瘞鶴銘石刻陳列館外景


清代書法家汪士鋐書《瘞鶴銘（金山本）》

古代金山位于鎮江城西長江之中。六朝建寺，唐朝始盛。就在那1000余年前的一天，一位金山寺內的抄經僧人，在將一卷經書抄寫完畢之際，看見經卷后面還有空頁，突然想起曾多次去焦山仰讀的瘞鶴銘摩崖石刻，便即興默寫了全篇文字，這就是留傳千年的《瘞鶴銘》“金山本”——

　　刁學士慧眼得鶴文

　　900余年之前，一位從京城退休回潤州的刁學士去金山拜佛讀經。正當他在藏經樓里翻閱經書時，偶然間發現了經后唐人抄寫的瘞鶴文，如獲至寶，鄭重地將其抄寫記錄下來。這位刁學士就是北宋“名德相望”的著名學者刁約，字景純（1000年前后-1082或1083年）。史志記載：“少有盛名，擢天圣八年（1030年）進士第，寶元中（1038-1040年）入為館閣校勘，慶歷初（1041年）與歐陽公修同知太常禮院，其冬又與修等并為集賢校理，管當三館秘閣”“約獨四十年周旋館學，天下士無問識不識，皆稱之曰‘刁學士’，而一世名德相望。告老而歸（潤州）”“葺園曰‘藏春塢’，塢面臨流為屋，曰‘逸老堂’，又西有山阜，植松其上，曰‘萬松崗’。凡當世名能文者皆有詩，故藏春塢之名聞天下。約從容里闬，年八十余，元豐五、六年間（1082-1083年）卒”。北宋的“三館秘閣”是皇家藏書之所，刁約擔當的職務類似于現代國家圖書館館長，在任長達40年之久，是一位精于史籍、學識淵博的大家。他退休后回潤州建藏春塢居住（故址就在沈括夢溪園東側的中營一帶）。同時代的蘇軾十分敬仰刁約，曾數次拜訪藏春塢，并在詩中贊頌刁公：“白首歸來種萬松，時看千丈舞霜風。年拋造物陶甄外，春在先生杖履中。”

　　關于刁約偶得金山經后瘞鶴文的事跡，見之于北宋晚期學者董逌的《廣川書跋》一書。他在《書〈瘞鶴銘〉后》一文中介紹：“昔刁景純就金山經庋中得唐人于經后書瘞鶴文”，并且在書中還記錄了刁約發現的金山唐僧抄寫的《瘞鶴銘》，全文如下：

　　瘞鶴銘

　　鶴壽不知其紀。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也，奚奪余仙鶴之遽也？廼裹以元黃之幣，藏之茲山之下。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此胎禽，仙家之真。山陰降跡，華表留名。真惟仿佛，事亦微冥。西竹法里，宰耳歲辰。鳴語解化，浮邱去莘。左取曹國，右割荊門。后蕩洪流，前固重扃。我欲無言，爾也何明。爰集真侶，瘞爾作銘。宜直示之，惟將進寧。

　　丹陽仙尉、江陰真宰立石。

　　瘞鶴銘石刻原刻于焦山臨江崖壁之上，大約在唐末或宋初墜落江中，破裂殘損。北宋中期，學界掀起瘞鶴銘研究的熱潮，先后有丹陽人邵亢、常州人張坣等依據殘存石刻上的殘字為基礎，編綴厘定出瘞鶴銘的文本，稱為“邵亢本”及“張坣本”。但他們只是收錄了瘞鶴銘的大半文字，而在排列秩序上又加上厘定者的諸多臆測，內容上便多有斷裂、錯位或文義不清等現象存在。由于邵、張兩本內容相近，現以“邵亢本”為代表抄錄如下：

　　瘞鶴銘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缺）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缺一字，當為“亭”）甲午歲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缺一字，當為“寥”）廓耶奚奪（缺四字）遽也廼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缺四字）我竹（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

　　相彼胎禽浮丘（缺二字）余欲無言爾（缺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缺一字，當為“華”）表留（缺二字，當為“形義”）唯仿佛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缺五字）入（不全，又缺二字）惟寧后蕩洪流前固重扃右害 芉卩廣氵冫（此六字不全，又缺八字）華亭爰集真侶瘞爾（缺兩字，或文但止于此，未可知也）丹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以上，“金山本”與“邵、張本”，雖然都是在宋代問世，但長期以來，他們的命運卻大相徑庭，前者屢屢遭到誤解和冷遇，而后者卻受到非理性的熱捧，這不能不說是瘞鶴銘研究中一樁有待甄別的錯案。

　　

　　“金山本”與

　　其他文本的甄別

　　

　　在歷代《瘞鶴銘》的研究中，學者們多比較推崇“邵、張本”，貶低其他文本，尤其斥責“金山本”。宋代董逌批評它“錯雜失序”，清代王澍斥之為“臆造無據”。可是，事實果真如此嗎？我們不妨將各種瘞鶴銘文本中的“銘”文部分（因“序”文部分在各本中差異較小）作一番分析比較。

　　首先，歸納各本“銘”文的基本內容，都包含有四個方面：第一部分介紹鶴的身世；第二部分仙鶴解化升天后的活動；第三部分前途受阻、心情郁怨；第四部分爰集真侶、葬鶴作銘。

　　可是，如果仔細審讀“邵、張本”就會發現多處存在文義結構方面錯雜失序的現象：

　　例如，在第一部分介紹鶴的身世之中，厘定者硬是將第三部分表示怨憤的“余欲無言，爾□□□”內容插入其內，這是明顯的文句錯置；而第二部分屬于仙鶴解化升天的內容，可是厘定者又在其中插入了第三部分前途受阻（“前固重扃”）的內容，顯得十分突兀；至于第三部分屬于郁怨之情的內容，可是，厘定者在此又安排了“右割荊門”和“□□華亭”兩句，與之文義相悖。前者表示凌空翱翔，直趨荊門的態勢，明顯屬于仙鶴解化升天的內容，應歸于第二部分。由此可見，“邵、張本”在文義與結構方面，確是存在多處失序、錯雜的現象。

　　而“金山本”的情況與之完全相反，我們從它的文本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其“銘”文所展現的四個部分，相互遞進，層次分明，結構嚴密，邏輯性強，文字如行云流水，沒有任何牽強、補綴的痕跡。這與其他各式文本的“銘”文部分所顯露出的諸多失序錯雜，或是生造硬湊的現象形成強烈的反差。并且，通過對比可以發現，邵、張二本所有的錯置句式，在“金山本”中無一例重復表現。而凡是被“邵、張本”割裂或拼湊的殘文斷字，都在“金山本”中有返璞歸真的落實。而且，“金山本”的文字亦與宋存原刻殘石的字位基本相符。

　　此外，“金山本”還具有更多的原真態特征。例如，在其他文本中，關于仙鶴解化升天后的去處，只是殘留了“右割荊門”的斷句，難窺全豹。只有“金山本”點明了解化升天后的去向是“浮丘去莘”，并且與“左取曹國、右割荊門”等句一同構成一個較為完整的組合。再如，關于“雷門鼓事”的用典，他本多是書以“雷門去鼓”，似乎表示的是孫恩攻城破鼓的情節，故事發生在東晉隆安三年（399年）；而“金山本”則是表以“山陰降跡”，介紹的是仙鶴降臨雷門，鼓聲遠震洛陽的傳說，它所表述的故事年代較早，且詞意更加準確而宏大。又如，“邵、張本”的文后署號是“丹陽、真宰”，并注明“不知其次”，而“金山本”則是署有“丹陽仙尉、江陰真宰立石”，其署號（名）格式接近漢魏碑刻遺風。

　　因此，可以斷定“金山本”的抄文年代最為早出，當是《瘞鶴銘》原刻尚未墜殘前的珍貴記錄。

　　

　　“金山本”思想內涵

　　

　　《瘞鶴銘》不是一篇普通的葬鶴悼文，其中蘊藏著深刻的思想內容和時代精神。銘文作者借瘞鶴之事，來寄托和傾訴自己的情思、抱負和痛苦。

　　《瘞鶴銘》的主題思想，作者在序文中就已經清楚地表露，那就是“吾翔寥廓”，追求理想。但銘作者這種乘仙鶴翱翔的愿望并不是為了去瓊瑤成仙，而是為了“去莘”，即中原莘野。莘野是商朝開國功臣伊尹的耕種之所和發跡之地，所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當時為了討伐腐敗暴虐的夏桀，伊尹輔佐商湯，東征西戰，艱苦卓絕，終于輔助建立了新興的商王朝。以后，伊尹成了儒家尊奉的圣人，莘野位于今河南開封附近，它亦成了中原大地的代名詞。時至六朝時期，中原被胡人占領，士族南渡，顛沛流離。銘作者在鶴文中抒發了自己的愿望和信念，即希望能像當年伊尹中興殷商一樣，去進取中原，收復神州。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戰略上一是“左取曹國”，朔淮水北上；再是“右割荊門”，從長江中游北進。作者通過“左取”和“右割”，其最終目的就是為了“去莘”，銘文中所寓意的北伐主題昭然若揭。

　　如果將《瘞鶴銘》與晉代郭璞的《游仙》詩相比，則都有著明為寫仙，實為寫郁的相通之處。若究其思想內涵及其表現手法，似乎與郭璞的四言詩《答賈九洲愁詩》更為貼近。郭璞在這首詩中寫道：“顧瞻中宇，一朝分崩。天綱既紊，浮鯢橫騰。運首北眷，邈哉華恒。雖欲凌翥，矯翮靡登。俯懼潛機，仰慮飛罾。惟其險哀，艱辛備曾。庶晞（希）河清，混焉未澄”“未若遺榮，悶情丘壑。逍遙永年，抽簪收發”。

　　可以看到，兩位作者都想飛翔天際去實現自己的愿望，一是“吾翔寥廓”，一是“凌翥”“矯翮”。他們的目的地都是中原，前者以中原的莘野為代表，后者以中原的華（山）恒（山）為象征。他們在實現愿望的過程中，都遇到艱難險阻，前者是比喻重重封閉的巨門，后者是比喻地上的弩機和天上的大網。他們最后都表現出一種無奈的痛苦，一個是“余欲無言”，一個是“悶情丘壑”。如果要談兩者還有些許差別，那就是《瘞鶴銘》在通向中原的步驟上表現得更加具體有力，擬采取“左取曹國，右割荊門”的戰略，顯示出北伐的雄心壯志；而郭詩則對志向的前景似乎表現得更加消沉一些，“逍遙永年，抽簪收發”。

　　在此，我們要感謝千余年前那位金山寺的抄經僧人，是他在經后留下了《瘞鶴銘》的宋前文字孤本，才使我們能夠領略到原刻墜落前的精妙文采，并從中體會到鶴銘作者的博大抱負和深邃思想。

　　（本文圖片由潘美云提供）

作者：222.184.28.*   回復：0   發表時間：2010-01-09 16:01:32