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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樓] 我寫《周恩來與信訪工作》的三點感想/刁杰成

一、《周恩來與信訪工作》，經過人民出版社、出版署和中央文獻研究室審查、批準，于最近出版了，有些網上較長時間連續宣傳；我局《人民信訪》今年二月號登出了書訊，三月五日，在周總理誕生117周年時，刊登了我摘錄、匯集書中部分內容，寫成的《周恩來教育、愛護、支持信訪干部》一文，以緬懷和紀念周恩來同志。
二、我是從1982年開始匯集資料，調閱了國務院檔案庫中1949年至1982年的全部信訪檔案，搜集了幾十萬字的材料。1996年，整理出版了《人民信訪史略》（習仲勛作序），1997年10月完成了《周恩來與信訪工作》初稿。由于兩個原因，《周恩來與信訪工作》沒有送出版社。一是保密期三十年沒有過，二是需要完善。之后，經過多次修改，每修改一次，我受一次總理高尚品德的教育，就是帶著這樣的心情修改書稿的。我總希望將總理的偉大人格、為信訪所作的工作，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盡快推向社會。書稿送到出版社后，他們先后打印出六次清樣，送我審稿。我是惟恐出現錯誤，如果有錯誤，是對總理的不恭。算來，從匯集資料至今，已三十多年，完成初稿至今也快二十年，在各方面的支持下，終于實現了愿望，2014年九月出版面世！
周總理為信訪工作嘔心瀝血，每時每刻都把信訪工作和人民的事情放在心上，處處事事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這種崇高的品德，在全國人民心目中樹立起一座永遠閱讀不完、永遠受人敬仰的豐碑！在周恩來的具體指導下，我們國務院的信訪工作始終沿著毛澤東指引的為人民服務的正確道路，健康地前進！在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架起了一座暢通無阻的天然橋梁，為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開辟了一條嶄新的渠道。
我們這些為總理處理信訪工作的人，都深深感受到在他老人家身邊工作是最幸福的，他的革命精神，使我們終身受益！
書出版后，原中央一位領導同志的女兒到我這里來，我送她一本，她拿到書后說：你終于完成了心愿！事情正是這樣。
三、現在僅就總理關心信訪工作與信訪干部的事，作一個簡單的介紹：
1、總理對工作認真、負責、細致、周到，對我們上報的文件，包括文字通順與否、標點符號點錯沒有、有無錯別字等等，都不放過。一旦發現，立即改正，并讓秘書告訴我們，正確的是什么。如，某省會“狂人公社”群眾組織來電，因事急，手寫上送，將該組織寫成了“犯人公社”，總理發現后，立即改正，讓秘書告訴我們，正確的名字。再如，已故著名畫家徐悲鴻夫人給總理來信，我們摘報中，沒有將關系交待清楚，總理作了詳細修改，更正過來。我經辦一件加急電報，摘要上送。第二天，搞報退回，發現總理在搞報中“并”字邊上打了個問號。我仔細研究，發現“并”字指的什么，沒有交待清楚。說老實話，當時，我不知道“并”是什么意思。后查字典才弄清楚，是太原的別稱。現在我還記得，電報的原文是“結集在并”。
2、國務院信訪工作最困難的時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困難，都是周總理為我們一個一個解決。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解決信多人少的問題。“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來信猛增，原有辦信人員經常加班加點，已成為常態。報告周總理后，從部隊借調35位同志為信訪室辦信。這樣，信訪室就能抽出較多的人力和時間研究信件中的問題，準確、及時向領導匯報；
第二，解決渠道不通的問題。“文革”開始后，信訪室的工作匯報渠道一度不暢通，周總理知道后，就委托李富春、李先念兩位副總理研究信訪室工作。一個處級單位的工作，除總理親自掌管外，還委托兩位副總理具體研究指導，這種情況是不多見的。在周總理和兩位副總理的關懷下，信訪室的匯報渠道暢通了，工作很順暢，是我們做好工作的保障；
第三，解決信息不靈的問題。“文革”開始之初，信訪室也存在信息不靈、不了解中央精神、摸不準當時形勢等問題。這些情況關系到我們應該上報什么信息，不應該上報什么信息的問題。信訪室就給周總理寫報告，要求解決信息不靈的問題。周總理馬上指示有關部門：中央領導同志每次接見各地來京代表時，都通知信訪室派兩名同志參加。參加會議的同志回來后，向全體同志傳達，使大家知道，哪些問題中央已經解決，哪些問題中央正在解決，已經解決的事情，就注意反映落實中的問題，中央不知道的問題，應迅速上報，以便中央能及時掌握情況，進行處理。信訪室旁聽中央領導同志開會講話的辦法，—直延續多年；
第四，規定信訪工作的具體做法。如：
信訪室每天上報的來信摘報很多，周總理對這些摘報非常重視，作了大量批示。為了掌握摘報的全面情況，1968年9月19日，周總理指示：給我送來的人民來信每天列一個目錄，同時還讓信訪室每周寫一份綜合性材料，將一周的來信內容濃縮成幾百字送給他。根據周總理的指示，信訪室每天下班前將當天的所有來信摘報列一個目錄報送給他。每周整理一個綜合材料，在周六下午送去。這個辦法堅持多年。
確定《信訪簡報》發送范圍。這個問題涉及兩方面:一是發送范圍，二是刊登內容。都涉及到政治問題。簡報發送的領導同志的名字，都印在簡報后，有誰沒誰，名單排列的前后，都是政治問題。過一段時間，報請總理批一次。有一次總理在我們送的發送名單上批示“照我改的辦”。
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的有關規定，到70年前后，如轉辦信件等具體辦法，都由總理審批；
第五，制定落實黨政軍干部政策，在當時是有很大風險的。
3、接待工作中具體指導。
第一，總理指示，接待室要建在人民群眾容易找的地方，進出接待室不要任何證件，隨到隨談；
第二，接待干部，可以對來訪人說，是代表我總理在接待的；
第三，在國務院秘書廳實行處長以上干部定期、輪流到接待室接待來訪人。習仲勛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長，還到接待室接待來訪人；
4、書中，介紹了周總理對工農業生產、關心民眾生活的指示很多，并附有總理指示手跡。
三、書中寫的內容，只是周總理關心信訪工作的一小部分，我現在介紹的情況，又是書中的一小部分。足以說明周總理是如何關心信訪、關心人民群眾的。
另外，說兩句題外話，中央文獻同志先后兩次來電話：一次是《人民信訪史略》出版后，他們問，書中說任弼時同志1949年4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依據是什么，他們不掌握這個情況。我告訴他們，出自國務院檔案，有中辦和國秘的文件為依據。他們說，將把這個職務寫入任弼時傳中；二是看了《周恩來與信訪工作》（初稿，是韓福裕給他們看的）說，書中解決了總理歷史上一個懸案：哪一年、從什么地方去遼寧鐵嶺的問題，還問周瑞英是誰？過去，鐵嶺、紹興和淮安三家說法不同，誰也拿不出有說服力的證據。他們又不掌握，現在解決了。周恩來五十年代批示說：他是1910年，12歲時，從淮安去鐵嶺的。
(作者系國家信訪局原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