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譚霖 譚春來 譚良超 譚校良 譚耀銀 譚飄逸 譚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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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公十年冬十月齊師伐譚譚子奔莒乃以國為氏而譚氏自此始焉”這是所有譚氏子孫的共識。關于他的族源卻確眾說紛紜。
一：譚氏源自姬姓，周穆王始封譚子。
譚氏出自姬姓，帝嚳高辛氏之裔。刺桑譜系、浯溪譜系、都昌譜系、廣東梧溪譜與湖南部分地區(qū)的族譜及近代洛陽出土的大隋大業(yè)時代的譚君墓志銘皆言：“譚氏出自姬姓”。
江西浯溪譚氏族譜與大隋大業(yè)譚君墓志銘言：“譚”為周初所封（見：江西浯溪譚氏族譜世錄、隋大業(yè)六年十二月十七日癸酉故清河縣令譚君之墓志銘）。
江西刺桑譚氏源流序、湖南弘農(nóng)堂譚氏源流序及廣東梧村譚氏族譜記載：“譚”為周穆王所封（見：江西刺桑譚氏大宗祠序、江西澄溪族譜源流記、湖南弘農(nóng)堂五修源流序、廣東梧村譚氏族譜序）。
1990年4月考古發(fā)掘得出的結(jié)論是：“最上層是周代文化城址，曾為古譚的國都。 城子崖上層的周城基本屬于春秋時期的城址，其上限為西周晚期，下限在春秋末年，戰(zhàn)國時已廢棄，代之而起的是此城東北兩公里的平陵城。”可見：“譚”并非“西周初封國”。
二、“古譚國”遺址下層無“商”代遺址。
根據(jù)1990年考古發(fā)掘證明“古譚國”遺址中未發(fā)現(xiàn)“商”代遺址。——“試掘證明：龍山文化人來此居住時就開始建城，但并無龍山文化城以前的龍山文化堆積。而且龍山文化城主要是用堆積法筑成的，夯筑技術比較原始；而岳石文化城是版筑的，兩者城垣的夯土結(jié)構(gòu)迥然有別。因此，此次證明上世紀30年代發(fā)現(xiàn)的黑陶文化城址是岳石文化城，而不是龍山文化城。龍山文化城是這次的新發(fā)現(xiàn)，同時對灰陶文化城的年代作出修正，確認是春秋城而非商周城。”在夏、周之間的商代卻沒有任何標志性的文物出現(xiàn)（暨：岳石文化城與灰陶文化城之間）。30年代發(fā)現(xiàn)的黑陶文化城址是岳石文化城（暨夏代文化層）、灰陶文化城（暨春秋城，古譚國遺址）。——“商”代在這里仿佛奇跡般消失。
三、伯益、姒姓之裔夏代末已離開城子崖。
《竹書紀年》有記載：“夏后相三年，征風夷，皇覃氏西遷顓頊之墟”。說明伯益族人建立的“皇覃氏城”（城子崖龍山文化層）已被夏啟族人占領，皇覃氏被逼西遷。“皇覃氏城”變成了大禹后裔“姒姓”的領地。“伯益”并未繼承“大禹”的位置，一說被禹子“帝啟”所殺（見《容成氏》 “啟于是乎攻益自取”）；一說 “避子啟于箕山之陰”（見《孟子.萬章上》 “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不論怎么說，證明在“大禹”后代到來之時“皇覃氏”暨伯益之后已西遷。
在陜西、河南等地出土的龍山文化晚期的器物，《父已鹵》、《父已爵》、《覃父已》、《亞中覃父乙》、《共覃父已》、《共覃父乙》、《父丁爵》、《父艾丁》等青銅器，標明了器物生產(chǎn)者和所有者的族氏。銘文族徽顯示，“覃”是皇覃氏家族的徽識，有“覃”這個徽識的器物表明均系“皇覃氏國”之器。在四川都江郾流域的彭州，竹瓦街，出土大批窖藏青銅器，其中《覃父癸》、《牧正父已》這兩行銘文，與當時的“皇覃氏國”青銅器銘文完全一致。所有這些東西，都證明了“皇覃氏”已西遷。
雖然“夏”姒姓后代，未見記載何時離開城子崖，但1990年考古發(fā)掘結(jié)論證明其在“夏”代末已離開。
四、《左傳》、《史記》記載出現(xiàn)偏差導致混亂。
《左傳.莊公十年》莊公十年，【經(jīng)】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傳】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史記?齊太公世家》 二年，伐滅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
因歷史文獻記載出現(xiàn)偏差，依據(jù)《左傳》者，符合1990年考古結(jié)論。依據(jù)《史記》者，符合1930、1931年考古結(jié)論。
五、譚氏世系正義。
按浯溪譜記載“封武王弟”于譚為譚子，至至十一世‘謂’奔莒。（前1046年“武王即位”—前684年= 362年；平均每代約為33歲）。
按刺桑譜記載“穆王伐東封‘懿’公于譚”為一世譚子，至十一世‘謂’ 奔莒。平均每代約為23歲。
前939年即穆王三十七年“穆王伐東”—前684年譚子奔莒=255年；平均23歲更符合生育規(guī)律。
刺桑譜記載：武王克商，封虢仲于宏農(nóng)，是為西虢，傳至六世西虢侯，其三弟名懿者，官拜車騎將軍，因討平東方諸侯之亂有巨勛，周穆王封懿公于譚；…至幽王寵褒姒、戲諸侯、棄皇后、廢太子；申侯引犬戎入京城、逐幽王于麗山斬之時，鄭桓公與懿公八世孫譚熹公…譚熹公曰：“天下不可一日無君，宜奉太子即王位”，于是奉宜臼即位為平王。王曰：鄭桓公死于王事追封為冢宰，譚熹公、衛(wèi)莊公、秦襄公俱賜金帛立生像于功臣廟。可知‘懿’公為一世譚子，“熹”公為八世“譚子”。 八世“熹”公為譚子的時間是前771年。距穆王伐東時間168年，傳了八代，每代約21歲； 距譚子奔莒時計87年，按每代21歲計算，八世“熹”公至奔莒譚子也是約傳3-4代。
暨：從“周穆王”伐東封“懿公”于譚開始，至奔莒譚子也是11至12世。
如此看來，浯溪譜記載的譚子 “文王子，武王弟”應為 “文王弟，武王叔”。
“文王弟，武王叔”記載的也實際是譚子的前身 “西虢侯虢仲”。“譚氏望出弘農(nóng)”實際所指就是譚子前身“西虢侯虢仲”之邑；這也是在城子崖譚城確定之前，根據(jù) “譚氏望出弘農(nóng)”而有人認為譚國在西的觀點。
后世譜序有記：“入莒之后以國為氏而郡稱弘農(nóng)，其后世有東國大夫?qū)沂阑戮雍幽嫌址Q河南郡，稱河南郡者不忘宦居之自也；稱弘農(nóng)郡者不忘封國之自也。”這個記載十分恰當?shù)卦忈屃俗T氏之源。
刺桑譜記載“六世西虢侯三弟名懿者…因討平東方諸侯之亂有巨勛…周穆王封懿公于譚”；結(jié)合1930年、1931年中央研究院吳金鼎帶領首次“城子崖”考古發(fā)掘結(jié)論、1990年4月山東省考古研究所張學海帶領再次考古發(fā)掘結(jié)論，證明“譚國”確實在東。
“城子崖”上層的春秋城就是“古譚國”。 1990年4月城子崖考古發(fā)掘結(jié)論明確定義：“下層是龍山文化層；中層是岳石文化層；上層是周代城，即《城子崖》書中所說的灰陶文化時期，確切地說是春秋城，不是商周城。”
根據(jù)1990年4月城子崖考古發(fā)掘得出的結(jié)論譚國建國時間“上限為西周晚期”，所以浯溪譜記載的譚子“文王子，武王弟”應確定為“文王弟，武王叔”。文王弟‘西國侯虢仲’六世孫之三弟名‘懿’者，隨穆王東征，穆王封‘懿’公于譚國、子爵，世稱“譚子”。
故：一世譚子應為“懿”；八世譚子“熹”暨八世譚子“煥”；奔莒的譚子應為浯溪譜記載的譚子“謂”。
六、伯益之裔說。
關于“伯益之裔”說，有前文《譚氏為伯益之裔說不能成立》，此不再重復。
“祁…..頃元侯….”世系，民國十七年（1928年）湖南《弘農(nóng)堂五修族譜》有《祁公項公源流辯》可知其原委。（附錄《祁公項公源流辯》：當思譜牒修明后進庶無疑羲我氏族譜創(chuàng)修于前清，雍正乙卯從， 始遷安祖彥派修之至，嘉慶續(xù)修則以漢文帝時元侯項公為鼻祖，越道光三修將項公毀之；又以居莒祁公為始祖，迄四修將祁公、項公互錄。 然一氏兩祖前后顛倒，于理很疑。今當五次續(xù)修，舉莫敢廢，仍將祁、項兩祖俱載，但朝分前后。當以祁公為始祖，以項公等為祖，例于二十代后，依次參入，為一派源流之祖。庶有倫有序，無漏無遺，后之覺者，當以此次所敘為稍當！云至若稱某公某子老譜照原錄之，無則不敢忘添。 —— 嗣孫國泰、達尊，謹撰 合祖同刊）。
從《祁公項公源流辯》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世系：創(chuàng)修于前清，經(jīng)雍正、嘉慶、道光三修、四修，至民國十七年五次續(xù)修才“以祁公為始祖，以項公等為祖，例于二十代后，依次參入，為一派源流之祖”。序中說“……然一氏兩祖前后顛倒，于理很疑，……當以此次所敘為稍當……”——可知證據(jù)不足。

七、譚氏遠古世系。
譚氏遠古世系：一世祖：譚子，二世祖：讃，三世祖：剛，四世祖：玞，五世祖：蕓，六世祖：縈， 七世祖：鞭，八世祖：煥，九世祖：嘏，十世祖：禧，十一世祖：渭，平生耿直性志中堅，因桓公九合諸侯，齊師過譚不及餉齊師入國又不稱賀，齊人伐之，譚子‘渭’奔莒因以為姓曰‘譚’，故春秋書曰：譚子奔莒。
十一世：譚子‘渭’（奔莒）；子二：秀（暨公子伯，奔周）、君（暨公子仲，入齊）；……….
2014年11月8日

作者：譚霖   回復：0   發(fā)表時間：2014-11-21 11:2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