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譚氏族源辨析
上章所提的“譚子”，作為西周王朝的侯爵中五等中的四等--子爵。在成周時封七十一國之中并無“譚國”，所以 “譚為不得姓之國”。秦始皇統一六國后，治郡縣亦無“譚”。但《左傳?莊公十年》明確所載，在公元前684年，齊師伐譚，譚國不能力敵，“譚子奔莒” 國君奔鄰國“莒”避難。
西漢元鼎四年（前113年），漢武帝設置弘農郡，其轄陜、澠池、 新安、宜陽、陸渾、盧氏、丹水、析、商、上雒等十一縣。
“譚氏望出弘農”有兩層意思：①古譜記載“奔莒即郡稱弘農”指的是“譚氏來自弘農故地”，故譚氏總堂稱《弘農堂》，而并非自西漢始才有此郡望。②在弘農郡故地屢世仕宦，也稱“望出弘農”。而《齊郡堂》是留居青州的譚氏后裔所立的總堂名。
然而，隨著時間的流逝，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我們對先祖的源流的認識也就越來越模糊。所以，對于譚氏的源流的說法眾說紛紜。
譚氏系出“贏、姒、姬、子、己、媯”的說法都有，到底出自何姓？
（1）出自“贏”姓
一說：夏封高陽氏之裔，伯益次子“若木”為徐侯，周武王封其裔36世“姬孝公”于“譚”，51世“祁義”始姓譚，71世“玉成”遷弘農。
二說：夏封高陽氏之裔，伯益長子“大廉”承伯益爵位為箕山諸侯，其裔附周伐商，周武王封其裔53世“襄”于“譚”，54世“雍”始姓譚，73世“宣”奔莒，76世“祁”周匡王四年（前609年）遷弘農，97世玉成遷南粵。此二說都自認為是位于今城子崖古譚國“前684年奔莒譚子”之前的譚氏源流世系,事實這是一個錯誤的認知，如冠以“譚”是不能成立的世系。我們從下面的文獻就可以看出：
《竹書紀年》有記載：“夏后相三年，征風夷，皇覃氏西遷顓頊之墟”。說明伯益族人建立的“皇覃氏城”（城子崖龍山文化層）已被夏啟族人占領，皇覃氏被逼西遷。“皇覃氏城”變成了大禹后裔“姒姓”的領地。“伯益”并未繼承“大禹”的位置，一說被禹子“帝啟”所殺（見《容成氏》 “啟于是乎攻益自取”）；一說 “避子啟于箕山之陰”（見《孟子.萬章上》 “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不論怎么說，證明在“大禹”后代到來之時“皇覃氏”暨伯益之后已西遷。在陜西、河南等地出土的龍山文化晚期的器物，《父已鹵》、《父已爵》、《覃父已》、《亞中覃父乙》、《共覃父已》、《共覃父乙》、《父丁爵》、《父艾丁》等青銅器，標明了器物生產者和所有者的族氏。銘文族徽顯示，“覃”是皇覃氏家族的徽識，有“覃”這個徽識的器物表明均系“皇覃氏國”之器。在四川都江郾流域的彭州，竹瓦街，出土大批窖藏青銅器，其中《覃父癸》、《牧正父已》這兩行銘文，與當時的“皇覃氏國”青銅器銘文完全一致。所有這些東西，都證明了“皇覃氏”已西遷。雖然“夏”姒姓后代，未見記載何時離開城子崖，但1990年考古發掘結論證明其在“夏”代末已離開
因為上世紀九十年代，考古學家對城子崖的最終考古發掘證明“城子崖”沒有“商周”文化層，暨“夏”代末至“西周”初，“城子崖”有700余年斷代。而此二世系記載“譚”建國的時間都與考古發掘所見不符。其唯一可依據的是司馬遷寫的《史記》對“郯”與“譚”的混淆記載：《史記?齊太公世家》“二年，伐滅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
司馬氏撰寫的《史記》對“郯”與“譚”的混淆記載造成歷代譚氏族人對遠祖世系混淆不清，將“郯”姓世系混淆為“譚”姓世系。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各地譜牒再次大多燒毀后，新修的譚氏族譜、志，出現了更多的誤傳。

(2)出自“姒”姓
此說最根本的依據是：第一，“夏后相三年，征風夷，皇覃氏西遷顓頊之墟”。此時大禹后代，大將“汝艾”占領了位于城子崖的“皇覃氏”故城。之后未見史書記載大禹后代從此地遷出。故推測后來的“譚國”就是“汝艾”的后代所建。第二:“姒”姓說的始作俑者是萬姓通譜載，明朝蘇平仲“譚氏家譜序”。以明朝的文人所著的家譜序來作為論據，未免太草率。
(3) 出自“子”姓
此說主要依據“平陵為殷商帝乙之都”的傳說，認為“譚子”與商帝乙“子姓”為同姓。此說實為誤解。譚子的“子”為爵位。商帝乙“子姓”的“子”則為姓氏。是把“子爵”與“子姓”混淆的緣故。在20世紀30年代考古學家對“城子崖”的初步考古結論，誤把屬于岳石文化時代的“黑陶文化城址”當成了“龍山文化城”，因此“灰陶文化城”的年代也出現了相應的錯誤認定。混淆了“城子崖”沒有“商周”（夏末至周初）文化城的事實。在城子崖北五里河叉處，發現商周文化遺跡，但并無城址。當為商遺族采鹽之地。


(4) 出自“己”姓
“己”姓出自“莒”，因譚子奔莒，故有己姓說。“莒國”己姓子爵，開國君主為茲輿期。舊都介根，春秋初遷于莒。
(5) 出自“媯”姓
因公元前684年之后，“譚國”逐漸成了齊國的附庸。故有“譚，齊所出”之說。公元前386年齊國大臣田和被周王室列為諸侯“媯”姓，徹底取代了姜姓政權，但仍以“齊”為國號，都臨淄。故有譚氏“媯”姓說。有人認為：“譚”人奪了“田齊”的權，后“譚”得以復國。但此不見有史籍記載，我斗膽認為這是臆造。
(6)出自“姬”姓
出自高辛氏帝嚳“姬”姓說，江西刺桑譚氏宗支、江西浯溪譚氏宗支，湖南《弘農堂》宗支，廣東梧村宗支等四大宗支的譚氏老譜序都有記載。譚氏系出自高辛氏帝嚳，其后裔古公亶父幼子季歷傳虢仲，武王克商封虢仲于宏農，為西虢侯。傳至六世西虢侯時，其三弟名“懿”官拜車騎將軍，隨周穆王東征有功，周穆王封“懿”于“譚”為譚國，子爵。關于譚國始建于周穆王時期，衍昌公宗支古序有較詳盡的記載，《弘農堂》宗支古序也有記載（見寧鄉五修譜譜），梧村宗支也有記載（見梧村譜）。這些古譜記載的“譚國”建立時間與20世紀末考古學家最終對城子崖考古發掘得到“譚國”建國的時間出奇的吻合！
所以說周穆王封懿于譚，子爵；前684年譚子奔莒，以國為姓，以爵為名。

第四章 駁譚氏 “伯益贏姓之裔”
譚氏為“伯益贏姓之裔”說，在20世紀末，新編的譚氏《族譜》、《族志》之中廣泛被認同。2007年陜西寶雞編撰的《中華譚氏通志》也采用了該篇世系作為“譚氏總序”，因此造成世人以訛傳訛，幾成眾口鑠金之事，快成三人成虎定局。
譚氏為“伯益贏姓之裔”說，首先它有一個完整無缺的傳承世系。但是這個世系明顯不能成立，理由如下：
1、該世系用傳奇的手法從軒轅到明弘治六年，每代都有非常詳盡的生卒記載，從“八世若木生于公元前2241年”開始，至 “129世永星生于明弘治六年”止，每一代從無間斷。事實這樣詳盡的記載是不可能的。《竹書紀年》在晉代重現于世之前，公元前2241年至公元前899年這段歷史，根本就沒有其它任何詳盡紀年的史料存世。
2、該世系記載：“二世少昊金天氏、三世顓頊高陽氏、四世女修高辛氏。記為連續的祖孫傳承關系，查古史并未見記載。“少昊金天氏”，東夷族首領。以鳥為圖騰，任官都用鳥名。“顓頊高陽氏”黃帝子昌意孫，居帝都（今河南濮陽西南）。 “高辛氏帝嚳”為黃帝子玄器之孫，是商族、周族共祖。 而 “四世女修高辛氏”，此說毫無根據。對于這些遠古時代，史學家將其列為“傳說時期”，如此列為祖孫關系則毫無根據。
3、史書用“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這樣籠統的時限記載了“夏”的大約歷史時間，并不能確定“大禹”后代具體執政年限。“伯益”是否繼承“大禹”的位置？一說被禹子“帝啟”所殺（見《容成氏》 “啟于是乎攻益自取”）；一說 “避子啟于箕山之陰”（見《孟子.萬章上》 “禹薦益于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如上可知，在“夏”這個朝代“大禹”后代尚無確切記年，“伯益”的后代怎么可能有詳盡的記載？
4、“帝啟”建立奴隸制政權后，《竹書紀年》有記載：“夏后相三年，征風夷，皇覃氏西遷顓頊之墟”。說明伯益族人建立的“皇覃氏城”（城子崖龍山文化層）已被夏啟族人占領，皇覃氏被逼西遷。“皇覃氏城”變成了大禹后裔“姒姓”的領地。并開始了新的城池建筑（城子崖岳石文化層）。
5、“早期在陜西、河南等地”出土的龍山文化晚期的器物，《父已鹵》、《父已爵》、《覃父已》、《亞中覃父乙》、《共覃父已》、《共覃父乙》、《父丁爵》、《父艾丁》等青銅器，標明了器物生產者和所有者的族氏。銘文族徽顯示，“覃”是皇覃氏家族的徽識，有“覃”這個徽識的器物表明均系“皇覃氏國”之器。“近年，在四川都江郾流域的彭州竹瓦街”，出土了一大批窖藏青銅器，其中《覃父癸》、《牧正父已》這兩行銘文，與當時的“皇覃氏國”青銅器銘文完全一致。
在殷末周初，地處東方有族徽“皇覃氏”標志且重達幾十公斤的青銅器物怎么會出現于陜西、河南等地和“四川都江郾流域”呢？這值得深思！ 帶有“銘文族徽標志”的青銅器，這是一個氏族的象征。這不可能是“譚國”（應為：“皇覃氏國”）經濟文化與巴蜀古國直接交流的證據。標有‘皇覃氏銘文族徽’的器物，在商周時代出現在“陜西、河南等地”和“四川都江郾流域”，應該就是“皇覃氏西遷”的證據。表明在這些器物被窖藏之前更早的時候皇覃氏族人西遷到了這些地方。不得已時才將這些器物窖藏。
6、《元和姓纂》及《通志.氏族略》記載，徐氏為顓頊，皋陶的后代。禹時封伯益之子嬴若木于徐國。其后，歷夏、商、周三代，徐國都是諸侯國之一。從周公旦開始，周成王、周康王幾代中，西周和徐的戰爭是最頻繁的。徐國參與了以武庚為首的商殷殘余貴族叛亂，抵制周公東征。徐國的駒王起兵直接攻周，一直打到黃河邊上。徐夷后人為“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而自豪。魯侯伯禽（周公旦兒子）經常不斷地與徐戎摩擦，《尚書?費誓》載：魯與徐戎、淮夷有過激烈的戰爭，魯國受到威脅很大，以至一度不敢打開國都的東門。至周穆王時，徐國之君徐偃王‘嬴誕’在位，行仁義，結眾心，頗得百姓擁護，四周有36個國家都派人向他朝貢。后來，他曾舉兵進攻周朝都城，被周穆王打敗后，在彭城（今江蘇徐州市）一帶的山中隱居下來。周穆王別封他的子孫為‘徐子’，繼續管理徐國。由此可見：從周公旦、周成王開始，至周穆王東征，姬姓周族與贏姓徐夷都是沖突不斷。“從周公旦、周成王開始，徐國就參與了以武庚為首的商殷殘余貴族的叛亂，抵制周公東征”。可想而知,在這種情況下，周公旦、周成王怎么可能再將徐夷冊封到腹地建立“譚子國”呢？（“魯”在南，比鄰“徐”；“譚”在魯之北。）周穆王東征打敗徐夷。《詩經?大雅?常武》篇說：“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截彼淮浦，王師之所”。其中“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意思是說順著淮水的邊岸，省視這個徐國土地。這也證明了，徐人在當時已經南遷到了淮水附近。“淮浦”是指徐國的腹地、都城所在地。“截彼淮浦，王師之所”是指王師占領了徐國的戰略要地和核心區域。從此，周穆王把贏姓徐夷由二等“侯爵”降到了四等“子爵”。此后‘徐子國’對周王室規規矩矩延續了數百年。再因“徐”與“吳”不斷有沖突，到公元前512年，吳王派孫武、伍子胥興師伐徐。北渡淮河，決泗水淹徐，徐子奔楚。《左傳?昭公三十年》中說，“徐子章禹斷其發，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48個字讓后人明悉徐王奔楚，城池被毀的秘密，但對于徐王為何要奔楚，奔楚之后徐人又落腳何地，史書上找不到任何痕跡（現代考古證明最后生活在江西宜春靖安縣縣內）。徐國在中國歷史上存在1649年，共有44代君王。其區域先在魯南郯城一帶，后遷至泗縣、泗洪。徐偃王時最為強盛，疆域擴大到整個蘇北、皖中、魯南等江淮廣大地區。彭城因徐國而改名，成為九州之一的徐州。徐在西周為東夷集團中最大的國家，《韓非子》說他地域五百里。嬴若木于徐國開始為侯，其后裔一直延續到公元前512年被吳國所滅。公元前414年，周列王十二年，吳越再滅其方國“郯”。后人（包括《元和姓纂》作者及譚氏先輩譚嗣同等）在撰寫譚氏族譜序時，把譚氏起源確定為“贏”或“姒”，首要原因是因為今山東大部分地區遠古時為東夷族領地，“夏”代時又被“大禹”后裔占領，所以理所當然地認為后來的“譚國”與他們一脈相承。更重要的理由是司馬遷寫的《齊.太公世家》：“二年，伐滅郯，郯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郯，郯無禮，故伐之。”的記載把“郯”和“譚”混淆了！因“郯”是伯益后人的封國，古人不知城子崖地底下的事，認為《史記》絕對正確，導致后人得出“譚氏出自贏姓”的錯誤判斷,以致歷屆修譜混淆不清。
7、二十世紀末，考古界對城子崖細致的鉆探和發掘，用鐵的事實證明：城子崖沒有“商代”文化層。同時，為了解決城子崖“黑陶文化城的年代和是否存在岳石文化遺存”兩大懸案，經報請國家文物局批準，在對遺址進行“四有”勘探試掘的基礎上，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0年3月，所長張學海帶領研究所部分業務人員，對城子崖遺址進行了復探與試掘。最終確定：“上世紀30年代發現的黑陶文化城址是岳石文化城，而不是龍山文化城。龍山文化城是這次的新發現，同時對灰陶文化城的年代作出修正，確認是春秋城而非商周城”。“城子崖”最新的考古定義，也最終證明了“譚氏始于伯益贏姓”，由“皇覃氏”一脈相傳至公元前684年“譚子奔莒”的世系記載是錯誤的。

作者：譚霖   回復：0   發表時間：2015-01-07 12:3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