布這樣一種街談
巷議——自然出之以“演雙簧”的方式：

“齊湣王已經死了，齊國也只剩下兩個城了。”甲說，“為什么樂毅把這兩個
城拿不下來？”

“一拿下來，不就要班師了嗎？”乙這樣回答，“他一班師回來，大王非殺他
不可。所以借伐齊為名，領兵在外。”

“難道就這樣子一直不回來？那要到什么時候？”

“樂毅不會回來了。齊國是他打下來的，他為什么不做齊王？”

“那末齊人呢？是不是服他？”

“如果服他，他早就自封齊王了。就因為不服他，他現在在做收拾人心的工作。”。

“怎么做法？”

“那很簡單，將即墨放松一步就是了。齊人多智，看透了樂毅的本心，樂得將
計就計，拖一天是一天。”。

“照你這樣一說，齊人是歡迎樂毅在那里？”

“也可以這樣說。不過論齊人心里的想法，是唯恐換了別的將領去指揮，那即
墨就靠不住了。”

這番言之成理的說法，一傳十、十傳百，傳到燕惠王耳朵里，認為分析得太透
徹了。于是下令把樂毅調走，改派了個飯桶騎劫去接替。

這二來，得到兩個完全不同的效果，即墨城中的齊人，民心大振，而即墨城外
的燕軍，士氣頹喪，都為被迫改投趙國的樂毅不平。同時由此開始，田單把騎劫玩
弄于股掌之上。

他的第一步行動是，下令即墨城中的百姓，每天吃飯之前，先要把飯菜陳設在
院子里，告祭祖先。那時被圍已久，城外的鳥雀，無處覓食，一看城里有機會，紛
紛飛來，回翔上下，盤旋不去，城外的燕軍大為詫異，彼此相詢：“這是怎么回事？”

田單給了他們答案，這些鴉雀，是神所憑依。而且公然宣示于即墨的百姓：
“一定有一位神人出現，來做我的師父！”

這似乎荒唐可笑，于是有個小兵，一時沖動，開玩笑地說：“我可不可以做將
軍的師父？”

話一出口，那小兵才發覺，這是自己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軍中無戲言；而況
是對將軍無禮！所以趕緊開溜。

田單那容得他逃？把他追了回來，但不是以軍法從事，奉他東宮上坐，向他叩
頭，真的當他師父了。

一看玩笑越開越大了，那小兵心里害怕，不敢不說實話，“將軍恕罪！”他說：
“我實在……”

田單不等他說完，搶著搖搖手打斷了他的話，低聲說道：“你不要響，我都知
道。”

田單多智，人人曉得。料想他必有道理在內，那小兵的膽子本來也大，便跟他
合作，假扮為“神”，做田單的師父。田單也裝得很像，出入之間，把他的“師父”
敬如天神，而號令之際，一定宣稱是“神”的意旨。

這種新聞，很快地傳入燕軍，相信確有其事。田單看看時機成熟，便叫他的
“師父”向大家說：“燕軍不足道哉！我只怕他們用齊國的降卒作先鋒，跟我們作
戰，即墨就保不住了。”

騎劫毫無頭腦，輾轉聽得這話，信以為真，下令攻城，把齊國的降卒，擺在前
面，燕軍押后。城上的人一看，血脈僨張，悲憤不已——因為齊國的降卒，都讓燕
軍把鼻子割掉了。即墨守軍一看，同仇敵汽之心，陡然而興，而且也有了極深刻的
覺悟，倘或兵敗投降，就會受到這樣的殘酷的待遇！因而奮力堅守，燕軍無功。

此是田單激勵士氣的一個策略，然后他又用同樣的策略來激勵民心，派遣間諜
到燕軍中去散播流言，說即墨城中的老百姓，就怕他們葬在城外的先人墳墓被掘，
尸首被戮，那一來，他們精神上禁不起這樣沉重的打擊，就會崩潰。

騎劫又上了當。下令掘齊人的墳墓，掘出枯骨來堆在一起燒。這一手做得太絕
太毒了。即墨的老百姓痛不欲生，無不要求田單，開城出戰，與燕軍排個你死我活。
土氣高昂，民心可用，田單知道反攻的時機到了，下令“總動員”，準備決戰。

田單把即墨全城的軍民組織成一個一元化的戰斗體，不分男女老幼，包括他自
己的妻妾在內，都納入軍事體制。首先挑出五千戰斗力最強的士兵，在一個隱蔽的
地點，施以特種戰斗訓練，而守城的責任，交給老弱婦女去擔任。同時，他以身作
則，不但盡獻個人私產，作為軍用，并且親自跟士兵在一起，從事任何需要吃苦耐
勞的操作。田單的威信聲望，本來就很高，這一下越發進入一個新的巔峰，沒有一
個人不是心悅誠服，自動自發地在自己的崗位上，獻出最大的力量。

可是在圍城的燕軍看起來，完全不同，“即墨完蛋了！”他們都這樣在說。壯
了怕已死光，所以只好用老弱婦女來守城。然則，不降何待？田單針對燕軍的心理
狀況，派出一名使者去見騎劫，說即墨愿意投降。

騎劫欣然接納。燕軍得知消息，歡呼“萬歲！”，因為出師數年，鄉思日重，
如今凱旋班師，與家人團聚的日子快到了，自然萬分高興。

他們不知道，就在這一刻，田單解除了他們的精神武裝。這還不夠，他又收集
了一千錯黃金，派即墨出名的幾個富豪去獻給騎劫，同時提出請求，說即墨已經投
降，燕軍人城以后，希望不要擄掠他們這幾家的婦女。被“勝利沖昏了腦袋”的騎
劫，滿口應承。

第二天就要進城接收了！這一天晚上自然大行犒賞，正當燕軍酣飲高歌之時，
田單在城里安排“火牛陣”，即墨城里所有的牛，一共一千多頭都被軍方征用。這
些牛經過一番修飾和裝備，身上穿一件“龍袍”——用紅色的薄綢子，畫了五彩龍
紋，縛在牛身上。角上縛了白刃，刃口向外，一條尾巴用蘆葦裹好，灌足了油。然
后在城墻上打了無數的洞，讓牛在洞口“待命”。

另一方面，即墨城里全體動員，老弱婦女都上了城墻，五千經過特種戰斗訓練
的勁卒，也進入戰斗位置，躍躍欲試。到了夜半，燕軍醉飽酣睡，田單一聲令下，
引火點燃了牛尾巴，這些蠻牛負痛狂奔，直沖燕營。城里的人，敲鑼、敲銅盤，敲
任何可以發出噪音的東西，同時狂喊鼓噪，就像發了瘋似地。

燕軍從睡夢中為驚天動地的聲音所驚醒，出營一看，無數從未見過的怪物，尾
巴是火炬，一千多個火炬的照耀，亮如白晝。怪物身上畫著五彩龍紋，角上雪亮。
這時便自然而然想到田單的師父，是一天神下降”。不用說，這些怪物，就是特遣
的天兵了！

事實上是不容他們細想的，即墨城里的人沒有瘋，即墨的牛焚尾受痛，鼓噪受
驚，卻跟瘋了一樣，埋頭直沖，當者披靡，燕軍整個兒崩潰。

這時，田單才出動那五千勁卒，用一根筷子樣的小木條，勒在上下唇之間，兩
頭系繩，在后頸束緊，這名為“銜枚”，原來的用意，是奇襲急行軍時，怕士兵談
話，耽誤工夫，或者泄漏機密，所以作此“禁聲”的束縛。

但這批經過特種訓練的部隊，所以要“銜枚”，用意是要他們人自為戰，以一
當十，見敵就殺，根本不容他們有任何停下來略作討論的機會，而這樣在瘋狂的火
牛群狂沖之下，他們更加勇猛，一心雪恥復國的五千健兒，追奔逐北，使得燕軍尸
橫遍野。他們的主將騎劫，也死在亂軍之中。

消息一傳，齊人無不奮起。潰退的燕軍，面無人色，狼狽不堪，即墨城內有
“神”的傳說，越傳越盛。而田單的部隊由五千人開始，迅速發展。從來兩軍勢力
的消長很少有變化得這樣快的，沒有多少日子，并國所失的七十多個城池，盡皆恢
復，燕軍敗回河北。

于是田單派人赴莒城，奉迎齊襄王法章還都臨淄聽政。論功行賞，田單被封為
“安平君”，安平在臨淄以東十九里。

這年是齊襄王即位的第五年。在秦，為昭王甘六年，秦與趙會盟澠池，藺相如
不使趙玉受辱，也就是這一年。秦昭王有意攻齊，但聽說齊人多智，君王后尤其聰
明，便想了個試她的方法。

這個方法很絕，秦昭王派遣一名使者到臨淄，饋贈君王后一付玉連環，附帶出
了一個難題：“久聞貴國智者特多，不知能解得此環否？”

兩個在雕琢時就套在一起的玉環，如何解得開？君王后問她的臣子，沒有一個
人能解答此難題。

于是，成竹在胸的君王后，不慌不忙地取過一個鐵椎來，輕輕一碰，指著那分
離破碎的玉環，對齊國的使者說：“幸不辱命，請看，解開了。”

使者無話可說，因為他只要求解開玉連環，并沒有要求非保持完整不可。當時
的玉器非常珍貴，為了趙國的一塊壁，秦昭王愿以十五個城池來交換。而君王后對
此貴重的禮物，不惜引椎一擊，是嚴正地表示了不惜玉碎以抗強敵的決心，足以嚇
阻秦國的入侵。這種高度的智慧，確是名不虛傳。

不過，齊后之智與田單之智，應有分別。田單的智慧，實所罕見，而使用的手
段，不免詭異。“齊人多詐”，正此之謂。刁間在本質上，就是田單型的人物。

他有許多奴婢。奴婢的身分，在各地都甚卑下，而以齊地為尤甚。這是不足為
奇的，用智的人，總看不起用力的人。則多智的齊人，輕視終日苦役的奴婢，為勢
所必然。然而這又有矛盾，倘或奴婢多智，調皮搗蛋，乃至明侵暗偷，主人駕馭不
了，則又不是看得起看不起的問題，簡直成了心腹之患，寧愿他們還是笨拙的好。

刁間的厲害，或者說刁間的成功，就在這一點上。他跟別人的觀念不同，并不
輕視奴婢。調皮搗蛋的也不怕，相反地，愈是如此，他越重視，因為聰明的才調皮
搗蛋，只要駕馭得法，這些“桀黠奴”才是最有用的人。

《史記·貨殖列傳》說刁間對“奴虜”，“獨愛貴之”。何以謂貴？因為奴虜
中頗有人才。漢初的奴婢撞仆，與后世的不同。時逢衰亂，求生第一，賢如諸葛武
侯，尚且自道：“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所以秦漢之交，流亡遍地，
如果既不能鋌而走險，又不甘于輾轉溝壑，則縱有滿腹詩書，饑來驅人，屈身為奴，
實不足為奇。不獨大亂之時如此，就是承平時期，知識階級因貧困或其他原因，受
雇于人者亦比比皆是。如匡衡為人作長工，彭越為人作酒保，朱買臣為人趕車，兒
寬做過廚子，韓延壽做過門房，都見于正史。

其次是豪杰隱于奴虜，如季布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至于沒入官家，或者因
政治上的原因，移遷某地，成為奴虜，則其原來的身分及知識程度，可能高于他的
主人。僅從這三類人看，就可知道奴虜中人才實在不少，以及刁間的所以“愛貴”
之故。

但是，這些奴虜，如果是在任公那里，則亦碌碌無所表現，唯有在刁間的運用
指揮之下，方能發揮其才智。因為刁間與任公雖同為積貲上億的貨殖家，但后者以
農為本，經商無非副業，前者則是一個什么生意都做的大企業家。現代有“商戰一
之說，道盡了商業上的競爭的激烈，當時也是一樣，不管是坐以居奇的“賈”，還
是買賤賣貴，往來各地以逐利的“商”，總是眼明手快的捷足先得，老實遲鈍的吃
了別人的虧。而隨任公耕作，唯須“力田”，雖有才智，卻無用武之地。

刁間是賈也是商，是商也是工。他的事業極大，大致分為三部分：漁業、鹽業、
貿易。漁業是齊地最早的特產，漁區在東面近海地區的蓬萊一帶。捕魚要納稅，稱
為“海租”。海租不重，但所捕的魚，如果不能建立穩固的市場，或者交通上不能
配合，發臭腐爛，則漁民的生計無著，而海租亦變了虧負。

因此，漁產的處理，有特殊的方法，這些方法，至今仍為沿海各地所襲用，那
就是把漁產加工，使之成為干魚。

干魚俗稱為鲞。在秦漢之際，怕還沒有這個字，當時稱作鲪、(魚邑)、鮑、鯫。
大別而言，干魚分作兩類，一類是利用強烈的日光曬干，就是鲪；一類是加鹽腌漬，
稱為(魚邑)，也就是鮑。至于鯫，據《史記》注：“謂雜小魚也”。雜者無所不有，
小蝦、小魚，混雜不分，所以價格不高。鲪與鮑用秤稱，鯫就不妨用量器量，以
“石”作計算單位了。

鲪與鮑，自然以鲪為理想。至今馬祖的蝦皮最好，就是因為它用日光曬干，水
分盡去，不腐而味淡，并保存原來的風味，可以任意調人作料。但強烈的日光，不
一定能與漁撈的作業配合，所以鹽是不可缺少的。漁鹽之利并稱，不僅因為都出于
海，實以漁鹽還有配合的作用而產生互利的結果。一

不過，漁與鹽的配合，要在一個人手里完成，也就是說，一個人同時經營漁業
與鹽業，是件不容易的事。因為第一，漁撈區與鹽場，不會恰好在一個地方。魚類
固有其集中的地區，漁港亦有漁港的要求，照道理說，煮海成鹽，哪一處海濱都可
以，然則何不遷就漁港，就地煮鹽？不行，因為煮鹽亦有其獨特的地理條件。現在
臺灣北門、布袋的鹽場，所制的是曬鹽，那要在亞熱帶，一年有好些日子的強烈陽
光才行，古時的海鹽，確是“煮”成的，煮鹽的平底鐵鍋，稱為“牢盆”，所用的
燃料，主要的是木柴一，因而理想的鹽場，應該負山面海，便于樵采，燃料的取得
才理想。

其次，經營漁業與鹽業，是兩套完全不同的生產制度，無論技術、設備、操作
過程都不同，唯一相同的一點是：都需要大量的人力。在當時，一個人兼營兩樣以
上的工商業，往往出于因利近便，可以互通的緣故。如果僅僅為了魚類加工需要鹽，
而耗費大量人力去經營與漁業風馬牛不相及的鹽業，那是件很傻的事。

因為如此，漁與鹽雖可配合，在技術上卻不簡單。魚類加工所需的鹽，得要經
營鹽業的人來配合。那時還沒有在整個經濟發展的計劃之下，某類物資供給某一特
定對象而予以優惠條件的觀念，魚類加工的鹽，也就是食鹽，價錢不便宜，所以腌
魚用鹽，不能達到必需的數量，應該用一斤的，只能用四兩或者半斤。這一來，加
工的鹽漬魚就難免腐敗而生異味，由“如人鮑魚之肆”這句成語，可以想見鮑魚有
氣味，是普遍的現象。秦始皇崩于旅途之中，李斯秘不發喪，將尸體放在車子里，
經一千六百多里的長途，運回咸陽，時逢盛暑，“輥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
魚，以亂其臭”，由此可以想見鮑魚臭到怎么樣的一種程度？

所以刁間的同時經營漁業與鹽業，是件難能可貴的事。“難”者，不僅需要絕
大的資本，在獨立經營鹽業的同時，附帶獲致配合漁業的效果，尤在要有可靠而能
干的人，二遠赴不同的海濱去替他管理不同的事業。“可貴”者，能夠以廉價的鹽，
供給魚類加工之用，不僅減低了鮑魚的成本，且因鹽的供給充分，可以制成更好的
鮑魚。捕魚為生，本來要靠運氣，豐收過剩，魚不值錢，如能獲得加工的便利，則
有恃無恐，獲利必豐。

刁間的另一項企業是貿易。他的生意做得很大，不僅輸出山東的特產，輸人山
東所需的物資，而且也在山東以外的地區，買賤賣貴。

作者：刁品安   回復：2   發表時間：2012-04-06 22:29:07

先說山東的特產，第一是絲綢及其加工品，名聞海內，所以齊地稱為“冠帶衣
履天下。”山東絲紡織業的發達，首先要歸功姜太公。他在周初被封于齊，看到那
里只有海濱的魚鹽之利，而營邱即臨淄是“瀉鹵”之地，不宜耕作，得要另外想辦
法增加生產。男子可以出海捕魚，海濱煮鹽，婦女干什么呢？漁鹽兩業都不適宜女
性工作，于是姜太公勸她們紡織。

齊地絲紡織業的發展，應該分為三個階段，可能最早是利用野蠶的絲。野蠶稱
為柞蠶，柞是木本植物，據《本草綱目》的作者李時珍說：“此木堅韌，可為鑿柄，
故俗名‘鑿子木’。高者丈余，葉小而有細齒，光滑而韌，其木及葉子皆有針刺，
經冬不凋。五月開碎白花，不結子，其木心理皆白色。”柞蠶以生于柞樹，食柞葉
而得名、初生時綠色；以后慢慢變為黃褐色，吐絲亦黃。用柞蠶的絲織成的綢，稱
為蠶綢，宋朝稱為“絹綢”，明朝稱為“繭綢”。《爾雅》記載：“有柞蠶食柞葉，
可以作綿”，這大概是又稱為綿綢的由來。

以后土地改良，“膏壤十里，宜桑麻，”于是養蠶事業，大為發達，當時齊國
的紡織業，居海內的首位。齊國進貢周王的貢品，就是絲織品。到了管仲相齊，助
桓公稱霸，在經濟發展上所致力的三大生產事業，是農耕、煮鹽、織造。承襲太公
的遺風，以織造為女工的專業，管子說：“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钅術，
然后成為女”，這些不僅是紡織所必需，也是刺繡的工具。是為齊國絲紡織業的第
二階段。

近代的絲繡，以湖南和江蘇最著名，即所謂“湘繡”和“蘇繡”，而當時名聞
天下的是“齊繡”。齊國紡織業發展的結果，連帶染色也很有名。《戰國策·燕策》：
“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
所謂“敗素”，是粗劣的白絹或者白布，但一經染成紫色，身價十倍，化腐朽為神
奇，因為齊人多智的又一明證，同時齊人染色的高明，亦可以想見。

由于齊國的強盛，一方面貿易發達，一方面各國諸侯、行人、訪聘者陸續不絕，
都要購買齊國的上等衣料自用或送禮，所以刺繡品的銷路極好，但刺繡的收入并不
高。《史記·貨殖傳》說：“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
門。”倚市門者何？司馬遷又說：“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說得清楚些，便
是為娼。太史公這段話，正是指齊國而言，因為娼妓就是管仲所發明的，而“齊女”
的艷名在當時是與邯鄲的“趙女”并稱的。

刁間的貿易，輸出齊地的絲織品及刺繡品，必為其主要的業務。齊地的絲織品，
最出名的是“阿縞”，阿是指東阿縣，《史記·李斯傳》：“阿縞之衣，錦繡之飾”。
這兩句話又見于《戰國策》的《秦策》，可知齊地的絲織品，主要的市場，是在關
中一帶。當然，東阿縣所出的絲織品，不限于“縞”，《史記·集解》：“齊之東
阿縣，繒帛所出”可證。此外，沂。泰山區各縣，均盛產麻桑，所以齊魯之間的紡
織業，是普遍發展的。

但在刁間那個時代，齊國的貿易中心是在臨淄，為各種物資的集散地。其次是
孟嘗君的封邑“薛”地，即今山東滕縣之南的臨城，一北一南，為刁間從事工商業
的兩大據點。

臨淄自春秋戰國到西漢，始終是一個富庶繁華的大都市。當時的大都市，首推
代咸陽而興的長安。天下的大族、豪富，大都徙于長安。這種硬性吸收“僑資”的
結果，造成長安高度的繁榮。但五方雜處，風俗不純，有錢的人，競相講求生活上
的豪華，一般平民又極力向貴族看齊，奢靡之風，成為社會的一種病態。大致而言，
長安是一個消費的都市，對于當時經濟發展的貢獻并不大。

其次是洛陽，此地為東周的王畿，也是最早的一個商業都市，照戰國時期的地
圖看，洛陽適居天下之中，東齊、西秦，南面是韓、楚，北面則魏、趙、燕三國。
由于處于交通的中心，而且王畿之民，政治的色彩比較淡，好比現代的許多中立國
家的人民那樣，旅行可以獲得許多方便，因此，洛陽的人做生意是出名的。雖然商
人的地位不如工與農，而洛陽人民特別看重，或者說喜愛經商，像大禹治水一樣。
他們可以三過家門而不人，以常年在外經商相矜耀。有這種敬業的精神，才會產生
白圭那樣的人。刁間私淑白圭，他的理論和業績，我在后面將會談到。

再次是大梁和邯鄲，一在河南，一在河北，和偏西的洛陽鼎足而立，構成中原
交通網的支柱。邯鄲是趙國的都城，戰國末期，此地是各國政客和間諜活動的中心，
以美色聞名天下，及至秦漢一統，邯鄲的地位逐漸末落。大梁就是開封，這里地勢
平衍，張儀所謂“諸侯四通，條達輻轉，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為“四戰之地”，
易攻難守。大梁的交通極其發達，“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但都是過境。史書
上不見大梁有大企業、大商人的記載，主要的原因，即在于投資大梁，太無保障。
戰火侵襲，隨時有遭受嚴重損失的可能。楚漢相爭，大梁被破壞得相當厲害，所以
漢興以后，大梁的地位比邯鄲更不如。

其時的新興都市是成都，而大致能夠保持原來地位的，是臨淄。臨淄與長安正
好相反，它是一個生產的都市。也與洛陽、邯鄲不同，這兩個都市因為交通的便利，
而促進了工商業的發達，臨淄則因工商業的發達而促進了交通的發展。

臨淄的交通，有一個為其他各大都市所沒有的特色，就是出海便利，蓬萊半島
與北面的旅順、大連隔海相距，只一百多里。由于海上三仙山的傳說，所以蓬萊半
島的芝罘、煙臺一帶，成為中國最早的國際港口。

在秦始皇以前，早在齊威王、齊宣王的時期，就曾遣人入海，求蓬萊、方丈、
瀛洲三神山。此海上神山，相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上有仙人及不死之藥。那里
的禽獸都是白色的，宮闕為金銀所造，隱隱在云端里發出寶光異彩，但一行近，才
發現三神山反在水下面。等船將到時，總是有一陣怪風把船吹走，因此齊威、齊宣
還有燕昭王等人，始終不能達到求仙的目的。

顯然的，海上神山無非海市蜃樓而故神其說，兩千多年前，自然不能了解這種
因光線折射而生的現象。所以后來又有秦始皇受齊人徐福之愚，“發童男女數千人，
人海求神仙”，甚至博浪一擊，驚魂未定，他仍不廢蓬萊半島之游，到登州海邊去
眺望，以冀一見神山。如果那時不是蒙著這一層神秘的色彩，能夠踏踏實賣，從事
海上交通的發展，則中國與日本的接觸，不會晚至隋唐。日本的文化，也將是另一
種型態。

就臨淄的交通來說，水路以利用黃河為主，由淄水經一條運河入濟水，與黃河
并行，到大梁會合，西至關中，東循鴻溝人淮南。陸路大約有三條路線，一條是往
西北渡黃河，人邯鄲，一條是由西南經泰安、曲阜、曹州往西到大梁，一條是南下
經莒城入彭城。春秋戰國以迄秦漢的道路，由于軍事的需要，同時因為地曠人稀，
所以極其寬闊。從周朝開始，對路政就很注意，立有一套完善的制度：第一，“先
王之教曰：雨華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要按時去整理道路橋梁；第二，“列樹以
表道”。因為路太寬闊，同于原野，如果不種樹作為標志，便有迷路之虞；第三，
“立鄙食以守路”，有專人看管道路；第四，“司空視途”，專設一官，管理路政。
“司空”即為后世的“工部尚書”，在現代當然是交通部長了。

《周禮》中講道路制度尤其詳細，這因為當初行井田制，“農地重劃”時，就
已把道路留了出來，所以自“一夫”至“萬夫”有不同寬度的道路，“一夫”指一
個農夫所受的私四百畝而言。換句話說，每百畝田之間，必有一條公眾道路。寬狹
等級，共分五等：間、徑、途、道、路。

因為春秋戰國的道路已經修得很好，所以秦始皇統一海內，立刻便有一個完整
的“公路網”出現。于是劃一制式，規定車輪之間的距離，以求與車轍相合。“車
同軌”的要求，無異說明車輛已可暢行各地。秦始皇巡幸四方的交通工具就是車子。

那時帝皇出巡所用的車子，大得驚人，稱為“辒辌車”，辒辌實應作溫涼。因
為車子有窗，聞窗則溫，開窗則涼，車中可以坐臥。皇帝的臥車，不是能夠睡下就
算數，其中有各種陳設，還有人侍奉，等于一座活動的寢宮，其大可知。

因為“辒辌車”太大，而秦始皇又好巡游，為了他的方便，特地開辟“馳道”，
顧名思義，“辒辌車”可以急馳，則此道路應如何寬廣平直？《漢書·賈山傳》記
馳道的規模：“道廣五十丈，三丈而樹。”這還不算：“厚筑其外，隱以金椎，樹
以青松”，這樣豪華的工程，以造價來計算，日本新近落成的那條世界最貴的公路，
怕也瞠乎其后了。

馳道是秦始皇御用的道路，專為他個人享樂之用，結果以后在軍事上發揮了極
大的作用。群雄并起，項羽入關，如無馳道，則用兵不致如此神速，秦亡得也不會
這么快！這是秦始皇生前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由于交通的發達，相應而起的便有旅舍事業的發展，旅舍有公私兩種，公家的
旅舍就是“亭”。但商賈喜歡住私人經營的旅舍，因為亭有許多不便。

有哪些不便呢？古今同理，對于現在公家的招待所，一般人所感到的不便，在
當時也是一樣。譬如說，借住某名勝區某公營事業機構的招待所，說不定有一天晚
上管事的人會懷著歉意來對你說：“某先生，實在對不起！剛才接到臺北的長途電
話，我們董事長明天要招待一班貴賓來玩，所有的房間都要用。請你原諒，讓一讓。”
這樣的情況之下，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如果是住私營的旅舍，就決不會有這樣的
麻煩。

亭的設置住宿設備，本意原是供官員過境之用，有時大員駕臨，按照日程，早
就收拾整潔，掃榻以待。為了避免再灑掃一遍的麻煩，即使空著，也不愿讓商民使
用。至于到期必遷，對于一般旅客來說，原不過夜來有個宿處，天明趕路，還不生
影響。可是做買賣的商人，就不同了，到某一處進貨、售貨或者收取帳款，事不由
己，逗留的日程亦難預定，倘要多住數日而非遷不可，隨身帶著貨物銀錢，豈不狼
狽？

其次，目前有許多招待所，對于借住者招致應召女郎，懸為厲禁。當時的亭也
是如此，這對終年在外，每招游娼伴宿的商賈來說，實有未便。但這些都還是小問
題，最大的不便，是商賈無法在亭中做生意。

現代的商業制度，燦然大備，制造商是制造商，經銷商是經銷商，有批發、有
門市，分工甚細。在古代，雖有“行商坐賈”之說，但并無嚴格的“同行公議”，
非遵守這個規定不可，所以行商亦可為坐賈，因時因地而異，具有極大的機動性。

當然，出發做生意之前，先有一個計劃，到甲地買進某項貨物，到乙地出售，
再進某項貨物，到雨地去賣。預計需要多少資本，若干時日，行程如何？都曾仔細
盤算過。但是意料不到的客觀因素的影響，隨時可以打破預定的計劃。舉個最簡單
的例子說，攜帶一批貨物，赴某地銷售，中途忽遇山洪暴發，或者發生戰亂，交通
中斷，那末，這一批貨物便得就地處理。或者原定赴某地銷售的，結果在中途某處，
發現這里的行情比預定的銷售地點還要好，則又何必多花運費、時間，非照原定計
劃執行不可？

遇到這樣的情形，行商立刻便成坐賈，在私營的旅舍中便可展開交易。如果住
亭，就不會得到這種方便。此外私營的旅舍，奉一顧客至上”為信條，一切的設備、
招待，都能符合商賈的特殊需要。特別是某一家相熟的旅舍，可以作為商業上的一
個聯絡站之用，對于業務的推廣，更有幫助。

由此亦可見，在那種通訊、交通遠不如現代，以及天然的不可抗力，隨時可以
破壞預定計劃，為人帶來厄運的環境中，如果沒有足夠的應變能力。是無法出門經
商的。刁間就有這樣的本事，能識人，能用人，而且能夠教人。所以他派出去經商
的奴仆，都能獲得極大的成功，不僅獲利，而且得名。《史記·貨殖列傳》說他的
奴仆，“連車騎，交守相”。請想想，這份煊赫！

“守”者太守，為一郡之長；“相”，諸侯的屬官，掌理民政，亦可以說是地
方官。這些達官貴人，居然與奴仆身分的商人一起高車駿馬，連翩同行，不能不說
是異常的現象。而此現象，正為漢朝商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大特色。

這個異常現象的造成，可分兩方面來看，一方面是以奴仆的身分如何高攀得上
貴人？一方面是守相為何要折節下交。就前者來說，漢初大亂初定，朝野上下，所
全力以赴的目標，即是“治生”，過分追求物質的結果，產生一個觀念上的偏差：
能賺錢就好！而社會上的階級又與政治上的階級不同。政治上的階級是：官吏、庶
民——庶民又有等次，但都為自由人、奴婢。社會上的階級是富翁、中人、貧民。
因此漢高祖雖有詔令，商人不得衣絲乘車，并且有種種歧視商人的法令，而商人只
要有了錢，除卻造反，其他可以為所欲為。因此，刁間的僮仆，手握巨貲而又手腕
靈活，則結交守相，非不可能。

作者：刁品安   發表時間：2012-04-06 22:30:27

至于守相的折節下交，固不免看在錢的份上，心存勢利，但大部分是要借重大
商人的財力，解決公家的經濟問題。

那時的地方政府，不比現在，有歲入歲出的預算，更談不到嚴格的財政收支系
統。尤其在漢武帝以前，對于地方財政，采取放任政策。不過放任不是放縱，橫征
暴斂，或者從事不急之務，加重人民的負擔是不行的。所以這個放任政策，實際是
不管主義。不管地方官的困難，有問題自己去解決，不用想跟中央要錢。

如果地方富庶，當然可以自給自足，無奈大亂之余，小民糊口尚且不易，何來
余財，以奉公家？因而地方上便發生了兩個財政上的問題，第一，是政費不足，無
力建設。第二，是王侯的用度不足。

王的封邑大，問題比較小。侯的封邑通常為千戶，說得明白些，就是指定一千
戶人家，繳納相當的稅賦，以供侯的用度，故稱為“衣租食稅”。通常每一戶每年
繳稅二百錢，一千戶共得二十萬，也就是二十斤黃金。除去平時衣食車馬之費，定
期赴京朝覲天子，一切貢物、旅費、交際應酬的費用，也包括在里面，境況并不如
何寬裕。如以年收甘萬錢為目標，則以《史記·貨殖列傳》的計算，就畜牧業而言，
能牧馬五十匹，或養牛一百六十七頭，或養羊、養豬二百五十條，有一于此，即可
年收此數，在經濟上的地位，與千戶侯相當，而其支出，不如千戶侯之多，所以生
活可以過得很優俗。

侯的收入少，支出大，甚或二十萬錢的收入亦不足，這樣，為他管事的“相”，
就必須設法去找額外的錢來彌補。或者青黃不接，周轉不靈，也必須先借一筆錢來
過關。這些難題，唯有手頭握有大量現金的貿易商，能為他解決。相的折節下交商
賈，原因在此。他所要問的，是有錢沒有錢，肯借不肯借？不是什么奴仆不奴仆！

郡守的情形，稍有不同。他們的必須聯絡大商人，是想經由貿易的方式，解決
一時的困難，促成經濟的發展。這情況，就像現代華爾街的大亨，為開發中國家奉
為上賓是一樣的道理。

問題在這里：那些奴仆，受命從事貿易、將本求利，盈虧都屬于主人，何以有
這樣大的權限，能動用主人的資本，從事政治性的商業投資？萬一吃了倒帳，或者
資金擱淺，遭致巨大損失，那怎么辦？其次，舛黠的奴仆，因為結交了達官貴人，
有了強硬的背景，背叛主人，拿他無計可施，那又怎么辦？

這就是刁間魄力過人的地方。這些因素都在他估計之中。由政治性而遭致損失，
不足為慮，因為可以由政治性而從他處取得補償。舛黠奴背叛，亦不足為慮，他自
有駕馭他們的手腕。不但如此，他還有這樣一個看法，愈是能結交貴人的，愈見得
其人有才能，因而“愈益任之”。此是刁間獨具巨眼的鑒別人才的方法。

識人還要能用人。一般地來說，用奴仆來從事農、工、商業，最要緊的一點是
“同苦樂”。勤儉是治生起家的根本，所以要“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但這
些如果只是對奴仆的要求，而主人像卓王孫那樣享用豪侈，則奴仆離心，事業決不
會成功。當然，在生活刻苦以外，應有相當的工資作為酬報，是即所謂“同苦樂”
的樂，才能維持相當的工作情緒和效力。

能做到這樣，已經很不錯了。刁間卻還有更開明的做法，他允許奴仆自己經商，
只要完成了主人交付的任務，行有余力，盡可以用自己所積蓄的資本，買進賣出，
刁間不加過問。不僅不加過問，甚至予以財力上的支援。這就像陶朱公“三致千金”
而分散給他的親友一樣，造成許多外圍的子公司，聲勢越發壯大，呼應越發靈活，
而且休戚相關，一榮皆榮，一枯皆枯，則要背叛刁間，不但他自己劃不來，別的奴
仆也不允許他這樣做，合力約束制裁，所以不足為刁間之患。

這是刁間超越當時所有的商業理論，獨樹一幟的成就。此外他還有許多長處，
尤其是對于白圭的理論，研究得非常透徹。白圭理論的精義在“觀時變”。時者天
時，而刁間的“時”，亦包括人事。說得明白些，在掌握自然因素對于生產及貿易
的影響以外，還要顧慮到政治因素所導致的生產和貿易環境的變化。

先說天時。白圭的看法，出于計然，認為年歲豐歉是有周期性的。他是中國農
村中“賣青”這一制度的發明者。由于他手里掌握了大批物資，便足以控制農村中
的經濟生活，如果年成好，谷麥豐收，則家家要添衣著，修房屋，于是他以絲和漆
來交換谷物，當然谷物的價格是低廉的。倘若年成不好，民以食為天，正好打開積
谷倉，以高價來交換棉花、土布等物資。在青黃不接之際，他又辦理私人的農貸，
約定某項農作物收獲后清償。總而言之一句話，變的是“以少換多”的魔術。但是
他也有風險，譬如谷物連年豐收，一方面價錢越壓越低；一方面陳谷會腐爛變質，
這樣就要造成雙重的損失了。

至于政治的因素，不是指政策的變更，而是指發生叛亂的戰事而言。那時有一
項“戰爭財”好發，即是貸款收息。

最明顯的例子是吳楚七國之亂，也正是刁間的那個時代。景帝三年，吳王劉濞
自廣陵即今揚州起兵，勾結山東及楚地請王謀反，聲勢浩大，尤其震驚天下的是，
吳王所出的賞格：能斬捕朝廷大將的，賜金五千斤，斬一個裨將亦賜金二千斤。他
寫信通知一起反叛的諸王說：“我的錢，存在天下各處，隨時隨地可以動用，不一
定要從吳國來取。你們要用錢，僅管用。有應該照上列賞格賞賜的，請通知我，我
立刻派專人送去。”口氣之大，空前絕后，而決非妄言欺人。

在以前曾談過，漢初分封諸國，最富的是吳國。因為有“即山鑄錢，煮海為鹽”
的大利，吳國的老百姓像現代的科威特那樣，是不須繳納任何賦稅的。吳王劉濞，
以四十年的經營蓄積，財富不知其數。由于吳國錢遍天下，吳國的鹽亦行銷天下，
等于任何地方都有他的銀行及鹽號，所以說：“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之。”

相反地，景帝承文帝之政，輕徭薄賦，國庫不裕。如果說打仗就是打錢，則勝
負之數，未曾接戰，就可判定。

也就因為財力不足，景帝當時雖派太尉周亞夫，率領三十六將軍出關討伐，但
意存妥協，所以采納袁盎的獻議，希望七國罷兵。七國同叛的起因，是晁錯建議景
帝削諸侯的封地，所以出兵的借口，亦為“誅賊臣晁錯。”袁盎與晁錯是死對頭，
當景帝因竇嬰的提議，召見曾為“吳相”的袁盎問計時，袁盎正好借刀殺人。他密
陳御前：“獨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景帝
原是極信任晁錯的，但考慮久之，終于說了句“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要向晁錯
“借人頭”了。

晁錯作了“政策性的犧牲”，而袁盎的計策，并未生效。于是周亞夫的軍事行
動才正式開始。當時從軍的三十六將軍，多為列侯，他們的封邑多在關東。為了保
護自己的利益，很愿意出力打這一仗。但有一層困難，領軍從征，要自備糧襪軍火，
從何而得？當時通行的辦法是借債。漢初的利息，即所謂“子錢”，多寡并無明文
規定，只要當事人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即有法律上的效力。列侯愿付的利息，亦
是空前絕后的，借一還十。不過有一個條件，要吳楚七國之亂平伏，才能還清本息。
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這筆軍費是正當開支，等收復失地后、可以向老百姓攤派。

利息更高，風險也大。那時的一般富戶，在戰事上都看好吳楚七國的叛軍。討
伐失敗，則列侯的性命怕都難保，又從何處去向他們討債？因此沒有一個人肯借。

在關中，獨有一個姓“無鹽”的，貸放了一千斤金子。三個月以后，吳楚七國
的叛亂討平，無鹽氏平地一聲雷，增加了十倍的財富。都因為他具有政治眼光之故。
以刁間的為人而論，他也決不會放過這個機會。吳楚七國之亂，齊王本來也參加了
叛亂組織，中途反正，以致臨淄為膠東、淄川、濟南三國所圍。城中物資缺乏，這
也造成了刁間的機會。

利用機會就是乘時。機會稍縱即逝，所以坐而乘時以外，還該起而爭時。治生
或者說致富的過程，在那時有三個階段：第一，“無財作力”，以勞力賺錢，稍有
積蓄，便是第二，“少有斗智”，因為資本太小，一方面虧蝕不起，一方面要爭取
暴利，不得不費盡心機，想出許多“花招”來取勝，于是第三：“既饒爭時”，默
察時勢環境的變化，掌握機會，大量進貨、拋售，或作遠程的投資。

這個過程與目前的情況，幾乎完全吻合。所謂“少有斗智”，正就是中小企業
經營之所以特感吃力之故，一旦有了數千萬的資本，就不必再去冒險投資，只要挑
有益于國計民生的企業投資，必有盈利，成為“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
身有處士之義”的現代“封君”。

但是，這樣舒服的做法是不大可能成為巨富的。要成巨富，還須“爭時”，放
遠眼光，走在別人前面。當然，僅有眼光是不夠的，作為一個第一流的貨殖家，要
像刁間那樣具備“智”、“勇”、“仁”、“強”四種品德。

這是白圭的理論，而為刁間所充分實踐。白圭是洛陽人，生在戰國初期，周威
烈王的那個時代。其時有個有名的經濟學家，名叫李俚，幫助魏文侯從事經濟革新，
獲得極大的成功。李俚是個重農主義者，所以他的經濟學說，偏重在農業方面的改
革，概括而言，可得八個字：增加生產，調節盈虛。

增加生產的主要途徑，是在充分發揮土地的生產力。試以一百里地方作計算，
共有九萬頃的面積，每頃一百畝，共九百萬畝。其中山林、河流，以及城市村鎮等
約占三分之一，則還有六百萬畝的農田。如果農夫稍微勤一些，每畝至少可以增加
三升粟的產量；相反地，稍微懶一些，就會減產，一進一出相差六升，則六百萬畝
田，就會有三千六百萬升粟的增損。因此必須力田以“盡地力”。

其次是研究農產物的價格與整個國家社會的關系。谷賤傷農，谷貴傷民。“民
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所以農產物的價格，貴與踐都不是好事，從而導致出一
個“適中”的結論。

那末，如何才算適中呢？這也有一個算法，以五口家，耕田一百畝，在普通年
成來說，約可收粟一百五十石。除去什一之稅，剩下一百三十五石，再除衣食祠祭
之費，不足約十五石，而醫藥喪葬之費，還未計算在內。此所以要“盡地力”以增
加生產，提高收入。

但增加了產量，如果因供求關系而跌價，則仍不能使農民獲得實惠。所以價格
一定要維持穩定，不使其受產量增減的影響。換句話說，是要使農民在豐年賣出多
余農產物所得的現金，在荒年仍舊能夠買回等量的農產物。根據這個目標，李俚所
訂的辦法是，將年成分為六等，平歲算作“下熟”，其上有“中熟”、“上熟”兩
等，其下有“小饑”、“中饑”、“大饑”三等，上熟的年分，一百畝可收票六百
石，大饑則只收三十石，多寡的比例為二十對一。

調節盈虛的辦法，在理論上也很簡單，豐年由公家收買谷物，荒年由公家以平
價賣出，等于由公家提出一筆巨款，代農民保管谷物。這個方法行于魏國，魏國得
以富強。

因此，當時“盡地力”之說，是個極其風行的經濟理論，治生者亦多偏重于農
業方面。唯有白圭“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配合農業生產的周期性，
發展出一套收買“期貨”，由少變多的商業理論。

白圭說：“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經商
如用兵斗智，此一說還不足為奇，而以“商鞅行法”作譬，是他理論中最深刻的地
方。商鞅行法，任法不任人，絕無通融的余地，如果這樣做生意，一定把客戶都得
罪光。所以白圭的這個譬喻，意指“自律”而言，換句話說，他自己所定的辦法，
所開的條件，一定做到，這樣才能建立卓越的信用。

“智、勇、仁、強”四字，他也有相當具體的解釋。智為權變，隨時要考察情
況的變化，采取適當的對策。原來預定到某地去買絲的，一看行情，買棉花比較更
有利，使不能膠柱鼓瑟，非買絲不可。

勇者決斷。這是作為一個大企業家的最寶貴的一種素質。以用兵而論，指揮官
最大的才能就是決斷。因為情況的變化，適應的措施，屬于參謀作業，而情勢的估
計及計劃的策定，有時會出現矛盾，而抉擇只有一個——取矛或者取盾，這時的成
敗，就全系于指揮官的決斷。經商也是如此，用現代的情況作比，最明白不過的是
證券交易，“多”、“空”之間，相去萬里，億萬進出，決于一念，他人只能提供
參考資料，買進的利弊如何，拋出的利弊如何，到底做多頭還是空頭？是誰也無法
替當事人作決定的。

所謂、“仁’，照白圭的說法是“取予”二字，而實重在“予”。經商雖是唯
利以圖，但亦有仁義在。一個人肯犧牲，濟人之急，將來自己遇到困難，才能期望
他人有以援手。所以“仁”之一字，說穿了亦是利。現代企業具有“取之社會，用
之社會”的犧牲精神，在實際上亦有培養市場的作用。至于殺雞取卵的做法，則適
與“仁”背道而馳，古今成功的貨殖家，從無這種做法。

最后這個“強”字，亦是白圭理論中的精義，所“強”者何？是“守”。中國
傳統立身處世的道理，很著重這個“守”字，所謂“有為有守”是指積極與消極的
兩面，“用行舍藏”的藏，亦作守字解釋。評估一個人的價值，有時不在他積極的
有為這方面，而在消極的守的方面，看他如何自處？能安貧樂道，苦守待時，此人
便可能成大器，如果稍有拂逆，便失常度，有為而不能有守，這便是脆弱的表現。
經商的守，也是這樣的道理。時機不利，能夠保持冷靜，泰然處之，盡力守住原來
的資本，乘時再起，此之謂“強”。

這說來容易做來難的四項品德，在刁間是完全具備的，而其獨到之處，在能駕
馭舛黠的奴仆，所用的方法亦不出白圭的理論，一方面是“仁”，一方面是“商鞅
行法”的嚴厲。推己及人，使奴仆得以經營個人的事業，漸致富饒，則奴仆自然心
說誠服，樂為所用。

萬一有那過分舛黠，反叛刁間的，他還有最后一項法寶，就是奴仆的賣身契。
漢朝的政府既承認奴仆為主人的財產，自然法律上有保護畜養奴仆者的條款，同時
奴仆的地位與良人到底有別，即使社會以勢利相尚，對于能“交守相”有身價的奴
仆，另眼相看，但一旦涉及法律糾紛，有奴仆身分的，官司非輸不可。

當時流行一句俗語，叫做“寧爵毋刁”，《漢書音義》解釋這句俗語的意思，
說是有奴仆身分的人，自己在研究出處，是設法去當一個清清白白的老百姓呢？還
是投身到刁間那里，好有發財的機會？原文是：“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
爵耶？將止為刁氏作奴乎？’”

這個解釋不能令人滿意，“寧爵”應照字面釋作：寧愿得一民爵——民爵為秦、
漢特有的制度，共分十四級，賜予庶民，而奴仆無資格得爵，所以“寧爵”即表示
寧愿做一個清白良民，在刁間那里為奴，雖然發了財，畢竟是一個奴仆。“寧爵毋
刁”，無非強調個人自由的可貴，而且要致富，在漢初也很容易。

漢朝的富翁，就其致富的手段而言，分為三等，務農為本，所以像任公那樣折
節力田而起家的，稱為“本富”。此外工與商，以及靠手藝謀生的，都稱為“末業”，
因而致富者，就是“末富”。

最下等的是“奸富”，顧名思義，可知是以不正當的手段去弄錢。其時所流行
的“奸惡”職業，有“掘家”、“博戲”、“私鑄”等等，而皆與游俠有關。

至于所謂“末業”，除了刁間那樣的大企業家以外，以手工業或者勞務收入發
財的，亦頗有其人，據《史記·貨殖列傳》，附記如下：

“賣漿水業也，而張氏千萬”。漿是當時所通行的一種飲料，以米或粟煮熟，
投入冷水，幾天后發酵，味酸有酒味就是漿。張氏賣漿，能致千萬，當然是制漿有
獨到之處，而且做的是批發生意。

“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修理刀劍的行業，稱為“灑削”。既稱“鼎食”，
可見郅氏用的工人極多。灑削不算小生意，裝飾劍鞘，須用寶石美玉，應有相當資
本。

“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胃是羊胃，煮熟而調以五味，脫水成脯，是一種
美食。既云“連騎”，可知行銷甚廣。

“馬醫淺方，張里擊鐘”，張里不是一個人作馬醫，他是開的“獸醫院”，用
人極多，所以開飯要敲鐘。

司馬遷敘了上述的末業致富者，下了一個結論：“此皆誠壹之所致。”誠則敬
業，壹者專心，不論貨殖的規模如何，投入全部精力，專心一致，以出品的精良為
第一目標，贏得顧客的信任，近悅遠來，自然成功。所以“誠壹”二字，應是古今
中外工商業的金科玉律。

作者：刁品安   發表時間：2012-04-06 22:3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