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4歲的刁文，精神矍鑠。他在家里接受采訪，進門迎面是一尊毛主席像，背后的玻璃墻上，掛著一面國旗和一面黨旗。這是他一生的信仰。

刁文做了二十多年縣委書記，其中在蘭考六年。

1977年到1984年，刁文受命擔任繼焦裕祿之后蘭考第四任縣委書記，也是蘭考粉碎“四人幫”之后第一任縣委書記。刁文到蘭考縣走馬上任前,河南省委的五位主要領導花了兩個半天時間找他談心,這是焦裕祿逝世后的幾任縣委書記所沒有享受的政治殊榮,事后刁文也聽說,這是省委領導人在審視了十多個縣委書記名字后畫上他的圈的。

蘭考的特殊性由此可見一斑，刁文的壓力和責任也清晰可見。

“犯錯誤的焦裕祿”

1977年11月13日，刁文來到蘭考。

當天晚上，他就獨自一人到焦裕祿墓前，站了很久，既是報道，又是保證。他說自己在心里宣誓：“讓焦書記放心，我一定要帶領黨員干部，與全縣人民一起繼承、發揚、學習焦裕祿的崇高精神，盡快地改變蘭考貧困落后的面貌。”此時“四人幫”已經粉碎，各地都在歡慶，在蘭考，卻因為種種原因看不到這樣的喜慶場面，也感受不到被壓抑許久之后突然釋放出來的干勁兒和積極性。因為“四人幫”極左路線多年的干擾破壞，蘭考的“三害”又重新猖獗，社員口糧每人只有300斤，分配到每人的錢只有40元，是當時河南省最窮的縣之一。

即便如此，刁文來到蘭考，首先“撲面而來”的還是階級斗爭。造反派們在墻上刷了大標語：“熱烈歡迎刁文同志來蘭考主持工作！”“向刁文同志學習！向刁文同志致敬！”刁文對縣委辦公室的干部說：“大家幫幫忙，把那些標語覆蓋起來。要告訴大家，我是犯過錯誤的人，不值得學習，更不必致敬！”

面對造反派，刁文上任第一件事就是開大會，自己主動亮老底。本來想開個公社書記的會，跟干部們見見面，結果很多干部想不通，都沒來，還有的人直接摔了電話機把電話給掛了，最后只得開了個蘭考縣干部職工大會。刁文站到講臺上第一句話就是“我是亮老底戰斗隊的”，接著就開始把自己從前在禹縣和臨潁工作時犯過的錯誤一一“抖落”出來，還跟大家“分享”他的檢討書。刁文是個經過大起大落，曾經大紅大紫又被痛批到底的人。此番再次出任縣委書記，還是焦點上的蘭考縣，刁文內心的壓力很大。很多年以后，他曾回憶過當時的情況：“我心里不愛來，不是怕窮，是怕自己干不好。”

開始，他的謙虛與勇于自我批評并沒有換來理解，阻撓很多，障礙更多。有人給他的門口擺花圈，還有人半夜里往刁文住的房間扔石頭，刁文怕不安全，每天晚上都貼著窗戶根兒睡。半夜里有石頭砸碎了玻璃扔進來，嘩啦啦碎了一床一地。刁文沒怕。在許昌工作的妻子帶著孩子曾經跑來看望過，因為聽說他被暗殺了。時過境遷，刁文已經不想再講這樣的故事。采訪時，兒女和老伴兒幾次提起，都被他笑呵呵地擺擺手堅決制止了，他總說：“不提不提。”在他看來，他是一個犯過錯誤的人，組織上還信任他，讓他來蘭考做縣委書記，還提拔他，支持他，別人的錯誤，也是因為當時的環境，也是可以原諒的。

時間久了，群眾開始覺得這個新來的書記敢于講自己的錯誤，而且很誠懇、很可親甚至有點可愛，跟原來有些“一貫正確”的干部不一樣，大家開始慢慢地找刁文講情況、提建議，冷清了多年的縣委大院，又開始熱鬧起來了。有造反派反對他，群眾就自發地晚上在他的屋子外面站崗。他感動，又坦然，還勸大家不用站崗。

進蘭考，有人放話說要刁文“笑著來，哭著走”，刁文就不是笑著來的，當然他也沒有哭著走，不但沒有哭著走，幾年后他成了百姓口口相傳的“像焦書記一樣的好干部”。

當縣委書記那幾年，刁文的行李里卻始終有個牛皮紙袋子，裝著他二十年來寫的許多份檢討，這個袋子他不論走到哪都不離身，時常拿出來翻閱思考。

他把錯誤當成是一筆財富。時值今日，仍舊如此。他甚至因為自己前一天在外地沒有能如約按記者的要求接受采訪而感到內疚。這種內疚除了讓人感到可愛之外，更讓人感到一種心酸。說話間，他又回身拿出他的“財富”，仍舊是牛皮紙袋子，里面滿滿地裝著他的那些檢討。那些當年油墨印刷的檢討書，紙頁早已泛黃，油墨也已經浸潤，他仍舊珍藏著，小心翼翼。

“老焦又回來了”

“學習焦裕祿，不能再搞‘花架子’，要學焦裕祿的精神實質。”刁文作為“十年動亂”后蘭考第一任縣委書記，要求全縣黨員干部，用實際行動帶領群眾擺脫貧困，根治“三害”。為讓蘭考農民盡快吃飽肚子，他像焦裕祿那樣求真務實，頂壓力，冒風險，在全省最早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

為此，他還曾在1978年8月到北京出差之前，給胡耀邦寫信請求再見一見他。1959年，刁文在禹縣工作時，時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到禹縣視察工作，曾向他提出批評。二十年后，他很想再見胡耀邦，于是寫了封信，信發出去又很后悔，覺得胡耀邦那么忙肯定不記得他了。結果第二天胡耀邦秘書就打來電話，在北京，胡耀邦留他吃飯，還說道：“1959年我到禹縣參觀，對你們那些做法是有看法的，你沒聽，這次到蘭考一定要注意啊。”

蘭考原本有三寶：泡桐、花生、大紅棗。十年動亂中，全都被淹沒在“賣錢就是資本主義”的思想里——花生幾乎絕種，棗樹也沒人管。百姓們只能成群結隊地出去要飯。在他去之前很長一段年時間內，蘭考人要飯都是出名的。每年正月十五之后出門，快到秋收的時候回來，有人編了順口溜笑話蘭考人。要飯的人里還有共產黨員，也一樣羞愧不已地跟著出去要飯。

到了蘭考后，刁文一直苦苦思索著這樣一個問題：蘭考窮困的“風口”究竟在哪里？怎樣才能讓全縣人民盡快吃飽肚子？他透過黃河故道上的風沙迷霧，分明看到一個人為的“風口”：多年的“左”的錯誤剝奪了農民作為農業生產主體的權利，許多農村政策從根本上違背了農民的利益。要盡快改變蘭考面貌，必須最大限度地解放生產力。糾正極“左”，實事求是，把群眾的疾苦放在第一位。要改變蘭考面貌，就要從這幾方面改起。

為了頂住大家對“包產到戶”的擔心和懷疑，刁文說過一句話：“只要社員能吃飽，寧愿自己被打倒；只要群眾不要飯，我就不怕挨批判。”

這樣的表態不是沖動。

1978年春天，縣委幫助全縣人民大量栽種泡桐。

也是這一年春天，城關公社楊三寨大隊的支部書記張中周進城找刁文，說：“你看過，我們那里棗樹多。往年沒人管，人們隨便摘棗，有人用棗喂豬，全糟蹋了。我們想了個辦法，把棗樹都估好產量，每家分幾棵管理。秋后收下棗，各家和隊上四六分成。”刁文聽得清楚，這里明明有個“包”字，“包樹到戶”。犯過錯誤的刁文敢不敢跟“包”字沾邊？刁文很干脆：“包吧，只要能收棗，不要說我說的，就當縣委不知道，不過到時候問罪下來，承擔責任，我刁文不裝‘鴨子屎’就是了。”

現在看起來詭異的邏輯，就是那時的實情。十一屆三中全會已開，包產到戶、大包干、聯產到勞幾種責任制已經推開，可是大家心里還是犯嘀咕。總怕政策變了，只敢偷偷摸摸，不敢大張旗鼓。有的領導也不太支持，說蘭考走回頭路。刁文果然“沒裝鴨子屎”，據理力爭。“多少年說‘為人民服務’，其實不懂怎樣才叫為人民服務。我們是共產黨，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還有什么別的利益嗎？”

不光說，他還派人從山東老家弄來花生種子，帶著縣委機關干部到城北開荒，種了35畝花生。面積不大，產生的是轟動效應，一傳十、十傳百，多年撂荒的花生地又種起來了。

三年后，蘭考的花生產量躥升到一個新高點。

1980年，蘭考結束了吃統銷糧的歷史。

學習焦裕祿精神永不畢業

1983年9月10日，據第一次站到焦裕祿墓前宣誓已經六年多了，刁文再次來到焦裕祿墓前，這一次既是匯報，又是告別。

此時，刁文已經追隨著焦裕祿的腳步，成了當地百姓口中“焦書記一樣的好書記”。六年時間，他帶著蘭考人民撥亂反正，恢復經濟，重新治理“三害”，搞包產到戶。1980年秋天，蘭考一共收獲3.1億多斤糧食，創下了蘭考歷史上的奇跡。百姓們說他和焦書記一樣心里有群眾，他卻總是感慨，在河南搞了三十多年農業，沒搞好，欠了農民許多債。那時刁文天天騎著自行車下鄉，一身泥一身汗，他自己一個人在蘭考工作，沒人照顧，也沒空洗衣服，時間長了，褲子后面都是汗漬，百姓們看到他都忍不住笑，他也不在乎，只是實干。很多年后，蘭考的老人們還總講刁書記當年的“狼狽相”，想一想這個焦書記一樣的老書記。

很多故事刁文不肯講，只有從當時媒體的報道中找到點點滴滴。刁文在很多地方當過干部，從來不帶家屬。在蘭考也是如此。不過到蘭考的第一個春節，刁文還是顧不上回家，而是冒著大風雪，領著縣委常委拉著五輛架子車，給軍烈屬、五保戶、困難戶送糧送煤。跟焦裕祿一樣，他也騎著自行車到處跑，全縣15個公社140多個大隊，他全都騎自行車去過，去了就和社員一起勞動、跟干部一起研究怎樣搞生產。

六年過去，當他即將離開蘭考時，在心里默默地給焦裕祿匯報，“蘭考貧困落后的帽子已經摘去，但焦裕祿生前所構想的宏偉藍圖尚未完全實現，蘭考的‘三害’還沒有徹底根治。蘭考的黨員、干部和人民正在繼續戰斗著。”

雖然人已離開蘭考，心卻從未忘記。每年5月14日，刁文都要去蘭考，去焦裕祿陵園看一看，站一站。既是緬懷，又是溫故。

當年的百姓們忘不了他，看見他都爭先恐后地拉著他說話。原來縣委辦公樓外面有個理發店，刁文一直在那里理發。刁文第一次去理發之前，有人告訴他千萬別去，那個理發師是個“造反派”，刁文倔上了，“我一個縣委書記怕理發師？那這工作就沒法干了。”他去了，還跟理發師聊天，后來兩個人成了好朋友。直到刁文離開蘭考，都一直是他給刁文理發。理發師比刁文還大幾歲，知道每年5月14日刁文都會到焦裕祿陵前掃墓，就特意帶上理發工具到陵園門口等他，一定要再給刁文理理發，哪怕是剛剛理過，也要動動推子心里才安生。有一年刁文正好帶了記者一起去陵園，理發師不由分說給記者也理了發，還摟著刁文的脖子一起照相，好像是親哥倆。

百姓跟縣委書記之間能有這樣的感情，絕不是裝出來的、吹出來的，而是實實在在“處”出來的。刁文很得意。聽說好多百姓至今惦記刁文的身體，念他的好，刁文卻總說是因為正趕上了好時候，撥亂反正、包產到戶，“是黨的政策不是我刁文把蘭考帶回了正道。”

焦裕祿是山東人，刁文也是；焦裕祿參加南下工作團離開山東到了河南，刁文也是。兩個人認識，曾經在開會時碰過面。他們很像，都是一心撲到黨的事業上，即便現在說起，仍舊滿臉崇高。有人說他是焦書記一樣的好書記，他總說比焦裕祿書記還差得遠，他是學習焦裕祿精神永遠不畢業的好學生。

5月26日即將推出：王祖德　焦裕祿精神是壓力，更是動力

（《中華兒女》雜志授權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發布，請勿轉載）2011.5.25

作者：刁良勛   回復：5   發表時間：2013-07-06 00:13:25

作者：刁良勛   發表時間：2013-07-06 00:20:41

刁文的名字是我1978年上大學的第一年在校醫院一位醫生那里聽到的，他曾和蘭考縣委書記刁文工作在一起過，為啥和一個毛孩子提起刁文呢？原來我姓刁，估計那個醫生一輩子見過倆姓刁的，稀罕死了。

作者：123.6.14.*   發表時間：2013-07-18 23:21:13

前幾天偶而想起這一檔子事，百度一下，真吃驚，原來真有叫刁文的，而且還活著。祝他老人家長命百歲。

作者：123.6.14.*   發表時間：2013-07-18 23:23:45

七律·賀刁文①八十壽辰

上世紀七十年代，刁文調任臨潁縣委書記。在他的關懷培養下，我先后在縣委宣傳部、文教局、文化局、城關鎮等多個單位工作。從一個普通職員成長為一名基層領導干部。刁書記對我有知遇之恩，我對他的光輝人生、高尚品質又了解較深。因此，幾十年來對他一直懷有感恩之心、敬仰之情。今逢刁書記八十壽辰，特寫七律一首，請將軍書法家崔根峰書寫、工藝師裝裱，當面呈上，略表敬意。

櫛風沐雨八十春，
千錘百煉始成金。
禹州江山多嬌態，
臨潁天地更銷魂。
蘭考續寫公仆志，
商城演繹百姓心。
功過是非誰論定？
留待歷史說刁文。

注①刁文，1927年生，山東文登人，共產黨員。1942年參加革命，1948年隨大軍南下，在寶豐縣先后任鎮長、縣委組織部長。1952年任共青團許昌地委書記，此后，歷任禹縣、臨潁、蘭考等縣的縣委書記，鄭州市人大副主任、鄭州市政協黨組書記。
全國解放后，在歷次運動中他都是排頭兵。20多歲即擔任縣級領導職務，是中共河南省委樹立的紅旗和標兵。1956年召開中共八大，他是列席代表。他是電影《江山多嬌》中那位縣委書記的原型。在擔任臨潁縣委書記期間，他帶領全縣干部，參加集體勞動，贏得了廣泛贊譽。改革開放以后，河南省委決定派刁文同志出任蘭考縣委書記。他在省內率先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盡管有人指責他這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在趙紫陽、田紀云等中央領導親赴蘭考深入考察之后，他的工作得到了中央和省委的高度肯定，得到了人民群眾的衷心擁護，他被人親切地稱為“犯過錯誤的焦裕祿”。

作者：刁良勛   發表時間：2014-10-21 23:37:37

作者：刁良勛   發表時間：2014-11-22 22:5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