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了散親單，高興得跳起來，千謝萬謝劉裁判員，拿上行李高高興興地和妹妹一起回到舅舅家。
這件事，在村上引起了轟動，大人孩子尤其是青年婦女更把我們看成是了不起的英雄。他（她）們認為我是能和政府說得上話的人，大事小事都來告訴我，讓我幫他（她）們到政府去告狀，去說情。我呢也樂意為大家幫忙，整日在外奔波。區婦女主任高玉蘭、縣婦女主任郭小鳳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好大姐。我在外面忙得是不可開交，不能看著妹妹在家過著死水一般的生活。我聽說西安正值舉辦婦女培訓班，一天郭小鳳到我們苗家坪，我提出讓她把妹妹帶走，郭小鳳答應后我就把妹妹送去學習了。也正如此妹妹還學得了文化，后來畢業成了國家干部。在周家街當區婦女主任。（這是后話）
有這么一件事對我教育很深。一天早上，我一起床，就聽人說蘇二家的媳婦死了，我吃驚不小，蘇家媳婦原是我們天山渠杜家的姑娘，在娘家時就是一個能干冒尖的姑娘。我回天山渠經常看到她，白白的皮膚，葫蘆臉，是一眼快，手快，嘴快的麻利人。后來因蘇家光景好，嫁給了比她小幾歲的蘇家二兒子，她怎么會一下死了呢？我飛步跑到蘇家，一進院門，就見蘇家二媳婦橫躺在木柵欄旁，直挺挺地躺著，一動不動，臉色比平時更白了，我細一看脖子上還有繩勒的印痕。我辟頭就問：“怎么回事？”蘇老頭子不以為然地說，媳婦昨晚上和婆婆拌了嘴，想不通，尋短見上吊死了。我不相信，我回身走出蘇家大院，來到左右鄰居家細細打聽。這才知道，昨天傍晚，蘇家二媳婦正在壓蓖麻籽時，婆婆看不上眼，罵了媳婦，二媳頂了一句嘴，這還得了，真是犯上作亂。大伯子跳起來操起了根條子就打，二媳婦是越打越硬，還回罵說：“你憑什么打我？要打要罵由我丈夫，你大伯子打我，你揣什么鬼？”這下激怒了這一家子，連公公、大伯子一齊撲上來，結果給活活打死了。聽到這一切，我氣憤極了，女人一條命，遭如此輕踐，我憤怒地沖到蘇家，要他們承認是自己打死了媳婦。蘇家父子也知道禍闖大了，咬口就是不承認，我撩起死者的衣服，看見青條紫塊，指著累累傷痕問：“這是那里來的？”蘇家老頭子喃喃地說：“這是躺在柵欄條上印下的。”我怒不可遏，跑到天山渠到蘇家媳婦的娘家去報信，想鼓動他們來向蘇家尋仇，蘇家父子也得訊逃到深山里躲了起來。后來是政府出面，解決了這件事，但沒讓蘇家抵命，我總咽不下這口氣，后來還是高玉蘭開導我說：“你有正義感是好的，你的斗爭精神也是強的。但要知道，對封建社會幾千年留下的的思想基礎是一下子鏟除不了的，你教人尋仇殺了蘇家父子，那以后還有李家、候家難道你都教人殺了不成？我們不能只是為人打抱不平，要通過我們的工作喚醒大眾的覺醒。”聽了高玉蘭的一番話，我一下子好象明白了許多，我覺得我長大了，站得更高了，也看的更遠了。以后捉賭、破迷信、燒菩薩。扭秧歌都積極沖在前面，后大家選我當上區調解主任，地方政府改選，大伙還選我當鄉長，這年我才十七歲。
鄉長的工作擔子更重了，除了破除迷信，宣傳男女平等，調解婆媳關系和擁軍撫屬外。主要的是搞好支前工作。雖然當時的抗日戰爭已接近尾聲了，但我們老解放區的支前工作仍是非常繁重的。攤派公糧，軍鞋后，還要到各家各戶去收公糧收軍鞋。完成好這些任務，是我們當時地方政府的主要工作。一天，我正在清點剛收上來的軍鞋，忽然發現，在一雙雙簇新的軍鞋中有雙鞋面布紋頭毛頭都露出來了，我細細一看，原來鞋面用的是舊布頭染新做的，這怎么行？我仔細查點，原來這樣的鞋不止是一、二雙。這下我心里火了，拿起一雙鞋就要沖出門，剛出門我強制自己冷靜下來，鄉親們這些年也夠苦了，妻送郎，母送兒，大男兒都當兵上前線去了，在前線的生死不明，在后方的養老撫幼，現在還要生產支前，鄉親們確實也夠難的了。其實鄉親們是用多么大的毅力支撐著眼前的日子啊！現在鄉親們又有多少孩子赤腳無鞋穿，大家不都是在咬牙渡日，我能對鄉親們發火嗎？我抽身回來坐在炕上思忖著該怎么辦？最后還是決定要耐心地作宣傳工作。于是我帶著鞋就出去串門子去了，我耐心對鄉親們說：“大娘大嬸，我們都仔細想一想，連表帶親的，我們那一家沒有四、五個當兵，讓我們的親人穿著這樣的鞋子，追趕敵人，打鬼子，結骨眼兒出了事，你們心里好受嗎？大家手拍胸膛好好想想吧。”聽了這些話，有的大嬸應聲說：“秀華說的對，這鞋可要比自家的鞋重要啊。”有的年青婦女羞紅臉也說：“是啊，沒國就沒家，我們的親人在前方流血，我們可一定要對得起親人啊！”以后我好在大會上疾呼。通過這樣的宣傳，類似這樣的鞋以后再也沒出現過。反倒是一些婦女為使新鞋更結實點，在鞋頭鞋跟幫子上更是一針針密密納，在交公糧中也盡量把細糧、好糧作為公糧上交，大家只有一個心愿，讓戰士吃好、穿好，早日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
抗日戰爭的延安老區，是抗戰的大后方，為支援前線打勝仗，黨中央在中央辦起了抗日軍政大學，鼓勵全國進步青年到后方來學習。在后方的部隊也掀起自給自足的大生產運動。在我們苗家坪也住了一個班，他們邊學習邊生產，大小伙子們不但上田種地，還跟著村婦們學紡紗織布，空閑時還在村里搭臺排戲，就這樣可熱鬧好幾年。
一天，劉區長的愛人（原司法處的劉靖裁判員，現當區長）李桂蓮興匆匆地跑來找我，：“秀華，你老大不小得了，你要是信得過我，我就給你說個婆家，男的是咱們縣武部的大隊長，大個子黃。”“哪個大個子黃？”“就是抗大學員曾住在你們鎮子上，還在鎮上演大戲《兩親家打架》的那個扮演親家老頭的那個大個子，他學期畢業，現調到咱縣上了。”還說：“他可是打了八、九年仗的老兵了，聽人說還是個英雄呢。”我暗思忖：我是原準備就要跟個當兵走的，在這里我們婦女世代不被當作人，婚姻大事自己從來就作不了主釀造了多少人間悲劇，我是看得夠夠的了，盡管這些年婦女的地位有所改變，但買賣婚姻并沒有鏟除，包辦婚姻沿襲至今。雖說是自由戀愛、婚姻自主這一事物從認為是不符倫理，大逆不道觀念，經過這幾年的宣傳已有所轉變，可要人們理解它，認可它，接受它還是很困難的。我們鎮上有兩個有錢人家的女兒自由戀愛結婚，那是因為她們都在城里師范畢業，可我作為平民還是第一個！我去嫁給一個當兵的，第一舅舅家反對是肯定的。另外，我盡管和馮家寨的兒子散了親，可我平時還是聽得到，他們對我的婚事是很關心的，還是想通過我婚事“賣”個高價。他們在考慮振興家業上，對我寄托著很大的希望。我可決不答應。

傍晚我跟著李桂蓮來到她家，跟男方見面，時節正值二月初九，天比較冷。來到李家，見是滿滿一屋子人，除了劉靖縣管理員外，其它的人我都不認識。我的頭也不敢抬，低著頭坐炕沿上手指繞著甩到胸前的那根大辮子梢，繞來繞去。腦子里亂轟轟的，不知大家說了些什么，只知道這些人都是縣大隊的，其中身著灰布大衣的就是大個子黃—黃儒彪，邊上還有他的警衛員。警衛員名叫杜三娃，是我們天山渠的杜家人。最后大家問我有什么看法？我說不上來，很快天就黑下來了，我也不知怎么回事，“呼啦”滿屋子的人都站起身，說是回縣里了，就都走了。晚上我就和李桂蓮睡在一起，絮叨了一晚上，第二天我才回去。
其實舅舅也已覺察到了，早晨我一進門，舅舅就劈頭罵上了：“你還有臉回來？喪門星！祖宗的臉都讓你葬完了，你還是給我滾吧-----”連平時寵愛著我的外婆也開始不住地罵。我受不了了，什么東西也沒拿，轉身走出家門，這時的我已經大了，能給自己作主了，我無所顧及的走出以家門。
開始時，我是白天照常工作，晚上就到沒有男人的大嬸家住，吃飯到親戚家輪換著去。但這樣決非是長久之策，李桂蓮建議還是由她張羅，早些完婚。沒意見后，過了十幾天，舉辦婚禮的日子就到了。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是一九四七年陰歷的二月二十，這天正刮著大黃風。我住到了天山渠，一大清早，縣管理員二老張和一科員，騎著二匹馬，還帶著一匹大黑馬來接我了，他們帶來儒彪送我新做的一套黑制服和一件新大衣，讓我趕緊換上，我還穿上妹妹給我帶來的，原舅母早先就給我準備陪嫁的新鞋，我把辮子給剪了，用妹妹給我的半把梳子，攏了攏頭，把梳子往懷里一揣，就朝黑馬走去。也不知是馬高還是心亂，我怎么也跨不上馬。
按當地的風俗，姑娘出嫁，雙腳不能落地，說落地之后會把娘家的財氣帶走，一般由舅舅或叔叔把姑娘抱上轎，到了婆家再抱下轎。當地稱為“卡轎”，一直沿續到至今。那天談不上“卡轎”，連馬都騎不上，近親的叔叔不來扶，來的政府人員又不好扶，圍觀的人里三層外三層的。我忍著最大的性子忍著，把馬牽到矮墻邊，踩著墻，跨上了馬，我放開韁繩，三匹馬一起向前跑去。一路上，我的心象打翻了五味瓶，甜、酸、苦、辣一起涌上心頭，我興奮，終于做了自己的主人；我害怕，嫁給的男人究竟好不好？性格如何。我今后的路是怎么回事，心里一點兒沒底。我就這么昏昏沌沌地想著，走著。不一會兒三十里路的雙會圩----縣政府所在地到了，政府大院早就站滿了人黑壓壓的一片，這里的氣氛完全不同天山渠，說的笑的歡樂四起。政府人員的家屬，鄰居們都來了。他們用放槍為喜慶的爆竹，兩聲槍響后，我從馬上跳下來，被眾人簇擁著進了屋。我杜家有個五奶奶，住在雙會圩，聞訊也趕來了，借機會她就成了我娘家的代表，她從里到外的照顧我，還學會用“大兄弟｜”“同志們”的一個個和大家打招呼，并熱心與大家介紹：“秀華從小沒爹娘，是個苦命的孩子，大家可別鬧過頭，要照顧照顧。”
院子擺了十桌的宴席，聽說幾個區長，書記都來了。七十多歲的婆婆也由侄子帶著也來迎媳婦，這時我的心里熱浪涌動，預感到今后有希望，有指靠了，激動得我怎么也咽不下飯，還硬是婆婆過來陪著我，吃了幾口。下午，杜世喜家長請我回門，第二天一早，我就和丈夫一起回到了天山渠。有老家長的面子，幾家近門的親戚都搶著請我們吃飯，我們在天山渠住了兩天。接著，我們又回到苗家坪，到舅舅家時，舅舅躲出門避而不見，外婆雖然手腿不停地忙著，招待我們，可背著儒彪，就叨叨絮絮地罵上了：“你可自由了，也不嫌丟人顯眼。”“看你找的這男人，又老又黑。”“當兵的有啥好的，也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你看他花牙子（土語指：額頭）這么高，要克老婆的”等等。這她的話我全然不放在心上。幾天的接觸，我已經看到丈夫的脾氣好、心底善、人緣好。我也完全理解外婆舅舅的想法，現在一時講不清，等事實來說話吧。
苗家坪住了兩天，我們回到了縣政府，開始新的生活，吃飯是到縣政府食堂里打，空余的時間我就和縣秘書學寫字，那時原準備過兩天和高區長的媳婦，一起到子洲定小去讀書。就在我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時候，內戰爆發了，蔣介石掀起了反共高潮，胡宗南進犯陜北已迫在眉睫，在我和儒彪結婚的第九天頭上，他就接到調令到綏德軍分區獨立營任營長，部隊要開赴前線，縣里也緊急疏散家屬，三月九日縣政府派了一民夫，牽了一匹毛驢，把我送到丈夫家----黃家溝。到黃家溝有一百多里路，民夫牽著毛驢，我們一路疾行，淌過小河里川，只剩下輥十里路了，我們歇過腳后來到一個三岔路口，就聽到有人在喊：“哪里的家屬？”我知道，這時的鄉親們都看的出，象我們這樣的裝束，驢上坐個剪短發的婦女，多數是公家在疏散家屬。我抬頭一看，是一個娃娃，站在山腰，在大聲的喊。民夫高聲回答了一句：“是子洲的，到黃家溝去。”結果，娃娃一轉身，跑了。又一會兒，這娃娃帶著個老太太迎面走來，老太太一面招呼一面走到跟前，對著民夫說：“你可以牽驢回去了，送到這，就算你送到了。”還拍著手說：“啊呀，我一聽是黃家溝的家屬，我就知道是我們黃五的婆姨回來了，這不，我不是樂不顛顛的趕來。”聽了老太太的話，我趕緊下了驢，我知道這是我婆婆的娘家，雖然離黃家溝已經不遠了，但天色也很晚了，我被老太太留下，在她家吃了晚飯，拉了會家常，就歇息睡下了。
（未完待續）

作者：黃天寧   回復：0   發表時間：2016-06-06 15: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