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及其家族的經商活動

說曾國藩是文人，肯定無人反對。翰林出身，著作等身，特別是“文正”之謚號，禮部不是隨便會給予人的。說曾國藩是武官，也說得過去的。堂堂湘軍統帥，領兵30余萬，打遍天下18行省，“一等毅勇侯”之封爵，不知是多少將士之鮮血染紅的。而曾國藩又是商人，說他經商辦企業，頗有經濟頭腦，似乎不可多聞。本文試從曾國藩在家鄉蔣士街賣菜籃子說起。



一 不可忘寒士家風味

同治六年（1867），曾國藩已功成名就，是年正月初四日，他在給大弟國潢的家書中說：

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風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聲罵仆從為首，戒惰以不晏起為首。吾則不忘蔣士街賣菜籃情景，弟則不忘竹山坳拖碑車風景。昔日苦況，安知異日不再嘗之？自知謹慎矣。

（《曾國藩全集·家書》/岳麓書社，1985年，1319頁。）

蔣士街，今之井字鎮人民政府駐地。據《沙溪梅樹蔣氏族譜》載：此地為三國蜀相蔣琬之祖居地。在今荷葉小盆地，可稱是一個較大的農村集市了。其實，蔣士街發展到民國年間，也只是一個百多戶山農的小集市。蔣士街四面環山，竹木茂盛。一般人家需要個菜籃子，大可自己制作。而曾氏祖居地白玉堂，距蔣士街還有10余公里。曾氏用高嵋山之竹，制作成小小的菜籃子，在農村集市出售，又能賣出幾只？“吾則不忘蔣士街賣菜籃情景”，此“情景”之尷尬，可悲且知。但不管怎樣，這是曾國藩早年從事的一次經商活動。小農經濟，自產自銷，大不可認為奇異。然對日后官至極品的曾國藩來說，自是一段不平凡的人生經歷。



二 高嵋山中之造紙棚

高嵋山的竹不僅可用來編菜籃子，它還是造紙的好原料，曾氏家族充分利用了這一資源。道光廿九年（1849）六月初七日，曾國潢信告乃兄曰：

家中將起槽造紙，約可百石，今年雖不能出賣，可以坐為費用。現在負人家者，秦福三處七十千（僉前年零碎存的，不肯一會取回去），永豐蔡雜貨店廿余千，其余止打算家中費用。彭大生之錢，去年在省止交九弟一半，余廿千其族人答應七月底準送來，全未啟齒向一人說過。合湘潭之紙錢，及零星各項，收齊尚可六十千，又有兄所付之銀回，呼來遣去，總無窘手之時也。（《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中卷》/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617頁。）

由此可知，曾氏造紙，為之補貼家庭開支，此乃勤勞致富的好辦法。“約可百石”，說明紙棚生產具有一定的規模了。“百石”即生產的紙重達有一萬五千斤。“合湘潭之紙錢”，即是指最初，曾家與秋瑾婆家王氏合開紙坊在湘潭，自己沒有造紙，做的是販買販賣生意。

咸豐元年（1851）五月初八日，國潢又告乃兄說：

家中用項，雖挪移人家不少，現尚存谷將一百[石]，惟價錢止一千五百，又不行；又存包皮紙百八十塊在湘潭，惟現在價錢每塊止可賣錢九百零耳。兄云今年共寄二百五回家，我縣進京者及捐功名者總可以兌，不必競寄銀兩。

（《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中卷》/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650頁。）

由此又可知，曾家造紙已近三年，按當年紙價，每塊（包）僅賣九百文，百八十塊（包）當值銀150兩左右（清初是七百文換銀一兩，咸豐初約千余文換銀一兩），于是曾國潢告之乃兄，不必寄銀兩回家補貼家用了（曾氏家族于咸豐九年才分家）。

咸豐元年八月廿一日，曾國葆信告長兄曰：季弟國葆謹呈長兄大人左右：十八日發十號信，中多不詳。比日晚間即買舟歸里，十九早到湘潭。家中有包皮紙在湘潭，共賣錢一百五十余千文，弟等將省城所用、湘潭所用及家中所用者一概全清，而此項無余矣。（《曾國藩往來家書全編·中卷》/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671頁。）

曾家造紙在湘潭銷售，實得錢一百五十余千文，家中一般開支，均靠造紙收入支付，亦可見三年即大見成效。

以后，曾家利用高嵋山竹資源，在白玉堂傳人曾紀壽經營下，仍是一筆較大的收入。曾紀壽的女兒曾廣寧老人曾在《回憶錄》中說：屋背后一座高嵋山上，漫山遍野開滿杜鵑花，一片紅彤彤的，加上大片竹林綠油油的，山下小溪流水潺潺，真美麗異常。竹林每年除供我們吃的竹筍外，其余都可作做紙的原料。母親在半山腰蓋了一個簡易造紙廠，請了造紙師傅造紙，一天到晚忙個
不停。（曾廣寧/《我的家庭和我的童年》手稿）

從道光末年到民國年間，曾氏紙棚造紙于高嵋山中，一直延綿下來了。曾國藩對竹也是情有獨鐘。他開始總結治家八訣時，首先提出的是“書蔬魚豬竹”，后來也說：家事如館內之書、園里之蔬、塘中之魚、欄內之豬，四者皆一家生趣。余時時掛心。至于下首之竹，雖不押韻。亦宜加意培植。今冬明春又須于思云館外屋后山上多栽新竹。（《曾國藩全集·家書》/岳麓書社，1994年，第427頁。）

今天，曾氏家鄉勤樸的村民所搭紙棚，猶存荷葉的萬山叢中。
三 曾國藩代售書籍

窮翰林遠不如外官富裕，面對現實生活，為了補貼家用，曾國藩 也不得不做起了書生意。

咸豐三年六月十二日，曾國藩第二次得差充江西鄉試正考官，這本是一次極好的美差，既可新收門生弟子，銀子也能略有所進。誰知他行至安徽太湖縣，突聞母喪，他信告在京師的兒子紀澤曰：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余抵安徽太湖縣之小池驛，慘聞吾母大故……計由黃梅至武昌不過六七百里，由武昌至長沙不過千里，大約八月中秋后可望到家。一出家輒十四年，吾母音容不可再見，痛極痛極！不孝之罪，豈有稍減之處！茲念京寓眷口尚多，還家甚難。特寄信到京，料理一切，開列于后：我出京時將一切家事托毛寄云年伯，均蒙慨許，此時遭此大變，爾往叩求寄云年伯籌劃一切，必能俯允。現在京寓并無銀錢，分毫無出，不得不開吊收賻儀，以作家眷回南之路費。開吊所得，大抵不過三百金。路費以人口太多之故，計須四五百金。其不足者，可求寄云年伯張羅。此外同鄉如黎樾喬、黃恕皆老伯，同年如王靜庵、袁午橋年伯，平日皆有肝膽，待我甚厚，或可求其湊辦旅費。受有恩惠，當為將來報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袁漱六姻伯處，只可求其出力幫辦一切，不可令其張羅銀錢，渠甚苦也。

……

苗仙鹿寄賣之書，《聲訂》《聲讀表》共一種、《毛詩韻訂》一種、《建首字讀本》，想到江西銷售幾部。今既不能，可將書架頂上三種各四十余部還他，交黎樾喬老伯轉交。

（《曾國藩全集·家書》/岳麓書社，1985年，第231—234頁。）

“現在京寓并無銀錢，分毫無出” 。曾國藩此時已是二品大員，實難使人相信。然全眷返湘之路費都得靠“開吊收賻費”來解決，又不得不相信這是事實。怪不得二品大員還做起了書生意。

曾國藩代苗仙鹿銷售書籍計三種各四十多部，共計有一百二十多部。每部如得差價幾十或百余文，即可得銀幾十兩。二品大員做書商，說來并不好聽，但這是正道，靠勞動補貼家用，無可非議。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袁漱六姻伯處“只可求其出力幫辦一切，不可令其張羅銀錢，渠甚苦也”之言，又可見曾國藩為人之品德。

袁漱六即袁芳瑛，湘潭人，時官翰林院編修，家中人口眾多。曾國藩的女兒與袁芳瑛之子為指腹婚姻。曾袁在京既為兒女親家，又為藏書師友，袁后官至松江知府，才漸漸地富裕起來。

曾國藩在京師14個年頭中，還干過利用地區書籍差價（如利用江西紙價便宜等條件，進大部頭書籍，為自己藏書盡量便宜）做過許多書籍的買賣事情。此與曾國藩從小做生意的經商頭腦無不有關。再者，用竹紙刷印之書籍，是古籍中的上品，曾國藩做“業余書商”不知是否與他一生愛竹有關？

四 曾國藩刻書銷售

同治二年，曾國藩尚在安慶，其時有人勸其刊刻《船山遺書》。從籌備書局的建立，曾國藩花費了三萬兩銀子，并由其弟國荃出銀五千兩作《船山遺書》的刻板費用。同治六年，《船山遺書》三百二十二卷刻竣。此書牌記標明是“湘鄉曾氏刊于金陵節署”。這是曾氏兄弟自費刻成的巨著。過去人們一般都以為此書是金陵書局（官書局）所刻之書，實是一種誤解。

其次，《船山遺書》在金陵刻竣之后，由歐陽兆熊將板片帶回了長沙藏傳忠書局內，開刷時曾氏兄弟除各取數十部送人外，凡需者均要付板費與紙費去刷印。《郭嵩燾日記》就曾記述了付資刷印《船山遺書》之事。

同治七年四月初五日，郭氏日記曰：遣楊升赴省，以立箎約其今日到省。順致曾沅甫一信，并致刷書價交黃少昆一刷《船山遺書》二部。（《郭嵩燾日記·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98頁。）

四月十七日，郭氏日記又曰：遣楊升赴省運《船山遺書》送縣。

由此可知，郭嵩燾所刷的二部《船山遺書》是給湘陰縣有關部門刷的，這個板資及紙張費是曾沅甫（即曾國荃）所收。光緒年間，曾國荃將《船山遺書》全部板片，捐給了衡陽船山書院。

五 金陵書局的經營管理

經筆者的多年考證，同治八年以前，金陵書局實則是曾國藩私立書局，同治八年年底，曾國藩才將其移交給官辦。

同治六年曾國藩二任兩江總督期間，整頓了金陵書局并刊刻《史記》《漢書》《三國志》等書。并刊刻了《金陵書局章程》及《訓手民四條》等規章制度實施。他《致周僈云》信曰：仆嘗論刻板之精者，須兼“方粗清勻”四字之長。“方”以結體方整言，而好手寫之，則筆畫多有棱角，是不僅在體，而足在畫中見之；“粗”則耐于多刷，最忌一橫之中太小，一撇之尾太尖等敝；“清”則此字不與彼字相混，字邊不與直線相拂；“勻”者字之大小勻，畫之粗細勻，布白之疏密勻。既系長遠之局，須請局中諸友常之執此四端，與工匠講求，殷勤訓獎，嚴切薰戒，甚至撲責議罰，俱不可少。自然漸有長進。或寫手略分甲乙，上下其食，伏候卓裁。至賣價不妨略昂，取其贏馀，以為續刻它書之資。請酌擬一價，仆再核定張貼局門，使人共知工匠之殿最（古代考核軍功、政績劃分的等級，上等為最、下等為殿——引者注）。賞罰亦請酌議條規，即庋板開刷等事均立章程，以便遵守。（《曾國藩全集·書信》/岳麓書社，1994年，第6513頁。）

又“訓手民四條”中的“手民”，清代即指雕板排字工人。“四條”即方、粗、清、勻各字的內容。為使刻版達到“方、粗、清、勻”，曾氏賞罰分明。“略分甲乙，上下其食”，曾氏采用了責任制，按勞取酬。金陵書局寫刻諸匠高手月奉銀可達二十余兩。

曾氏還說了金陵書局新刻之書，“賣價不妨略昂”，說明所刻之書即商品書，而取得利潤，以續刻它書之資。此時，曾國藩江督年養廉銀就有二萬兩銀子，根本不缺錢花，金陵書局之老板曾國藩講求精刻書籍，取得利潤，是為了繼續發展刻書事業。

金陵書局所刻的《史記》還分高、中、低三檔裝訂。高檔書紙張好，書籍天地寬長，便于批注，價格定為每部二十一串,中檔則定價為十四串;低檔的普通裝訂則只需十一串了。這種做法既能適應社會各層次的讀者所需，最主要的是生意做活了。

六 結束語

曾國藩權綰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謚稱文正。走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路。另一方面，他從編賣竹籃、造紙出售、販書經營、刻書求利到成立書局而大規模出版書籍，走的又是一條經商之路。他的經商意識，給社會及他的家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曾國藩的經商思想對其后輩是產生了直接的作用。清末至民國年間，曾紀壽在漢口經營過輪渡公司;曾廣鈞開過礦，經營過湖田；抗戰期間著名化學家曾昭掄在西南聯大還辦過肥皂廠。當時西南聯大的教授們生活貧困，于是，兼職五花八門，曾昭掄是化學家，他幫人開了一個肥皂廠，制造肥皂出售，算是教授中間的“富翁”了。每月家里總能吃上幾頓油葷。

至于曾氏家族走上實業之路者，亦代不乏人。本文簡述曾國藩經商之過程，權當起拋磚引玉而能使專家學者們共鳴吧！

作者：42.121.43.*   回復：0   發表時間：2014-06-11 11:1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